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63 心事（三）

而在戶部的賬面上，大明現在處於一個很尷尬的局面。也幸虧大明最近這幾年沒有出現大規模的戰爭和災荒，否則事情就不可收拾了。

為什麼會發生財政困難？難道說自己領導的國家，賦稅收入居然還無法應付一些意外的自然災害以及大規模的軍事行動么？要知道歷史上許多比大明小得多的國家，進行更大規模的連年軍事行動都尚且遊刃有餘。

難道自己真的不是一個做皇帝的料嗎？朱標當時心裡就有些挫敗感，他聽懂了陳瑄的暗示，要不是洪武年間留下的底蘊，恐怕景泰朝已經出了更大的問題，其中主要一個原因，就是皇帝不會斂財。

為什麼在洪武年間的時候，國家進行大規模的建設，發動大規模的對外戰爭，以及發生飢荒的時候賑濟災民沒有任何問題。而到了現在就不行了呢？

難道是因為自己能力的問題嗎，經濟處於不斷衰退中？

可這顯然背離了事實，怎麼會這樣，大臣們不是都告訴自己，現在大明經濟的繁榮，生產力的發達更是達到了一個高峰，洪武年間與之相比是望塵莫及，但這究竟是什麼原因造成陳瑄所暗示的呢？

陳瑄當上戶部尚書不是偶然的，是一份奏摺引起了朱標的注意，那是景泰二十四年，陳瑄在戶部侍郎的職位上上奏，請皇上注意到大明幾十年來的賦稅收入基本上沒有太大的變化，國家的賦稅沒有隨著人口的增長而增長，收入基本不變，開支卻隨著人口的增多而不得不增多，這樣當然就造成一定的困難……。

朱標從那時才注意到自己所領導的帝國處於一個十分尷尬的位置。雖然鼓勵商賈，發展海上貿易，但是國家商業稅收入竟然比洪武年間只是多了一點。

沿襲朱元璋的規定，「凡商稅，三十而取一。過者以違令論」。為了進一步的調動商賈的積極性，朱標進一步的放鬆了對民間稅收的管制，比如說：婚娶喪祭時節禮物、自織布帛、農器、食品及買既稅之物、車船運己貨物、魚蔬雜果非市販者，俱免稅。

對日用品的生產和流通採取輕稅政策。對商業和商人採取了保護措施，定商稅，還規定書籍筆墨農具，……、舟車絲布之類皆免稅，並下令裁撤稅課司局四百餘處，使商稅大大簡約。

而朱標又利用建立的海關，統一了稅收，減輕了商賈們的負擔，這一切雖然鼓勵了商賈，但是無疑也打擊了國家的稅收政策。以另一個時空納稅人的身份來衡量一個收稅者的心裡，國家怎麼能不尷尬呢？

因為朱標的大包大攬，朝廷不但要維繫正常的運作，而且要兼顧勇王朱棣的絕大部分軍需，因為這是朱標的承諾。也是維護朱棣在異族大軍中的威望。這部分開支已經是很大了。

作為一個仁君，朱標每逢災荒之年，對於災荒之地的救濟、重建都大包大攬在朝廷身上。還是皇室隊伍中的成員日益壯大……等等很多種因素，讓朱標陷入了為難之中。

仔細的反思了自己的錯誤，才發現自己犯了一個不該犯的錯誤，身為一個九五之尊的統治者，卻大部分的時間用一個被統治者的思路處理事情。

而在接下來的不斷了解中。朱標越來越感到對自己能力的懷疑。

歷朝各代中國家財政收入中的大頭，也就是鹽茶專賣，到了如今，政府卻獲利極少。

因為官營食鹽根本無望截斷私鹽市場，因為正鹽的價格毫無競爭力。在大明，私鹽販賣在一些地區已經有固定的市場。由於朝廷投資不足和接連的管理失誤而受到妨礙，完全不能有效地利用可獲得的全部資源。儘管這些資源十分豐富，可以想象其具有無限的發展潛力，但是專賣制度無力去開發這些資源。

朱標卻沒有正確面對這個問題，缺少經濟知識的他。雖然接到了很多大臣們的奏摺，言明私鹽對於朝廷財政的危害，但是以為有海關，而私鹽問題在另一個時空的幾百年後依舊沒有解決，所以朱標索性放開了價格，來打擊私鹽的猖獗。

價格越低私鹽的利潤也越低，相對而言私鹽販子就會少了很多，而價格低的最終受益人始終是老百姓，因為大家都可以吃到便宜的食鹽了。

所以朱標一直的思想就是降低價格和私鹽競爭，努力縮小兩者之間的價格差距，並一直認為自己作的不錯，但是這樣做的結果是一柄雙刃劍，雖然傷了私鹽販子的利益，但是也大大損害了官營食鹽的收入。

至於茶葉方面的收入就更是少的可憐，雖然在洪武年末殺了販賣私鹽的駙馬都尉歐陽倫，但是現在依舊沒有改善，戶部拿出四川的數據就可以說明一切了，在四川課稅的茶葉數量超過五百萬斤，還不包括朝廷的官方茶園生產的茶葉。然而到了近幾年，每季四川徵收的茶葉收入總共還不超過二十萬貫。不可否認的是廣泛存在私販茶葉現象。其他省份的茶課也是名存實亡。

