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季羨林心是蓮花開》（3）
第九章《季羨林心是蓮花開》（3）
反躬自省
懷舊就是有「人味」的一種表現，而有「人味」是有很高的報酬的：懷舊能凈化人的靈魂。親故老友逝去了，或者離開自己遠了。但是，他們身上那一些優良的品質，離開自己越遠，時間越久，越能閃出異樣的光芒。
我寫我
「我寫我」，真是一個絕妙的題目；但是，我的文章卻不一定妙，甚至很不妙。
每一個人都有一個「我」，二者親密無間，因為實際上是一個東西。按理說，人對自己的「我」應該是十分了解的；然而，事實上卻不盡然。依我看，大部分人是不了解自己的，都是自視過高的。這在人類歷史上竟成了一個哲學上的大問題。否則古希臘哲人發出的獅子吼：「要認識你自己！」豈不成了一句空話嗎？
我認為，我是認識自己的，換句話說，是有點自知之明的。
我經常像魯迅先生說的那樣剖析自己。然而結果並不美妙，我剖析得有點過了頭，我的自知之明過了頭，有時候真感到自己一無是處。
這表現在什麼地方呢？
拿寫文章做一個例子。專就學術文章而言，我並不認為「文章是自己的好」。我真正滿意的學術論文並不多。反而別人的學術文章，包括一些青年後輩的文章在內，我覺得是好的。
為什麼會出現這種心情呢？我還沒得到答案。
再談文學作品。在中學時候，雖然小夥伴們曾贈我一個「詩人」的綽號，實際上我沒有認真寫過詩。至於散文，則是寫的，而且已經寫了六十多年，加起來也有七八十萬字了。然而自己真正滿意的也屈指可數。在另一方面，別人的散文就真正覺得好的也十分有限。這又是什麼原因呢？我也還沒得到答案。
在品行的好壞方面，我有自己的看法。什麼叫好？什麼又叫壞？我不通倫理學，沒有深邃的理論，我只能講幾句大白話。
我認為，只替自己著想，只考慮個人利益，就是壞。反之能替別人著想，考慮別人的利益，就是好。為自己著想和為別人著想，後者能超過一半，他就是好人。低於一半，則是不好的人；低得過多，則是壞人。
拿這個尺度來衡量一下自己，我只能承認自己是一個好人。
我儘管有不少的私心雜念，但是總起來看，我考慮別人的利益還是多於一半的。至於說真話與說謊，這當然也是衡量品行的一個標準。我說過不少謊話，因為非此則不能生存。但是我還是敢於講真話的。我的真話總是大大地超過謊話。因此我是一個好人。
我這樣一個自命為好人的人，生活情趣怎樣呢？我是一個感情充沛的人，也是興趣不老少的人。然而事實上生活了80年以後，到頭來自己都感到自己枯燥乏味，乾乾巴巴，好像是一棵枯樹，只有樹榦和樹枝，而沒有一朵鮮花，一片綠葉。自己搞的所謂學問，別人稱之為「天書」。自己寫的一些專門的學術著作，別人視之為神秘。年屆耄耋，過去也曾有過一些幻想，想在生活方面改弦更張，減少一點枯燥，增添一點滋潤，在枯枝粗幹上開出一點鮮花，長上一點綠葉；然而直到今天，仍然是忙忙碌碌，有時候整天連軸轉，「為他人作嫁衣裳」，而且退休無日，路窮有期，可嘆亦復可笑！
我這一生，同別人差不多，陽關大道，獨木小橋，都走過跨過。坎坎坷坷，彎彎曲曲，一路走了過來。我不能不承認，我運氣不錯，所得到的成功，所獲得的虛名，都有點名不副實。
在另一方面，我的倒霉也有非常人所可得者。在那駭人聽聞的所謂什麼「大革命」中，因為敢於仗義執言，幾乎把老命賠上。
皮肉之苦也是永世難忘的。
現在，我的人生之旅快到終點了。我常常回憶八十年來的歷程，感慨萬端。我曾問過自己一個問題：如果真有那麼一個造物主，要加恩於我，讓我下一輩子還轉生為人，我是不是還走今生走的這一條路？經過了一些思慮，我的回答是：還要走這一條路。但是有一個附帶條件：讓我的臉皮厚一點，讓我的心黑一點，讓我考慮自己的利益多一點，讓我自知之明少一點。
1992年11月16日
我的座右銘
多少年以來，我的座右銘一直是：縱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懼。
應盡便須盡，無復獨多慮。
老老實實的、朴樸素素的四句陶詩，幾乎用不著任何解釋。
我是怎樣實行這個座右銘的呢？無非是順其自然，隨遇而安而已，沒有什麼奇招。
「應盡便須盡，無復獨多慮。」(到了應該死的時候，你就去死，用不著左思右想)，這句話應該是關鍵性的。但是在我幾十年的風華正茂的期間內，「盡」什麼的是很難想到的。在這期間，我當然既走過陽關大道，也走過獨木小橋。即使在走獨木橋時，好像路上鋪的全是玫瑰花，沒有荊棘。這與「盡」的距離太遠太遠了。
到了現在，自己已經九十多歲了。離人生的盡頭，不會太遠了。我在這時候，根據座右銘的精神，處之泰然，隨遇而安。
我認為，這是唯一正確的態度。
我不是醫生，我想貿然提出一個想法。所謂老年憂鬱症恐怕十有八九同我上面提出的看法有關，怎樣治療這種病症呢？
我本來想用「無可奉告」來答覆。但是，這未免太簡慢，於是改寫一首打油詩，題曰「無題」：人生在世一百年，
天天有些小麻煩。
最好辦法是不理，
只等秋風過耳邊。
我的懷舊觀
《懷舊集》這個書名我曾經想用過，這就是現在已經出版了的《萬泉集》。因為集中的文章懷念舊人者頗多。我記憶的絲縷又掛到了一些已經逝世的師友身上，感觸極多。我因此想到了《昭明文選》中潘安仁的《懷舊賦》中的文句：「宵展轉而不寐，驟長嘆以達晨；獨鬱結其誰語，聊綴思於斯文。」我把那一個集子定名為《懷舊集》。但是，原來應允出版的出版社提出了異議：「懷舊」這個詞兒太沉悶，太不響亮，會影響書的銷路，勸我改一改。我那時候出書還不能像現在這樣到處開綠燈。我出書心切，連忙巴結出版社，立即遵命改名，由「懷舊」改為「萬泉」。然而出版社並不賞臉，最終還是把稿子退回，一甩了之。
這一段公案應該說是並不怎樣愉快。好在我的《萬泉集》換了一個出版社出版了，社會反應還並不壞。我慢慢地就把這一件事忘記了。
最近，出我意料之外，北大出版社的老友張文定先生一天忽然對我說：「你最近寫的幾篇悼念或者懷念舊人的文章，情真意切，很能感動人，能否收集在一起，專門出一個集子？」
他隨便舉了一個例子，就是悼念胡喬木同志的文章。他這個建議過去我沒有敢想過，然而實獲我心。我首先表示同意，立即又想到：《懷舊集》這個名字可以復活了，豈不大可喜哉！
