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太祖、太宗(中)

第三章 太祖、太宗(中)

說起來似乎齊東野語,而確為實情,趙普半部《論語》治天下,清太宗一部《三國》敗明朝。這部《三國》還不是陳壽的《三國志》,而是羅貫中的《三國演義》。

滿洲之有文字,始自萬曆二十七年,系蒙古文的改良。最早譯成滿文的少數漢文書籍,其中就有一部《三國演義》。太宗熟讀此書,且頗以自矜;他的用兵,自戰略至戰術,往往取法於《三國演義》中的故事。計殺袁崇煥,則脫胎於"蔣干盜書"。茲接前續引《東華錄》如下:

先是獲明太監工人,付與副將高鴻中、參將鮑承先、寧完我、榜式達海監收。至是回兵。高鴻中、鮑承先遵上所授密計,坐近工人太監,故作耳語云:"今日袁巡撫有密約,此事可立就矣。"時楊太監佯卧竊聽,悉記其言。

庚戌,縱楊太監歸。楊太監將高鴻中、鮑承先之言詳奏明帝,遂執袁崇煥下獄。祖大壽大驚,率所部奔錦州,毀山海關而出。

《東華錄》據清朝官文書所記如此;再看明朝方面的記載如何,仍引《石匱書》袁傳以見當時的情事及輿論:

崇煥奏:"臣守寧遠,寇被臣創,決不敢侵犯臣界。只有遵化一路,守戍單弱,宜於彼處設一團練總兵。"遂以王威為請。兵部以王威新奉部劾,不肯即予,留難移時,北騎果於遵化入口。

按:張岱此傳可取,即在敘事公正,並不因為其時對袁崇煥皆曰"可殺"而一筆抹殺。袁崇煥料敵如神,既已提出遵化單弱的警告,兵部即應事先防範;而留難不予王威,全然不符當日平台召見,事事應手的許諾,則追究北騎入口的責任,全在"本兵"。應斬者實為王在晉,而非袁崇煥。

崇煥與祖大壽率蒙古壯丁萬餘騎,進援薊鎮。北騎至薊鎮,與崇煥兵遇,不戰,離城數里紮營。次早直趨京師,崇煥尾其後,亦至京師城下,即上疏,請入城養病,俟病稍痊出戰。上不許,召崇煥陛見,勞以裘帽,即命歸營。是日北騎繞城北,山海總兵滿桂方到,兵未成列,北騎襲之,大敗,全軍覆沒。滿桂侄殺入陣,救出滿桂。滿桂創重,伏馬上馳出城,至城下,請入陛見,遂言崇煥於女直主殂,差喇嘛僧往彼議和,殺毛文龍以為信物,今勾引入犯,以城下之盟,了五年滅寇之局。上猶未信,有二內官被擄,囚營中逃歸,言親見崇煥差官往來,語言甚密者;又言城上瞭望,有見敵兵與我兵嬉笑偶語、往來遊戲者;又言滿桂戰不利,差人往崇煥營,速其放炮,及放炮,皆無錢糧(彈藥)者。

以上所記,得諸傳聞,頗有失實之處,如謂袁崇煥奏請"入城養病"云云,已涉於離奇;以下所記,亦復如此:

上大怒,即遣中使二人,召崇煥面議軍事。崇煥欲不往而難於辭,乃以軍中見疑,請以二中使為質;上即以二中使留質軍中。崇煥陛見,即命滿桂與之面質,滿桂見崇煥御前賜坐,拉之下跪,盡發其通敵奸狀,並言其接濟寇糧,鑿鑿有據。崇煥見滿桂色變,遂不能辯,免冠請死。上命錦衣衛堂上官拿送鎮撫司,即令滿桂往統其軍。

謂袁崇煥不敢陛見,以及見滿桂色變,皆為必無之事。滿桂並未"全軍覆沒",創亦不甚重;否則,崇禎不致"即令滿桂往統其軍"。

事實上是袁崇煥與祖大壽同時奉召陛見,事先毫無跡象顯示此去有何危險,因此召對時驟縛袁崇煥,使得祖大壽股慄無人色。既退,聞山海關、寧遠將卒不肯受滿桂節制,祖大壽乃引所部兵出山海關。如關寧將卒願受節制,以祖大壽的本性而言,還是會跟滿桂合作,共御北騎。及至祖大壽既奔,滿桂營於永定門外,為清兵所破,滿桂戰死。

其時已復起孫承宗督師,駐通州收容潰卒。當務之急自然是安撫祖大壽,孫承宗與袁崇煥皆於祖大壽有恩,因而孫承宗請袁崇煥在獄中作書,召祖大壽聽命於孫承宗,仍遣出關守錦州,關外局勢暫時可以穩住了。

關內則永平淪陷,由阿敏領重兵駐守,其餘清兵於崇禎三年二月退回奉天。五月,孫承宗督師攻復灤州,阿敏怯敵不敢赴援,屠永平官民,偕遷安、遵化守將棄城而遁,孫承宗部將張春追擊,斬獲甚眾,永平、遵化、遷安、灤州四城皆復。阿敏則因此被罰,免死幽禁,他與他的兒子洪可泰自關內所奪得的人口、奴僕、牲畜,俱給阿敏的胞弟濟爾哈朗,鑲藍旗從此易主。時為天聰四年,即崇禎三年六月。

八月間,袁崇煥被難。閹黨本擬藉此翻案,目標還不止於袁崇煥,而是借袁案株連錢龍錫。孟心史《明本兵梁廷棟請斬袁崇煥原疏附跋》云:

時閣臣錢龍錫持正,不悅於閹黨。閹黨王永光復用為吏部尚書,引同黨御史高捷為龍錫所扼者。遂以龍錫與崇煥屢通書,訐議和,殺文龍為龍錫主使,並罷龍錫。時起用孫承宗,御建州兵,兵退;遂於三年八月磔崇煥。九月逮龍錫,十二月下龍錫獄。

閹黨借議和、誅毛,指崇煥為逆首,龍錫等為逆黨,謀更立一逆案,與前案相抵。(按:崇禎即位,整肅閹黨,此案名為"逆案"。所謂"前案"即指此。)內閣溫體仁、吏部王永光主其事,欲發自兵部,而兵部尚書梁廷棟不敢任而止。僅議龍錫大辟,決不待時。帝不信龍錫逆謀,龍錫亦悉封上崇煥原書及所答書,帝令長系。

明年,中允黃道周申救外,而帝亦詔所司再讞,減龍錫死,戍定海衛。在戍十二年,兩赦不原。其子請輸粟贖罪,周延儒當國,尼不行。南渡后始復官歸里卒。崇禎宰相五十人,龍錫尚為賢者,崇禎初與劉鴻訓協心輔政,朝政稍清,兩人皆得罪去。崇煥則以邊事為己任,既被磔,兄弟、妻子流三千里,籍其家,無餘貲,天下冤之。

