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君子與聖訓王躍文
孔夫子鬱郁乎文哉，滿口君子小人云雲。於是漫漫兩千多年，國人大多爭做君子，或者冒充君子；鄙薄別人為小人，或誣陷別人為小人。一部民族史，似乎便由眾多君子和小人糾纏着向前演進。儘管小人從未絕種，君子卻一直是這個民族獵獵作響的人文旗幟。千年古國也因為這面旗幟而增添著些鮮亮的色彩。試問如果沒有孔子，如果孔子不動輒君子小人如何，今天會是怎樣一番景象？真的會像朱熹說的那樣，「天不生仲尼，萬古如長夜」嗎？
然而，仲尼畢竟誕生過了，而且自孔子以降，聖賢們誰都要捻著鬍鬚說一通，就有了許多關於君子或小人的訓誡。自古君子們又是最信奉聖賢之言的。比方「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那些想當君子的人就去虛懷若谷，襟懷坦白；比方「君子生於憂患，死於安樂」，便引出些想當君子的人去苦其心志、勞其筋骨，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比方「君子喻於義，小人近乎利」，就有許多愣頭愣腦的人去一身正氣、兩袖清風；比方「君子修身立德，不因困窮而改節」，又惹得些瘦骨伶仃的讀書人去窮且益堅，不墜青雲之志。
君子們出盡了風頭，終於有些人不自在了。這些人或許官至極品、權傾天下，或許懷才不遇、鬱憤滿腹，或許落草為寇、打家劫舍，但他們有一點是共通的，就是都覺得堂堂正正做君子太難受，卻又怕被別人指為小人。好在他們都讀過幾句書，便遍翻聖賢之言，看看有無一字半句是替他們這些不想當君子的人說的。可是聖賢們在世時雖尊不及王侯、貴不及將相，說話卻是金口玉牙，為小人撐腰的話居然半個字也沒說。他們正發着聖賢的脾氣，忽然有個人眼睛一亮，不知在哪本書上讀到一句話：「無度不丈夫，量小非君子。」此人肯定很有學問，一口咬定那個「度」字應是訛傳，原本是個「毒」字！於是他們相視而笑，連連稱是。「無毒不丈夫，量小非君子」就這麼成了聖訓。雖然從來沒有去考證這是哪位聖人說的，卻被許多做膩了君子的大丈夫遵從著。理一直，氣便壯。所以，欺騙更加無情，陰謀更加兇險，殺戮更加血腥。難怪古人發明了個很有意思的成語：心安理得。凡要做事，先得尋着個理兒；且不管這理是正是歪，只要讓人心安就行。於是，征伐講究出師有名，萬一沒有名可以憑空捏造；盜竊講究盜亦有道，萬一沒有道可以強詞奪理；做小人則要看上去像君子，萬一缺乏遮眼術就假託聖人之言，大家心照不宣。
有一種協約，叫君子協定。那是體面的君子們不用在書面上共同簽字，只需憑口頭承諾而訂立的協定。這種協定全賴君子們的高尚人格做擔保，當然最靠得住了。可惜世界上最脆弱的協定便是君子協定。撕毀書面協定還得動動手，廢棄君子協定只需變化一下口形就成了。朱元璋九五之尊，不可謂不體面，單是個君子之名加在他頭上倒還辱沒他了。朱元璋的幸臣解縉官居翰林學士，才高八斗，大忠大義，自然是個君子。他們君臣之間就有過君子協定。協定是朱元璋提出的：「朕與你義為君臣，恩猶父子，朕有什麼不周之處，你一定要知無不言、言無不盡才是啊！