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孔教拜孔子，孔子要上吊」（3）（1）

值得一提的是，1913年當陳煥章等人代表孔教會上書國會，要求定孔教為國教時，梁啟超也名列其中，還著文加以辯解說明。***但陳煥章及「尊孔派」的種種表現，使梁很快就對此不以為然，陸續寫了一些文章表示質疑甚至反對。在1915年的《復古思潮平議》一文中，他針對這些人把民國初年的混亂和道德敗壞歸咎於國體變革、孔教未受尊崇和提倡自由平等之說寫道，這些老官僚、老名士與道德家「三位一體」，「動輒謂自由平等之邪說，深中人心，將率天下而入於禽獸」，其真實目的是以道德之名反對新政新學。他指出，即便真有人以自由平等為名而道德敗壞，也是些權位不高的年輕人，「其力殊不足以左右社會」，其實，正是那些「開口孔子，閉口禮教」、能左右社會的位高權重者，才真正是「敗壞風俗之源泉」。

曾經支持定孔教為國教的梁啟超都看穿了陳煥章及孔教會的真實目的，更不必說一直反對陳煥章的辜鴻銘了。因為辜鴻銘雖是「頑固守舊派」，卻是奉清王朝為正朔，所以從袁世凱辛亥的「逼宮」到後來「帝制自為」，他一直將袁視為曹阿瞞一類的亂臣賊子。而陳煥章居然支持袁世凱，還先後投靠段祺瑞、徐世昌，在辜鴻銘看來實屬大逆不道，豈有「尊孔」之資格！他當然要痛罵陳煥章為「陳混賬」。胡適記下的是1921年辜鴻銘的痛罵，而兩年後，陳煥章投靠再次出任總統的黎元洪，並在1923年元月獲大綬寶光嘉禾勳章；同年10月，又投靠用武力趕走黎元洪，以賄選當上總統而臭名遠揚的曹錕，被曹聘為總統府顧問。看到陳煥章如此這般的表現，辜鴻銘很可能更加憤怒，罵得更加激烈惡毒精彩，只可惜沒有人記錄下來。

從袁世凱奪得大權的1912年起，短短的十幾年中，各路軍閥廝殺爭戰，你方唱罷我登場，掌權者像走馬燈一樣換來換去。但無論誰掌權，陳煥章都能得到賞識，並非這些軍閥寬宏大量、不計前嫌，不管他曾為自己不共戴天的仇敵服務，而是他們都明白「孔道一昌，邪詖斯息」有利於自己統治的道理，需要「孔教」來為自己的***服務。陳也明白，自己在亂世中謀權謀利的不敗法寶就是「孔教」，誰掌大權「孔教」就為誰服務，「孔教」成為權力的婢女甚至幫凶，再不濟，也能成為分杯冷羹的「幫閑」。正是這段歷史，使魯迅在《在現代中國的孔夫子》中得出了引起時人強烈共鳴的孔子只是「敲門磚」的結論：「孔子這人，其實是自從死了以後，也總是當著『敲門磚』的差使的。一看最近的例子，就更加明白。從二十世紀的開始以來，孔夫子的運氣是很壞的，但到袁世凱時代，卻又被從新記得，不但恢復了祭典，還新做了古怪的祭服，使奉祀的人們穿起來。跟著這事而出現的便是帝制。然而那一道門終於沒有敲開，袁氏在門外死掉了。余剩的是北洋軍閥，當覺得漸近末路時，也用它來敲過另外的幸福之門。盤踞著江蘇和浙江，在路上隨便砍殺百姓的孫傳芳將軍，一面復興了投壺之禮；鑽進山東，連自己也數不清金錢和兵丁和姨太太的數目的張宗昌將軍，則重刻了《十三經》，而且把聖道看作可以由**關係來傳染的花柳病一樣的東西，拿一個孔子後裔的誰來做了自己的女婿。然而幸福之門，卻仍然對誰也沒有開。這三個人，都把孔夫子當作磚頭用，但是時代不同了，所以都明明白白的失敗了。豈但自己失敗而已呢，還帶累孔子也更加陷入了悲境。他們都是連字也不大認識的人物，然而偏要大談什麼《十三經》之類，所以使人們覺得滑稽；行也太不一致了，就更加令人討厭。」

如果說因為魯迅激烈反孔、且是文學家而不是所謂學者，所以他的這些深刻近於刻薄、尖銳近於尖刻的論全是過激的「當不得真」、不足為據的「小說家」，那麼，對儒學推崇備至、有當代大儒之稱、對海內外當代儒學「復興」厥功至偉的堂堂哈佛大學教授、著名學者杜維明的觀點則不能等閑視之吧？他在《道學政》中承認：「對儒學公共形象的最嚴重損害，並非來自自由主義者、無政府主義者、社會主義者或其他西化論者所組織的正面攻擊，而是來自極右翼，尤其是利用儒家倫理鞏固統治的軍閥以及同流合污的傳統主義者。」他所說的「同流合污的傳統主義者」，非陳煥章一類莫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