懷舊是一種什麼情緒，或感情，或心理狀態呢？我還沒有讀到過古今中外任何學人給它下的定義。恐怕這個定義是非常難下的。根據我個人的想法，古往今來，天底下的萬事萬物，包括人和動植物，總在不停地變化著，總在前進著。既然前進，留在後面的人或物，或人生的一個階段，就會變成舊的，懷念這樣的人或物，或人生的一個階段，就是懷舊。人類有一個缺點或優點，常常覺得過去的好，舊的好，古代好，覺得當時天比現在要明朗，太陽比現在要光輝，花草樹木比現在要翠綠，總之，一切比現在都要好，於是就懷，就「發思古之幽情」，這就是懷舊。
但是，根據常識，也並不是一切舊人、舊物都值得懷。有的舊人，有的舊事，就並不值得去懷。有時一想到，簡直就令人作嘔，棄之不暇，哪裡還能懷呢？也並不是每一次懷人或者懷事都能寫成文章。感情過分地激動，過分悲哀，一想到，心裡就會流血，到了此時，文章無論如何是寫不出來的。這個道理並不難懂，每個人一想就會明白的。
同絕大多數的人一樣，我是一個非常平常的人。人的七情六慾，我一應俱全。儘管我有不少的缺點，也做過一些錯事；但是，我從來沒有故意傷害別人；如有必要，我還伸出將伯之手。因此，不管我打算多麼謙虛，我仍然把自己歸入好人一類，我是一個「性情中人」。我對親人，對朋友，懷有真摯的感情。
這種感情看似平常，但實際上卻非常不平常。我生平頗遇到一些人，對人毫無感情。我有時候難免有一些腹誹，我甚至想用一個聽起來非常刺耳的詞兒來形容這種人：沒有「人味」。按說，既然是個人，就應當有「人味」。然而，我積八十年之經驗，深知情況並非如此。「人味」，豈易言哉！豈易言哉！
懷舊就是有「人味」的一種表現，而有「人味」是有很高的報酬的：懷舊能凈化人的靈魂。親故老友逝去了，或者離開自己遠了。但是，他們身上那一些優良的品質，離開自己越遠，時間越久，越能閃出異樣的光芒。它彷彿成為一面鏡子，在照亮著自己，在砥礪著自己。懷這樣的舊人，在惆悵中感到幸福，在苦澀中感到甜美。這不是很高的報酬嗎？對逝去者的懷念，更能激發起我們「后死者」的責任感。先死者固然能讓我們哀傷，后死者更值得同情，他們身上的心靈上的擔子更沉重。死者已矣，他們不知不覺了。后死者卻還活著，他們能知能覺。先死者的遺志要我們去實現，他們沒有完成的工作要我們去做。即使有時候難免有點想懈怠一下，休息一下。但一想到先人的聲音笑貌，立即會振奮起來。這樣的懷舊，報酬難道還不夠高嗎？
古代希臘哲人說，悲劇能凈化(katharsis)人們的靈魂。我看，懷舊也同樣能凈化人們的靈魂。這一種凈化的形式，比悲劇更深刻，更深入靈魂。
這就是我的懷舊觀。
我慶幸我能懷舊，我慶幸我的「人味」支持我懷舊，我慶幸我的《懷舊集》這個書名在含冤蒙塵十幾年以後又得以重見天日，我樂而為之序。
(原文為《懷舊集》自序)
我的美人觀
說清楚一點，就是：我怎樣看待美人。
縱觀動物世界，我們會發現，在雌雄之間，往往是雄的漂亮、高雅，動人心魄，惹人矚目。拿獅子來說，雄獅多麼威武、雄壯、英氣磅礴。如果張口一吼，則震天動地，無怪有人稱之為獸中王。再拿孔雀來看，雄的倘一開屏，則遍體金碧耀目，非言語所能形容。儀態萬方，令人久久不能忘懷。
但是，一講到人美，情況竟完全顛倒過來。我們不知道，造物主囊中賣的是什麼葯。她（他，它）先創造人中雌（女人）。
此時她大概心情清爽，興緻昂揚，精雕細琢，刮垢磨光。結果是創造出來的女子美妙、漂亮、悅目、閃光。她看到了自己的作品，左看右看，十分滿意，不禁笑上臉龐。
但是，她立刻就想到，只造女人是不行的。這樣怎麼能傳宗接代呢？必須再創造人中雌的對應物人中雄。這樣創造活動才算完成。
這樣想過，她立即著手創造人中雄。此時，她的心情比較粗疏，因此手法難以細膩。結果是，造出來的人中雄，一反禽獸的標格，顯得有點粗陋。連她自己都並不怎樣滿意。但是，既然造出來了，就只能聽之任之，不必再返工了。
到了此時，造物主老年忽發少年狂，決心在本來已經很秀麗、美妙、賞心悅目的人中雌中再創造幾個出類拔萃、傲視群雌的超級美人。於是人類中就出現了西施、明妃、趙飛燕、貂蟬、二喬、楊貴妃、柳如是、董小宛、陳圓圓等等出類拔萃的超級美人。這樣一來，在中國老百姓的中國史觀中，就憑空增添了幾分靚麗，幾分滋潤，幾分光彩，幾分清芬。
打油詩一首：
中華自古重美人，西施貂蟬論紛紜。
美人至今仍然在，各為神州添馨淳。
但是，我還是有問題的。世界文明古國，特別是亞洲文明古國，不止中國一個。為什麼只有中國傳留下來這麼多超級美人，而別的國家則毫無所聞呢？我個人認為，這決不是一個無足輕重的問題。如果研究比較文化史，這個問題絕對躲不過去的。目前，我對於這個問題考慮得還不夠深透。我只能說，中國老百姓的中國史觀，是豐富多彩的，有滋有味的，不是一堆乾巴巴的相斫書。
我現在越來越不安分了，越來膽子越大了。我想在太歲頭上動一下土，探討一下「美人」這個美字的含義。我沒有研究過美學，只記得在很多年以前，中國美學論壇上忽然爆發了一場論戰。我以一個外行人的身份，從窗外向論壇上瞥了一眼，只見專家們意氣風發，舌劍唇槍爭得極為激烈。有的學者主張，美是主觀的。有的學者主張美是客觀的。有的學者主張，美是主客觀相結合的。像美這樣撲朔迷離、玄之又玄的現象或者問題，一向難以得到大家一致同意的結論或者解釋的。專家們討論完了，一鬨而散，問題仍然擺在那裡，原封未動。
我想從一個我認為是新的觀點中解決問題。我認為，美人之所以被稱為美人，必然有其異於非美人者。但是，她們也只具有五官四肢，造物主並沒有給她們多添上一官一肢，也沒有挪動官肢的位置，只在原有的排列上賣弄了一點手法，使這個排列顯得更勻稱，更和諧，更能賞心悅目。
美人身上有多處美的亮點，我現在不可能一一研究。我只選其中一個最引人注意的來談一談，這就是，細腰的問題。這是一個極老的問題；但是，無論多麼古老，也古老不到蒙昧的遠古。那時候，人類首要的問題是採集野果，填飽肚子。男女都整天奔波，男女的腰都是粗而又粗的。哪裡有什麼餘裕來要婦女細腰呢？大概到了先秦時期，情況有了改變。《詩經》第一篇中的「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窈窕二字，無論怎樣解釋也離不開婦女的腰肢。先秦典籍中還有「楚王好細腰，宮中多餓死」
的記載。可見此風在高貴不勞動的婦女中已經形成。流風所及，延續未斷，可以說到今天也並沒有停住。
中國古典詩詞中，頗有一些描繪美人的文章。其中講到美人的各個方面，細腰當然不會遺漏。我現在從宋詞中選取幾個例子，以見一斑。
1．柳永《樂章集?木蘭花》
