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9.第二十八章隋唐的社會（1）

從南北朝到隋唐，是由戰亂而入於昇平的。***隋文帝本是個恭儉之主。在位時，國富之盛，甲於古今。雖然中經煬帝的擾亂，然而不久，天下即復見清平。唐太宗尤為三代以下令主。貞觀、永徽之治，連續至三十年。亦和漢代的文、景，相差不遠。以理度之，天下該復見昇平的氣象了。果然，《唐書·食貨志》說太宗之治，「行千里者不齎糧，斷死刑歲僅三十九人。」這話雖或之過甚，然而當時，海內有富庶安樂的氣象，大約不是虛誣的。然而這亦不過總計一國的財富，有所增加，無衣無食的人，或者減少些，至於貧富的不均，有資本的人，對於窮人的剝削，則還是依然如故。所以一方號為富庶，一方面，自晉以來，一貫的平均地權的政策，不但不能因承平日久而推行盡利，反因其有名無實而並其法亦不能維持了。

晉朝的戶調式、北魏的均田令、唐朝的租庸調法，三者是相一貫的，而唐制尤為完備。其制：一丁男年十八以上，授田一頃。老及篤、廢疾四十畝。寡妻妾三十畝——當戶的加二十畝——都以二十畝為世業，余為口分。田多可以足其人的為寬鄉，不足的為狹鄉。狹鄉授田，減寬鄉之半。鄉有餘田，是要以給比鄉的。州縣亦然。庶人徙鄉和貧無以葬的，得賣世業田。其自狹鄉徙寬鄉的，得並賣口分田。這大約是獎勵其遷徙，即以賣田所得，作為遷徙的補助費的意思。其取之之法：則歲輸粟二石為租。用人之力，歲二十日，閏加二日，不役的每日折輸絹三尺，為庸。隨鄉所出，輸絲、綿、麻或其織品為調。此等制度果能儘力推行，亦足使農人都有田可種，而且無甚貧甚富之差。然而政治上有名無實的措施，敵不過社會上自古相沿的習慣。所以民間的兼并如故。而史稱開元之世，其兼并，且過於漢代成、哀之時。授田之法，既已有名無實，卻因此又生一弊。漢代的田租，所稅的是田、口賦，所稅的是人，二者本厘然各別。自戶調法行，各戶既有相等之田，自然該出相等之稅，兩者遂合為戶賦。授田之法既廢，田之有無多寡，仍不相等，而仍按其丁中，責以輸相同之賦，就不免有田者無稅，無田者有稅，田多者稅少，田少者稅多了。於是人民不逃之宦、學、釋、老，即自托於客戶。版籍混淆，而國家的收入，亦因之而大減。唐玄宗時，宇文融曾請括籍外羨田，以給逃戶，行之未有成效。七八〇年，德宗的宰相楊炎，才定兩稅之法。不再分別主客戶，但就其現居之地為簿，按其產業的多少以定稅。於是負擔的重輕和貧富相合；而逃稅的人，亦多變而要輸稅。財政上的收人，自然可以增加。然而制民之產之意，則盪焉以盡了。從晉武平吳創戶調式至此，為時恰五百年。

要解決民生問題，平均地權和節制資本，二者必須并行。節制資本，一則宜將事業之大者，收歸官營。一則要有良好的稅法。官營事業，在從前疏闊的政治之下，不易實行。至於稅法，則從前的人，泥於古制，以為只有田租口賦，是正當的收入。於是各種雜稅，非到不得已時，不肯收取。一遇承平，就仍舊把他罷免。隋文帝得位之後，即將鹽池、鹽井、酒坊、人市之稅，概行罷免，即其一例。唐中葉以後，雖亦有鹽茶等稅，然皆因財政竭蹶而然，節制資本之意，絲毫無有，所以資本反而更形跋扈。即如兩稅以資產為宗，不以身丁為本，似得平均負擔之意。然而估計資產，其事甚難。所以當時陸贄就說：有「藏於襟懷囊篋物，貴而人莫窺」的。有「場圃困倉，直輕而眾以為富」的。有「流通蕃息之貨，數寡而日收其贏」的。有「廬舍器用，價高而終歲寡利」的。「計估算緡，失平長偽。」須知社會的形複雜了，賦稅便應從多方面徵收，尤應舍直接而取間接。而當時的人，只知道以人為主，而估計其家貲，自然難於得實了。而從此以後，役法亦計算丁資兩者而定，詒害尤烈，詳見三十一和三十六章。

要社會百業安定，必須物價常保其平衡。《管子·輕重》諸篇，所說的就是這個道理。後世市場廣大，而國家的資力有限，要想控制百物的價格，自然是辦不到的。只有食糧，因其與民生關係最大，所以歷代政府，總還想控制其價格。其辦法，便是漢朝耿壽昌所倡的常平倉。谷賤時增價而糴，谷貴時減價而糶。既可以平市價，而其本身仍有微贏，則其事業可以持久。這原是個好法子。但亦因市場廣而資本微之故，不能左右物價。即使當糧食騰貴之時，能將他稍稍壓平，其惠亦僅及於城市中人，大多數的農民，實在得不到救濟。所以隋朝的長孫平又創義倉之法。以社為範圍，收穫之日，勸課人民，量出粟麥，即在當社，設倉貯蓄。遇有歉歲，則以充販濟。此法令人民以互助為自助，亦是很好的法子。惜乎其法僅限於凶荒時的賑濟，則用之有所不盡。後來並有移之於州縣的，那更全失其本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