朕將有則改之、無則加勉！」解縉感念皇恩浩蕩，信守君子協定，恭恭敬敬地上了萬言書，直言朱元璋政令多變，濫殺無辜；小人趨媚，賢者遠避；貪者得升，廉者受刑；吏部無賢否之分，刑部無枉直之判，等等。朱元璋自然不舒服了，一直想發作，卻礙著自己倡議的君子協定。終於讀到了《孟子》上的一句話：「士誠小人也。」這原是齊人尹士愧言自己是小人的話，卻被朱元璋斷章取義了。於是解縉就大禍臨頭了。這話可有兩種曲解：一是讀書人誠實可靠就是小人；一是讀書人確實是小人。不論依哪一說，解縉都是有罪的。偏偏有位更加聰明的讀書人正給朱元璋講《孟子》，把此話解釋成「讀書人誠實可靠就是小人」。解縉又是讀書人，又誠實可靠，就百分之百是小人了。語出《孟子》，亞聖之言，還有錯的道理？本來朱元璋不太喜歡孟子的，因為這老頭兒說過「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的混帳話，但「士誠小人也」，不管這話怎麼悖情悖理，這位皇帝老子還是信了。於是，解縉被罷了官。解縉畢竟才華卓越，在朱元璋之後他又侍奉過兩代皇上。但他仍然執謎不悟地做着君子，所以屢被罷官，終於招致牢獄之災，被活活凍死了。
不論哪一位皇帝，打天下的也好，坐江山的也好，他們同文臣武將也許都有過各種各樣的君子協定。但皇帝們一個比一個聰明，因為越到後來他們越能集歷代帝王術之大成；君子們卻一直那麼傻下去，因為他們一例地效法聖賢之道。所以，朱元璋就比李世民聰明，解縉卻比魏徵蠢。君子們多是斯文人，沒有「武死戰」的福份，就慨然宣言要「文死諫」。一代一代的君子就像飛蛾撲火般義無反顧。
可是如今，君子已經不君子，小人也不怕做小人了。十多年前，有些腋下夾着公文包的體面人私下傳閱著一本書，有時還湊在一起嘰哩咕嚕，神秘兮兮。「真是一本好書啊，人在官場，不可不讀！」原來那是李宗吾先生的《厚黑學》。這就叫人奇怪了。李宗吾先生如果知道自己的著作居然成了人們學習厚黑的百科全書，只怕會氣得從棺材裏爬起來。《厚黑學》先是被人暗地裏談論，後來一會兒公開出版，一會兒又被禁了。這真是個知識爆炸的時代，再後來就放開了，一夜之間，書攤上便滿是什麼《商場厚黑學》、《交際厚黑學》、《情場厚黑學》，好像中國留一個人不厚黑就不心甘似的。不知厚黑者們還有興趣玩君子這個古老的遊戲嗎？如果還有此雅興的話，那麼「無毒不丈夫，量小非君子」便成了很有意思的方程式：「無」字後面可視其需要，隨意代入「厚」、「黑」、「貪」、「假」等等變數。運用之妙，存乎一心。
君子既如此，小人看得明白，便不再臉紅，不再膽虛，不再費心思為自己找什麼聖訓。他們偶爾也看見身邊有真正的君子，就同幾個意氣相投者湊在一起，掩嘴而笑：讓他做君子去吧。
盜賊們做奸犯科，從來不去想什麼君子小人的大道理。他們常常深夜裏撬門入室，在劫人錢財的時候，也伏在人家屋樑上順便看些人間鬧劇，自然也看到了君子們黑夜裏的做派。他們見識多了，發現天下不少君子同自己原是一類。這群人便欣欣然接受了「梁上君子」的雅稱。
詔書的變遷王躍文
近讀史書，知道皇帝金口玉牙之說，大體上只是民間附會。至少在清代以前，並不是皇帝隨便說句什麼話都是聖旨。