酥娘一搦腰肢裊，回雪縈塵皆盡妙。幾多狎客看無厭，一輩舞童功不到。星眸顧指精神峭，羅袖迎風身段小。而今長大懶婆娑，只要千金酬一笑。
2．柳永《樂章集?浪淘沙令》
有個人人，飛燕精神，急鏘環佩上華裀。促拍盡隨紅袖舉，風柳腰身。
3．柳永《樂章集?合歡帶》
身材兒、早是妖嬈，算風措、實難描。一個肌膚渾似玉，更都來、佔了千嬌。妍歌艷舞，鶯慚巧舌，柳妒纖腰。自相逢，便覺韓娥價減，飛燕聲消。
4．柳永《樂章集?少年游》
世間尤物意中人，輕細好腰身。
5．歐陽修《桃源憶故人》
妒雲恨雨腰支裊，眉黛不忺重掃。薄倖不來春老，羞帶宜男草。
6．趙長卿《淮海集?昭君怨》
隔葉乳鴉聲軟。啼斷日斜影轉。楊柳小腰肢，畫樓西。
7．賀方回《苗而秀?採桑子》
吳都佳麗苗而秀，燕樣腰身，按舞華茵。
8．秦觀《淮海集?滿江紅》
越艷風流，占天上、人間第一。須通道、絕塵標緻，傾城顏色。翠綰垂螺雙髻小。柳柔花媚嬌無力。笑從來、到處只聞名，今相識。
9．辛棄疾《臨江仙》
小靨人憐都惡瘦，曲眉天與長顰。沈思歡事惜腰身。枕添離別淚，粉落卻深勻。
宋詞裡面講到細腰的地方，大體就是這樣。遺漏幾個地方，無關大局，不影響我的推論。
中國其他古典詩詞中，也有關於細腰的敘述。因為同我要談的主要問題無關，我就不談了。
我現在的首要任務是解釋一下，為什麼細腰這個現象會同美聯繫起來。簡捷了當地說一句話，我是想使用德國心理學家Lipps的「感情移入」的學說來解決這個問題。比如說，你看一個細腰的美女走在你的眼前，步調輕盈、柔軟，好像是曹子建眼中的洛神。你一時失神，產生了感情移入的效應，彷彿與細腰女郎化為一體，得大喜悅，飄飄欲仙了。真誠的喜悅，同美感是互相溝通的。
十年回顧
自己覺得德國十年的學術回憶好像是寫完了。但是，仔細一想，又好像是沒有寫完，還缺少一個總結回顧，所以又加上了這一段。把它當作回憶的一部分，或者讓它獨立於回憶之外，都是可以的。
在我一生六十多年的學術研究的過程中，德國十年是至關重要的關鍵性的十年。我在上面已經提到過，如果我的學術研究有一個發軔期的話，真正的發軔不是在清華大學，而是在德國哥廷根大學。我也提到過，如果我不是由於一個非常偶然的機遇來到德國的話，我的一生將會完完全全是另一個樣子。我今天究竟會在什麼地方，還能不能活著，都是一個未知數。
但是，這個十年並不是一個簡單的十年，有它輝煌成功的一面，也有它陰暗悲慘的一面。所有這一切都比較詳細地寫在我的《留德十年》一書中，讀者如有興趣，可參閱。因為我現在寫的《自述》重點是在學術。在生活方面，如無必要，我不涉及。我在上面寫的我在哥廷根十年的學術活動，主要以學術論文為經，寫出了我的經驗與教訓。我現在想以讀書為綱，寫我讀書的情況。我輩知識分子一輩子與書為伍，不是寫書，就是讀書，二者是并行的，是非并行不可的。
我已經活過了八個多十年，已經到瞭望九之年。但是，在讀書條件和讀書環境方面，哪一個十年也不能同哥廷根的十年相比。在生活方面，我是一個最枯燥乏味的人，所有的玩的東西，我幾乎全不會，也幾乎全無興趣。我平生最羨慕兩種人：一個是畫家，一個是音樂家。而這兩種藝術是最需天才的，沒有天賦而勉強對付，絕無成就。可是造化小兒偏偏跟我開玩笑，只賦予我這方面的興趣，而不賦予我那方面的天才。《漢書?董仲舒傳》說：「古人有言曰：『臨淵羨魚，不如退而結網。』」我極想「退而結網」，可惜找不到結網用的繩子，一生只能做一個羨魚者。我自己對我這種個性也並不滿意。我常常把自己比作一盆花，只有枝幹而沒有綠葉，更談不到有什麼花。
在哥廷根的十年，我這種怪脾氣發揮得淋漓盡致。哥廷根是一個小城，除了一個劇院和幾個電影院以外，任何消遣的地方都沒有。我又是一介窮書生，沒有錢，其實也是沒有時間冬夏兩季到高山和海濱去旅遊。我所有的僅僅是時間和書籍。學校從來不開什麼會。有一些學生會偶爾舉行晚會跳舞，我去了以後，也只能枯坐一旁，呆若木雞。這裡中國學生也極少，有一段時間，全城只有我一個中國人。這種孤獨寂靜的環境，正好給了我空前絕後的讀書的機會。我在國內不是沒有讀過書，但是，從廣度和深度兩個方面來看，什麼時候也比不上在哥廷根。
我讀書有兩個地方，分兩大種類，一個是有關梵文、巴利文和吐火羅文等等的書籍，一個是漢文的書籍。我很少在家裡讀書，因為我沒有錢買專業圖書，家裡這方面的書非常少。在家裡，我只在晚上臨睡前讀一些德文的小說，ThomasMann的名《Buddenbrooks》就是這樣讀完的。我早晨起床后在家裡吃早點，早點極簡單，只有兩片麵包和一點黃油和香腸。到了後來，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后，首先在餐桌上消逝的是香腸，後來是黃油，最後只剩一片有魚腥味的麵包了。最初還有茶可喝，後來只能喝白開水了。早點后，我一般是到梵文研究所去，在那裡一待就是一天，午飯在學生食堂或者飯館里吃，吃完就回研究所。整整十年，不懂什麼叫午睡，德國人也沒有午睡的習慣。
我讀梵文、巴利文、吐火羅文的書籍，一般都是在梵文研究所里。因此，我想先把梵文研究所圖書收藏的情況介紹一下。哥廷根大學的各個研究所都有自己的圖書室。梵文圖書室起源於何時、何人，我當時就沒有細問。可能是源於FranzKielhorn，他是哥廷根大學的第一個梵文教授。他在印度長年累月搜集到的一些極其珍貴的碑銘的拓片，都收藏在研究所對面的大學圖書館里。他的繼任人HermannOldenberg在他逝世后把大部分藏書都賣給了或者贈給了梵文研究所。其中最珍貴的還不是已經出版的書籍，而是零篇的論文。當時Oldenberg是國際上赫赫有名的梵學大師，同全世界各國的同行們互通聲氣，對全世界梵文研究的情況了如指掌。廣通聲氣的做法不外一是互相邀請講學，二是互贈專著和單篇論文。專著易得，而單篇論文，由於國別太多，雜誌太多，搜集頗為困難。只有像Oldenberg這樣的大學者才有可能搜集比較完備。Oldenberg把這些單篇論文都裝訂成冊，看樣子是按收到時間的先後順序裝訂起來的，並沒有分類。皇皇幾十巨冊，整整齊齊地排列書架上。我認為，這些零篇論文是梵文研究所的鎮所之寶。除了這些寶貝以外，其他梵文、巴利文一般常用的書都應有盡有。其中也不乏名貴的版本，比如MaxMüller校訂出版的印度最古的典籍《梨俱吠陀》原刊本，Whitney校訂的《阿闥婆吠陀》原刊本。Boehtlingk和Roth的被視為詞典典範的《聖彼得堡梵德大詞典》原本和縮短本，也都是難得的書籍。至於其他字典和工具書，無不應有盡有。
