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57章 稷下盛會(十六)

第457章 稷下盛會(十六)

辨是什麼呢?

辨是明辨是與非,屬於歪門邪道的,就要堅決摒棄。***(鳳舞文學網)

辨是分辨,要分辨合不合適、中不中用——合適的、中用的才吸收,不合適的、不中用的,即使有道理,我們儒學也不能吸收或採納。

比如物競天擇,適者生存,這是個自然存在的法則,儒家可以包容,但不能吸收進儒家的學說中。為什麼呢?因為它與儒家仁這個核心是相悖的。所以,儒家承認物競法則的存在,承認它是一種道,但是此非儒道,必須用仁道來統馭它,用中、庸的方法來使用它,使它成為良性的競爭,而不是惡性地破壞人性,更不能成為以強凌弱的借口,不能成為戰爭的驅動。

從這個方面來講,名可秀絕不贊同因為人口壓力動戰爭。對交趾、對大理、對吐蕃的戰爭都不是因為人口。大宋一些路和一些州府確實人口稠密,人多地狹,但是廣西還是地廣人稀的,何況海外還有一個廣闊的金洲,新現的陽洲,那裡有廣袤的無主之地。

更重要的是,儒家在治國上強調內在能力,也就是強調自我解決問題,而不是現危機轉嫁到外邦,這不符合儒家中和的思想。

名可秀認為,如果因為人口壓力,就起佔領外邦土地的戰爭,這的確是一個捷徑。但是,這個捷徑走多了,將會造成執政者貪圖外在快便,一旦國家出現困難,就尋求向外展,以外力驅動,最終只是轉移或掩蓋了內部的問題,而實際上沒有解決。

這就好比武家只練外功,因為顯效快啊,練內功就算練十幾年也未必有成效。但是外功再厲害,就算練得體如金剛,沒有內力,那也不是高手,還是外強中乾。

名可秀認為,這種執政思想的危害很大,不僅會破壞儒家治世的仁道,而且國家解決內部問題的能力也會越來越差。比如講農學,因為國家向外擴張解決了土地緊張的問題,治政重心還會放在提高稻穀的畝產量上嗎?至少不會那麼緊迫的重視。而沒有這種緊迫的重視,農學、農具和耕作技術的展就會慢下來,長久來講,外部帶來的利益遠遠及不上內部的損失來得大。

所以名可秀強調內治,也就是內在的張力。國家的王道之心不能破壞,國家的內治能力也必須迎面一個個困難,才能磨礪出朝廷執政團體的堅韌和智慧。

但是,對於皇帝和政事堂來講,必須要有人口壓力這方面的認識,提前敲一敲警醒鍾是有必要的。當然動戰爭的真正原因並不是衛希顏在朝下對皇帝講的人口原因,普仁及聖卻是真的,這是名可秀致中和的儒家思想。

那麼衛希顏為什麼要在廷辯上講物競天擇,適者生存這個法則呢?因為這是一個很好的機會,不僅可以讓大宋的儒家君臣們深刻認識外族覬覦入侵中國的根源,清楚這些蠻夷的本質,讓君臣產生持續前進的外在壓力,同時也讓物競這個法則有個極好登台機會亮相。

名可秀認為,既然是自然萬物的法則,儒家就必須清醒認識它,並且正視它,然後才能駕馭它。

正所謂,道理不辯不明。通過從朝堂非戰之爭延伸到朝外稷下學會的王霸論辯,這種思想碰撞,就使得真理如掩在泥沙下的真金般被洗去了砂礫,露出了純粹的本色,使人心智清明的同時也銘記深刻。

對衛希顏來講,朝內朝外對她的彈劾非議並不損她什麼。她的兵家名聲早就傳揚在外,兵家嘛,不好戰怎麼行,軍中怎麼保持旺盛的血氣?所以衛希顏對於表現出好戰、擴張是很樂意的。軍人不是執政者,只是執行者,表現得再好戰,只要執政的政事堂保持著中庸就行了。衛希顏對名可秀這環環緊扣的謀划也很佩服,包括稷下論學的王霸之辯都是被她謀算在內的——最終的收效非常好。在王霸之辯后再論中庸之道,還有比這更合適的嗎?衛希顏唯有兩個字評論:中的。

名可秀此時講辨,著重以物競天擇,適者生存這個道來舉例,就是講儒學對包容的學術要有分辨地吸收,不符合儒家精神的道就不可吸納為儒家思想。

學子們還在深思。

這回學者們率先鼓起掌來。

這樣的寬而辨,他們認同!