西漢的皇室很自律，所謂休養生息就是漢文帝最先提出來的，後來歷朝皇帝多有效法者。漢代有內朝、外朝之分，內朝即皇室，外朝即政府。皇室和政府職權上有劃分，即便財政收入也是「分稅制」，大司農的收入歸政府支配，少府的收入歸皇室支配。皇室是不能隨便糟蹋納稅人的錢的。這種規矩，後來歷代大體沿用。漢初皇帝的私人辦公廳只有尚書四人，而且多幫皇帝處理事務性工作，政務職權有限；然而作為政府首腦的宰相，屬下卻有十三個部門，時稱十三曹，機構比皇帝親自掌管的龐大多了。當時各曹相當於現代各部委辦，比方奏曹相當於中央政府辦公廳，詞曹相當於最高法院，尉曹相當於交通部，兵曹相當於國防部，賊曹相當於公安部，等等。國家有什麼大事，皇帝並不可以隨便叫身邊的尚書起草個聖旨，就詔告天下。詔書不過是以皇帝名義下發的政府文件，具體的技術性操作得由政府首腦宰相負責。皇帝和宰相之間便有制衡，詔書也就不至於胡亂來。當然，也有皇帝獨裁的，也有宰相專權的，那多是個人原因或個別現象，並且是有悖制度或法理的。
到了唐代，政治制度更加成熟。如果說漢代宰相是首長制，那麼，唐代宰相則是委員制。當時國家的最高議事機關叫政事堂。政府法令、軍國大計，須用皇帝詔書頒行的，通通先由政事堂開會決議，形成正式文書，送皇帝審批。皇帝同意，則劃一敕字，再由政事堂加蓋中書省、門下省之章下發。倘若沒蓋政事堂的印章，詔書即是非法的。哪怕是皇帝審定的詔稿，只要中書省或門下省不同意，就有權將詔書退回重新起草。
宋代仍襲舊制，但較之唐代，則削減了相權。唐代的皇帝詔書是先由宰相負責在政事堂議定詔稿，書面呈送皇帝用印，皇帝行使的只是同意權。而宋代則先由宰相初擬意見，面呈皇帝，退而起草，再呈皇帝終審。程序變了，皇帝事先發言權就擴大了。即便如此，皇帝仍不可獨裁。宋太祖二年，三位宰相同時離職了，皇帝要任命趙普當新宰相。但皇帝不能下達沒有宰相副署的詔書，還真難煞了趙匡胤。文武百官爭吵了好大陣子，才勉強尋了個變通辦法，由開封府尹會同一批相當級別的「高級幹部」共同在詔書上畫了押。不過皇帝越到後來越聰明，知道一點點兒擴大自己的權力。比方宋代以前，宰相同皇帝商量事情，可以在皇帝身邊坐下來。但趙匡胤存了些心機，據說當新任宰相趙普第一次朝見他時，他示意太監把身邊的座位搬走了。趙普只好恭恭敬敬站在皇帝身邊，伏首貼耳。現代國際有所謂習慣法，其實中國古人是最懂得執行習慣法的。趙普之後，大臣只能站在皇帝跟前議事，就成了以後歷朝繼承的習慣法。
明代開始，相權更加弱了。朱元璋做了件很有創見的事，就是廢除宰相，改用內閣大學士。朱元璋又比趙匡胤會打個人算盤。內閣大學士不算正式的政府機構，只是皇帝的私人辦公廳。因此，從制度設計上，皇帝成了真正的政府首腦。但是，也因為習慣法的緣故，隨着時間推移，內閣大學士就越來越像了宰相的角色。而且，一如唐宋舊制，皇帝詔書正式頒佈之前，先得發給六部尚書，只要他們有異義，可以原封不動退回皇帝詔稿，這也就制約了皇帝的獨裁。這種情況發展到另一極端，就是文官集團同皇帝暗中對抗。比方萬曆皇帝幾乎以消極怠工的方式同文武百官畢生周旋。明代皇室家風特殊，大概同朱元璋個人素質有關。作為一個沒多少文化的粗人，朱元璋更多的是把大明天下當作自己掙下的私人家業。開國之初，他大殺功臣，冤獄不斷，就連皇太子都看不過去，進言勸諫。朱元璋當時只當沒聽見，次日卻把一條棘杖放在地上，叫皇太子撿起來。皇太子面有難色，不知父王用意何在。朱元璋就說：手杖有刺會扎手的，我替你把刺去掉再交給你，這個手杖就好用了。朱氏家族要把這份家業千秋萬代傳下去，當然要盡量削掉別人的權力。