我每天幾乎是一個人坐擁書城，「躲進小樓成一統」，我就是這些寶典的夥伴和主人，它們任我支配，其威風雖南面王不易也。整個Gauss-Weber-Haus平常總是非常寂靜，裡面的人不多，而德國人又不習慣於大聲說話，幹什麼事都只靜悄悄的。
門外介於研究所與大學圖書館之間的馬路，是通往車站的交通要道；但是哥廷根城還不見汽車，於是本應該喧闐的馬路，也如「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這真是一個讀書的最理想的地方。
除了禮拜天和假日外，我每天就到這裡來。主要工作是同三大厚冊的Mah-vastu拚命。一旦感到疲倦，就站起來，走到擺滿了書的書架旁，信手抽出一本書來，或瀏覽，或仔細閱讀。
積時既久，我對當時世界上梵文、巴利文和佛教研究的情況，心中大體上有一個輪廓。世界各國的有關著作，這裡基本上都有。而且德國還有一種特殊的購書制度，除了大學圖書館有充足的購書經費之外，每一個研究所都有自己獨立的購書經費，教授可以任意購買他認為有用的書，不管大學圖書館是否有複本。當Waldschmidt被征從軍時，這個買書的權力就轉到了我的手中。我願意買什麼書，就買什麼書。書買回來以後，編目也不一定很科學，把性質相同或相類的書編排在一起就行了。
借書是絕對自由的，有一個借書簿，自己寫上借出書的書名、借出日期；歸還時，寫上一個歸還日期就行了。從來沒有人來管，可是也從來沒有丟過書，不管是多麼珍貴的版本。除了書籍以外，世界各國有關印度學和東方學的雜誌，這裡也應有盡有。總之，這是一個很不錯的專業圖書室。
我就是在這樣的情況下暢遊於書海之中。我讀書粗略地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細讀的，一類是瀏覽的。細讀的數目不可能太多。學梵文必須熟練地掌握語法。我上面提到的Stenzler的《梵文基礎讀本》，雖有許多優點，但是畢竟還太簡略；入門足夠，深入卻難。在這時候必須熟讀Kielhorn的《梵文文法》，我在這一本書上下過苦工夫，讀了不知多少遍。其次，我對Oldenberg的幾本書，比如《佛陀》等等都從頭到尾細讀過。
他的一些論文，比如分析Mahvastu的文體的那一篇，為了寫論文，我也都細讀過。Whitney和Wackernagel的梵文文法，Debruner續Wackernagel的那一本書，以及W?Geiger的關於巴利文的著作，我都下過工夫。但是，我最服膺的還是我的太老師HeinrichLüders，他的書，我只要能得到，就一定仔細閱讀。他的論文集《PhilologicaIndica》是一部很大的書，我從頭到尾仔細讀過一遍，有的文章讀過多遍。像這樣研究印度古代語言、宗教、文學、碑銘等的對一般人來說都是極為枯燥、深奧的文章，應該說是最乏味的東西。喜歡讀這樣文章的人恐怕極少極少，然而我卻情有獨鍾；我最愛讀中外兩位大學者的文章，中國是陳寅恪先生，西方就是Lüders先生。這兩位大師實有異曲同工之妙。他們為文，如剝春筍，一層層剝下去，愈剝愈細；面面俱到，巨細無遺；敘述不講空話，論證必有根據；從來不引僻書以自炫，所引者多為常見書籍；別人視而不見的，他們偏能注意；表面上並不艱深玄奧，於平淡中卻能見神奇；有時真如「山重水複疑無路」，轉眼間「柳暗花明又一村」；迂迴曲折，最後得出結論，讓你頓時覺得豁然開朗，口服心服。
人們一般讀文學作品能得美感享受，身輕神怡。然而我讀兩位大師的論文時得到的美感享受，與讀文學作品時所得到的迥乎不同，卻似乎更深更高。也許有人會認為這是我個人的怪癖；我自己覺得，這確實是「癖」，然而毫無「怪」可言。「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實不足為外人道也。
上面談的是我讀梵文著作方面的一些感受。但是，當時我讀的書絕不限於梵文典籍。我在上面已經說到，哥廷根大學有一個漢學研究所。所內有一個比梵文研究所圖書室大到許多倍的漢文圖書室。為什麼比梵文圖書室大這樣多呢？原因是大學圖書館中沒有收藏漢籍，所有的漢籍以及中國少數民族的語言，如藏文、蒙文、西夏文、女真文之類的典籍都收藏在漢學研究所中。這個所的圖書室，由於GustavHaloun教授的慘淡經營，大量從中國和日本購進漢文典籍，在歐洲頗有點名氣。我曾在那裡會見過許多世界知名的漢學家，比如英國的AthurWaley等等。漢學研究所所在的大樓比Gauss-Weber-Haus要大得多，也宏偉得多；房子極高極大。漢學研究所在二樓上，上面還有多少層，我不清楚。我始終也沒有弄清楚，偌大一座大樓是做什麼用的。十年之久，我不記得，除了打掃衛生的一位老太婆，還在這裡見到過什麼人。院子極大，有極高極粗的幾棵古樹，樣子都有五六百年的樹齡，地上綠草如茵。樓內樓外，乾乾淨淨，比梵文研究所更寂靜，也更幽雅，真是讀書的好地方。
我每個禮拜總來這裡幾次，有時是來上課，更多地是來看書。我看得最多的是日本出版的《大正新修大藏經》。有一段時間，我幫助Waldschmidt查閱佛典。他正寫他那一部有名的關於釋迦牟尼涅槃前遊行的敘述的大著。他校刊新疆發現的佛經梵文殘卷，也需要漢譯佛典中的材料，特別是唐義凈譯的那幾部數量極大的「根本說一切有部的律」。至於我自己讀的書，則範圍廣泛。十幾萬冊漢籍，本本我都有興趣。到了這裡，就彷彿回到了祖國一般。我記得這裡藏有幾部明版的小說，是否是宇內孤本，因為我不通此道，我說不清楚。即使是的話，也都埋在深深的「礦井」中，永世難見天日了。自從1937年GustavHaloun教授離開哥廷根大學到英國劍橋大學去任漢學講座教授以後，有很長一段時間，漢學研究所就由我一個人來管理。我每次來到這裡，空蕩蕩的六七間大屋子就只有我一個人，萬籟俱寂，靜到能聽到自己心跳的聲音。在絕對的寂靜中，我盤桓於成排的大書架之間，架上擺的是中國人民智慧的結晶，我心中充滿了自豪感。我翻閱的書很多；但是我讀得最多的還是一大套上百冊的中國筆記叢刊，具體的書名已經忘記了。筆記是中國特有的一種著述體裁，內容包羅萬象，上至宇宙，下至鳥獸蟲魚，以及身邊瑣事、零星感想，還有一些歷史和科技的記述，利用得好，都是十分有用的資料。我讀完了全套書，可惜我當時還沒有研究糖史的念頭，很多有用的資料白白地失掉了。