按照道理說，稅收本身就低，但是偷稅漏稅現象卻相當普遍。海關雖然成立，朱標又大量的啟用了兼容商賈的永嘉學派為主要官員，但是朱標從內廠受命之後，專門查探得知一個十分不好的消息。

兼容商賈不一定是懂得經營，大明的海關本來就是在朱標懵懵而懂的情況下建立的，再加上他身為皇帝，不能整日把精力投放在這個上面，也沒有明確的昭示，因為朱標本身也不懂得這個。

受到陳瑄提醒，朱標命令內廠查探海關的工作流程以及其弊端，才知道：在海關沒有堆放、過磅和檢查貨物的房間，也不需從船上取出貨物，只察看一下並根據商人的簿冊，徵收一筆適當的稅。

若旅客不是商人，即使他一人帶著奴僕，載運五、六口箱子以及許多其他物品，他從一地赴另一地時，一般都把東西留在船上。並不打開檢查，更不付稅。

朱標聽了之後不知道是該哭還是該笑，這對另一個時空中的歐洲的海關和稅務所是一個嘲笑，據朱標的記憶。歐洲的窮旅客遭到兇狠野蠻的劫掠搜奪，隨身攜帶的所有東西還抵不上向他索取的稅。儒家的寬容正是商賈們斂財的溫床啊。

這樣能收多少稅，所謂檢查商人的貨物不過是走走形式，基本上商人自己願意交多少就交多少。甚至如果假裝不是商人，那就無論帶多少貨物都不會被徵稅。在這種裝裝樣子的檢查之下，大量偷稅漏稅的行為恐怕是占所有商業交易的絕大部分了。

而許多偷稅漏稅行為甚至是海關官員故意鼓勵的結果，他們似乎覺得只要自己徵收來的那點東西可以交差就行了，其他就不管了，內廠彙報了一個怪誕事情，讓朱標不知道該怎麼評論自己的政策了。

朱標不想變成一個橫徵暴斂的昏君。代價就是一個十分可憐的仁君了。他為了規範海關的稅收政策，曾經規定海關的定額收稅，由於害怕官員們以稅收增高作為政績，作為向上攀爬的主要依據，朱標曾經處理過幾個收入過高。但是手腳又不幹凈的海關官員。

但是官員們揣測聖意之下，竟然得出了一個結論，變成了一個潛規則，那就是徵稅多了皇上不喜歡，並揣測出皇上的稅收底限，給自己定了任務。

一旦完成定額，就減少對商人抽稅。在杭州有一個海關官員。他採取了一項更為驚人的改革，在三個月內完成定額之後，在本年度餘下時間內啟關任商賈往來。而在威海那裡的海關官員，更是建立了一個令人敬佩的制度，讓商人自己寫下自己的收入進行稅收評估。

這還是商賈眾多的海關之情況，從內廠的調查所得出。現在有的海關竟然入不敷出，也就是收來的稅還不夠海關內部發放俸祿和日常辦公所用。

朱標十分慚愧，朱標也十分憤怒。朱標更感到無奈。

慚愧的是自己一個外行領導了一大群的外行，本來一些利國利民的政策，在一些腐儒面前卻變成了危害國家的行為。自己想把大明塑造成一個理想的朱氏王朝，但是現實就是現實，現在大明更是很少有人向陳瑄這樣看的深邃。

憤怒的就是自己寬鬆的政策，導致了官員們的急速腐化，再加上大明的相對穩定，而自己的精力又都集中在正在進行著的大航海計劃，和西方的溝通。作為一個人，精力畢竟有限，顧不了這麼多，長久的安逸使官員們更加的安於現狀，不思進取。海關官員的表現就是一個例子。

而無奈的就是，自己一直拿另一個時空幾百年後的想法試圖改變大明，大明發展的步伐太快了，從短短的二十多年時間，大明的人口又六千萬增長到一萬萬四千五百七十六萬餘人，已經翻了一番就可以看出，但是又缺少必需的人才儲備和軟硬性條件，再加上皇帝集權之下，都在等待著自己的詔諭，所以使一切都變了味。

這時，朱標才感覺到，治理一個國家真的不是容易的事情，也難怪歷朝各代都是盛世少而亂世多了。但是這一切有借口的，唯一令朱標不能接受的是，農民的僅僅溫飽卻是自己一手造成的。

朱標設想著大明在自己的統治之下，首先在減低稅賦的前提下，朱標在景泰十三年下詔：農民繳納田賦不必繳納糧食，只需繳納相對應的寶鈔即可。

他以為這樣免除了百姓的奔波之苦，也免除了官員的從中剋扣，百姓家裡有糧食，自然想什麼時間買都行，而商人也會上門收購，那樣可以避免了百姓受剝削，到了大明發展到一定的階段，朱標會在相應的時間下詔免除農業稅，或者詔諭下一任皇帝來免除農業稅，那樣對於民計民生都會有好處。