古時真正的政治黑暗，當屬元、清兩代統治時期。元朝入主中原后，蔑視大漢文明，享國只有短短八十多年，還沒有來得及學會同漢人相處，就回馬草原了。元代治國之術大致可用金戈鐵馬四字概括，政治制度及理念上基本無所建樹。皇帝總是一代學一代的，清代皇帝就記取了蒙古人的教訓，知道尊重漢人傳統政治裏面的好東西。而清代皇帝比明代皇帝又聰明了許多，走向了真正的君主獨裁。清代把早在明代就沒什麼權力的內閣大學士也閑起來了，皇帝辦公廳改移皇家深宮南書房軍機處。國家最高指令往往從南書房發出。這種做法，在明代以前是違法的，但清代皇帝卻可為所欲為，手諭、口諭、密詔之類，都是清代的發明。暗箱政治，大概從清代發端。有人統計過，說雍正在位期間批閱奏摺多少多少，計多少多少字，把他描繪成殆精竭慮、事必躬親的聖明君主。須知，雍正恰恰是大權小權都不肯放棄才弄得自己短命的。原來獨裁也是有代價的。陳寅恪老先生只恨自己不生在康雍乾盛世，不知何故。清代的皇帝，不僅自比聖人，而且是佛爺，簡直萬能了。芸芸眾生的腦子閑着就行，凡事都有至聖至明的皇帝替他們想着。雍正讓全國臣民學習他的《大義覺迷錄》，大概也是創舉。
到了民國，所謂總統手諭、總裁口諭之類，就見怪不怪了。無聖旨之名，有聖旨之實。無他，亦習慣法使然也。但是蔣介石忙於打仗，沒功夫讓下面人幫他湊出個什麼思想或主義，暫且用孫中山的主義將就著。自己沒有主義，頭上總得頂着別人的主義才像回事。這也是中國政治的慣例，謂之正統。
現在沒有詔書了，人民當家做人，只有法律、文件和各級官員的批示。關於批示，其中奧妙不少。求官員寫批示的人很多，而可用資源或機會又畢竟有限；但官員通常應是平易近人、關心民漠的。於是，官員批示就有了許多學問。早些年官員們是在措詞上動腦筋，比方「着力解決」、「儘力解決」、「按章辦理」、「酌情處理」之類都各有深義，下屬領命，心領神會，自會相機而行。結果，同樣是官員批示，看上去字面上都很漂亮，卻是有的人辦成了事，有的人辦不成事。群眾只好發牢騷，說領導都是好的，只是下面辦事的人扯蛋。官員做好人，下面做惡人。時間長了，把戲就讓百姓看穿了。於是又有了新花樣。有的官員同下面私下商量，橫著批示的着數，豎着批示的不着數；有的官員暗中囑咐下面，簽名是繁體的你就辦，簡體簽名的你就拖着，有的官員同下面約定，光是我的批示你可以不理，以打電話為準。
官員不論大小，只要手中有權，就能作批示。他們的批示比古時的詔書往往實用多了。批示的含金量很高，至少是安排工作，最值錢的批示是批工程、批資金。難怪有人說目前中國經濟往形象里說就是條子經濟。
抄幾段書王躍文
