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後的課堂

1958年上半年基本上沒有上課下學期開學后，還處於大躍進「起跑階段」，人們的思想仍然高度膨脹。全校師生在黨委號召下開展教育大革命，教學活動難以進行。1958年末，中央批轉教育部黨組《關於教育問題的幾個建議》,對生產勞動時間作了具體規定，並強調安排生產勞動，要盡量與教學結合。教師的主要勞動是教學，參加體力勞動以不妨害教學為原則。後來，中央又提出全日制學校應該貫徹教學為主的原則，揮教師在教學工作中的主導作用。學校黨委根據中央精神，貫徹以教學為主的原則，開始穩定教學秩序。《遼寧大學》校刊表了《為進一步提高教學質量而奮鬥》的社論。指出，「學校的基本任務是教學，組織學生參加生產勞動是為了更好地進行教學，是為了多快好省地培養出黨和國家所需要的人才來。……認真學習書本知識，這並不意味着就是教條主義，只要我們能夠把讀書和勞動、理論和實際、政治和業務密切地結合起來，書讀的越多越好。」正是在這種氣候中，在我們大學生活的最後階段，又基本恢復了正常教學狀態。最後的課程是王積業老師講《經濟統計學》。這是一門財經院校統計學專業最重要的（與《政治經濟學》同等重要）的課程。王積業老師1955年和劉國光一起被派往蘇聯莫斯科經濟統計學院研究生班學習。蘇聯統計學家廖佐夫是他的導師，王老師的副博士畢業論文寫的是關於勞動生產率的問題（王老師在蘇聯的導師是廖佐夫，是聽同學們說的，未作核實）。1957年在蘇聯獲得副博士學位后回國。當時有關部門要他留在北京，我們學院不同意，又回到東北財經學院任講師。遼大成立后，擔任統計系副主任。王積業老師戴一副深度近視鏡。他對我們說過，原來他的眼睛的視力極好；之所以變成了近視，完全是在去蘇聯莫斯科經濟統計學院學習之前補習功課，學習俄語累的。到了蘇聯更是刻苦讀書，須臾不敢放下書本。只是到了寶貴的禮拜天，才鑽進電影院，連續不斷地看上幾部電影，徹底放鬆一番。為了填補損耗的體力腦力，也時不時的吃一次烤乳豬。他說，在莫斯科經濟統計學院只有教授級的老師才能夠享此口福；當時，蘇聯老大哥對中國留學生特殊優待，可以吃教授才能夠吃的菜肴。王積業老師講的有聲有色，差一點沒有把我的哈喇子講出來。王老師在蘇聯吃燒乳豬的故事，我曾經在以前的文字中寫過。剛剛煞冷，王老師穿了一件只有農村老一點的老農才穿的便服棉襖。在圖書館前我們幾個同學見此情景，不免笑。王老師心裏明白，看了看自己穿的棉襖，問道，「笑什麼？」回答：「棉襖……」王老師：「這是海城老家我媽給我做的，看，多暖和！」在農村，我們把它叫「二大棉襖」。王老師的這件大棉襖的下襟遮住臀部，兩袖細長，袖口過手指；黑色，棉布；這件棉襖無論是裁剪、縫、納等等工藝都彰顯出精心的手工操作的特色，一點時代風韻也沒有，土得不能再一個大高個、戴一副近視鏡、穿着這種土氣的大棉襖，有誰能夠相信這是一位留蘇的副博士！王老師見我們一臉迷惑的模樣，笑着說，「不管你念了多少年的書，攀升到多麼高的位置，都不要忘了老家，更不能辜負了爹娘對你的關愛。穿着老媽親手給你做的衣裳，不光是身上暖和，心裏更暖和。」《經濟統計學》是我們在校上的最後一門課程。由王積業老師主講。幸好，至今我手裏保存一冊（精裝）《紅星日記》本，（日記本是姐夫在雞西煤礦公安局先進工作者的獎品，我上大學的時候，還沒有用過的幾本都給了我。）是專門記錄王積業老師講《經濟統計學》的筆記本。（這個筆記本是我手頭上僅存的大學上課的筆記。）他講課的一些內容尚有據可查。