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前言

在中國小說史上,《孽海花》是一部當之無愧的文學名著。它的出版,曾於20世紀初期的文壇引起轟動,在不長的時間裡,先後再版10餘次,「行銷10萬部左右,獨創記錄」(范煙橋《側記》)。專家的評論亦頗為熱烈,著名小說研究專家蔣瑞藻在《小說枝談》中,轉引《負暄瑣語》的評論說:「近年新撰小說風起雲湧,無慮千百種,固自不乏佳構。而才情縱逸,寓意深遠者,以《孽海花》為巨擘。」一代古文大師、著名外國文學翻譯家林琴南,對之推崇備至,「嘆為奇絕」。魯迅對此書亦多有褒揚。然而,不同的聲音亦復有所聞:胡適以為:「《孽海花》一書……但可居第二流」。一部小說不僅引起一般讀者的廣泛興趣,以至一版再版,並且招來諸多文化名人評頭品足,這確乎是一件極有趣的現象。我們今天的讀者,盡可以放開自己的眼光去鑒賞,去評判。為了有助於朋友們閱讀,不妨對作者的經歷,成書的過程,以及小說諸般特徵略作評介如下:

作者曾樸,初字太朴,后改字孟朴,筆名東亞病夫,病夫國之病夫等。江蘇常熟人。生於1872年,卒於1935年。他生活的年代,恰是中國社會充滿了動蕩與變革的時代。而曾樸又是一個生性敏感、熱心國事之人,因此而隨時代大潮的激蕩而沉浮。他19歲即考中秀才,次年中舉,可謂少年得志,名震鄉里。轉年即赴京應試,卻因試卷墨污而名落孫山。隨即捐官內閣中書,留京供職。越2年,爆發了甲午海戰,中國一敗塗地,被迫與日本簽訂了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消息傳來,國人震驚。曾樸懷抱憂國憂民之志,難耐內閣中書的閑散空曠,立志進入外交界,以實現「為國宣勞」的人生理想。為此,而入同文館學習法文。至1896年,負責外交事務的總理衙門招考章京,曾樸雖以「異才」而聞名京師,卻因不為內閣衙門保舉而不得應試資格。其壯志難酬,悲憤至極,拂袖出京而去。次年,至上海創辦實業,適逢譚嗣同、林旭等維新志士聚集滬上,謀划變法革新。曾樸為之所動,與譚、林諸君朝夕相聚,籌謀新政。1808年,應康有為、梁啟超相召,譚、林等北上京師。曾樸則因父親喪葬瑣事尚未料理清楚而滯留滬上。不久,變法失敗,譚、林諸君殉難。曾樸聞訊不勝驚恐,迅即由瀘返鄉。鄉居期間,與開明士紳丁祖蔭、徐念慈、張鴻等人,倡導新式教育,雖遭頑固勢力百般阻撓,但最終還是衝決各種阻力,創辦了常熟第一所小學。又自辦日文講習班,聘日籍教師任課。1903年再赴上海,經營繭絲業,因受外絲傾銷的衝擊,折本而罷。次年,轉入出版業,創辦「小說林社」,出版中外小說。1907年又創辦《小說林》月刊。1908年因資金周轉不靈,出版社被迫關閉。即在曾樸從事出版業的同時,亦未曾中斷政治活動,他曾參加張謇、孟昭常等人為中心的預備立憲公會,積極倡導君主立憲制。到1909年,清政府已處四面楚歌的境地,曾樸卻應大官僚端方之聘,進入兩江總督衙門,做了幕僚。次年,又因端方保薦,以候補知府身份,先後在杭州、寧波任職。辛亥革命后,被選為江蘇省議員,又歷任官產處處長、財政廳廳長、政務廳廳長等職。直至國民革命軍北伐至江蘇,才終止了官場生涯。1927年重操舊業,創辦「真善美」書店,並出版發行《真善美》雜誌。至1931年,復以資金不能流轉而歇業。隨即由瀘返鄉,4年後結束了他坎坷曲折的人生歷程。這裡特別需要說明的是,終其一生,始終熱衷於學術研究與文學創作,著述達數10種之多,而尤以《孽海花》蜚聲中外,藝術魅力歷久而不衰。