正瀏覽著某報洋洋洒洒的頭版文章，竟突然想起《老殘遊記》裏的幾段話來，真是風馬牛不相及。卻記不全了。回去找出原書看看，不覺背膛發熱。看過《老殘遊記》的人必然很多，只怕沒多少人留意過這幾段話，便想抄下來，讓感興趣的朋友也琢磨琢磨。又頗猶豫，怕別人說我變着法子撈稿費。可想着周作人先生後來寫文章專事抄書，還很得人欣賞，也就坦然了。
《老殘遊記》雖說是近代小說，又是白話，可畢竟過了一百多年，讀著不太順口。於是，我便將這段話略作翻譯，抄錄如下：
「中國有四大優勢，在全球都無與倫比：二十三個行省全部分佈在溫帶，可以說是氣候條件第一；各省的礦藏都極其豐富，土壤都極其肥沃，可以說是自然資源第一；老百姓最能吃苦耐勞，知識分子特別聰明智慧，可以說是人的文明素質第一；有文、周、孔、孟的光輝著作和康熙皇帝、雍正皇帝的重要講話作指導，可以說是政治條件和教化措施第一。有這麼多的優勢，中國理應成為全世界最強大的國家。然而中國國力一天比一天弱，百姓一天比一天窮，很快就到了危亡關頭。原因在哪裏？」
又，「其實平常人也不敢犯法，那些最敢犯法的，大概是三種人，他們仗着自己後台過硬，或自以為有力量，有恃無恐，就犯法了。哪三種人呢？一種是倚仗官方勢力犯法，一種是人多勢眾犯法，一種是耍無賴犯法。所謂倚仗官方勢力犯法的，並不是說誰做了官就一定犯法。那些做了官的，必定怕丟官，倒不敢犯法。而是他的那些親戚或者親信的朋友，以及親信的家丁容易犯法。這裏面犯法最多的還是官家親信的家丁，官家親戚和親信的朋友犯法要稍好些。前日在巡警局撒尿的那個委員，不就是倚仗着有個大軍機的靠山嗎？所謂人多勢眾犯法的，比如當年科舉考試的童生、鄉試的考生，到了應考的時候，總會有些人特意做些犯法的事。再比如現在各學堂里的學生，哪一個省的學堂里沒有鬧過事呢？他們究竟有什麼大事值得鬧呢？不過就是覺得他們人多勢眾，可以胡作非為，隨便找個理由鬧一鬧，覺得好玩。其實落了單，他們個個比老鼠還膽小。又比如京城堂官宅子裏的轎夫，在外橫行霸道，老是跑去砸戲園子，官方都不敢過問。這些都是仗着人多而去犯法。最後是所謂耍無賴犯法。那些地方惡棍、衙門口的差役等，他們就仗着自己屁股結實，不怕打。今日犯了法，捉到官府里打了板子，他明日照樣犯法；再犯再打，再打再犯，弄得連官方也拿他們沒辦法了。大概天下的壞人不外乎這三種。」
抄完這些，不覺莞爾。歷史就像在兜著圈子玩似的，只須改改個別字詞，比方把「親信」改作「秘書」、「轎夫」改作「司機」，就不像寫清末的事了。
又想那康熙、雍正當年必然有很多重要訓導的，只是除了史學家，再沒別的人關心。隱約知道雍正很注重發表著作的，他的《大義覺迷錄》曾頒行天下，讓全國官民認真學習。只是今天誰也不知道那《大義覺迷錄》裏胡說了些什麼鳥玩意兒。
告別英雄王躍文
從來都說時勢造英雄。時勢者何？亂世也！英雄輩出，必然血雨腥風。相反，英雄無用武之地，實是蒼生享太平之日。又所謂成也英雄，敗也英雄；更所謂成者為王，敗者為寇。那麼，王也英雄，寇也英雄。
秦始皇掃六合而吞八荒，可謂頂天立地的大英雄。他的頭是怎麼頂到天上去的呢？原來他腳下墊着數百萬生靈的頭顱。史載，秦國破韓，斬首二十四萬人；滅魏，斬首十三萬人；敗趙，斬首四十五萬人；而殺人十萬以下忽略不計，史家算賬真是闊綽！須知當時華夏大地人口並不多，幾萬幾十萬地砍頭，經不得幾下砍的。難怪百姓古來自稱草民！其命如草，割了又長！慶幸中國百姓命賤，不然早被英雄們砍光了。
