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蛇仙遊記》第三卷70、圍剿「包產到戶」

7o、圍剿「包產到戶」

廬山會議風雲突變，停止了糾「左」，全國開展了反右傾運動。包產到戶又遭到比1957年更加厲害的批判，包產到戶試驗不到百天，就被剿滅了。那些主張搞包產到戶的黨員幹部，都被打成「右傾機會主義分子」，搞包產到戶的基層幹部和農民，也遭到辯論、批判。

1959年8月22日，廬山會議剛剛結束，江蘇省委就向地、縣、公社黨委出通知，說包產到戶的做法「都是右傾思想的表現」，它「從根本上取消了人民公社集體勞動這一基本的勞動形式，退到個體勞動的老路」，「實質上就是集體退到單幹」。規定：「凡是現把全部農活包到戶，或者是包產到戶的地方，不論形式如何，名目怎樣，都應當立即批判，加以糾正。這種做法，既不必試行，更不能推廣。」「今後一律不提田間管理包到戶。」1o月13日，中央批轉了這個文件，批示說：「把全部或者大部農活包工到戶或者包產到戶的作法，實際上是在農村中反對社會主義道路，而走資本主義道路的作法，凡有這種意見和活動的地方，都必須徹底地加以揭露和批判。」

1959年9月29日，河南省委向中央報告說：河南省在反右傾鬥爭中，現了以耿起昌、王智慧為代表的主張在人民公社內實行包工包產到戶，否認人民公社優越性的典型人的材料。「他們在整社和加強生產管理的掩護下，採取了對中央第二次鄭州會議的修正主義的作法，把包工包產到隊變為包工包產到戶。他們的這種手段，從破壞集體生產到否認人民公社三級所有制，從表面看來來是生產管理方法上的鬥爭，實際上是兩條道路、兩種所有制的鬥爭」，「反映了人民公社化以後農村階級鬥爭的新特點。」耿起昌、王智慧已經墮落成「右傾機會主義分子」。

1o月12日，中央批准了河南省委的報告，並批示：耿、王二人「想把『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倒退為『一小二私』的互助組或者單幹戶。這裏明顯暴露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反對人民公社的本心和實質，是根本反對農業合作化，反對走社會主義道路。這種思想直接反映的是一部分富裕中農的要求，但是歸根結底，最後是要走資本主義道路，是企圖使資本主義在農村復辟，實質上是反黨反人民的資產階級思想在黨內的反映。」「各級黨委應該找出一批典型材料，組織黨員幹部進行深入徹底地揭和批判。」

9月29日，農業部黨組向和中央提出《關於廬山會議以來農村形勢的報告》，報告說，今年五、六、七月間，農村中曾經出現了一股右傾的邪氣、歪風，搞什麼「生產小隊基本所有制」、「包產到戶」，利用「小私有」、「小自由」，大搞私人副業，破壞集體經濟，以及吹掉部分供給制，吹散公共食堂等等。1o月1５日，**中央批轉這個報告時指出，這實際上是「猖狂的反對社會主義道路的逆流」，各地應徹底加以「揭批判」；並要求立即掀起一個群眾性的產運動的熱潮，使農業在特大旱澇蟲害的襲擊下，仍能實現大躍進。

9月3o日，湖南省委向中央報告，列舉了農村中出現的不少非議人民公社、主張包產到戶的言論。1o月15日，中央在批轉這個報告時指出：「目前農村中正在進行着一場兩條道路的鬥爭，這場鬥爭是十年來農村中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兩條道路鬥爭的繼續，是一場很激烈很深刻的階級鬥爭。」「在農村中如果不把一部分富裕中農反黨反社會主義的猖狂進攻徹底粉碎，人民公社就不可能進一步鞏固，農業的繼續大躍進和貫徹執行黨的總路線也是不可能的。」

1959年11月1日，《人民日報》轉載《紅旗》雜誌評論員文章：《右傾機會主義是企圖為資本主義復辟開闢道路》；2日，表評論員文章《揭穿包產到戶的真面目》；12月4日，《光明日報》表文章：《「包產到戶」是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在農村復辟資本主義的綱領》。這些文章對包產到戶進行了深刻、系統的批判，從政治理論上選判了包產到戶的死刑。

各地紛紛找典型人和典型材料，並在報紙上聯繫實際展開對包產到戶的猛烈批判，在反右傾運動中，對主張包產到戶的黨員幹部進行了殘酷的鬥爭。例如，河南省貫徹廬山會議精神的省委擴大會議后，原來進行的包工包產試點也被批為右傾。信陽地區的包工包產試點本來是地委農村工作部長延炳玉佈置各縣搞的，現在不認賬了，把責任都推到下邊。為此將息縣、淮濱等數縣農工部長打成了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光山縣委書記馬龍山曾讓副書記張福鴻到一個生產隊搞包產到戶試點，到反右傾時，馬不敢承擔責任，說是張自己搞的。張不服，堅持說是馬書記派他去搞的。馬龍山為了殺人滅口，就在縣委擴大會議上動批鬥，將張福鴻活活打死，然後說張畏罪自殺，立即埋掉。

廣大農民所最擁護的，最符合農村實際的，最能調動農民生產積極性的人民公社的管理方式——包產到戶，興起不到百日，就這樣在反右傾運動中被扼殺夭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