《孽海花》的成書過程,亦如同它的作者人生歷程那樣,複雜而又曲折。第一、二回發表於1904年留日青年在東京創辦的《江蘇》雜誌第8期,而作者並不是曾樸而是金松岑。金氏以愛自由者為筆名刊發兩回之後,又寫成4回,遂以6回書稿寄送好友曾樸商酌。曾樸以為題材尚好,只是格局過於狹隘,建議作大的修改,使之「盡量容納30年來的歷史」。金氏以為寫小說非己所長,則順水推舟,任由曾樸去修改、續寫。曾樸遂埋首案頭3月余,得20回(含對金氏6回徹底改寫)。1905年由日本翔鸞社分兩集出版發行。至1930年,續寫至35回,其中前20回於1928年由真善美書店再版,依然分作兩集。后15回則由《真善美》雜誌陸續刊發。1931年將此15回的前10回結集,由真善美書店出版,是為第3集。繼而,又將3集合為一冊出版。簡而言之,合刊后的版本為30回,后5回並未放入其中,至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1955年出版的寶文堂本,1956年出版的上海文化出版社本,以及1959年上海中華書局本,都是30回本。直到1962年,中華書局才將后5回作為附錄增入出版,是為增訂本。

《孽海花》內容繁富,時間跨度大,如何從總體上把握它的本質特徵?作者對其創作意圖的剖白,對我們頗有啟發。《修改後要說的幾句話》曾云:「這書主幹的意義,只為我看著這30年,是我中國由舊到新的一個大轉關,一方面文化的推移,一方面政治的變動,可驚可喜的現象,都在這時期內飛也似的進行。我就想把這些現象,合攏了它的側影或遠景和相連繫的一些細節事,收攝在我筆頭的攝影機上,叫它自然地一幕一幕地展現,印象上不啻目擊了大事的全景一般。」由是觀之,作者試圖在這部小說里容納30年歷史的本質內容,並表現出它的發展趨勢。質而言之,就是要把《孽海花》寫成一部歷史小說。而所謂歷史小說,已經不同於我國傳統意義上的「歷史演義小說」,歷史演義小說,即歷史的通俗化;而這裡所說的歷史小說,是具有近代意義的新概念。其基本特徵是:「把奇妙和真實」結合在一起,塑造「個人與社會歷史命運更緊密結合的人物」,表現歷史的本質和趨向,最終「把小說提高到歷史哲學的地位」(引號為盧卡契言論)。應該說,《孽海花》已經達到了這樣一種境界,堪稱具有近代意義的歷史小說。這自然與作者對法國文學特別是對大仲馬、雨果的歷史小說具有頗為精到的研究不無關係。

《孽海花》所表現的30年歷史內容,亦即同治中期至光緒後期這一特定歷史階段政治和文化的變遷史。

就政治演變而言,小說以同治中後期為背景,或隱或現地表現了光緒前、中期一系列重大事件的發展歷程:從中法戰爭到中俄領土爭端;從甲午海戰到台灣軍民的反抗侵略;從洋務運動到維新派興起,以至資產階級革命領導的廣州起義的失敗。同時,作者更注重表現諸多政治事件的內在聯繫及其發展趨勢。誠如作者自云:「這書寫政治,寫到清室的亡,全注重德宗和太后的失和,所以寫皇家的婚姻史,寫魚陽伯、余敏的買官,東西宮爭權的事,都是後來戊戌政變,庚子拳亂的根源。」小說中的光緒皇帝生性懦弱,完全被慈禧太后所挾制,即使冊立皇后,亦沒有絲毫的決定權。慈禧將自己的外甥女塞給光緒立為皇后,以為耳目,而光緒所寵愛的姑娘只好屈居皇妃之位,從此東、西宮爭寵的鬧劇愈演愈烈。東、西宮爭寵,實質是光緒與慈禧爭權的表現形式。後來,外間傳言,魚陽伯行賄皇妃,謀上海道肥缺。慈禧就藉機大打出手,立刻廷杖皇妃,並降之為貴人。因此而引起帝后失和。由此而後的戊戌政變、義和團運動直至清王朝覆亡,都與帝后失和相關聯。不過,戊戌政變及以後的事件都在擬寫計劃之內,而並未付諸實施。