按:崇禎即位之初,誅魏忠賢,定逆案,撤九邊監軍太監,罷蘇杭織造,用錢龍錫、劉鴻訓、來宗道等入閣辦事。來宗道雖有"清客宰相"之稱,錢、劉則皆為不附魏忠賢而於天啟朝見斥者。崇禎初政,確有一番清明氣象;所惜除惡不盡,且乏知人之明,於是溫體仁值經筵,周延儒為禮侍,而劉鴻訓不旋踵罷去,逆閹流毒復起,可為扼腕。

袁崇煥死得很慘,《石匱書》本傳:

於鎮撫司綁發西市,寸寸臠割之。割肉一塊,京師百姓從劊子手爭取生啖之。劊子手亂撲,百姓以錢爭買其肉,頃刻立盡。開膛出其腸胃,百姓群起搶之,得其一節者,和燒酒生嚙,血流齒頰間,猶唾地罵不已。拾得其骨者,以刀斧碎磔之。骨肉俱盡,止剩一首,傳視九邊。

此段記載,似有言過其實處,但必有其事,則毫無可疑。其家屬在遼者,流貴州;在籍者,流福建。史書皆謂其"胤絕"。乾隆四十八年,高宗手詔查問袁崇煥後裔下落,廣東巡撫尚安查奏:"袁崇煥無嗣,系伊嫡堂弟文之子入繼為嗣,見有五世孫袁炳,並未出仕。"后蒙恩得授峽江縣丞。

民初東莞人張江裁作《東莞袁督帥後裔考》,據云:袁下獄定罪后,其妾生一子,先匿民間,后依祖大壽,其子名文弼,以軍功編為寧古塔正白旗漢軍,后居黑龍江璦琿。傳七世而有弟兄三人,其季名世福,即富明阿,咸豐六年官至副都統,從欽差大臣德興阿輾戰江南,為滿洲名將,光緒八年卒,年七十六,官至吉林將軍。富明阿多子,長子壽山、六子永山皆顯達,但惜隸於旗籍。袁崇煥地下有知,不悉其為欣慰,抑為遺憾。

***

袁崇煥一死,最大的影響是不復再能用祖大壽。《清史列傳·貳臣傳》記祖大壽云:

(崇禎)三年正月,大兵(按:指清軍)克永平,下遷安、灤州,各留師鎮守。(孫)承宗檄大壽率兵入關規復……四月,大壽同總兵馬世龍、楊肇,副將祖大樂、祖可法等襲灤州,以巨炮擊毀城樓。我兵在城中及永平、遵化、遷安者,皆不能守,棄城出關而歸。大壽仍鎮錦州。

能"以巨炮擊毀城樓",則城何可守?阿敏棄四城而遁,事非得已,於此可知。太宗命阿敏守薊州四城,實為借刀殺人之計。欲除阿敏的動機,早肇於太祖新喪之際。《東華錄》崇德八年八月,召責阿敏旗下大將傅爾丹時,追述往事云:

太祖皇帝晏駕哭臨時,鑲藍旗貝勒阿敏遣傅爾丹謂朕曰:"我與諸貝勒議,立爾為主;爾即位后,使我出居外藩可也。"朕召……等至,諭以阿敏(云云),若令其出居外藩,則兩紅、兩白、正藍等旗,亦宜出藩於外,朕已無國,將誰為主乎?若從此言,是自壞其國也……復召鄭親王問曰:"爾兄遣人來與朕言,爾知之乎?"鄭親王對曰:"彼曾以此言告我,我謂必無是理,力勸止之。彼反責我懦弱,我由是不復與聞。"

阿敏請率本旗出藩,即有不願臣服之心,遲早必成肘腋之患。濟爾哈朗幼育於太祖宮中,小於太宗七歲,情誼如同胞,故太宗思奪鑲藍旗予濟爾哈朗,為理所必至之事。薊州四城本由濟爾哈朗占守,兩個月後,命阿敏接防,以其時祖大壽由孫承宗慰撫,將領兵入援,事先遣諜潛入永平偵察,為清軍所獲斬於市,乃知錦州明軍將入關。祖大壽威名素著,因以阿敏代濟爾哈朗,借攫其鋒:勝則損其實力,敗則以此為罪。其為借刀殺人,情勢顯然。

收復薊州四城后,孫承宗逐漸整頓防務,由關內擴及關外,崇禎四年七月,命祖大壽築大凌河城。大凌河在錦州以東,在此築城,即為向前推進,是採取攻勢的明證。太宗自不容此城之成,自率主力渡遼河,出廣寧大道,而以德格類等率偏師出錦州以北的義州,遙為呼應。八月,師至城下,城內軍民工役三萬餘人,糧食是一大問題,太宗因定長圍之策,兵分十二路,南北東西每一面三路,大將在前,諸貝勒、台吉在後,佟養性率包衣跨錦州大道而營。其時清軍已有紅衣大炮,命名"天佑助威大將軍",即由佟養性督造,亦由佟養性為炮兵指揮。圍城的工事,規模浩大,據《清史稿·祖大壽傳》:

周城為壕,深廣各丈許;壕外為牆,高丈許,施睥睨。營外又各為壕,深廣皆五尺。

因此,朽山、錦州兩路援軍,都未能到達大凌河城。九月,遼東巡撫邱禾嘉、總兵吳襄(吳三桂之父,祖大壽的姊夫。吳三桂為祖大壽的外甥),合軍七千人赴援,亦為太宗親自領兵擊退。

太宗長圍的目的,不在得地而在得人。一則曰:"(明)善射精兵,盡在此城。"二則曰:"我非不能攻取、不能久駐,但思山海關以東智勇之士盡在此城,若殺爾等,於我何益?"(俱見《清史列傳·祖大壽傳》)尤以生致祖大壽為志在必得,所以設圍之初,即再次致書招降,第二通中有這樣的話:

倘得傾心從我,戰爭之事我自任之;運籌決勝,唯望將軍指示。

這不僅是請祖大壽當他的"軍師",直是請祖大壽發號施令。這當然是從《三國演義》中"三顧茅廬"得來的靈感;而此後之善視祖大壽,則參用曹瞞之於關雲長的故智。當大凌城中"糧盡薪絕,殺人為食,析骸而炊",亦即是到了以人骨作薪煮人肉的地步時,祖大壽終於投降,事在崇禎四年十月。

祖大壽初降,太宗與之行"抱見禮",親以金卮酌酒慰勞,贈以黑狐帽、貂裘,明日用祖大壽策,奇襲錦州,《清史列傳》本傳載其事云:

命貝勒等率八旗諸將及兵四千人,俱作漢裝;大壽率所屬兵三百五十人,以二更起行,趨錦州,炮聲不絕,為大凌河城中人突圍奔還狀。會大霧,人覿面不相識,軍皆失隊伍,為收兵而還。

如果沒有這場大霧,我很懷疑,一入錦州,此作漢裝的四千清兵,恐將不復再得回遼東。祖大壽始終無降清之心,此非我好做翻案文章,證以此後情況,事實確是如此。

或謂:"然則先降之三千餘人,包括其嗣子澤潤、親子澤洪、養子可法在內,又將如何?"我的答覆是:祖大壽知道太宗不會因他的歸明而殺此三千餘人;果真屠殺,亦符大壽之願,其部下終不為清所用。

《清史列傳》本傳又載:

十一月庚午朔,諭諸貝勒曰:"朕思與其留大壽於我國,不如縱入錦州,令其獻城,為我效力。即彼叛而不來,亦非我意料不及而誤遣也。彼一身耳,叛亦聽之。若不縱之使往,倘明國(朝)別令人據守錦州,則事難圖矣。自今縱還大壽一人,而攜其子侄及諸將士以歸,厚加恩養,再圖進取,庶幾有益。"

此真是看得透,做得出。太宗與崇禎在位同為十七年,何以此勝彼敗?最大的原因即在太宗真能知己知彼;而崇禎則既不知彼,亦昧於自知。本傳續記:

乃遣人傳諭,詢大壽曰:"今令爾至錦州,以何計入城?既入城,又以何策成事?"大壽對曰:"我但云昨夜潰出,逃避入山,今徒步而來。錦州軍民,俱我所屬,未有不信者。如聞炮則知我已入城,再聞炮,則事已成,上可以兵來矣。"遂以其從子澤遠及廝養卒二十餘自隨。既渡小凌河,舍騎徒行,遇錦州探卒,偕入城。越三日遣人至大凌河語其所屬諸將曰:"錦州兵甚眾,將從密圖之。爾諸將家屬,已潛使人贍養,後會有期。倘有衷言,即遣人來,無妨也。"於是上將旋師,賜敕大壽,令毋忘前約。大壽復遣人齎奏至,言:"期約之事,常識於心,因眾意懷疑,難以驟舉。望皇上矜恤歸順士卒,善加撫養。眾心既服,大事易成。至我子侄,尤望垂盼。"上命毀大凌河城,攜大壽從子澤洪等及諸將以還,優賚田宅服物器用。降兵萬餘,咸分隸安業。

祖大壽初回錦州時,只言突圍而出,但副將參將等高級將官投清,這件事是瞞不過的,遼東巡撫邱禾嘉密疏上聞。崇禎當然要殺祖大壽,卻不敢明正典刑,一面命邱禾嘉加以羈縻;一面如清太宗之於阿敏,行一條借刀殺人之計。《清史列傳》本傳:

唯以蒙古將桑噶爾寨等赴援不力,戰敗先遁,密令大壽殲之。事泄,桑噶爾寨率眾蒙古,環甲三晝夜,欲執大壽來歸本(清)朝。大壽慰之曰:"我視爾如兄弟,爾安得若此?"桑噶爾寨曰:"聞欲盡殺我等,圖自救耳。"大壽曰:"殺我自必及爾;殺爾自必及我。"共之盟誓而定。

按:在遼東明軍,雜有甚多蒙古部隊,此即王象乾所優為的"行款",而在兵部誇張為"以虜制夷"的戰略。觀上引之文,情形是很明顯的:祖大壽只帶"從子澤遠及廝卒二十餘"回錦州,何能殲滅桑噶爾寨所率的"眾蒙古"?又"事泄"者,當然是邱禾嘉依照指示,故意"放風"。祖大壽謂桑,"殺爾自必及我",則是已知為借刀殺人之計,為桑揭穿底蘊,自然相安無事。此一段記敘中有隱筆。

一計不成,又生一計;本傳又記:

敕使自京師召之者三,大壽語錦州將士曰:"我雖竭力為國,其如不信我何?"終弗往。

有袁崇煥平台被縛前車之鑒,祖大壽何能上當?但從此數語中,可以推知祖大壽當時的心跡:第一,力竭投降,並非本心,仍舊希望能為明守邊,甚至犧牲在滿洲的親屬亦所不惜;第二,由"其如不信我何"這句牢騷,可知其寒心,素志固猶未改,但可知其已無殉國之心。

此後三年,清太宗致書,不報;多鐸征錦州,則力拒。於是到了崇德元年,明清之間又另是一個局面了。

***

我以前談過,所謂"天命"、"天聰",只是一個不倫不類的漢文稱號,究其實際,在天聰八年以前,國號為"后金",自稱"金國汗";至崇禎八年,始定國號為"清",並建正式年號"崇德"。也可以說,在此以前,希望以山海關為界,划疆而守;在此以後,始決心進窺中原。而促成太宗此一決心的最大原因是:在察哈爾獲得了一方"傳國璽"。

走筆至此,先作一篇"傳國璽考略"。按:"皇帝"一詞,起於秦始皇;以故作為"恭膺天命"之憑證的璽,亦起於秦始皇,《太平御覽》云:

傳國璽是秦始皇所刻,其玉出藍田山,是丞相李斯所書,其文曰:"受命於天,既壽永昌。"

秦始皇打算者,天下萬世一系,傳之無窮,因名之為"傳國璽",但僅及二世;劉邦先入咸陽,子嬰降於道左,此璽遂為漢得。明人劉定之作《璽辯》,述其源流甚詳:

漢諸帝常佩之,故霍光廢昌邑王賀,持其手解脫其璽組。王莽篡位,元后初不肯與,后乃出投諸地,螭角微玷(按:璽為螭鈕)。董卓之亂,帝出走,失璽。

孫堅得於城南甄官井中。袁術拘堅妻,得以稱帝。術死,璽仍歸漢傳魏,隸刻肩際曰:"大魏受漢傳國之璽。"

魏傳晉,晉懷帝失位,璽歸劉聰,聰死傳曜。石勒殺曜取璽;冉閔篡石氏,置璽於鄴;閔死國亂,其子求救於晉,謝尚遣兵入鄴助守,因紿得璽歸晉。方其未還也,劉、石二氏以璽不在晉,謂晉帝為"白板天子";晉益恥之。(按:時為東晉穆帝永和八年。)