及今思之，悔之晚矣。
我在哥廷根讀梵、漢典籍，情況大體如此。
1997年
賦得永久的悔
題目是韓小蕙女士出的，所以名之曰「賦得」。但文章是我心甘情願作的，所以不是八股。
我為什麼心甘情願作這樣一篇文章呢？一言以蔽之，題目出得好，不但實獲我心，而且先獲我心：我早就想寫這樣一篇東西了。
我已經到瞭望九之年。在過去的七八十年中，從鄉下到城裡；從國內到國外；從小學、中學、大學到洋研究院；從「志於學」到超過「從心所欲不逾距」，曲曲折折，坎坎坷坷。既走過陽關大道，也走過獨木小橋；既經過「山重水複疑無路」，又看到「柳暗花明又一村」。喜悅與憂傷並駕，失望與希望齊飛，我的經歷可謂多矣。要講後悔之事，那是俯拾皆是。要選其中最深切、最真實、最難忘的悔，也就是永久的悔，那也是唾手可得，因為它片刻也沒有離開過我的心。
我這永久的悔就是：不該離開故鄉，離開母親。
我出生在魯西北一個極端貧困的村莊里。我們家是貧中之貧，真可以說是貧無立錐之地。十年浩劫中，我自己跳出來反對北大那一位倒行逆施但又炙手可熱的「老佛爺」，被她視為眼中釘，必欲除之而後快。她手下的小嘍啰們曾兩次竄到我的故鄉，處心積慮把我「打」成地主，他們那種狗仗人勢窮凶極惡的教師爺架子，並沒有能嚇倒我的鄉親。我小時候的一位夥伴指著他們的鼻子，大聲說：「如果讓整個官莊來訴苦的話，季羨林家是第一家！」
這一句話並沒有誇大，他說的是實情。我祖父母早亡，留下了我父親等三個兄弟，孤苦伶仃，無依無靠。最小的一叔送了人。我父親和九叔餓得沒有辦法，只好到別人家的棗林里去撿落到地上的干棗充饑。這當然不是長久之計。最後兄弟倆被逼背井離鄉，盲流到濟南去謀生。此時他倆也不過十幾二十歲。
在舉目無親的大城市裡，必然是經過千辛萬苦，九叔在濟南落住了腳。於是我父親就回到了故鄉，說是農民，但又無田可耕。
又必然是經過千辛萬苦，九叔從濟南有時寄點錢回家，父親賴以生活。不知怎麼一來，竟然尋上了媳婦，她就是我的母親。
母親的娘家姓趙，門當戶對，她家窮得同我們家差不多，否則也決不會結親。她家裡飯都吃不上，哪裡有錢、有閑上學。所以我母親一個字也不識，活了一輩子，連個名字都沒有。她家是在另一個莊上，離我們庄五里路。這個五里路就是我母親畢生所走的最長的距離。
北京大學那一位「老佛爺」要「打」成「地主」的人，也就是我，就出生在這樣一個家庭里，就有這樣一位母親。
後來我聽說，我們家確實也「闊」過一陣。大概在清末民初，九叔在東三省用口袋裡剩下的最後五角錢，買了十分之一的湖北水災獎券，中了獎。兄弟倆商量，要「富貴而歸故鄉」，回家揚一下眉，吐一下氣。於是把錢運回家，九叔仍然留在城裡，鄉里的事由父親一手張羅，他用荒唐離奇的價錢，買了磚瓦，蓋了房子。又用荒唐離奇的價錢，置了一塊帶一口水井的田地。一時興會淋漓，真正揚眉吐氣了。可惜好景不長，我父親又用荒唐離奇的方式，彷彿宋江一樣，豁達大度，招待四方朋友。一轉瞬間，蓋成的瓦房又拆了賣磚、賣瓦，有水井的田地也改變了主人。全家又回歸到原來的情況。我就是在這個時候，在這樣的情況下降生到人間來的。
母親當然親身經歷了這個巨大的變化。可惜，當我同母親住在一起的時候，我只有幾歲，告訴我，我也不懂。所以，我們家這一次陡然上升，又陡然下降，只像是曇花一現，我到現在也不完全明白。這個謎恐怕要成為永恆的謎了。
不管怎樣，我們家又恢復到從前那種窮困的情況。後來聽人說，我們家那時只有半畝多地。這半畝多地是怎麼來的，我也不清楚。一家三口人就靠這半畝多地生活。城裡的九叔當然還會給點接濟，然而像中湖北水災獎那樣的事兒，一輩子有一次也不算少了。九叔沒有多少錢接濟他的哥哥了。
家裡日子是怎樣過的，我年齡太小，說不清楚。反正吃得極壞，這個我是懂得的。按照當時的標準，吃「白的」(指麥子面)最高，其次是吃小米麵或棒子麵餅子，最次是吃紅高粱餅子，顏色是紅的，像豬肝一樣。「白的」與我們家無緣。「黃的」(小米麵或棒子麵餅子顏色都是黃的)與我們緣分也不大。
終日為伍者只有「紅的」。這「紅的」又苦又澀，真是難以下咽。但不吃又害餓，我真有點談「紅」色變了。
但是，小孩子也有小孩子的辦法。我祖父的堂兄是一個舉人，他的夫人我喊她奶奶。他們這一支是有錢有地的。雖然舉人死了，但家境依然很好。我這一位大奶奶仍然健在。她的親孫子早亡，所以把全部的鐘愛都傾注到我身上來。她是整個官莊能夠吃「白的」的僅有的幾個人中之一。她不但自己吃，而且每天都給我留出半個或者四分之一個白面饃饃來。我每天早晨一睜眼，立即跳下炕來向村裡跑，我們家住在村外。我跑到大奶奶跟前，清脆甜美地喊上一聲：「奶奶！」她立即笑得合不上嘴，把手縮回到肥大的袖子，從口袋裡掏出一小塊饃饃，遞給我，這是我一天最幸福的時刻。
此外，我也偶爾能夠吃一點「白的」，這是我自己用勞動換來的。一到夏天麥收季節，我們家根本沒有什麼麥子可收。對門住的寧家大嬸子和大姑——她們家也窮得夠嗆——就帶我到本村或外村富人的地里去「拾麥子」。所謂「拾麥子」就是別家的長工割過麥了，總還會剩下那麼一點點麥穗，這些都是不值得一撿的，我們這些窮人就來「拾」。因為剩下的決不會多，我們拾上半天，也不過拾半籃子，然而對我們來說，這已經是如獲至寶了。一定是大嬸和大姑對我特別照顧，以一個四五歲、五六歲的孩子，拾上一個夏天，也能拾上十斤八斤麥粒。這些都是母親親手搓出來的。為了對我加以獎勵，麥季過後，母親便把麥子磨成面，蒸成饃饃，或貼成白麵餅子，讓我解饞。我於是就大快朵頤了。
記得有一年，我拾麥子的成績也許是有點「超常」。到了中秋節——農民嘴裡叫「八月十五」——母親不知從哪裡弄了點月餅，給我掰了一塊，我就蹲在一塊石頭旁邊，大吃起來。
在當時，對我來說，月餅可真是神奇的東西，龍肝鳳髓也難以比得上的，我難得吃一次。我當時並沒有注意，母親是否也在吃。現在回想起來，她根本一口也沒有吃。不但是月餅，連其他「白的」，母親從來都沒有嘗過，都留給我吃了。她大概是畢生就與紅色的高粱餅子為伍。到了歉年，連這個也吃不上，那就只有吃野菜了。
至於肉類，吃的回憶似乎是一片空白。我老娘家隔壁是一家賣煮牛肉的作坊。給農民勞苦耕耘了一輩子的老黃牛，到了老年，耕不動了，幾個農民便以極其低的價錢買來，用極其野蠻的辦法殺死，把肉煮爛，然後賣掉。老牛肉難煮，實在沒有辦法，農民就在肉鍋里小便一通，這樣肉就好爛了。農民心腸好，有了這種情況，就昭告四鄰：「今天的肉你們別買！」老娘家窮，雖然極其疼愛我這個外孫，也只能用土罐子，花幾個制錢，裝一罐子牛肉湯，聊勝於無。記得有一次，罐子里多了一塊牛肚子，這就成了我的專利。我捨不得一氣吃掉，就用生了銹的小鐵刀，一塊一塊地割著吃，慢慢地吃。這一塊牛肚真可以同月餅媲美了。
