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蓄勢待發的商戰

關於生具異稟、被稱為神童的金正喜的傳聞，林尚沃耳熟能詳。

朴齊家看過年僅六歲的金正喜的書畫后拍岸叫好、讚不絕口的事情，曾在京城被傳得沸沸揚揚。但讓金正喜更為出名的是文章大家、朝鮮王朝名臣蔡濟恭。早年曾被英祖盛讚為「真朕無私之臣下，汝（正祖）耿耿之忠臣」的老宰相蔡濟恭，有一天從金家的門前經過，看到大門上掛著一幅字：

「立春大吉」

這是一種為迎春而掛到門前的立春帖。儘管那只是四個尋常可見的字，但據傳，一向與金魯敬不睦的蔡濟恭驚嘆於那書法之老到酣暢，居然特意來到金府，對金魯敬說道：

「大門上掛的立春榜是誰寫下的？請讓我見上一見，以慰慕懷。」

聽了蔡濟恭的話，金魯敬欣然答應，馬上讓人把寫字人叫了來。誰知來人竟然是只有七歲的金正喜。見了這尚在童稚的少年，蔡濟恭猶自不敢相信：

「難道寫那字的真的就是這樣一個孩童？」

當他獲知寫字人的的確確是眼前這個七歲少年金正喜后，蔡濟恭預言道：

「這孩子，將來必會作為一代書法名家名播四海！但他會因書法而命運多舛，所以最好還是乾脆不要讓他拿筆。倘若他能夠以文章而邀世道之寵，必有大貴。」

很久很久以後，蔡濟恭的預言果然應驗不爽。秋史金正喜以其書法聞名遐邇，但其晚年卻極其悲慘。

對於青年金正喜而言，林尚沃是一種非常特別的存在。

因為，金正喜根本不懂中國話，只能靠筆談與中國人交流，而要開口說話必須藉助林尚沃的翻譯。據記載，金魯敬一行1809年（乙巳年）10月28日離開漢陽，12月抵達北京，在北京逗留兩個月左右，於翌年2月初復從北京出發，1810年（庚戊年）3月17日回到朝鮮。這是一次漫漫長征，從起程到返回足足用了5個月的時間。

金正喜和林尚沃心中都有一團渴望的烈火在燃燒。金正喜渴望著到北京發現一個廣闊的新天地汲取新學問，而林尚沃則夢想著打開一個廣闊的新商界，在那裡與中國商人們展開生死相搏的商業大戰。儘管目標有所不同，但金正喜與林尚沃一個要追求書道，一個要追求商道，都是要求達到「道」的境界，從這個角度講，這次遠赴北京正是一次求道之行。

使臣的隊伍從10月28日起程，當年12月22日終於抵達北京。一行人在專為各國使節準備的客館卸下了行裝。

在來訪的外國使節們下榻的客館里，供奉著一個刻有「闕」字的木牌，叫做「闕牌」，是皇帝的象徵。使臣們要對著這個闕牌行跪禮，稟告自己已平安到達北京，並開始在北京的正式外交活動，這叫「望闕禮」。不但初履北京之地和最終離開北京之時要舉行，而且在北京逗留期間每個月的初一和十五都要舉行這種儀式，由使臣帶領所有的隨員向闕牌行禮，彷彿那就是真正的皇上。

作為出使隊伍的一員，朴尚沃自然要下榻客館，而朴鍾一每次來北京總是投宿前門大街的小客店。朴鍾一住到這裡，不但是因為與林尚沃交易的老主顧們大都聚居在這一帶，一個更主要的原因是，同仁堂老闆王造時也住在這裡。由於林尚沃與張美齡的關係，每次林尚沃到北京，王造時都會到現場幫忙交易。

自從通過張美齡結識林尚沃后，王造時就做起了林尚沃實質上的「夥計」。夥計這種制度，為當時中國商人所獨有。在當時的中國商界，老闆通常不會出頭露面。他們一般都會按照清朝流行的做法，花錢去買官沽名，表面上是官員的身份。用錢買官的制度被稱為「捐納制」。而生意，實際是由這些被稱作「夥計」的代理人來負責的。夥計，說起來就是一種包攬金錢出納的會計業務與管理事務的職業經理。由於有這些相當於現在職業經理的夥計出面，中國的商業圈子益發富有組織性和體系性，因而也就更具有競爭力。

從這種意義上講，同仁堂的老闆王造時就是在北京當地替林尚沃出面的代理人(即夥計)。同時也可以說王造時是幫林尚沃做貿易並從林尚沃那裡獲得一定傭金的貿易經紀人。這時的林尚沃已是名滿北京。林尚沃帶來的紅參質量最佳，而其手頭的貨量別人也望塵莫及，加之北京的人蔘非常緊俏，林尚沃的人蔘在同中國商人交易時經常處於非常有利的地位。尤其是，去年人蔘歉收，整個北京已經貨源告罄。

就在這個時候，朝鮮的人蔘貿易大王林尚沃帶著5000斤上好的人蔘隨著陳奏使的隊伍來到北京。這一消息經由王造時的一紙通文，馬上傳向北京所有的藥材商們。藥材商們立即湧向朴鍾一投宿的小客店。這些藥材商也大都是些作為代理人前來談價的夥計，老闆則另有其人。

因而，林尚沃自然也不會出面，實際來操作買賣的是朴鍾一和王造時。

藥材商們可以先看林尚沃帶來的紅參貨樣。這群長期與人蔘打交道的商人，只消一眼就本能地感覺到，林尚沃這回帶來的人蔘是上品中的上品，也就是極品。他們都急切地想知道，這極品的人蔘究竟會開出一個什麼樣的價錢。

當時，與中國人做交易，並不是一對一去單個做，而是買賣雙方的代表經過激烈的討價還價最終定出一個公告價，以一攬子交易的方式進行的，覺得那價格不合適的人就不參加這筆交易，而到別人那裡去成交。

「究竟帶來了多少人蔘？」

「價錢是一斤多少？」

中國商人們已經禁不住心中的揣測，不住地向朴鍾一和王造時問這問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