謝尚到底是否騙回這方秦璽,大成疑問;但自南北朝開始,"其間得喪存毀真贗之故,難盡究詰",直謂之秦璽已亡,亦非過言。

自唐朝開始,"傳國璽"改稱"傳國寶",為太宗所制,文曰:"皇天景命,有德者昌。"貞觀四年,隋煬帝蕭后,自突厥奉璽歸,亦非秦璽,而是很可能為永和年間所制的晉璽。至後唐庄宗遇害,明宗嗣立,再傳廢帝,因石氏篡立自焚,則連晉璽亦亡。

"兒皇帝"石敬瑭入洛,又制一璽,後世稱為"石氏璽";契丹滅晉,明知此"傳國寶"的來歷,但對外不道破真相,遼興宗耶律宗真試進士,且以"有傳國寶者為正統"命題。"石氏璽"後為天祚帝耶律延禧失落於桑乾河。

至此,所謂"傳國璽(寶)"者,共得三璽:

一、秦璽,文曰:"受命於天,既壽永昌。"亡於南北朝。

二、晉璽,文曰:"受命於天,皇帝壽昌。"毀於後唐廢帝。

三、石氏璽,文曰:"受天明命,惟德允昌。"遼末失落於桑乾河。

在此以前,宋哲宗時忽有咸陽平民段義,獻一青玉璽,謂即"傳國璽",曾鞏曾上表稱賀,且改元為"元符"。事實上是"元祐正人"被排斥后,繼承真宗朝奸臣丁謂的另一班奸臣蠱惑庸主的花樣。朱子曾有《書璽》一短文:

臣熹,恭維我太祖皇帝,受天明命,以有九有之師時,蓋未得此璽也。紹聖、元符之後,事變有不可勝言者矣!臣熹敬書。

"紹聖"即哲宗於宣仁太后既薨,排斥正人後所改的年號。紹聖四年改明年為元符,又三年而崩,徽宗即位而北宋亡。朱子所謂"紹聖、元符之後,事變有不可勝言者",真是史筆。

金兵入汴梁,得璽凡十四,其中即有此段義所獻之璽。至金哀宗完顏守緒死於察州,則連宋璽的下落亦不明了。

元至元三十一年,御史中丞崔彧由故官拾得之妻處購得一青綠玉,四寸方,三寸厚,經監察御史楊桓鑒識篆文為"受命於天,既壽永昌",以為即秦璽而進獻。其實此即宋哲宗朝奸臣假造的"傳國璽"。此偽秦璽至元亡,順帝挾之走沙漠,猶自誇"我有傳國寶"。其後不知所終。

至於清太宗所獲自察哈爾一璽,非元順帝挾以北走的偽秦璽,而是另一唐朝以後所制,為元順帝走沙漠時所失落的玉璽。《清史列傳·多爾袞傳》:

有元玉璽,交龍紐,鐫漢篆曰:"制誥之寶。"順帝失之沙漠。越二百餘年,有牧山麓者,見羊不食草,以蹄撅地,發之乃璽,歸於元裔博碩克圖汗,後為林丹汗所得。至是多爾袞令額哲獻於上。

據此可知,由察哈爾發現的玉璽,非宋璽,非石氏璽,非晉璽,更非秦璽,清史鐵記太宗得"傳國璽"者皆妄。但此璽為唐以後所造,而來自元宮,則確鑿無疑。

***

至於太宗征服察哈爾,則為得以亡明的一大關鍵。當時滿洲三面受敵:西面的明軍;東面的朝鮮;西北的察哈爾,明朝稱之為"插漢",為內蒙七大部之一。其中尤強者三部:一為科爾沁,居內蒙東部,當遼東之北、黑龍江之南,與滿洲密邇;二為鄂爾多斯,居內蒙西部,河套之中;三即察哈爾,居內蒙中部,包括今熱河、察哈爾、綏遠等地。在此三部中,察哈爾更為強中之強。

科爾沁酋長姓博爾濟吉特氏,亦為元裔,曾參加"九國聯軍"之役,其後化敵為友,和親降附。太宗孝端后,孝端之侄、世祖生母孝庄后,以及多爾袞、多鐸的福晉,皆出此族,與清朝世為國戚,其後裔中最有名的就是——科爾沁博多勒噶台親王僧格林沁。

察哈爾為元順帝嫡系子孫,所以酋長稱"汗"。其時的林丹汗雄桀為內蒙七部酋長之冠,一向輕視滿洲,且倚仗士馬強盛,侵凌同族,與科爾沁更是極不相能。而明朝"行款"籠絡"西虜"以制"東夷"的"西虜",即指林丹汗而言,自是滿洲的大敵。

天聰四年大凌河之役以後,太宗靜待祖大壽舉錦州來降,暫無舉動,因而用其兵攻察哈爾,林丹汗率師西遁,太宗降其部眾數萬,收兵而返,並未徹底解決。至天聰七年六月,向臣下徵詢:"征明及朝鮮、察哈爾,何者當先?"都以為應先征明,但太宗一則不願與祖大壽交鋒,再則打算著相機攻林丹汗,所以沿長城西行,由龍門關入口,縱掠宣府一帶,兵圍大同,死傷甚眾而無功。

閏八月將班師時,有一意外喜事,《清鑒綱目》卷首《平定內蒙古》載:

(林丹汗)徙其人畜十餘萬眾,由歸化城渡河西奔,沿途離散,僅存十之二三。及至青海大草灘,林丹汗忽病痘死;其子額哲,擁眾萬餘,居河套外。

額哲未降,但林丹汗同族的有力分子,以及林丹汗的妻子竇土門福金卻投降了。

林丹汗死後,妻子數人為太宗父子兄弟所分佔,《天聰實錄》載:

八年閏八月辛亥,察哈爾國林丹汗……竇土門福金攜其國人來降……眾和碩貝勒等公議奏云:"天特賜皇上察哈爾汗竇土門福金,可即納之。"上固辭曰:"此福金朕不宜納,貝勒中有妻不和睦者,當以與之。"代善等復力勸上納……曰:"此福金乃天所特賜,上若不納,得毋拂於天耶?上非好色多納妃嬪者比;若上如古之庸主,悖於義而荒於色,臣等豈特不勸之納,有不於上前力諫者乎?今此福金,皇上納則臣心欣悅,不納則激切滋甚矣。"……上因思行師時駐營納里特河,曾有雌雉入御幄之祥,揆此不納,恐違天意,於是納福金之意始定……護送福金多尼庫魯克喜曰:"我等此行乃送福金,非私來也。皇上納之,則新附諸國與我等皆不勝踴躍欲慶之至矣。"

代善等力勸太宗納竇土門福金,即因一開其例,諸貝勒便可"人財兩得";護送者亦認太宗能納,則以此為和解的表示,降附事完,方能心安。而太宗恐額哲以此為仇,故不能不躊躇。下一年,太宗命多爾袞招撫額哲所部,《清史列傳·多爾袞傳》:

九年二月,上命多爾袞同貝勒岳托、薩哈璘、豪格統兵一萬招之。四月至錫喇珠爾格,降其台吉索諾木及所屬千五百戶,進逼托里圖,恐其眾驚潰,按兵不動。額哲母業赫,貝勒錦台計女孫也;其弟南楚暨族叔祖阿什達爾漢,皆為我大臣,遣宣諭慰撫,額哲遂奉其母,率宰桑台吉等迎降。

按:錦台計即金台吉。前面談過,他是太祖的內兄,亦為代善的岳父。金台吉有一子名德爾赫爾,其女歸林丹汗,生額哲。阿什達爾漢為金台吉同族兄弟,早已降清,著有戰功,太宗時"典外藩蒙古事",等於後來的"理藩院尚書"。南楚又名南褚,其姐即額哲生母。

除了竇土門福金及額哲之母以外,林丹汗還有三個妻子:一個叫囊囊,一個叫伯奇,一個叫俄爾哲圖,此時從額哲的身份而言,稱為"太后"。囊囊太后先到,太祖勸代善納此婦,代善不願,《天聰實錄》九年七月載:

上納察哈爾汗大福金囊囊太后。先是……囊囊太后至,上遣人謂大貝勒代善曰:"此人乃察哈爾汗有名大福金,宜娶之。"言數次,代善對曰:"人雖名為大福金,但無財帛牲畜,吾何能養之?聞察哈爾汗尚有大福金蘇泰太后,待其至,我將娶之。"

此"蘇泰太后"即額哲之母,《蒙古源流》稱之為"蘇台太后"。而囊囊太後為"多羅大福金",滿語"多羅"譯成漢文為"理",此"理"字有多種解釋,在此作"正式"之意。滿蒙部落酋長多妻,輒稱之為"福金",即漢語"夫人";而稱"多羅大福金",表示林丹汗生前經過儀式正式迎娶的妻子,縱非元配,亦為繼配,所以太宗謂之"有名"。但既為元配或繼配,年齡與林丹汗相差不遠,老丑而又無貲,故代善不欲。而蘇泰太后則太宗以濟爾哈朗愛妻已亡,早以蘇泰太后相許,他說:

"先既許弟(按:濟爾哈朗為太宗堂弟),后復與兄,是無信也。朕言既出,豈有更易之理?此福金可娶之。"往諭數次,代善不從。時阿巴泰貝勒(等)聞之,奏上言:"此福金因無財畜,故大貝勒不娶。臣等若早聞許大貝勒之說,亦必勸止。此人乃察哈爾汗多羅大福金,皇上宜自納之,不可與他人也。"

按:所奏之言,文義稍有未協。意謂代善不欲娶囊囊太后,不妨聽之;如早聞太宗有此意,亦必勸阻。此下有一段沒有說出來,而太宗自能意會:囊囊太后雖老丑而無財畜,但她的名號在察哈爾有相當的號召力,如有異心,可利用為工具。因勸"皇上宜自納之,不可與他人",即為防微杜漸,預遏亂源之計。

於此,我又別有看法:代善之不欲娶囊囊太后,既非嫌其無財富,亦非嫌其老丑,只是避嫌疑、表心跡,小心謹慎而已。只看他推辭的理由,只因"無財帛牲畜,吾何能養之",便知是託詞。以後,代善娶了林丹汗的妹妹泰松公主;而察哈爾的三太后——伯奇、俄爾哲圖、蘇泰,由豪格、阿巴泰、濟爾哈朗分娶。元璽即由蘇泰太后帶來,為額哲換得一個親王的封號。

察哈爾既平,朝鮮則於天聰元年,曾為二貝勒阿敏所敗,訂盟約為兄弟,力所能制,亦無後顧之憂,而又適得元璽,遂有中原之志。天聰十年(崇禎九年)四月朔,祭告天地,受寬溫仁聖皇帝尊號,建國號大清,改元崇德,即以天聰十年為崇德元年。

***

既即帝位,當然要獲得鄰國的承認,遣使徵聘於朝鮮,朝鮮國王李倧不肯推戴。按:朝鮮之於明朝,始終不貳,至清初猶然;此中有個特殊的原因:明成祖生母碽氏,籍隸三韓,所以他是朝鮮的外甥。李朝各王,向來事明猶父;而明朝之於朝鮮,保護亦不遺餘力。由於有此深厚淵源,所以不願事清,因而引起戰爭,《清鑒綱目》崇德元年十一月:

(太宗)親率大軍,再伐朝鮮,渡漢江,克其都城。(朝鮮王李)倧奔南漢山城,告急於明。明舟師出海,守風不敢渡;而太宗圍南漢山城急,破朝鮮諸道援兵,獲倧妻子於江華島。倧懼,始遣使乞降,棄兵械、服朝服、獻明室所給封冊,而躬自來朝。太宗見之於漢江東岸之三田渡,自是朝鮮世為臣僕者二百四十餘年。朝鮮既服,皮島勢孤,太宗遣兵與朝鮮夾攻取之。

其時明朝方苦於流寇,自顧不暇,實在無力庇護藩屬;而朝鮮總以為天朝大國,不管滿洲,還是流寇,無非跳樑小丑,只要出兵,無不克取,寄望甚深,因而態度強硬。及至登萊總兵陳洪範出師阻風,清朝又大破其諸道援兵,李倧方知明不可恃,投降得頗為徹底。太宗先虜了李王及其大臣的家屬多人;和約既成,仍留朝鮮兩王子為質子。至於征朝鮮得濟,則由於孔有德之降清,為袁崇煥操切從事殺毛文龍的後遺症之一。

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吳三桂為清朝所封的四異姓王。順治九年,孔有德歿於桂林,有一子為桂王部將李定國所殺,嗣絕、爵除,是故康熙年間,止稱"三藩"。

孔、耿皆為毛文龍部下。袁崇煥殺毛文龍,以陳繼盛代領部眾,孔有德認為不足與共事,偕耿仲明渡海至山東,為登州巡撫孫元化用為參將。大凌河之役,孔有德奉命率騎兵八百赴援,途中乏食,紀律無法維持,而孔有德猶以軍法從事,軍心更為不穩。行至德州以北的吳橋,為部下劫持,終於造反,於是回軍自西而東,一路大肆擄掠,王師變成土匪。到得登州,約耿仲明為內應,破城得三千餘人,都是他的遼東同鄉。登州對岸的旅順,以及旅順口外的廣陸島,駐有副將兩員,亦舉兵反明,山東半島與遼東半島的兩支叛軍合流,聲勢甚壯,孔有德自稱"都元帥",登壇拜將,耿仲明等四人皆為"總兵",四齣攻掠。明朝調動保定、天津、昌平三鎮兵會剿,歷時一年,勞而無功。

