譚嗣同(9)

譚嗣同(9)

《夢蕉亭雜記》又記:

慈聖以袁君存心叵測,欲置之重典,文忠仍以才可用,凡作亂犯上之事,諉之黨人,並以身家保之。袁仍得安其位。

由此看來,榮祿製造此一借口,竟是連慈禧太后也瞞過了。所以如說有此賜袁密詔,應該是出於榮祿的偽造。

黃彰健認為「戊戌政變的爆發,非由袁世凱告密」,意謂政變是預定的計劃。其主要的論據,基於榮祿在八月初五並未進京,所以慈禧太后此時尚未得悉袁世凱告密的內容。否則,八月初六不會僅捉拿康有為一個人。他認為袁世凱告密的詳情,慈禧太後於八月初八方始獲悉,於是而有八月初九的逮捕「六君子」及張蔭桓。我以為這是不曾深究慈禧太后的心理的說法。

從光緒親政開始,慈禧太后一直希望她的地位有如內禪后的乾隆。易言之,即是希望光緒如接位后的嘉慶。一方面光緒先意承志,大政及用人,不違背她的意思;一方面能容她在頤和園中優遊自在,好好享幾年福。是故,只要光緒能如嘉慶,她是絕不願放棄排雲殿前的湖光山色,每天一大早來召見軍機的。

至於對光緒,她一手撫養長大,對於光緒荏弱忠厚的本性,知之甚稔,她相信光緒絕不會做出什麼悖逆的行為,這還不是能不能的問題,而是她料准了光緒不敢。至於後來常指責光緒不孝,是她為了把持大政,不得不然的說法。

但是,慈禧對光緒,有一防範極嚴的顧慮,就是怕有人「教壞」了他。第一個引起她警惕的是珍妃。文廷式大考第一,卷子發下來時交代名次:「第一不動,其餘皆可動。」此為光緒明知自己的做法不對,而還是要做的明證,亦即明知珍妃的話不能聽,而還是要聽的明證。這就不僅「教壞」,直是蠱惑了,所以慈禧非去之不可。而「教壞」珍妃的,又是文廷式,因而亦非被逐,並永不錄用不可。

第二個是翁同。我相信恭王在戊戌四月十一臨死以前,光緒奉慈禧臨視時,恭王一定對慈禧作了「他一死,翁同如挾帝而有所作為,恐無人可以壓得住他,故太后必須慎防」的諫勸。此為慈禧惡恭王,甚至不准他祝壽,而始終之典之優渥,幾可與雍正之待怡親王允祥相比擬的原因。

在恭王死後不到半個月,果然而有四月廿三,翁同親自草擬的「定國是詔」,接著有四月二十五日,著康有為於四月二十八日預備召見的上諭。其間翁是否保薦過康有為,或至少不反對召見康有為,話很難說,因為翁同日記是經過他自己改過的,痕迹已泯。但一通「定國是詔」,已足以引起慈禧的極大警惕。於是在榮祿與剛毅合力相傾之下,慈禧斷然決然地驅逐了帝師。

由此可以解釋,為什麼八月初六之詔,只捉拿康有為兄弟。即因為慈禧認為康有為教壞了皇帝,是罪魁禍首。及至發覺康有為已經逃脫,復於八月初七電寄榮祿等,於津滬等處嚴密查拿康有為。如果康有為被捕,當然不能活命。但六君子的下場,不致如是之慘。

對慈禧太后的政治手腕,治近代史者應不會忽略,她有應變的天才,即到情況十分緊急時,亦不會亂了方寸與步驟。當時的情勢,如我前面所說過的,危機已如胎死腹中,根本不必緊張。但為了要為訓政找根據,不能不故意張皇,製造嚴重的氣氛。須知此時慈禧的第一目的是奪權,因而特行臨朝訓政的典禮。要到了八月初八,行過此禮,慈禧才算正式而充分地接收了權力。在此之前,任何足以妨礙達成此一目的之舉動,如逮捕四京卿,足以招致大局不安的魯莽舉動,皆應避免。

這也就說明了,六君子何以遲至八月初九,方始被捕的緣故。同時,在八月初六那天,情勢還不十分明朗:第一,會不會引起外來力量的干預;第二,不知康黨除了袁世凱以外,可曾勾結過其他將官?關於後者,自然是由榮祿去作檢查與部署,這需要一段期間。關於前者,降旨捉拿康有為兄弟,亦等於放了一個探測氣球,看看國際上有何反應?經過兩天,並無動靜。同時榮祿亦已作了周密的部署,乃於八月初九下令,逮捕所謂「罪甚八司馬」——六君子加張蔭桓、徐致靖。