成功了的英雄，哪怕成就了霸業，仍然還要殺人的。秦始皇活埋儒士三百多人，這不是簡單的殺人，而是搞文化事業。歷代開國皇帝，登基后要做的頭等大事，就是大殺功臣。不管是否帝制，只要是專制，概莫能外。哪怕治平之世，殺人仍是家常便飯。比方要開疆劈土，比方要削藩平亂，比方要搞文字獄。君王們需有這些文治武功，才配得上英主尊號。此等成者英雄，被正史、野史和民間傳說渲染千百年之後，神武直追天人，叫野心家效法，讓老百姓敬畏。也許最敬畏這類英雄的，反倒是皇帝們最愛殺的文化人。康熙、雍正、乾隆很重視文化建設，他們的重大舉措首推砍文化人腦袋，殺戮之酷更甚於秦始皇。但是現在的文化人或許同當年被殺的文化人沒有血緣關係，才把這三位皇帝捧為千古難尋的聖明之君，單說他們是英雄還嫌大不敬。我們只要打開電視機，就會看見康雍乾們龍行虎步，威風凜凜，愛戴之情，油然而生。
敗了的英雄，遠古如蚩尤、夏桀、商紂，晚近如李闖王、洪天王。遠者古渺難考，近者如洪天王，史料汗牛充棟。洪秀全本想認真考個功名，做做官的。可惜他資質太差，多次科考都名落孫山之後。最終精神失常，幻想自己是上帝之子，理應君臨天下。於是裝神弄鬼，糾合些愚頑無賴之徒，橫行天下，打家劫舍。但凡洪秀全的所謂義軍到過的地方，無不流血漂櫓，哀鴻遍野。洪天王和他的太平天國英雄了十四年，而死於英雄偉業的百姓當以百萬計算。僅石達開兵敗大渡河，就有十萬嘍羅灰飛煙滅。不管死掉的是「天兵」或是「清妖」，無非是張大娘的兒子殺死了隔壁李大娘的兒子。此類同搶龍椅有關的戰爭，成與敗，正與邪，都只是所謂英雄們的事，百姓們只有流血的份兒。
湯因比眼中，英雄無異於野蠻。他說：蠻族馳騁在前一個文明的破碎山河之間，享受了一個短暫的「英雄時代」，但是這種時代沒有開闢文明史的新篇章；儘管蠻族的神話和詩歌熱情讚頌這種英雄業績，幾乎使後人無法弄清歷史真相。湯因比作為歷史學家，他的目光是冷峻的。他承認蠻族從歷史舞台上清掃了僵死文明的碎片，但它作為英雄存在的任務僅僅是破壞。困擾中國歷代王朝的五胡亂華，匈奴人席捲羅馬帝國，蒙古人馬踏歐亞大陸，等等，都讓野蠻人擁有過曇花一現的「英雄時代」。而野蠻的「英雄時代」，則是文明社會拱手奉上的。倘若文明社會自己沒出問題，蠻族是不大有可能趁勢而入的。倭寇之患，明清為盛，就因為古老帝國自己漸漸露出了可欺負的地方。這裏似乎走了題。我不管哪種文明優劣與否，只是排斥塗炭生靈的英雄們。
或許拉登們也正在創造著英雄時代？不管湯因比是否將英雄時代打上引號，我關心的只是流血。我懷疑一切嗜血如狂的所謂英雄。某種意義上講，二十一世紀是以邪惡的方式開闢紀元的。戰爭作為人類最殘酷的遊戲，原本仍是有規則的。而拉登和他的「9.11」事件把這種罪惡遊戲之中殘存的一點點人性的東西都破壞了。本該神聖的宗教被褻瀆，虔誠的教民被蠱惑，不論老人、婦女和兒童，都被送到了槍口之下。充當人肉炸彈殘害無辜的宗教狂徒們，竟被拉登和薩達姆們讚賞為英雄。
