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0.十一烈士暮年（一）（5）

1962年9月，黨的八屆十中全會後，在**提出的階級鬥爭錯誤理論指導下，從1963年至1965年間，全國部分農村和城市基層單位，開展了社會主義教育運動。***

1962年冬至1963年春，一些地區，如湖南、河北省等地結合傳達貫徹八屆十中全會精神，向幹部和群眾進行社會主義教育，並抓了農村的階級鬥爭。河北保定地區結合本地實際況和當年分配，進行了以清賬目、清倉庫、清財物、清工分（簡稱「四清」）為主要內容的整風整社。這些活動雖然對於克服管理混亂、糾正部分基層幹部鋪張浪費、多吃多佔、貪污盜竊等行為，兌現年終分配與調動社員生產積極性，有一定的積極作用。但在「左」的思想指導下，開了以階級鬥爭的觀點進行「四清」的先例。

1963年2月22日至28日，**中央在北京召開工作會議。會上，**推薦了湖南和河北保定地區抓階級鬥爭、清理賬目、清理倉庫、清理財物、清理工分，開展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做法和經驗，提出：「階級鬥爭，一抓就靈。」並確定在全國農村應普遍進行一次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同時在城市開展「五反」運動。3月1日，**中央出《關於厲行節約和反對貪污盜竊，反對投機倒把，反對鋪張浪費，反對分散主義，反對官僚主義運動的指示》要求在縣團級以下黨政軍機關、國營企事業單位、物資部門和文教單位（不包括縣以下中小學）進行「五反」運動。從此「五反」運動在全國部分城市的基層逐步展開，農村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也開始試點。

1963年5月2日至6日，**在杭州召集有部分中央政治局委員和大區書記參加的小型會議，討論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問題。會議制定了《關於目前農村工作若干問題（草案）》，即「前十條」，作為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指導性文件。「前十條」對我國階級鬥爭形勢作了「左」的估計，偏離了黨的八大的正確判斷，認為「當前中國出現了嚴重尖銳的階級鬥爭況」，如果不抓階級鬥爭，讓地富反壞、牛鬼蛇神一齊跑了出來，而我們的幹部則不聞不問，「那就不要很多時間，少則幾年，十幾年，多則幾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現全國性的反革命復辟，馬列主義的黨就一定會變成修正主義的黨，變成法西斯黨，整個中國就要改變顏色了。」根據這種不符合實際況的估計，「前十條」最後引證**的指示說：「這次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是一次偉大的革命運動」，要求「重新組織革命的階級隊伍」，開展大規模的群眾階級鬥爭，打退資本主義和封建主義的進攻。並確認「四清」運動的性質是「關於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誰戰勝誰的問題，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和修正主義誰戰勝誰的問題」，是「一次偉大的革命運動」。

會後，各地重新訓練幹部，進行試點，為大規模地開展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作準備。根據各地在試點中提出的問題，9月，**中央又按照**的指示，制定了《關於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一些具體政策的規定〈草案〉》，即「后十條」。「后十條」對社教運動的基本方針、內容以及關於團結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眾和農村幹部，關於對地富反壞分子的處理及正確對待地富子女等一系列問題，作了具體的政策規定；強調運動應該和生產相結合，運動應該促進生產。這些規定對指導運動起了較好的作用。1963年11月14日，**中央出《關於印和宣傳農村社會主義教育問題的兩個文件的通知》，決定將兩個「十條」同時下到全國城鄉。通知下達后，中央和地方各級機關分別派出大批工作隊，在試點的基礎上，在部分縣、社展開大規模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運動開展起來后，一些地方黨委在給中央的報告中誇大了敵，混淆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再加上當時中蘇論戰的影響，使**把開展城鄉社教運動提到反修防修的戰略高度，想通過社教運動，在國內「鏟掉生修正主義的社會基礎」。在這種國內形勢下，1964年5月15日至6月17日，**中央在北京舉行工作會議，會議討論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問題時認為，全國基層有三分之一的領導權不在我們手裡。根據這樣的分析，**指出，農村、城市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要搞四五年，不要急急忙忙。會議期間，鑒於「五反」、「四清」運動中忽視抓生產的況，**在會前聽取國家計委關於「三五」計劃初步設想時提出把「增產，還是減產」作為搞好「四清」運動的標準之一。**中央出指示，強調在抓緊「五反」、「四清」的同時，必須抓緊生產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