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九開國立業（一）（28）

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是從接收大城市之日起就拉開序幕了，當時沒收官僚資本企業，並將私營企業中的戰犯、漢奸、官僚股收歸國有，實行公私合營。在國民經濟恢復時期，國家通過加工、訂貨、統購包銷、經銷代銷等初級形式，開始把資本主義工商業納入國家資本主義的軌道。黨的過渡時期總路線提出以後，國家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改造工作就全面地有計劃地展開了。

1953年4月，**中央統戰部部長李維漢率領調查組，通過對上海、武漢等幾個城市資本主義公私關係的調查，向中央作了《關於利用、限制、改造資本主義工商業的若干問題的報告》，認為公私合營的國家資本主義辦法是改造資本主義私有制的最適當的方式，並提出進一步做好利用、限制、改造資本主義工商業工作的具體方針政策。**十分重視這個報告的意見。中央政治局批准了這個報告，並進一步指出，黨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方針是：「利用、限制、改造」，對資本主義工商業者的方針是：「團結、教育、改造」。在全國財經工作會議期間，**召開關於國家資本主義問題的座談會。他指出，國家資本主義對我們已經不是理論問題，而是一個實踐問題。要求中央財經各部門、各中央局、分局、省市委都要討論這個問題。他又指出，資產階級不走國家資本主義，沒有路走，大勢所趨，非走這條路不可，我們不走國家資本主義，也沒有別的路，因為我們根本不能沒收他們的財產，而且需要它。他認為，實行國家資本主義的條件已經成熟了，資產階級已經完全孤立起來了。他還具體指出，改造要分兩步走，第一步變私營企業為國家資本主義，第二步使其由國家資本主義變成社會主義。7月9日，**在全國財經工作會議一個文件上的批語中更明確地指出：「中國現在資本主義經濟其絕大部分是在人民政府管理之下的，用各種形式和國營社會主義經濟聯繫著的，並受工人監督的資本主義經濟。這種資本主義經濟已經不是普通的資本主義，而是一種特殊的資本主義經濟即新式的國家資本主義。它主要地不是為了資本家的利潤而存在，而是為了供應人民和國家的需要而存在的」。「這種新式國家資本主義經濟是帶有很大的社會主義性質的，是對工人和國家有利的」。［20］**的指示，通過全國財經會議的討論，使全党進一步明確了國家資本主義是對資本主義工商業進行改造的最適當的形式。

1953年9月7日，**在同民主黨派和工商界部分代表進行座談時進一步指出：「經過國家資本主義完成對私營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是較健全的方針和辦法」。「國家資本主義是改造資本主義工商業和逐步完成社會主義過渡的必經之路。」［21］**還具體說明了這項改造的一系列政策：在形式上，採取公私合營、加工訂貨和收購等形式。在利潤分配上，實行「四馬分肥」的政策，即所得稅佔34。5%，福利費佔15%，公積金佔30%，資方紅利佔20。5%。在時間上，用3年到5年的時間，將全國私營工商業基本上引上國家資本主義軌道，要「穩步前進，不能太急」。［22］在工作方法上，通過他們去說服大部分資本家自願地接受改造，不能像對待地主那樣，實行強迫。**的這次談話大大地推動了私營工商業者走社會主義改造道路的積極性。談話后第二天，政協全國委員會召開常務委員會擴大會議，根據**的指示，肯定了通過各種形式的國家資本主義來改造私營工商業的方針和辦法。9月23日，中華全國工商聯合會召開會員代表大會，進一步學習和討論黨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的方針、政策，解除了工商界人士的顧慮，從而促進了對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

1955年10月4日至11日，**七屆六中全會在北京舉行，會議重要議題之一是討論農業合作化問題。就在這次全會的結論中，**表達了他關於加快資本主義工商業改造步伐的設想。他說：圍繞農業合作化展速度問題的大辯論，牽涉的面很廣，牽涉到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改造，牽涉到黨政軍各方面的工作。在闡明農業合作化同資本主義工商業改造的關係的問題時，他說：我在三中全會（即**七屆三中全會）說過，不要四面出擊。因為那時全國大片地方沒有實行土改，農民還沒有完全站到我們這邊來。土地改革，使我們在民主主義基礎上同農民結成了聯盟，使資產階級第一次感到了孤立。現在的農業合作化使我們在無產階級社會主義的基礎上，而不是在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基礎上，鞏固了同農民的聯盟。這就會使資產階級最後地孤立起來，便於最後的消滅資本主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