「白的」、月餅和牛肚難得，「黃的」怎樣呢？「黃的」也同樣難得。但是，儘管我只有幾歲，我卻也想出了辦法。到了春、夏、秋三個季節，庄外的草和莊稼都長起來了。我就到庄外去割草，或者到人家高粱地里去劈高粱葉。劈高粱葉，田主不但不禁止，而且還歡迎；因為葉子一劈，通風情況就能改進，高粱長得就能更好，糧食打得就能更多。草和高粱葉都是喂牛用的。我們家窮，從來沒有養過牛。我二大爺家是有地的，經常養著兩頭大牛。我這草和高粱葉就是給它們準備的。每當我這個不到三塊豆腐高的孩子背著一大捆草或高粱葉走進二大爺的大門，我心裡有所恃而不恐，把草放在牛圈裡，賴著不走，總能蹭上一頓「黃的」吃，不會被二大娘「卷」(我們那裡的土話，意思是「罵」)出來。到了過年的時候，自己心裡覺得，在過去的一年裡，自己喂牛立了功，又有了勇氣到二大爺家裡賴著吃黃面糕。黃面糕是用黃米面加上棗蒸成的。顏色雖黃，卻位列「白的」之上，因為一年只在過年時吃一次，物以稀為貴，於是黃面糕就貴了起來。
我上面講的全是吃的東西。為什麼一講到母親就講起吃的東西來了呢？原因並不複雜。第一，我作為一個孩子容易關心吃的東西。第二，所有我在上面提到的好吃的東西，幾乎都與母親無緣。除了「黃的」以外，其餘她都不沾邊兒。我在她身邊只呆到六歲，以後兩次奔喪回家，待的時間也很短。現在我回憶起來，連母親的面影都是迷離模糊的，沒有一個清晰的輪廓。特別有一點，讓我難解而又易解：我無論如何也回憶不起母親的笑容來，她好像是一輩子都沒有笑過。家境貧困，兒子遠離，她受盡了苦難，笑容從何而來呢？有一次我回家聽對面的寧大嬸子告訴我說：「你娘經常說：『早知道送出去回不來，我無論如何也不會放他走的！』」簡短的一句話裡面含著多少辛酸，多少悲傷啊！母親不知有多少日日夜夜，眼望遠方，盼望自己的兒子回來啊！然而這個兒子卻始終沒有歸去，一直到母親離開這個世界。
對於這個情況，我最初懵懵懂懂，理解得並不深刻。到了上高中的時候，自己大了幾歲，逐漸理解了。但是自己寄人籬下，經濟不能獨立，空有雄心壯志，怎奈無法實現，我暗暗地下定了決心，立下了誓願：一旦大學畢業，自己找到工作，立即迎養母親，然而沒有等到我大學畢業，母親就離開我走了，永遠永遠地走了。古人說：「樹欲靜而風不止，子欲養而親不待。」這話正應到我身上。我不忍想象母親臨終思念愛子的情況；一想到，我就會心肝俱裂，眼淚盈眶。當我從北平趕回濟南，又從濟南趕回清平奔喪的時候，看到了母親的棺材，看到那簡陋的屋子，我真想一頭撞死在棺材上，隨母親於地下。我後悔，我真後悔，我千不該萬不該離開了母親。世界上無論什麼名譽，什麼地位，什麼幸福，什麼尊榮，都比不上待在母親身邊，即使她一個字也不識，即使整天吃「紅的」。
這就是我的「永久的悔」。
1994年3月5日
我的心是一面鏡子
我生也晚，沒有能看到二十世紀的開始。但是，時至今日，再有七年，二十一世紀就來臨了。從我目前的身體和精神兩個方面來看，我能看到兩個世紀的交接，是絲毫也沒有問題的。
在這個意義上來講，我也可以說是與二十世紀共始終了，因此我有資格寫「我與中國二十世紀」。
對時勢的推移來說，每一個人的心都是一面鏡子。我的心當然也不會例外。我自認為是一個頗為敏感的人，我這一面心鏡，雖不敢說是纖毫必顯，然確實並不遲鈍。我相信，我的鏡子照出了二十世紀長達九十年的真實情況，是完全可以依賴的。
我生在1911年辛亥革命那一年。我下生兩個月零四天以後，那一位「末代皇帝」，就從寶座上被請了下來。因此，我常常戲稱自己是「清朝遺少」。到了我能記事兒的時候，還有時候聽鄉民肅然起敬地談到北京的「朝廷」（農民口中的皇帝），彷彿他們仍然高踞寶座之上。我不理解什麼是「朝廷」，他似乎是人，又似乎是神，反正是極有權威、極有力量的一種動物。
這就是我的心鏡中照出的清代殘影。
我的家鄉山東清平縣（現歸臨清市）是山東有名的貧困地區。我們家是一個破落的農戶。祖父母早亡，我從來沒有見過他們。祖父之愛我是一點也沒有嘗到過的。他們留下了三個兒子，我父親行大（在大排行中行七）。兩個叔父，最小的一個無父無母，送了人，改姓刁。剩下的兩個，上無怙恃，孤苦伶仃，寄人籬下，其困難情景是難以言說的。恐怕哪一天也沒有吃飽過。餓得沒有辦法的時候，兄弟倆就到村南棗樹林子里去，撿掉在地上的爛棗，聊以果腹。這一段歷史我並不清楚，因為兄弟倆誰也沒有對我講過。大概是因為太可怕，太悲慘，他們不願意再揭過去的傷疤，也不願意讓后一代留下讓人驚心動魄的回憶。
但是，鄉下無論如何是待不下去了，待下去只能成為餓殍。
不知道怎麼一來，兄弟倆商量好，到外面大城市裡去闖蕩一下，找一條活路。最近的大城市只有山東首府濟南。兄弟倆到了那裡，兩個毛頭小夥子，兩個鄉巴佬，到了人煙稠密的大城市裡，舉目無親。他們碰到多少困難，遇到多少波折。這一段歷史我也並不清楚，大概是出於同一個原因，他們誰也沒有對我講過。
後來，叔父在濟南立定了腳跟，至多也只能像是石頭縫裡的一棵小草，艱難困苦地掙扎著。於是兄弟倆商量，弟弟留在濟南掙錢，哥哥回家務農，希望有朝一日，混出點名堂來，即使不能衣錦還鄉，也得讓人另眼相看，為父母和自己爭一口氣。
但是，務農要有田地，這是一個最簡單的常識。可我們家所缺的正是田地這玩意兒。大概我祖父留下了幾畝地，父親就靠這個來維持生活。至於他怎樣侍弄這點地，又怎樣成的家，這一段歷史對我來說又是一個謎。
我就是在這時候來到人間的。
天無絕人之路。正在此時或稍微前一點，叔父在濟南失了業，流落在關東。用身上僅存的一元錢買了湖北水災獎券，結果中了頭獎，據說得到了幾千兩銀子。我們家一夜之間成了暴發戶。父親買了六十畝帶水井的地。為了耀武揚威起見，要蓋大房子。一時沒有磚，他便昭告全村：誰願意拆掉自己的房子，把磚賣給他，他肯出幾十倍高的價錢。俗話說：「重賞之下，必有勇夫。」別人的房子拆掉，我們的房子蓋成。東、西、北房各五大間。大門朝南，極有氣派。兄弟倆這一口氣總算爭到了。
然而好景不長，我父親是鄉村中朱家郭解一流的人物，仗「義」施財，忘乎所以。有時候到外村去趕集，他一時興起，全席棚里喝酒吃飯的人，他都請了客。據說，沒過多久，60畝上好的良田被賣掉，新蓋的房子也把東房和北房拆掉，賣了磚瓦。
