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二張」的命運（2）（1）

與張佩綸相比，其貌不揚、身材殊矮的張之洞則低調、老到得多。***有人統計，他身居「清流」時所寫的數十本奏摺、附片，彈劾他人者絕少，幾乎都是「事」而非「對人」，即多為對內政外交的建獻策。他彈劾、諫議的案件雖然很少，但由於善於把握時機與分寸，參與的為數不多的幾樁，如「東鄉案」、「崇厚案」、「庚辰午門案」等都獲成功，故也大名鼎鼎。所以有人說，與其他「清流黨」人相比，張之洞「宦術甚工」，即精通當官之術。他為慈禧違反家法和祖制強立載湉（即後來的光緒）為帝辯護，深得慈禧好感。而他與陳寶琛不避慈禧太后威嚴抗疏力爭，使慈禧改變原議的「庚辰午門案」，為他贏得了「錚回天」的一片讚譽，此案也典型地反映了他的為官之道。

「清流」當然知道慈禧是最高統治者，所以在關鍵時刻，一些以維護綱常名教為己任的「清流黨」人不惜枉禮枉法，支持慈禧，助其渡過「合法性危機」。1875年1月初，同治皇帝病死。由於同治帝沒有子嗣，皇位繼承便成了問題。按照「祖宗家法」，皇帝死後無子，應從皇族近支中選出一男性晚輩繼承帝位。同治皇帝載淳是「載」字輩，其下是「溥」字輩，按祖制，應從「溥」字輩中選一人繼承帝位。但立「溥」字輩的人繼承帝位，慈禧將因其孫輩為帝而被晉尊為太皇太后，位雖尊卻不能再垂簾聽政，所以慈禧不惜違反眾意，破壞祖制，置包括她自己在內的清王朝最高統治者一再強調不能更改的「家法」於不顧，堅持一定仍要從「載」字輩中選擇嗣帝。也就是說，要從同治皇帝的平輩，即諸堂兄弟中選新皇帝。挑來挑去，慈禧最後選中了醇親王奕的兒子載湉。因為當時載湉只有四歲，即位后慈禧仍可重新垂簾聽政，而且其母又是慈禧胞妹。由於慈禧早已大權在握，所以眾人對她強立載湉為帝雖十分不滿，但無人敢公開反對。只有內閣侍讀學士廣安和御使潘敦儼上奏，非常婉轉地表示不滿，前者被慈禧傳旨申飭，後者受到「奪職」的處分。慈禧這種「枉國法、干輿論」的做法只遭到了一兩個並無實權的官員溫和的反對，很快為其壓下。四年之後，即光緒五年三月（1879年4月），吏部主事吳可讀借慈禧給同治帝及其皇后舉行「大葬」之機，在薊州的一所廢廟中服藥自盡，以尸諫抗議慈禧的行為。他在遺疏中公開指責慈禧「一誤再誤」，力辯大清二百餘年來「以子傳子」的祖宗家法不能因慈禧的錯誤做法而改變。此次吳可讀以死犯諫和其遺疏的激烈辭，使朝野震驚。自知理虧的慈禧明白，吳可讀以死相諫，如果像上兩次那樣一通上諭申斥不僅無用，而且有可能激起眾怒，於是採取以退為進的方法，令王公大臣、六部、九卿、翰、詹、科、道等全數「將吳可讀原折妥議具奏」，看看是否有道理。這些大臣當然明白，慈禧的目的是要動大家為她解圍，同時也考驗每個人的態度。「清流」之輩張之洞、寶廷、黃體芳、李端棻等一干大臣各上一疏，為慈禧辯解。張之洞重申慈禧說法，強調此舉「合乎天下臣民之心同，而為皇上所深願」，「本乎聖意，合乎家法」。他強調，儒家經典的一些「精」已「實不切於今日之事」，如果有迂儒引用這些「精」干擾當今國家大事，自然於國家、朝廷不利。最後，禮親王世鐸也具折上疏，反駁已經死去的吳可讀，為慈禧辯解，這場風波終告平息。慈禧能渡過嚴重的政治危機，張之洞之疏影響很大，深合慈禧之意，他開始受到慈禧的「恩寵眷顧」。事實說明，所謂「綱常名教」，說到底只是這些以維護意識形態純潔性自命的「清流」手中的工具，既可以違背綱常名教之罪名打人，也可以綱常名教不切合今日實際為某人辯護，是「打」是「辯」，端看自己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