小說是如何表現30年來思想文化的變遷呢?作者在《修改後要說的幾句話》中對此亦有明確的揭示:「寫雅敘(聚)園、含英社、讀瀛會、卧雲園、強學會、蘇報社,都是一時文化過程的足跡。」從雅聚園的描寫中,可表現出同治時期一般讀書士子的精神風貌,國家已處岌岌可危的境地,而他們對此卻麻木不仁,對世界大勢幾乎是一無所知,唯一感興趣的就是考究做八股文的要訣,陸菶如就是典型的代表人物。然而,時代風雲的激蕩畢竟促使讀書士子階層發生分化,某些思想敏銳的通達之士,開始睜眼看世界,除舉子業之外,亦注重經史百家的學問,而且對西學表現出濃厚的興趣。就在第2回有關雅聚園的描寫之後,敘及金雯青中狀元衣錦還鄉、乘輪船途經上海小住。有洋務派著名人物馮桂芬來訪,見面一番寒暄之後,即以長者口吻勉勵雯青說:「現在是五洲萬國交通時代,從前多少詞章考據的學問,是不盡可以用的……我看現在讀書,最好能通外國語言文字,曉得他所以富強的緣故,一切聲、光、化、電的學問,輪船、槍炮的製造,一件件都要學會他,那才算得個經濟……」一番話足以振聾發聵,直令狀元郎茅塞頓開。隨後,金雯青又應邀赴一品香會客,席間聽薛淑雲(影射薛福成)、王子度(影射黃遵憲)等人「議論風生,都是說著西國政治學藝」,不由暗自慚愧,想道:「我雖中個狀元,自以為名滿天下,哪曉得到了此地,聽著許多海外學問,真是夢想沒有到哩!從今看來,那科名鼎甲是靠不住的,總要學些西法,識些洋務,派入總理衙門當一個差,才能夠有出息哩!」由此意味深長的心理剖白,可見在上海這等開放的城市,學西法、識洋務在知識界已成為時尚。時代畢竟前進了,傳統的詞章考據之學,已遠遠不足以敷用,洋務思想應運而生,盛行於世,思想文化演變之跡甚明。然而,洋務思想自有其先天的不足,它只承認西方各國的船堅炮利及科技的進步,而無視其政治體制較之封建專制亦同樣具有的進步性和優越性。這種輕本而重末的致命弱點,隨著時代的推移而愈益為人們所認識。代之而起的則是以政治體制變革為實質內容的維新變法的思潮。到18回有關「談瀛會」的描敘,就十分清晰地表現了這一思想文化變遷的足跡。從第2回寫金雯青衣錦還鄉、途經上海聆聽薛淑雲、王子度的洋務高論,到18回敘及金雯青由俄返國途經上海參加「談瀛會」,其間經歷了20餘年的時間,這期間思想文化界發生了深刻的變化,康有為的維新變法思想開始在社會傳播,同時,從洋務派中亦分化出一批具有變法思想的改良派。「談瀛會」上,依然是薛淑雲、王子度一班人,而其政治見解較20年前大有進步。「談瀛會」的中心話題是:「吾今自強之道,究以何者為先?」圍繞此論題,各抒高見。或以為力爭外交權為急務;或以為當以練兵為首要;或以為發展經濟為基礎;而最具說服力的論辯,則是以為必以政體變革為第一。而此論實際上最終成為諸名士的共識。毫無疑問,它屬於改良主義的新思潮。

小說寫到第29回,所反映的時代背景,已是19世紀末期甲午海戰之後的情狀。北洋海軍乃洋務運動的產物,海上一場惡戰,竟不抵島國日本,幾至全軍覆沒。這沉痛的教訓給思想文化界以極大的震動,通達之士為之猛醒,他們清醒地意識到:政體不變革,單是辦辦洋務,終究是難以拯救衰敝的祖國。這種以變革政體為核心內容的維新思想,在甲午海戰之後頗為盛行一時。