因此,兵部定以遼制遼之策,將祖大壽在寧遠的部隊調進關,以祖大壽的一弟一姐夫:祖大弼、吳襄兩總兵率領,包圍登州。孔有德看看守不住了,決定投清,一面派人聯絡,一面調集戰艦突圍,過旅順口為總兵黃龍所襲,至鴨綠江又為朝鮮兵所攻。與孔、耿同時起事者共六人:四"總兵",一"副帥"、一"副將"為父子,亦為創議造反之人,經此三番接擊,不是陣亡,就是被擒。其中是否有借刀殺人的情事不可知,不過只有孔有德、耿仲明未死,達成了投清的目的,說是巧合,亦未免太巧了些。

《清史列傳》中,由乾隆定名的《貳臣傳》,以為清效命、被難祠祭者居前,孔有德列於第三,當其天聰七年投清時,本傳記其所受"恩遇"如下:

四月,命諸貝勒總兵駐岸受降……有德偕仲明攜人眾輜重來歸,給田宅於遼陽。六月,召赴盛京,上召諸貝勒出德盛門十里,至渾河岸行抱見禮,親酌金卮勞之,賜敕印,授都元帥。尋隨貝勒岳托征明旅順,破其城,黃龍自刎死,有德收遼人數百自屬。及還,有德墜馬傷手留遼陽,詔慰之曰:"都元帥遠道從戎,良亦勞苦,行間一切事宜,實獲朕心,至於贊襄招撫,尤大有裨益。不謂勞頓之身,又遭銜蹶之失,適聞痊可,大慰朕懷。"

按:上引孔傳,有兩點需要解釋:第一,大凌河有警,何以須隔海的登州巡撫自陸路迂道赴援?第二,孔有德自登州奪圍出海,向鴨綠江西岸的清軍投降,取四十五度角,直指東北即可,何以北駛經旅順口,致為黃龍所邀擊?

要研究這個問題,首須了解,遼東在明朝,西起山海關,東至鴨綠江與朝鮮交界,在疆域上都屬於山東。入清以後,習慣上遼東改稱關東,山東大漢自芝罘渡海北上入遼,稱為"下關東";用一"下"字,即有關東仍隸山東之意。所以然者,顧祖禹在《讀史方輿紀要》卷六十七"山東,遼東都指揮使,金州衛"下說得好:

衛(金州衛)控臨海島,限隔中外……舊置運道,由登州新河海口,至金州鐵山旅順口,通計五百五十里,至海州梁房口三岔河,亦五百五十里。海中島嶼相望,皆可灣船避風。運道由此而達,可直抵遼陽沈嶺,以迄開元城西之老米灣。河東十四衛,俱可無不給之虞。

自正德以後,舊制浸廢;嘉靖中雖嘗舉行,而議者旋以奸民伏匿為言,復罷。

夫創法之初,以遼隸山東者,正以旅順海口,片帆可達登萊耳。乃修舉無術,坐視遼左之匱乏而莫之恤歟?

這是痛惜海運之廢。當初的運道,自江蘇海州至登州,登州至旅順,總計一千一百里。山東半島與遼東半島南北對峙,中間以一連串的大小島嶼,如鏈之聯,並以區分為黃海與渤海。所謂"限隔中外"者,意指此"鏈"之西的渤海為內海,而之東的黃海為外海。是故外艦一入渤海,即成內犯。清末李鴻章經營旅順港,在國防的觀點上,絕對正確,無奈亦是"修舉無術"。

如上所述,解答了第一個問題,大凌河失守,則金州衛不保,旅順落入敵手,直接威脅"片帆可達"的登州,所以孫元化不但在行政區分上有赴援的義務,在守土責任上亦有預防的必要。

至於第二個問題,亦可從"島嶼相望,皆可灣船避風"一語中去體會;大海茫茫,不循運道,自取航向,不說當時船舶設備之簡陋,就是現代的戰艦,亦不能貿然從事。

自旅順口至海州梁房口三岔河,亦五百五十里。

此海州為遼東都指揮使司屬下二十五衛之一的海州衛,即今遼寧海城。《讀史方輿紀要》記海州衛所屬"梁房口關"云:"衛西南七十里,又東南九十里,即蓋州也。海運之舟由旅順口達者,於此入於遼河。"然則為今之營口無疑。又記遼河云:"在衛西南五十五里,自遼陽界流入,又南注於海,謂之三岔河。"是則三岔河即自遼陽入海的最後一段遼河。凡大川,上下游異名者,無足為奇;遼水自塞外迤邐南來,經鐵嶺、瀋陽而至遼陽西南牛家莊驛(今牛庄)附近,納太子河、渾河,南注入海,形似三叉戟,為三岔河得名的由來。

運道由此而達,可直抵遼陽沈嶺,以迄開元城西之老米灣,河東十四衛,俱可無不給之虞。

沈嶺指撫順關口的薄刀山而言。開元即開源。河東者,遼河以東之謂。遼東二十五衛,十一衛在遼河以西,即廣寧及中左右共四衛,又前後中左右五屯衛,加義州、寧遠兩衛;十四衛在河東,即定遼前後中左右五衛,加東寧、海州、蓋州、復州、金州、瀋陽、鐵嶺、安東、三萬等九衛。定遼五衛及東寧衛,均在遼陽附近,大致南滿鐵路自開源(安東衛)以下兩側之地皆是。當時精華所在,則為金、復、海、蓋四衛,"並稱沃饒,為之根本"。至於"三萬衛",顧祖禹贊之謂"居全遼之上游,為東陲之險塞",又記其四至謂"南至鐵嶺衛百二十里",又謂安東衛在"三萬衛治西南",安東衛治開源,是則三萬衛應在開源東北,而南距鐵嶺百二十里,夷考其地,應是今之金家屯;更北鄭家屯,今為遼源,應為三萬衛治北界,亦為遼東都指揮使司轄地北境之限,因為東北即科爾沁左翼中旗,在當時是蒙古的地方了。

按:遼河以西十一衛軍食,除屯墾自給以外,不足之數可由關內補給,或由海道運糧至覺華島屯儲。遼河以東十四衛,則以遼河兩岸泥淖三百餘里,稱為"遼澤",水勢漲落不定,大規模的船運極其困難,隋煬帝、唐太宗伐高麗,皆搭浮橋或以車為橋樑。因此河東乏食,難望河西接濟。明朝嘉靖三十七年,遼東大水,遼督王忬(王世貞之父)請開海禁,以蘇遼困;四十年,山東巡撫朱衡以海禁一開,登州防守不免吃重,因以"奸民伏匿,不便",奏請復禁。此所以顧祖禹有"修舉無術,坐視遼左之匱乏而莫之恤"之嘆。如河東十四衛得因足食而不撤,則建州三衛,豈得猖狂?此亦清興明衰之一大關鍵。

