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第十七章魏晉南北朝的文化（1）

從兩漢到魏、晉，是中國文化的一個轉關。其要點，在破除古代的迷信，而從事於哲理的研究。

兩漢時代的迷信，並非下等社會才然，即上流社會，也是如此。試看當時政治上，遇天災而修省，或省策免之公等，都略有幾分誠意，和後世視為虛文的不同。在學術上，則陰陽五行之說，盛極一時。以致有所謂讖緯者出。東漢之世，竟以緯為內學，經為外學。便可知其時古代遺傳的思想，還遍滿於社會上了。乃到魏朝的正始年間，而哲理研究之風漸盛。至於晉初，風流彌盛。此時知名之士，始王弼、何晏、王衍、樂廣等，或以談論見長，或以著述見稱。所研究的，大抵是哲理上的問題。其所宗之書，則為《易經》和《老子》、《莊子》等。這固然，由於當時的時勢，有以激成人的頹廢思想，而使之趨於玄虛。然而在大體上，亦可說是兩漢人拘守前人成說的反動。漢代的今文家，雖多存微大義，亦不過搬演孔門的成說，並不能獨出心裁。古文家好談名物、訓詁，更不免流於瑣碎。而自讖緯之說既興，兩派之士，又都不免受其影響，有入於妖妄之勢。又其時之人，拘守禮法太甚。禮是古代規範人之行為的。時異勢殊，行為之軌範，就當有異，而還強執著古代具體的條件，自不免激起人心的反感。所以激烈的人，就有「禮豈為我輩設」等議論了。雖然這一班人，蔑棄禮法，不免有過甚的地方。而終日清談，遺棄世務，亦是社會衰頹的一個聯兆。然而以學術思想論，畢竟不能不謂為高尚的。魏晉時代的玄學，在我國學術思想界中，終當佔一重要的位置。

這時候的人最重要的思想，是貴「道」而賤「跡」。跡便是事實，而道則是原理，拘守事實，不能算得古人之意。必能明於其原理而應用之，才可謂之善學古人。這正是泥古太過的反響。

其時的儒學，雖還保守相當的領域，而亦為此派思想所侵入。當魏晉之世，今文之學，漸已失傳，盛行的是古文之學。古文之學，雖亦有其師法，然而其原始，本是不重師說，而注重自由研究的。自由研究之風既開，其後必至變本而加厲。所以自鄭玄、王肅，揉雜今古文後，又有杜預、范寧等，不守成說，自出心裁的學派。至於王弼的《易注》、何晏的《論語集解》等，兼采玄，則為魏晉時之哲學思想，侵入經學領域的。南北朝時，南方的經學，這兩派都盛行。北方還守著漢人之說，然至隋並天下后，而北方的經學，反為南方所征服。鄭玄的《易注》廢，而王弼的《易注》行。馬、鄭的《尚書》廢，而偽古文《尚書》行，服虔的《左氏》廢，而杜預注的《左氏》大行了。

頹廢的人生觀，是這時代人的一個大病。如王羲之作《蘭亭集序》，說：「修短隋化，終期於盡。古人云：死生亦大矣，豈不痛哉？」這一類灰心絕望，貪生怖死的話，到處都是。此時國勢的所以不振，社會的所以無活氣，這實在是一個大原因。而這時代的人，所以崇尚文辭，則亦由於此。隋朝的李諤說：「自魏之三祖，崇尚文辭。競騁浮華，遂成風俗。江左齊、梁，其弊彌甚。」可見崇尚文辭的風氣，是起於魏、晉之世的。魏、晉之世，為什麼要崇尚文辭呢？我們看魏文帝說：「年壽有時而盡，榮樂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期，未若文章之無窮。」就可

以知其所由來了。人之年壽有盡，神仙等求長生之術，又不可恃，則不免僥倖於「沒世不可知之名」。而文辭原是美術之一，愛好文辭，也不免有些「及時行樂」的意思。所以這時候的文學，多帶頹廢的色彩。從東漢以後，驕文漸興，不過是（一）句調漸趨整齊；（二）用字務求美麗，尚未大離其本。至齊梁以後，則「隸事』舊益繁富，字句愈趨雕琢。始而辭勝其意，寢至不能達意了。於是有文筆之分。然筆不過參用俗語。其語調仍是整齊嘽緩，和自然的語相去很遠的，仍不能十分適用。又古人文字，不甚講調平仄。齊、梁以後，則漸重四聲。於是詩和文都生出律體。雖然音調諧和，而雄壯樸實之氣，則遠遜古人了。此亦是其時的人，注意於修飾的一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