與此同時,更有一些思想激進的知識分子,他們以為清朝政府已經腐敗透頂,頑固派勢力在朝廷占居絕對優勢,以和平的方式去變革政體,只不過是浪漫的幻想,最終難以付諸實踐。那麼,他們的政治主張又當如何呢?第29回敘及革命派領袖人物楊雲衢(影射楊鴻飛)的演講辭,從而明確揭示了革命派政治主張的本質內容:「現在的中國少不得革命的了!但是不能用著從前野蠻的革命,無知識的革命。以前的革命,撲了專制政府,又添一個專制政府,現在的革命,要組織我黃帝子孫民族共和的政府。」很顯然,這種以「推翻專制,建立共和」為核心的政治主張,比之於維新思想來得更為激烈,亦更為切實!但是,在小說所描寫的那個特定時代,革命派思潮尚未風靡社會。第29回敘及革命中堅人物陳千秋隻身赴滬,試圖聯絡同志,發展革命力量,而結果卻令他大為失望。偌大一個上海,竟難覓知音。且不論花天酒地、醉生夢死的浪子以及惟知買進賣出、膽小怕死的商販,即使「大家推崇的維新外交家王子度,也只是主張廢科舉,興學堂;眾人驚詫的改制新教王唐猷輝(影射康有為),不過說到開國會,定憲法。都是扶牆摸壁的政論,沒一個揮戈回日的奇才」。陳千秋的憂憤,既表達了對維新派切中肯棨的批判,又反映了革命派思想尚缺乏知音的時代特徵。革命派思潮風行於世,那是戊戌變法失敗之後的事情,然而,《孽海花》並未及此便匆忙收場。

總之,循著作者的筆觸,不難尋繹出30年間政治、文化的演變史,從而,使小說具有了「歷史哲學」的意味和境界。雖然,小說中不乏對清延腐敗的揭露和譴責,然而,它只是在反映政治文化變遷史過程中的附帶而已。因此,《孽海花》終究是一部「歷史小說」。只有把握了它的這一本質特徵,對這部小說的理解就會深入一層。

當然,歷史小說並非歷史教科書,即使它取材真實,人物亦歷歷可考(據考證,小說中人物有生活原型者達270餘人),但是,絕不可把它與歷史生活本身等量齊觀。它畢竟是一部精心結撰的「奇妙與真實」結合的文學作品,作者以狀元郎金雯青(影射洪鈞)與名妓傅彩雲(影射趙彩雲)的婚姻生活故事為情節主線,將30年間重要歷史事件的側影及其相關的趣聞佚事,加以剪裁提煉,熔鑄成篇。

《孽海花》的結構頗具獨創性。作者曾對此作過極為形象而確切的比喻。「譬如穿珠,《儒林外史》等是直穿的,拿著一根線,穿一顆算一顆,一直穿到底,是一根珠練;我是蟠曲迴旋著穿的,時收時放,東西交錯,不離中心,是一朵珠花。譬如植物學里說的花序,《儒林外史》等是上升花序或下降花序,從頭開去,謝了一朵再開一朵,開到末一朵為止。我是傘形花序,從中心幹部一層一層的(地)推展出各種形象來,互相連結,開成一朵球一般的大花。」(《修改後要說的幾句話》)

《孽海花》作為歷史小說,刻劃人物性格吸取了我國古代「良史」的實錄精神。同時,又借鑒了《儒林外史》「秉持公心,指摘時弊」的諷刺手法,以寫實筆法評說事件、權衡人物。即使對威毅伯(影射李鴻章)這樣的人物,亦絕非一概罵倒,既寫他在甲午海戰中負有「因循坐誤」的歷史責任,又不是把失敗的全部責任統統歸咎於他,西太后挪用「一國命脈所系」的海軍經費,威毅伯又如之奈何呢?既寫他害怕開戰的膽怯心理,又寫他的知己知彼、老成持重。既寫他簽訂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因而遭到國人唾罵,又從深層次寫出簽約的根源在於國家的貧弱。總之,在作者筆下,威毅伯不是一個被簡單化、臉譜化了的人物,而是一個具有歷史真實感的藝術形象。

《孽海花》在藝術方面,亦多有不足之處。其結構雖雲工巧,獨創性亦顯而易見,但是,把30年間歷史重大事件連結於金、傅婚姻生活故事這條主線,終難免有牽強之處。然而,所有這些終究是白玉中之微瑕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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