現在回頭再談孔有德。他與耿仲明降清為天聰七年四月,六月召赴盛京見太宗,已見前引孔傳。就在這個月,太宗遍諮大臣,征明、朝鮮、察哈爾,何者當先?何以早不問,遲不問,問在此時?即因從孔有德處獲得兩大助力,太宗始有決定戰略的可能;在此以前,根本談不到征朝鮮。

這兩大助力,第一是八旗皆以騎射稱雄,並無水師。天聰元年阿敏與岳托、濟爾哈朗征朝鮮,其王李倧請和,阿敏不肯,而岳托與濟爾哈朗密議,以和為宜,阿敏終被說服,原因即在清軍無戰艦,亦不習水師。如皮島明軍與朝鮮水陸夾擊,斷其歸路,清軍豈能倖免?現在有孔有德帶來的戰艦,情況就不同了。因此,孔有德一軍,旗幟雖以白鑲皂,為鑲白旗漢軍,而號為"天佑軍",明白表示天助其成之感。

另一助力是由孔有德而獲知旅順的虛實。在此以前,清軍最多只攻到牛庄,不敢再深入。因此,孔有德降清奉召赴盛京后,未幾即隨岳托征旅順,大獲全勝,因而導致尚可喜來降,《清史列傳》本傳:

尚可喜,遼東人,父學禮,明東江游擊,戰歿於樓子山。崇禎初,可喜為廣鹿島副將,值皮島兵亂,總兵黃龍不能制,可喜率兵入皮島斬亂者,龍鎮島如故。及龍以旅順之戰死,沈世魁代,部校王庭瑞、袁安邦等搆可喜,誣以罪。世魁檄可喜赴皮島。舟發廣鹿,風大作,不克進;世魁檄愈急,可喜心疑,偵得其情,嘆曰:"吾家世捐軀報國,媢嫉者反欲擠之死地耶?"遂還據廣鹿,遣部校盧可用、金玉魁赴我朝納款,時天聰七年十二月也。上遣使齎貂皮賚之。

八年正月,可喜舉兵略定長山、石城二邑,擒明副將二,合眾數千戶,攜軍器輜重,航海來歸;命安楫於海城,贍給糗糧牲畜,並以我兵征旅順時所獲可喜親黨二十七人與之。四月詔至盛京,賜敕印,授總兵,軍營纛旗以皂鑲白,號"天助兵"。

尚可喜及孔有德、耿仲明皆從征朝鮮,朝鮮既降,轉攻皮島,《清史列傳·英親王阿濟格傳》:

(崇德元年)十二月上征朝鮮,令駐守牛庄。二年三月以貝子碩托等攻皮島,久未下,命引兵(一)千往助,四月至軍,令都統薩穆什哈率護軍前進;都統阿山等率銳卒,乘小舟,疾攻西北隅;兵部承政車爾格督八旗及漢軍、朝鮮等兵,乘巨艦逼其城;都統石廷柱、戶部承政馬福塔從北隅督戰。敵不能支,遂克皮島,斬總兵沈世魁,敗諸路來援之兵,俘戶三千有奇,船七十,貲畜無算。

此所謂"漢軍",即指天佑、天助兩軍。尚可喜因與沈世魁積怨,尤為賣力。其時孔、耿、尚均已封王:孔為恭順王、耿為懷順王、尚為智順王。

皮島既克,清朝在關外已無敵人,可以全力攻明。太宗善用降將,而最重者為祖大壽,打算著到與明朝全力周旋時才用他;此時便是時候了。《貳臣傳》本傳:

崇德元年,上授大凌河降將世成、澤潤(以侄而嗣為大壽長子)三等子,澤洪(大壽第三子)、可法(大壽養子)一等男,皆任參政。二年以蒙古輸誠、朝鮮底定、廓清皮島諸捷音敕示大壽,使密陳征明之策。大壽又不報。

祖大壽不但不理,而且在崇德三年(崇禎十一年)清兵大舉伐明時,在關外力御清兵。崇德三年之出師,為六次侵明中的第五次,但實際上為正式征明的第一次,《清鑒綱目》:

崇德三年八月,清師再舉,太宗自率大兵向山海關,而令睿親王多爾袞,由密雲縣北,毀牆子嶺而入,會於涿州,分兵八道,由盧溝橋進趨良鄉,下四十八縣。

又:《貳臣傳·祖大壽傳》:

(崇德)三年移駐中后所,邀阻征山海關大兵,互有殺傷。上親臨以敕諭之曰:"數載相別,朕謂將軍猶在錦州,欲一晤而旋;不意將軍乃駐此地!出城一見,是所願也,至去留之意,唯將軍是聽,朕終不相強。若曩則來而釋之,今乃誘而留之,何以取信於天下乎?將軍雖屢與我軍相角,為將之道,固所宜然,朕絕不以此介意,毋因而見疑。"尋命移師攻其兵之列營城外者,至則大壽已收兵入城矣。

由於祖大壽擋住山海關一路,太宗又不欲力戰,因而這一次侵明,復又變為"飢來趨附,飽則遠颺"式的大擄掠。細考紀傳,太宗的戰略是,以多爾袞為奉命大將軍領重兵破邊牆為先鋒,而太宗則由祖大壽為助,公然入關,與多爾袞分道完成對北京的包圍后,會師涿州,大舉進攻。及至山海關被阻,此役即成了多爾袞的重頭戲,而他唱得有聲有色,《清史列傳》本傳:

(崇德三年)八月,授奉命大將軍,統左翼兵征明,自董家口東登山,毀邊牆入,掩其無備,取青山營,遣人約右翼兵會通州河西,越北京至涿州,分兵八道,右傍山麓,左沿運河,長驅並進。自北京西,千里內,明將卒皆潰,略地至山西界而還。復東趨臨清,渡運河,攻濟南,破之,還略天津、遷安,由太平寨出青山關,凡二十餘戰皆捷,克城四十餘,降者六,俘戶口二十五萬有奇。四年四月凱旋。

按:"河西"者,通州張家灣以南的"河西務";所謂"右翼兵",當是太宗長子豪格所率領。《清史列傳》本傳:

三年九月征明,自董家口毀邊牆入,敗明兵於豐潤,遂下山東,降高唐州,略地至曹州,明兵毀橋拒我師,列陣誘敵,潛渡繞其後,敗之。還,下東光縣,又遣騎二千敗郭太監兵於滹沱河,破獻縣。四年四月凱旋。