在這個筆記本中，比較認真地記錄了前四編的經濟統計學的講課內容。第一編照例是對象和方法問題。關於統計學的對象從開始學習統計課那天起，老師就說有多種不同意見。其實，在統計工作崗位上幹上幾十年，那就不是問題了。只有那些（極個別，極少數的人）在屋子裏獻資料，沒有做過實際統計工作，脫離實踐的「學者」才會呶呶不休的爭來辯去；越是沒有定論他們越是得意，不然，豈不是丟了飯碗！恕我言辭過於酸刻。必須聲明，我絕對不是反對學術問題上能夠提出新見解，敢于堅持個人主見，善於爭辯的精神和熱烈的科學研究氛圍。與《經濟統計學》對象聯繫在一起的，是統計方法。王老師一共講了六種方法：綜合統計方法；統計調查；統計分組法；相對數和平均數；指數法；平衡法。方法是與對象相聯繫的，也就是認識什麼樣的對象，就要使用什麼方法。王老師講，我們現在學習的統計理論，統計方法，可以說是全盤照搬蘇聯的社會主義統計實踐成功經驗，經過驗證的社會主義統計科學理論。但是我們學習的並不徹底。比如，經濟統計學中重要的綜合統計方法中的國民收入的計算，沒有真正的開展。國民經濟核算沒有進行，統計平衡法也就無用武之地。講到國民經濟核算，不可避免地要聯繫到從蘇聯「叛逃」到美國的「蘇聯人」列昂惕夫。美國勞工部為了研究美國戰後的生產和就業問題，以列昂惕夫為的統計工作者編製成功了1939年的美國投入產出表。美國勞工部用該表預測美國1945年末的就業狀況，以及195o年美國充分就業情況下，各經濟部門的產出數值。其準確性被後來美國的經濟展事實得以證實。1952年，美國空軍和美國勞工部協作，編製完成1947年的包含2oo個部門的美國投入產出表。此後，美國政府定期編製全國投入產出表，作為國民經濟核算和決定經濟政策的依據。完成這麼浩大的計算工作量，沒有大型計算機的助力是不可想像的。對於西方的某些成就，依「凡是敵人擁護的，我們就要反對……」的導教，在《經濟統計學》課堂上，把用計算機編製投入產出表說成是西方資本主義學者在搞「數字遊戲」，理所當然的成為批判的對象，列昂惕夫（儘管他應用的是馬克思再生產理論）也是在劫難逃科學畢竟是科學，改革開放之後，我們也開始進行投入產出調查，編製國民經濟平衡表。在講到《經濟統計學》的任務的時候，王老師通過統計資料，闡述了統計為黨和國家制定政策方針，進行重大問題決策時的作用。他以中國和蘇聯「英趕美」為例，用統計數字作了證明。「英趕美」是1957年，赫魯曉夫提出蘇聯要15年趕美國，之後提出要讓中國在15年內趕英國。王老師用當時能夠代表一個國家經濟實力的鋼產量統計資料論證了這些口號。蘇聯與美國1913年到1956年43年間鋼產量，美國從318o萬噸展到1o45o萬噸，展度為328.6％，平均每年遞增2.9％；蘇聯從42o萬噸增加到487o萬噸，展度為1159.5％，平均每年遞增6％。按照兩個國家各自的展度，15年後，鋼產量蘇聯一定會趕上美國。事實證明，到197o年，蘇聯鋼產量過1億噸，與美國基本持平。中國和英國比較，英國1941年到1956年15年間鋼產量從12oo萬噸增加到21oo萬噸，展度為175％，平均每年遞增3.5％，按這個度，15年後鋼產量可以達到36oo萬噸；中國1952年135萬噸，1957年524萬噸，展度為338.1％，平均每年遞增16.5％，按這個度15年後可以達到51oo萬噸，如果增長度再低一兩個百分點，達到4萬噸沒有問題。當然，中國鋼產量直到1983年才達到4萬噸，比預想的多用了1o年。在這26年間，大多數年份鋼產量都是兩位數的增長度，只是大躍進之後的兩年，特殊時期中間的數年，增長度出現了兩位數的負增加。