這些磚瓦買進時似黃金，賣出時似糞土。
一場春夢終成空。我們家又成了破落戶。
在我能記事兒的時候，我們家已經窮到了相當可觀的程度。
一年大概只能吃一兩次「白的」（指白面），吃得最多的是紅高粱餅子，棒子麵餅子也成為珍品。我在春天和夏天，割了青草，或劈了高粱葉，背到二大爺家裡，喂他的老黃牛。賴在那裡不走，等著吃上一頓棒子麵餅子，打一打牙祭。夏天和秋天，對門的寧大嬸和寧大姑總帶我到外村的田地里去拾麥子和豆子，把拾到的可憐兮兮的一把麥子或豆子交給母親。不知道積攢多少次，才能勉強打出點麥粒，磨成面，吃上一頓「白的」。我當然覺得如吃龍肝鳳髓。但是，我從來不記得母親吃過一口。她只是坐在那裡，瞅著我吃，眼裡好像有點潮濕。我當時哪裡能理解母親的心情呀！但是，我也隱隱約約地立下一個決心：有朝一日，將來長大了，也讓母親吃點「白的」。可是，「樹欲靜而風不止，子欲養而親不待」。還沒有等到我有能力讓母親吃「白的」，母親竟舍我而去，留下了一個我終生難補的心靈傷痕，抱恨終天！
我們家，我父親一輩，大排行兄弟十一個。有六個因為家貧，下了關東。從此音訊杳然。留下的只有五個，一個送了人，我上面已經說過。這五個人中，只有大大爺有一個兒子，不幸早亡，我從來沒有見過他。我生下以後，就成了唯一的一個男孩子。在封建社會裡，這意味著什麼，大家自然能理解。在濟南的叔父只有一個女兒。於是兄弟倆一商量，要把我送到濟南。
當時母親什麼心情，我太年幼，完全不能理解。很多年以後，我才聽人告訴我說，母親曾說過：「要知道一去不回頭的話，我拼了命也不放那孩子走！」這一句不是我親耳聽到的話，卻終生回蕩在我耳邊。「誰言寸草心，報得三春暉？」
我終於離開了家，當年我六歲。
一個人的一生難免稀奇古怪的。個人走的路有時候並不由自己來決定。假如我當年留在家裡，走的路是一條貧農的路。
生活可能很苦，但風險絕不會大。我今天的路怎樣呢？我廣開了眼界，認識了世界，認識了人生，獲得了虛名。我曾走過陽關大道，也曾走過獨木小橋；坎坎坷坷，又頗順順噹噹，一直走到了耄耋之年。如果當年讓我自己選擇道路的話，我究竟要選哪一條呢？概難言矣！
離開故鄉時，我的心鏡中留下的是一幅一個貧困至極的、一時走了運、立刻又垮下來的農村家庭的殘影。
到了濟南以後，我眼前換了一個世界。不用說別的，單說見到濟南的山，就讓我又驚又喜。我原來以為山只不過是一個個巨大無比的石頭柱子。
叔父當然非常關心我的教育，我是季家唯一的傳宗接代的人。我上過大概一年的私塾，就進了新式的小學校，濟南一師附小。一切都比較順利。五四運動波及了山東。一師校長是新派人物，首先採用了白話文教科書。國文教科書中有一篇寓言，名叫《阿拉伯的駱駝》，故事講的是得寸進尺，是國際上流行的。無巧不成書，這一篇課文偏偏讓叔父看到了，他勃然變色，大聲喊道：「駱駝怎麼能說話呀！這簡直是胡鬧！趕快轉學！」
於是我就轉到了新育小學。當時轉學好像是非常容易，似乎沒有走什麼後門就轉了過來。只舉行一次口試，教員寫了一個「騾」字，我認識，我的比我大一歲的親戚不認識。我直接插入高一，而他則派進初三。一字之差，我硬是沾了一年的光。這就叫做人生！最初課本還是文言，後來則也隨時代潮流改了白話，不但駱駝能說話，連烏龜蛤蟆都說起話來，叔父卻置之不管了。
叔父是一個非常有天才的人。他並沒有受過什麼正規教育。
在顛沛流離中，完全靠自學，獲得了知識和本領。他能作詩，能填詞，能寫字，能刻圖章。中國古書也讀了不少。按照他的出身，他無論如何也不應該對宋明理學發生興趣；然而他竟然發生了興趣，而且還極為濃烈，非同一般。這件事我至今大惑不解。我每看到他正襟危坐，威儀儼然，在讀《皇清經解》一類十分枯燥的書時，我都覺得滑稽可笑。
這當然影響了對我的教育。我這一根季家的獨苗他大概想要我詩書傳家。《紅樓夢》、《三國演義》、《水滸傳》等等，他都認為是「閑書」，絕對禁止看。大概出於一種逆反心理，我愛看的偏是這些書。中國舊小說，包括《金瓶梅》、《西廂記》等等幾十種，我都偷著看了個遍。放學后不回家，躲在磚瓦堆里看，在被窩裡用手電筒照著看。這樣大概過了有幾年的時間。
叔父的教育則是另外一回事。在正誼時，他出錢讓我在下課後跟一個國文老師念古文，連《左傳》等都念。回家后，吃過晚飯，立刻又到尚實英文學社去學英文，一直到深夜。這樣天天連軸轉，也有幾年的時間。
叔父相信「中學為體」，這是可以肯定的。但是是否也相信「西學為用」呢？這一點我說不清楚。反正當時社會上都認為，學點洋玩意兒是能夠升官發財的。這是一種實用主義的「崇洋」，「媚外」則不見得。叔父心目中「夷夏之辨」是很顯然的。
大概是1926年，我在正誼中學畢了業，考入設在北園白鶴庄的山東大學附設高中文科去念書。這裡的教員可謂極一時之選。國文教員王崑玉先生，英文教員尤桐先生、劉先生和楊先生，數學教員王先生，史地教員祁蘊璞先生，倫理學教員鞠思敏先生（正誼中學校長），倫理學教員完顏祥卿先生（一中校長），還有教經書的「大清國」先生（因為諢名太響亮，真名忘記了），另一位是前清翰林。兩位先生教《書經》、《易經》、《詩經》，上課從不帶課本，五經四書連注都能背誦如流。這些教員全是佼佼者。再加上學校環境有如仙境，荷塘四布，垂柳蔽天，是念書再好不過的地方。
我有意識地認真用功，是從這裡開始的。我是一個很容易受環境支配的人。在小學和初中時，成績不能算壞，總在班上前幾名，但從來沒有考過甲等第一。我毫不在意，照樣釣魚、摸蝦。到了高中，國文作文無意中受到了王崑玉先生的表揚，英文是全班第一。其他課程考個高分並不難，只需稍稍一背，就能應付裕如。結果我生平第一次考了一個甲等第一，平均分數超過九十五分，是全校唯一的一個學生。當時山大校長兼山東教育廳廳長前清狀元王壽彭，親筆寫了一副對聯和一個扇面獎給我。這樣被別人一指，我的虛榮心就被抬起來了。從此認真注意考試名次，再不掉以輕心。結果兩年之內，四次期考，我考了四個甲等第一，威名大振。
在這一段時間內，外界並不安寧。軍閥混亂，雞犬不寧。
直奉戰爭、直皖戰爭，時局瞬息萬變，「你方唱罷我登場」。有一年山大祭孔，我們高中學生受命參加。我第一次見到當時的奉系山東土匪督軍——不知道自己有多少兵、多少錢和多少姨太太的張宗昌，他穿著長袍、馬褂，匍匐在地，行叩頭大禮。
此情此景，至今猶在眼前。