多爾袞、豪格兩傳並看,戰況如見。多傳所謂"左沿運河"即指豪格所領的一路,沿運河即沿今津浦路至德州,直下高唐、聊城、陽谷,經壽張至曹州,由原路北歸時,破東光,遣別軍西攻滹沱河(即子牙河)口的獻縣,然後與左翼會合而還,歷時凡七個月。

多爾袞以天聰三年八月破董家口入關,較豪格早一個月,而戰功遠較豪格為多。董家口疑為潘家口之誤。潘家口關在遷安西北一百八十里,喜峰口西;喜峰口之東為青山口關,其南即青山營。如由潘家口破邊牆入關,往東奇襲青山營,始可謂之"掩其無備"。既破青山營,其進取路線,當是由遵化而西,破薊州、三河,南折至河西務會右翼兵,至涿州后,復分左右兩翼,而豪格為左翼向東經固安,沿運河南下;多爾袞為右翼,所謂"右傍西山麓"即循太行山麓南行,大致今之平漢路線,自涿州至邢台,路東路西各大城蹂躪殆遍。孫承宗籍隸高陽,即於是役中闔門殉難。

至邢台折而往東,經平鄉、威縣即至臨清,渡運河破濟南后,沿海邊北上,略天津、遷安后,由青山關口出關。這一個大圈子兜下來,只花了八個月的工夫,當時清兵之強悍,可想而知。所俘"戶口二十五萬有奇",自然編入"包衣"。這一役的戰果豐碩,對於清軍實力之增強,有極大之關係。

其時明朝正苦流寇,大學士楊嗣昌主與清議和,以期外患稍紓解,全力辦賊;而廷議爭持不決。主戰最力者,為前宣大總督盧象昇,此人江蘇宜興人,天啟二年進士,慷慨有智略,作戰奮不顧身,外號"盧捨命"。自大凌河之役以後,山海關一路有祖大壽,宣化、大同一帶有盧象昇,足御清軍。崇禎三年五月,盧象昇奔喪回里,八月間,遂有多爾袞破邊牆入關,薊遼總督吳阿衡戰死,朝廷急召三邊總督洪承疇入援,起盧象昇於墨縗之中,加兵部尚書,賜尚方劍,總督天下援兵。《石匱書》盧傳:

(崇禎十一年)九月,北騎由牆嶺入,薊督吳阿衡,椒香戚寵,侈兼何孟,廚設銀鐺百灶,客至,百餚咄嗟立辦。以豪勇聞,倉猝出師,殲焉!國人洶洶,仍命象昇督諸援師,晉大司馬;陛見,陳三可憂:"山陵,國脈也;通德二倉,國儲也;腹地空虛,國腑臟也。臣枕戈待戰,唯中樞勿掣臣肘耳。"

按:昌平州有陵寢;通州、德州為水路大碼頭,南漕北運,皆貯此二倉,而此諸處,皆為北騎所經;且腹地空虛,一遭侵入,如入無人之境,故覺可憂。

所謂"中樞勿掣臣之肘",即指楊嗣昌而言,因此,嫌隙益深。而山海關監軍太監高起潛,為楊嗣昌一黨,"掣肘"不必在"中樞",就地可辦。《石匱書》盧傳又記:

監臣高起潛扼象昇,宣雲一旅不盈萬,兵力遂單;北騎挾二馬或至三馬,日行百里,不稅。由易州走平山為一道,由新城入河間為一道,其自涿鹿走定興者號最眾……象昇戰慶都,斬馘百餘,顧默念敵深入鋒銳,我兵自戰其地,如內顧易潰,須厚集其陣,伺敵饑飽,疾力戰可以得志。奉旨切責,象昇遂分兵援平山,率眾至保定決戰。

此言高起潛勒兵不發,盧象昇所部只得宣化、雲中(大同)兵不滿萬。相反的,清兵不但數量上佔優勢,而且每人有兩匹或三匹馬,疲則換乘。"稅"者"稅駕",解鞍休息之謂;"不稅"即換馬不換人,故能日行百里,銳利非凡。至"慶都"當系望都之誤,因為古今地名,並無慶都其名。

按:盧象昇的戰略是正確的。敵軍勢銳,而備多力分,徒然犧牲,不如撤退集中,保全實力,等到敵軍深入,擇適當時機打一場殲滅戰;以弱敵強,不得不然。但有處處掣肘的楊嗣昌,必以怯敵畏戰為責,於是盧象昇乃由望都北上,在保定決戰。

可是,行軍所至,遭遇的情況如何?且看張岱所記:

定撫(保定巡撫)閉關,不設芻糧,從女牆縋餉千金。時商賈道斷,村民獸駭,持金無可糴買,進軍藁城,象昇語監軍詞臣楊廷麟曰:"三日不食,何以遇戎?君往恆,商戰守計。"

按:兵至保定,張其平拒而不納,只從城頭上縋下一千兩銀子助餉。回師至石家莊之西的藁城,一以覓食,一以邀擊趨齊之敵。"恆"者恆郡,漢置,以避漢文帝劉恆之諱,改名"常山郡",當今石家莊以南元氏縣、贊皇一帶之地,此地有駐軍者,故囑楊廷麟往商戰守之計。

盧象昇自藁城南行,在賈庄遇敵,手斬百餘人,獲小勝。第二天"北騎數萬麇至",力戰而死,年三十九。壯烈殉國,而有"要人慾誣象昇不死;獲屍群嘩"。《石匱書》盧傳:

(楊)嗣昌遣帳下督三人往驗,信;駁杖,裂膚斷筋,其二人模稜。有俞姓者,原業販貂,人呼之"俞貂鼠",仰首言曰:"盧公實死行間,氣英英不腐,必為神。我沒其節,則受鬼誅,寧人誅。"卒杖斃。按臣仍駁驗;順德守於穎曰:"日者守臣在定州城門外洗泥土,抱其屍,左頤后胸,刀痕深寸許,身中四箭,凝血猶漬麻衣上。設祭哭,軍民雨泣。容誰欺乎?"事乃雪……贈太子太保,賜謚忠烈。

按:此"要人"自為楊嗣昌。既誣以不死,而忽然發現屍首,自然大嘩。楊嗣昌命巡按御史遣人往驗,確為盧屍;而巡按以為所驗不實,用刑逼供,三人中兩人改口,獨"俞貂鼠"不肯沒盧之大節。既已杖斃俞貂鼠,猶欲復驗,得順德縣令於穎上言而止。

據於穎所言,盧象昇死於定州城外。定州在明清為直隸州,即今河北曲陽、深澤兩縣,在正定之北。當是轉戰敗退,至定州力竭陣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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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的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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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太祖、太宗(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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