但恰恰就是這一條，令朱標最為傷心，因為這一條是朱標最為得意的，但也直接造成了百姓生活的僅僅溫飽，還是沒有餘糧的儲存。

朱標的出發點是好的，在衡量了各種利弊之後，根據田地畝產，終於決定將農業各種稅賦合併。在改制之初。大明農業稅賦除了基本稅外，還要加上其他的攤派和負擔，比如均平錢（這主要針對富有的田主），取代勞役徵收的均徭。上供物料的折銀，還有驛站供給，民壯等等。大約有十四種附加稅。

根據各種數據，朱標耗了很久，終於制定出自己比較滿意的稅率。對那些少於三十畝土地但主要是下等地的、以及家裡不多於兩個成年男子的百姓來說，稅收負擔通常不到他們糧食收成的半成，也就是百分之五左右。對一個擁有三百畝土地，而且主要是上等田，以及戶中有五六個成年男子的中等農家而言，他的稅收負擔接近於他糧食收成的一成左右。也就是百分之十。

這主要是為了打擊土地兼并，田地越多，所要繳納的稅賦比例也隨之增加。根據這些數據，朱標準備好以後，提交內閣議論關於農業賦稅摺合成寶鈔來交納的議案。並迅速通過。朱標覺得，將實物稅轉變為貨幣稅可能更為合適以後進行改革。

但恰恰是這個十分英明的決定，造成了朝廷和百姓兩百俱傷，現在思考起來，似乎是大明準備不充沛的原因，朱標所邁出的步伐過大了。

因為既然農業稅是摺合成寶鈔上交，那麼要交納賦稅。就首先必須把收穫的糧食賣掉，於是到了每年徵收賦稅的時候，市場上賣出的糧食驟然增多，導致糧價不斷下跌，農民只有賣出比正常價格時候更多的糧食才能獲得交納賦稅所需要的寶鈔，而到了徵收賦稅的時段過去。市場上的糧食減少，於是價格又會上升。

這種現象在陳瑄的奏摺中就舉了這麼一個例子：山東汾上縣收穫之後，很快就到了稅收期限，這時候的小麥價格從正常的每石七百文寶鈔降到每石四百三十文寶鈔左右，大麥則從每石四百文寶鈔降到每石二百五十文左右。三個月後價格又回到了正常的水平。

稅收折銀以後。繳納賦稅之時，農民為了交稅，不得不以低價出賣糧食，獲得錢鈔，於是納稅期糧食價格下降；當納稅期一過，糧食價格立即上漲，造成了農民生活的困難。這並非僅僅發生一個地區，全國各地都是如此，在江南，這種由於交納賦稅造成的糧食價格波動還要劇烈。

那麼由此造成的是什麼結果呢？朝廷是不是因為農民因為糧價降低而不得不賣出更多的糧食而獲得收益呢？

恰恰相反！朝廷從中並沒有得到任何好處！不妨作個假設，假如農民賣出一百石的糧食，這時候糧價是每石四百三十文寶鈔，得到的寶鈔是四十貫左右，上交給朝廷。而等朝廷拿到這四十貫的時候，並用於支出各種開銷的時候，正好是過了稅收時期，糧價回到正常水平，甚至高於正常水平。如果用這四十貫寶鈔到市場上去買糧食的話，假如糧價是七百文寶鈔，只能買到六十石左右的糧食。

於是在農民那裡，交的稅是一百石，而實際上朝廷真正收到只有六十石左右。那麼當中四十石的好處跑到哪裡去了？顯然就是跑到那些買進賣出的商人那裡去了。

糧價的時間差異會造成這種農民負擔沒有減輕，而政府收入也沒有因此增加甚至反而減少的結果。真正從中獲取利益是商人。

同樣南北糧價的差異也會造成類似的結果。這種糧價波動造成的影響對於解釋為什麼朝廷實際收到的賦稅很低，而農民實際的交納的賦稅其實並沒有那麼低，應該還是比較有力的。這裡面的差額實際上是被商人拿去了。

好心辦壞事的故事多了，但是朱標卻是明明白白、結結實實的帶領著朝廷做了一回冤大頭，本來的惠民之舉，變成了害民肥商的舉措。

他恨商賈的唯利是圖，但是也明白是自己沒有引導好，一個龐大的國家，的確不是一個人集權之後就能管理下來的。其中，幾千年來的儒家文化造就了文官階層的散漫和放任主義思想。

這些文官階層不是沒有思路，而是將思路全部固化在皇帝一個人的身上，依賴於皇帝一個人的意志行事，少了大膽的創新，比如說海關是國家稅收的一個開源主要渠道，但是到後來，卻成為官員們濫裝好人之地。

可能這些官員中也不乏有清廉之士，而且不是少數，但是以為領悟到了皇帝的仁政思想，就在那裡濫充好人，任由商賈來往，以象徵性的海關稅收來表示皇上的仁德，其實這些官員得到好處者不多，從內廠的各方面密報中就可以看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