名可秀講中庸精神的第四句是:因時制宜。

《中庸》道: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如此者,災及其身者也。

這是講生在如今的時代,卻要拚命想走回古代的道路,這就是反古之道。違背了潮流前進的道理,硬要逆流而行,怎麼行呢?小則災及其身,放大,就是災及其國了。

《中庸》又道:人道敏政,地道敏樹。

這是講國家為政的好壞,人們會像對天氣一樣的敏感。而土質好不好,看看種下的樹就知道了,如果樹長得不好,就說明這個土質不好,或者不適合這棵樹,要麼肥土,要麼移樹。

這就是講因時制宜、因地制宜的道理。

《左傳》里說鄭國子產的治政:孔子贊其曰,寬猛相濟,善哉。

這就是講,如果國家施政太寬和,因為寬,百姓就會漸漸怠慢起來,於是朝廷就要以嚴厲的措施去糾正。但是,如果嚴厲的治政讓百姓普遍受到了傷害,那就要施政放寬。

這就是講國家的為政要根據不同的況,做出不同的變化調整。

論語里講權,孔子道可與立,未可與權,這是說可以共道的人,未必能夠通達權變——權即變的意思。

但名可秀沒有用權,而是用了因時制宜,表示不僅要變,還必須是合適的、中用的變。

自靖康以後,南北兩個朝廷都實施了變革。為什麼呢?因為靖康之禍暴.露出了大宋的弊政,這些弊政才是致使國家差點滅亡的根源,女真入侵只是外因。所以必須要變,不變就不能強軍,不變就不能強政,不變就不能使吏治清明,百姓安居樂業。

所以,祖宗的法度,適合時宜的,我們繼續要用,不適合時宜的,就要變。

比如西周的井田制,在當時,是很合適的,但現在要回到井田制,讓全國土地皆王田,那肯定要亂了,這就是不合時宜。

再講封建制,西周分封諸侯是適合當時的措施,但現在不合時宜了。不,也不能說完全不合時宜,如今我們南北兩國就相當於是諸侯,只不過諸侯之上的共主不是哪一個王,是華夏文明——這也是一種變,是以人王為共主的進化階級。這就是進,與時俱進,這也是因時制宜的內涵。

所以,沒有萬古不變之法,只有最中心的道是不變的,只有中、庸這個道德的標準和方法是不變的。因是,我們要與時俱進地變,但不能亂變,也不能什麼都變。用什麼來衡量呢?就要用中、庸來衡量,看是不是符合中、庸的道理,是不是因時而制宜了,不是,那就錯了。

全場沉思后,掌聲。

名可秀講中庸精神的第五句,講了三個字:簡、溫、直。

《中庸》說:君子之道,簡而文,溫而理。

簡而文是講君子質簡卻有文采,文采引申為內涵,即外在簡單卻有無比內涵。

名可秀取了個簡字。

簡,簡練。職能不要重疊,官員不要臃腫,重疊臃腫害政。行政要簡,不要冗長拖沓,冗長拖沓妨民。政令不要繁瑣,繁瑣擾民。稅賦不要重、復,重、復傷民。

在靖康之前,大宋一個突出的弊端就是冗員,衙署臃腫,職能重置,龐大的文官集團和吏員冗餘,不僅拖累財政,而且人浮於事,行政效率十分低下。一個國家承平日久,就很容易出現這樣的弊端。

所以名可秀強調一個簡字。

簡就是要簡員,簡政,簡辦事流程。

而政令繁瑣,一是指不要朝令夕改,二是指對同一件事,不要今天一個令,明天又補充一項條款,後來又來一個附加……同樣會讓百姓繁瑣,讓底層的執行者和普通百姓們弄不明白朝廷的真正意思是什麼,或者都要觀望,等等看後面還有沒有什麼補充,又怎麼談執行呢?

簡稅賦是講稅不能過重,也不能重複或疊加。靖康之前疊加的雜稅就很多,看似十五稅一的農稅很低,實際上變著方兒附加了不少雜稅在上面,底層百姓的負擔就重了。

所以,這第五句第一個字,看似簡,實則是簡而文,有著無比內涵。

名可秀講第二個字:溫。

什麼是溫呢?

在君子之道中,溫是溫柔,溫和,也是講處事要溫和,不要粗暴,過於激烈。

名可秀取了溫字,用在為政上,是指施政要溫和,不要使用太過激烈的手段,不要過猛。比如王安石變法為什麼失敗,其中一個主要原因就是太過激進了,不僅引起了被損害利益階層的強烈反撲,也將中立派官員推向了對立。

當然,變法也不是不能猛,但要結合當時的背景,能不能猛?猛不猛得起來?猛之後的後果承不承受得住?這就是要講因時了,因時用猛能制宜,那就要用猛。比如南北分立后,南北兩朝在軍隊改革上都用了猛,但這是因為有靖康之禍在前,朝野上下支持軍隊變革,因為不變就要死,這就是因時。

但在國家承平時代,為政多數還是要用溫,無論革弊還是新法,都不要想一步登天,一口吃個胖子是不成的,多半是在食管塞死你,所以飯要一口一口地吃,改革也要一步一步地來。

比如講禮部改婚律,執行時就要溫,不能一步到位,要求全國所有的州縣都執行十八為婚,那就有很多貧困家庭承受不了,沒錢將女兒養到十八才嫁呀,這就不是良法了,害民了。

又如大宋實施義務教育法,這也是良政,但在執行時也要講溫,分階段、分地方地推行,不然很多州縣的財政負擔不起,就要想著法子把銀錢分攤下去上,強制大戶或上戶捐錢,造成民怨,沒準還成了地方官納錢的一種手段,於是良政成了弊政。

作者有話要說:物競天擇,適者生存——某一直認為應該兩面看待,一方面,在生活中和工作中都存在著這種競爭,應該是鞭策自己適應社會;但是另一方面,如果將它作為社會普遍的法則,那並不是一件好事,因為這就是普遍認同弱肉強食了,對於人性社會來講很糟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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