這是王老師（包括為中央提供決策依據的計劃統計機關）在計算可能實現趕上英國的鋼產量時無法預測的。《經濟統計學》第三編是人口統計。批判馬爾薩斯反動人口論成為講課的至關重要不可或缺的內容。馬寅初先生理所當然的成為授課時批判的活靶子。社會科學是有階級性的，如果，在那個時候哪一位老師在講社會科學領域裏某一個學科的課程，不講批判資產階級的內容，是絕對不可以的。馬爾薩斯人口論是馬爾薩斯在十八世紀末創立的。其理論的基本點是人口與食物等生活資料的關係。它的主要觀點是：認為生活資料按算術級數增加，而人口是按幾何級數增長，因此生活資料的增加趕不上人口的增長是自然的、永恆的規律。他主張節制、抑制、扼殺人口增長。他提出遏制人口的增長有兩類辦法，一是道德的節制的辦法；一是罪惡的遏制辦法，那就是飢餓、繁重的勞動、限制結婚以及戰爭等手段來消減民眾人口。王老師用統計資料駁斥了馬爾薩斯的人口按幾何級數增長，生活資料的增長趕不上人口增長的謬論，說明馬爾薩斯反動人口論是不符合人口增長與經濟展實際的偽科學。王老師列舉了185o年到191o年德、法、英、意、美五國的人口從1.3o4億人增加到2.6o9億人，6o年只增加了1倍，而不是依照等比級數年年倍增。他又用每一個人口擁有的糧食產量來證明生活資料的增長趕不上人口增加的謬論。人均糧食產量是以糧食產量為分子，以人口數為分母計算的，人口增長如果快於糧食增長，分數的比值一定是越來越小，人均糧食產量的增長率必然是負數，也就是現在所說的負增長。例如，我國1952年到1956年人均糧食產量增加8.28％，說明人口增加沒有快於糧食產量的增長。當然，講課中更重要的是批判馬爾薩斯把資本主義制度所造成的一切問題和災難歸結為人口過剩；而控制人口過剩，只能依靠資本主義制度，反對進行社會主義革命推翻資本主義。1957年7月馬寅初在第一屆人大第四次會議上言，認為我國人口增殖太快，主張控制人口。他認為必須控制人口數量，提高人口質量；建議進行人口普查和建立人口統計工作；同時，制定人口政策，編製人口計劃。他主張，國家干涉生育，實行計劃生育，晚婚節育，宣傳避孕，獎勵節育，懲罰多生。馬寅初觀點的基本點也是人口與生活資料的關係。所以必然要與馬爾薩斯掛上鈎，被當作「新馬爾薩斯人口論」而加以批判。王老師歸納了當時「右派分子」提出的人口多的危害。比如，人多，耗用糧食多，糧食佔用耕地多，經濟作物種植面積少、生產量少，影響輕工業展；人多，消費量大，致使國民收入消費與積累比例失衡，積累少，影響建設規模，制約生產展；人多，生產資料少，勞動者技術裝備程度低，影響勞動生產率提高，等等。批判馬寅初，反駁「新人口論」的理由也是很充分的。比如，幾年來人口雖然增加，輕工業展也是提高的；國民收入是活勞動創造的，活勞動越多，國民收入越大，相應的積累額也會增加，不可忽視消費和積累是辨證的、相輔相成的關係；提高勞動生產率必須依靠機械化，（那個時代）除了重工業之外的小型企業的展還是要依靠人力，沒有條件實現機械化，等等。批判的要害問題是說馬寅初等人把人民群眾看成是只會消費的消極因素，而看不到他們是建設社會主義的積極因素。說，他們的問題在於脫離中國實際情況去談中國問題，和資產階級的馬爾薩斯是站在同一個立場上，也就是資產階級右派的立場上，抵制社會主義。經濟學家、人口學家馬寅初稱「我對我的理論有相當把握，不能不堅持，學術的尊嚴不能不維護！」但是，報刊雜誌上，我們的課堂上，照例是把他與馬爾薩斯相提並論，批判不已。好在我們黨和國家早已經認識到人口的展必須實行計劃生育，且堅決執行，五十年後，中國人沒有達到十六億，比馬寅初預計的少生三個億。