徐致靖之被捕,是因為保薦康有為。張蔭桓之被捕,亦是因為他「教壞」了光緒。對於光緒之所以致此,責任誰屬,在慈禧的看法是一貫的,與我國刑法上對「教唆」犯罰得特重的立法精神也是一致的。

至於八月十三日的突變,《夢蕉亭雜記》所記,亦頗可採信。原來派軍機大臣、大學士,會同刑部嚴於審訊。十二日本已加派御前大臣會審,而次日未待慶王所派之員主持審問,即因貽谷一奏,由剛毅親自至刑部傳諭,毋庸審訊,立即正法。其基本原因還在外間流言太盛,「有謂各公使出面干涉,並謂一經審問,恐諸人有意牽連,至不能為尊者諱」之故。

《夢蕉亭雜記》所說「某京堂」指國子監祭酒貽谷。當時確有外力干預的跡象。但此外力干預,分為兩部分,一部分是英日兩國營救張蔭桓。而八月十一日有上諭,指出張蔭桓非康黨,故此外力干預,乃別為一事,與六君子的安危無關。

另一部分是由康梁漏網而引起,梁啟超在京晤李提摩太,避入日本使館,康有為得英人之助,得以安抵上海,以及上海道蔡鈞接到逮捕康有為的密令,與英國領事接洽,未能如願的情況,京中必都已了解。加以天津《國聞報》的公然昌言,西人將作干涉。因此,在貽谷以前有高燮曾、黃桂兩奏,皆主速作斷然處置。平心而論,高、黃、貽三人都是為了保護光緒,安定大局著眼,其中黃桂八月十二日一奏,最為簡明扼要。

外間傳說紛紛,皆謂康有為弟兄所犯案情重大。其黨之同謀者,在內則以張蔭桓、徐致靖、譚嗣同、林旭為渠魁,而楊深秀、宋伯魯等扶助之。在外則以黃遵憲、熊希齡為心腹,而陳寶箴、徐仁鑄等附和之。此外尚有梁啟超、麥孟華等數十百人,蔓延團結,黨羽遍布……自去年以來,人言嘖嘖,皆謂此輩謀為不軌,將效開化黨亂高麗之故事。而康有為來京,果借變法為名,包藏禍心,詭計百出,陽托為忠憤之舉,陰售其奸詐之謀。搖惑人心,混匿國是,真有出人思議之外者。今聞朝廷察其罪狀,凡屬臣民,莫不同聲稱快。及聞該員逃匿,未能緝獲,則又私憂竊慮,恐其鋌而走險,勾結外洋,致生他變。且天津《國聞報》妄造謠言,謂外人意頗不平。此必其黨欲為挾制之計,而該報復張其說也。臣之愚見,以為此事宜早決斷,將已獲之犯,速行處治,以絕其望。

至案內牽連人員,應拿者拿,應黜者黜,應宥者宥,一經辦理定奪,即請明降諭旨,宣示中外,使為首者不能漏網,為從者不致生心。即外人慾來干預而事已大定,無所施其術矣。臣素知康有為、張蔭桓居心詭譎,故望朝廷先發制人,庶免奸黨煽亂。

此奏又有一附註,專為張蔭桓而發,基本上仍舊是客觀的:

再:臣正繕折間,適接邸鈔,知康有為一案,已奉諭旨將徐致靖等分別審訊看管,此外概不深究。至張蔭桓平日聲名甚劣,雖非康有為之黨,亦應按照屢次被參款跡,從重處罪。

黃桂為筆者長親,貴州人,時由翰林院編修改福建道御史。他當然是舊派,但卻是真正的道學先生,幼時聞長輩言,他真能做到不二色。夏日盥沐,裸上半身擦背,若有女僕入室,即避至門后,古板如此。

大致歷代黨爭,輒令人有薰蕕同器之恨。不過雖「閹黨未必盡小人,東林未必盡君子」,但代表正義一方的主事者,須是君子,則雖失敗一時,於世道人心,仍大有幫助,如明末東林閹黨之爭,東林敗得很慘,但「東林孤兒」所發生的影響,促成了康熙朝的盛運。擺脫狹隘的種族觀念來看,自是歷史上值得驕傲的一件事。而戊戌政變,最大的不幸是,真君子枉死,而偽君子康有為苟且偷生,並以作偽的方法,利用光緒的被幽,六君子的慘死,沽名釣譽,營私牟利。賢如梁啟超,亦不免助師為惡。代表正義的一方,主事者的真面目如此,那就無怪乎民初北方政壇的醜態百出了。

當然戊戌政變絕不能與明末天啟年間的政潮相提並論。保皇黨不同於東林,守舊派更非閹黨。天啟並不值得同情,值得為之一掬同情之淚的是光緒。但光緒可能至死不明白,害得他最慘的不是袁世凱,也不是榮祿,而是康有為。