老百姓不需要英雄，他們只想過太平日子。文明理性的社會，只有芸芸眾生，只有安靜平和，只有愛和自由，只有對勤勉無私的國家管理者的尊重，沒有英雄和對英雄的崇拜。
天地與聖人王躍文
從九寨溝歸來，汽車沿岷江順流而下。路過疊溪海子，下車憑弔地震遺址。遺址園裏立有石碑，詳述六十多年前的滅頂天災。1933年8月某日，此處突發七級地震，兩岸十一個羌寨頓時沉入冥府，六千八百多人頃刻間魂赴九泉。山崩之後必有水泄。不出二月，滔天洪水呼嘯而來，浪激二十餘丈，可憐沿岸又有兩千五百多人亡命龍潭。眼前這汪叫做疊溪海子的山間湖泊，便是那次地震的傑作。這裏的水藍得有如美人秋波，我卻看到陰森的煞氣。我想起老子的兩句話：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
作別疊溪海子，老子的話總在我耳邊回蕩。想那天地不仁，我們是沒辦法的。三十多年前的唐山地震，幾十萬人淪作冤鬼，誰又奈得何？人類棲居的這個星球，哪一刻不在山動地搖？現代傳媒每天都會告訴我們一些天地不仁的訊息。望着茫茫蒼穹，我們除了祈禱，沒法埋怨。假如哪天忽有隕石天外飛來，正好葬我于山野，我願聽命於造化，與天地同在。
但是，我不能容忍所謂聖人不仁。這世上是否誕生過聖人，我是懷疑的。我們所知道的聖人，都是後人封的。而那封前人為聖人的人，只怕自己就想做聖人。誰有能耐封前人為聖人？無非是所謂聖明的君王。君王的聖明，自是身邊的馬屁大臣們奉承的。君王們聽着「聖明」二字，或默認，或半推半就，總之是受之坦然。君王們如果真以為自己聖明了，天下必不太平，老百姓的日子就不好過了。大凡自命聖明的君王，必以百姓為芻狗，而不是把他們當作人。
在位時間與康熙幾乎同時的彼得大帝，雄才大略，被俄國人推崇為聖明之君。他窮兵黷武，開疆劈土，並把皇都從莫斯科遷往聖彼得堡。而俄羅斯這座最具歐洲風格的典雅城市，正是彼得大帝用成千上萬苦役犯、農奴和士兵的屍骨壘成的。彼得大帝甚至剝奪民眾的生活自由，包括禁止男人蓄鬍須、強迫男人穿西裝。彼得大帝奠定了俄羅斯作為近代國家的基礎，卻給人民帶來了深重災難。馬克思說彼得大帝用野蠻制服了俄羅斯的野蠻，不知是讚賞還是遺憾。
清朝的皇帝不但自命聖明，且以佛爺自居，而萬民則是豬腦子。全國臣民學習皇帝的著作，大概就是清朝發明的。即便天高皇帝遠，朝廷有鷹犬盯着，你就不敢不聽皇帝的旨意。皇帝說自己奉天承運，即代表天意，替天牧民，百姓只好相信。誰敢不信，那是要殺頭的。現在有人大肆吹噓什麼康雍乾盛世，殊不知清代是中國帝制史上思想最受鉗制、民族最缺乏創造力的時代。固然，清朝門戶讓外國列強用槍炮轟開之前，自己關起門來，閉着眼睛想想，還真算是天朝大國，財豐物阜，人丁興旺。可是，世界已經科技昌明，開始朝現代化邁進了。中國文人的傳統本是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但到了清代，讀書人只好把老祖宗叮囑的這一套收起來，鑽進故紙堆里弄樸學去了。什麼事都有聖明的皇帝老子替你想着，誰要你們讀書人湊熱鬧？！於是到了晚清，便是「萬馬齊喑究可哀」了。