王老師畢竟是蘇聯留學回來的副博士，雖然他在批判馬寅初的時候必須引用報紙雜誌上權威的論點論據，但是，還是不落俗套，一定要講出與大學課堂相匹配的理論知識。王老師講了《人口統計學》的理論基礎――人口規律。（人口規律，或社會主義人口規律，讀者可以到《政治經濟學詞典》或互聯網上去查。）王老師應用統計數字講述了社會主義人口規律質聯繫及其展的必然趨勢。比如，就業與勞動生產率問題。他列舉了蘇聯第一個五年計劃1928年至1932年的統計數字，證明社會主義人口規律中就業人口與勞動生產率二者之間是相得益彰的關係，在社會主義制度下就業人口的增加是與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存在必然的相一致的聯繫。統計數字錶明，蘇聯1928年一季度失業人口158萬人，193o年一季度減少到1o8萬人，四季度消滅了失業。大工業的職工人數由1928年的31o萬，增長到1932年的65o萬，增加1倍多。勞動生產率以1928年為1oo％，到1932年，工業部門達到141％，建築部門為1o4％，鐵路運輸為176％。國民收入1932年增加到45o億盧布，比1928年增加85%。職工的全年平均工資比1928年增長68％。王老師講課的特點，從筆記本的記錄中，可以看出，很多章節的論點，都是以大量的（或較充分的）統計數字來作為論據的。也可以說，王老師是用統計數字講《經濟統計學》。特別是一些反映事物本質的指標，比如人口中的城市人口比例，自立人口中的從事工業生產的人口比例，人口中受過高等教育的人口比例，人口出生率，死亡率，離婚率，平均壽命等等。有中國的數字，有蘇聯的數字，有美、英、法、日等西方國家的數字。他在黑板上書寫一行行、一列列的數字之後，並不做過多解釋，只是提醒同學們注意，如，「這個是蘇聯的，這個是美國的，這是中國的……這個是第一個五年計劃初年的，這個是五年計劃末年的……。」也有一些很難搜集到的歷史數據，王老師上課的時候像教小學生似的，不厭其煩地書寫到黑板上。比如，講人口統計時，他把從1741年到1956年其中的33年的中國人口數字寫了一黑板。我的筆記記了密密麻麻的多半頁。下面我列舉幾個關鍵年代的人口數字，清康熙（公立1741年）人口數1.434億人；中華民國建立、滿清滅亡的1912年人口數3.539億人；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人口數5.4167億人。常常是下課了，還有一些同學沒有抄完王老師寫在黑板上的數字。宿舍里，大王對春山說，「聽了王副博士的課，好像對『統計是認識社會的有力武器』有了更深刻的理解。」春山：「王老師引用國內外大量實際統計資料講《經濟統計學》，理論聯繫實際，把枯燥的統計指標和《政治經濟學》概念變成了生動的數字，一舉兩得。」我：「這叫『寓教於數』。」杞芳：「講各個國家的實際統計數字，比講一些假設的數字更容易理解統計學的真諦。」黃道初：「如果我們沒有學習過《統計學原理》和《政治經濟學》，王老師寫在黑板的統計數字，不解釋，你能夠理解？」我：「這就叫吃最後一個饅頭才能吃飽。」杞芳：「饅頭和饅頭不一樣。王老師的『饅頭』是麵包味的，吃不夠；有些老師的『饅頭』是地瓜味的，吃多了，醋心。」小王：「學習態度端正了，什麼『饅頭』都有營養。」春山：「精闢！精闢！」（2o1o年11月25日17:25: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