大家都知道,光緒最痛恨的是袁世凱。常常在紙上畫一隻烏龜,寫上袁世凱的名字,然後將紙撕碎。又以寫有袁世凱字樣的紙懸在壁上,作竹弓竹箭的靶子。此種近乎童的舉動,為一種無可奈何的發泄。我以為光緒之恨袁世凱,不在他告密,而在誣賴他有「密詔」付袁世凱要包圍頤和園。而此「密詔」,可能出於榮祿偽造,已如前面的分析。果如所言,則袁世凱亦為替人受過,只是受過的代價很不小,袁世凱應無所憾。

其次,光緒恨的是榮祿。兩宮一起召見大臣時,光緒幾乎從不理榮祿。但榮祿卻常存補過之心。廢立一事,論者多歸功於張季直為劉坤一所草一疏,其中警句:「君臣之分已定,中外之口難防」,筆力足以回天。其實若無榮祿在朝中主持,彼此取得內外相維的默契,劉坤一不敢貿然上折,即上亦未見得能發生有力的效果。主張廢立者,實以「蒙古狀元」崇綺為首,而徐桐力贊。崇綺自其女嘉順皇后殉帝,閑廢二十年,希望以此媚禧而得復起;徐桐則以不通的翰林,自以為衛道的重任,實在是兩為帝師,聲光權勢先不逮李鴻藻,后不及翁同,此心不甘,想將大阿哥溥儀炮製成一個如同治之親李、光緒之昵翁,可以由他擺布的皇帝。說起來都是私心。

光緒之倒楣,在於榮祿、袁世凱、崇綺、徐桐,還有康有為,都拿他當作反面的政治資本,好比一張「人頭支票」,可藉以詐欺搪債。所不同者,榮、袁、崇、徐,人盡皆知其為後黨。而康有為則打著保皇的鮮明旗幟。而最諷刺者,則后黨與保皇黨,都誣賴光緒想以武裝奪母之權。北方謂某人害慘了某人,輒謂之「送了他的忤逆」。榮祿與康有為都送了光緒的忤逆,而光緒實非忤逆。康有為不特不為之辯,且推波助瀾,證成其事。其肉安足食乎?

康有為拿光緒這張「人頭支票」行騙的手法是搞勤王。勤王要人要錢,故必須號召忠義之士,有力出力、有錢出錢。梁啟超改譚嗣同的詩、改林旭的詩,都是為了這個目的。

梁啟超改林旭之詩,不如改譚嗣同之詩之甚。但小動手腳,意思卻大有出入。先說第一句:

青蒲飲泣知何補(原作)

伏蒲泣血知何用(改作)

按:青蒲之典已如前述。惟其用青蒲,才可以表明是近臣造膝密陳。今以林旭受光緒特達之知,凡有諫奏,只要辦得到,無不嘉納,根本無須泣諫,更不會無補於事。然則近臣密陳,「青蒲飲泣」的對象,既非皇帝,必是太后。

今改為「伏蒲泣血」,不過大廷苦諫,是一般忠烈的言官之所為,並不能表現林旭的近臣的身份,更不能顯示泣諫的對象為太后。「泣血」亦不典,或者由評丁卯的詩:「卻賴漢庭多烈士,至今猶自伏蒲論」而來,以「泣血」之泣來強調「烈士」之烈。

這句詩中,梁啟超用意最深的是改掉「青」字,抹煞「青蒲」即所以隱瞞林旭曾有向慈禧力諫之意。因為這表現了林旭調和兩宮的本心,變成妥協主義。而梁啟超要表現勢不兩立的戰鬥精神,當然要隱藏林旭的真心本意。末一字改「補」為「用」,亦所以表現並無商酌的餘地。

再談第二句:

慷慨難酬國士恩(原作)

慷慨何曾報主恩(改作)

原作及改作酬報深恩的對象,雖皆為光緒,但報恩的原因大不相同。這一點於林旭的原意,頗有出入。就詩論詩,是點金成鐵;就事論事,是抹煞作者的心跡。僅就前者而言,梁啟超已經愧對故友了。

按:林旭的原意是「國士待我,國士報之」,報恩是因為光緒以國士相待,並非由於光緒是皇帝的緣故。作詩講究貼切,切人切時切地切事,不獨移用不到他人身上,即為其人,亦移用不到他時他地他事。此即是宋詩精髓。

照梁啟超一改,則是一般化了,凡為臣子,無不可用。化特殊為一般,恰就是梁啟超改詩的用意,以君臣大義立論,則人人當奮起勤王,黃彰健:

《戊戌政變記》記林旭此詩頭兩句作:「伏蒲泣血知何用,慷慨何曾報主恩。」其言「報主恩」,與梁撰《譚嗣同傳》「酬聖主」語氣相同。恐系梁有意竄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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