天地不仁，百姓猶可詛咒蒼天無眼；聖人不仁，百姓卻須感恩戴德，山呼萬歲。天地不仁，作惡只是一時一地；聖人不仁，則是禍及萬民，遺害千秋。相信自己為萬世之始皇的嬴政，焚書坑儒，不是讓上古很多精神財富成了後人無法繼承的絕學了嗎？
不想出門王躍文
我總是蟄伏書齋，多半面壁枯坐，想些大而無當或雞毛蒜皮的事。偶爾看看書，寫幾行字。沒人相邀，大致不出門。可每周還是得外出一次，為的是去曾經謀生的所在取取郵件。進那深宅大院，都被威武的軍人盤問。我從前在這裏進進出出，從未受過如此禮遇。大概至少從衣着上看，我越來越不那麼道貌岸然了。
我躲在家裏，便是怎麼着舒適怎麼着好。衣着極不講究，儘可能寬鬆隨意。有回朋友突然敲門，我更衣不及，彼此尷尬。到底不如晉人劉伶那麼灑脫，我忙自嘲說，子曰居不容。看書的時候，也沒個坐相，腳喜歡蹺得高高的，或乾脆搭在書桌上。我的書桌很大，幾乎可以當乒乓球枱，卻總是亂糟糟的。桌上放着電腦、傳真機、打印機、硯台、筆筒、盆景，還有夫人特意送我的木雕老虎。夫人若不隔三岔五幫我清理書桌，絕無擱腳之處。想當初蹲辦公室，朝八晚六，昏昏然然。一日讀報，見有好事者介紹辦公室提神方法幾則，有一條就是讓你把腳搭在桌子上。我看着好笑，這不是存心要端掉人家飯碗嗎？高居廟堂者，瞌睡來了，哪怕暗地裏把大腿掐紫了，也不敢將腳往辦公桌上搭啊。
我的書桌上總有閑書幾本，如印譜、古本小說圖譜、古碑拓本、笑書等。寫作之餘，隨意翻閱片刻，或可解困，或可消閑，或可怡情，或可有別樣收穫。我很喜歡那隻木雕老虎。我是屬虎的。夫人有回戲曰：你要是想起個齋號，就叫「有嘯堂」吧。我閉目沉吟，直道好個「嘯」字，正是我的脾氣！
我更願意去的地方是家裏的茶廳或露台。茶廳在二樓，置有兩張椅子，一方矮几。南宮帽椅，仿明的假古董，不甚值錢，只是自己喜歡。我同夫人總好坐在這裏喝茶，說些同家務無關的話。我本是嗜茶如命的，只因近年受失眠之困，茶喝得節制些了。夫人卻是寧可三朝不食，無可一日少茶。我倆便不避酸腐，湊得一聯，懸於壁上：煮茶清談，聽雨高卧。我有個壞毛病：大白天且下大雨，酣睡終日。這茶廳卻又是我看書寫作的好地方。尤其是夏日，清風穿堂，涼生兩腋；盤腿而坐，氣定神閑，或胡亂翻書，或敲鍵如飛。
倘若夏秋晚上，擬或冬令日暖，我多是呆在露台上。露台被房產商奢侈地叫做屋頂花園，其實不到四十平方米。自己不懶，倒是可以種些花草。我不算勤快，只是有閑，便種了很多花花草草。我每天就有個把小時當農民，澆園施肥，修修剪剪。有回夫人替我新買了把張小泉園藝剪，煞是好使。剪盡縟枝，仍不解癮，搓手四顧，只恨再無下剪處。夫人笑我終究是個頑童。戶外寫作或讀書，眼皮不會重，頭也不會昏。只是怕負了這滿庭青翠，忍不住會拋書擱筆，袖手而起。
某個秋夜，我同夫人在露台上看書。忽聽蟲聲唧唧，有如銀鈴。夫人傾耳捫胸，半日無語。我卻想起故鄉了。鬧市裏一聲蟲鳴，竟能讓人心旌飄搖。不如早日還鄉，卜山腳水濱，結陋室幾間；采野石圍院，任青藤攀沿；桐雨蕉風，四時不絕；鳥鳴蟲聲，夜夜入耳。我說出自己的心思，夫人欣然道：等孩子大了些，我們就回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