到了1928年，蔣介石假「革命」之名，打著孫中山先生的招牌，算是一股新力量，從廣東北伐，有共產黨的協助，以雷霆萬鈞之力，一路掃蕩，宛如勁風捲殘雲，大軍佔領了濟南。
此時，日本軍國主義分子想趁火打劫，出兵濟南，釀成了有名的「五卅慘案」。高中關了門。
在這一段時間內，我的心鏡中照出來的影子是封建又兼維新的教育再加上軍閥混戰。
日寇佔領了濟南，國民黨軍隊撤走。學校都不能開學。我過了一年臨時亡國奴生活。
此時日軍當然是全濟南至高無上的唯一的統治者。同一切非正義的統治者一樣，他們色厲內荏，十分害怕中國老百姓，簡直害怕到風聲鶴唳、草木皆兵的程度。天天如臨大敵，常常搞一些突然襲擊，到居民家裡去搜查。我們一聽到日軍到附近某地來搜查了，家裡就像開了鍋。有人主張關上大門，有人堅決反對。前者說：不關門，日本兵會說：「你怎麼這樣大膽呀！
竟敢雙門大開！」於是捅上一刀。後者則說：關門，日本兵會說：「你們一定有見不得人的勾當；不然的話，皇軍駕到，你們應該開門恭迎嘛！」於是捅上一刀。結果是，一會兒開門，一會兒又關上，如坐針氈，又如熱鍋上的螞蟻。此情此景，非親身經歷者，是絕不能理解的。
我還有一段個人經歷。我無學可上，又深知日本人最恨中國學生，在山東焚燒日貨的「罪魁禍首」就是學生。我於是剃光了腦袋，偽裝是商店的小徒弟。有一天，走在東門大街上，迎面來了一群日軍，檢查過往行人。我知道，此時萬不能逃跑，一定要鎮定，否則刀槍無情。我貌似坦然地走上前去。一個日兵搜我的全身，發現我腰裡扎的是一條皮帶。他如獲至寶，發出獰笑，說道：「你的，狡猾的大大地。你不是學徒，你是學生。學徒的，是不扎皮帶的！」我當頭挨了一棒，幸虧還沒有昏過去，我向他解釋：現在小徒弟們也發了財，有的能扎皮帶了。他堅決不信。正在爭論的時候，另外一個日軍走了過來，大概是比那一個高一級的，聽了那個日軍的話，似乎有點不耐煩，一擺手：「讓他走吧！」我於是死裡逃生，從陰陽界上又轉了回來。我身上出了多少汗，只有我自己知道。
在這一年內，我心鏡上照出的是臨時或候補亡國奴的影像。
1929年，日軍撤走，國民黨重進。我在求學的道路上，從此開闢了一個新天地。
此時，北園高中關了門，新成立了一所山東省立濟南高中，是全省唯一的一所高級中學。我沒有考試，就入了學。
校內換了一批國民黨的官員，「黨」氣頗濃，令人生厭。但是總的精神面貌卻是煥然一新。最明顯不過的是國文課。「大清國」沒有了，經書不念了，文言作文改成了白話。國文教員大多是當時頗為著名的新文學家。我的第一個國文教員是胡也頻烈士。他很少講正課，每一堂都是宣傳「現代文藝」，亦名「普羅文學」，也就是無產階級文學。一些青年，其中也有我，大為興奮，公然在宿舍門外擺上桌子，號召大家參加「現代文藝研究會」。還準備出刊物，我為此寫了一篇文章，叫做《現代文藝的使命》，裡面生吞活剝抄了一些從日文譯過來的所謂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文句。譯文像天書，估計我也看不懂，但是充滿了革命義憤和口號的文章，卻堂而皇之地寫成了。文章還沒有來得及刊出，國民黨通緝胡先生，他慌忙逃往上海，一兩年後就被國民黨殺害。我的革命夢像肥皂泡似的破滅了，從此再也沒有「革命」，一直到了解放。
接胡先生的是董秋芳（冬芬）先生。他算是魯迅的小友，北京大學畢業，翻譯了一本《爭自由的波浪》，有魯迅寫的序。
不知道怎樣一來，我寫的作文得到了他的垂青，他發現了我的寫作「天才」，認為是全班、全校之冠。我有點飄飄然，是很自然的。到現在，在六十年漫長的過程中，不管我搞什麼樣的研究工作，寫散文的筆從來沒有放下過。寫得好壞，姑且不論。
對我自己來說，文章能抒發我的感情，表露我的喜悅，緩解我的憤怒，激勵我的志向。這樣的好處已經不算少了。我永遠懷念我這位尊敬的老師！
在這一年裡，我的心鏡照出來的彷彿是我的新生。
1930年夏天，我們高中一級的學生畢了業。幾十個舉子聯合「進京趕考」。當時北京的大學五花八門，國立、私立、教會立，紛然雜陳。水平極端參差不齊，吸引力也就大不相同。其中最受尊重的，同今天完全一樣，是北大與清華，兩個「國立」
大學。因此，全國所有的趕考的舉子沒有不報考這兩所大學的。
這兩所大學就彷彿變成了龍門，門檻高得可怕。往往幾十人中錄取一個。被錄取的金榜題名，鯉魚變成了龍。我來投考的那一天，有一個山東老鄉已經報考了五次，次次名落孫山。這一年又同我們報考，也就是第六次，結果仍然榜上無名。他精神失常，一個人恍恍惚惚在西山一帶漫遊了七天，才清醒過來。
他從此斷了大學夢，回到了山東老家，后不知所終。
我當然也報了北大與清華。同別的高中同學不同的是，我只報這兩個學校，彷彿極有信心——其實我當時並沒有考慮這樣多，幾乎是本能地這樣幹了——別的同學則報很多大學，二流的、三流的、不入流的，有的人竟報到七八所之多。我一輩子考試的次數成百成千，從小學一直考到獲得最高學位；但我考試的運氣好，從來沒有失敗過。這一次又撞上了喜神，北大和清華我都被錄取，一時成了人們羨慕的對象。
但是，北大和清華，對我來說，卻成了魚與熊掌。何去何從？一時成了撓頭的問題。我左考慮，右考慮，總難以下這一步棋。當時「留學熱」不亞於今天，我未能免俗。如果從留學這個角度來考慮，清華似乎有一日之長。至少當時人們都是這樣看的。「吾從眾」，終於決定了清華，入的是西洋文學系（后改名外國語文系）。
在舊中國，清華西洋文學系名震神州。主要原因是教授幾乎全是外國人，講課當然用外國話，中國教授也多用外語（實際上就是英語）授課。這一點就具有極大的吸引力。夷考其實，外國教授幾乎全部不學無術，在他們本國恐怕連中學都教不上。因此，在本系所有的必修課中，沒有哪一門課我感到滿意。反而是我旁聽和選修的兩門課，令我終生難忘，終生受益。旁聽的是陳寅恪先生的「佛經翻譯文學」，選修的是朱光潛先生的「文藝心理學」，就是美學。在本系中國教授中，葉公超先生教我們大一英文。他英文大概是好的，但有時故意不修邊幅，好像要學習竹林七賢，給我沒有留下好印象。吳宓先生的兩門課「中西詩之比較」和「英國浪漫詩人」，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此外，我還旁聽了或偷聽了很多外系的課。比如朱自清、俞平伯、謝婉瑩（冰心）、鄭振鐸等先生的課，我都聽過，時間長短不等。在這種旁聽活動中，我有成功，也有失敗。最失敗的一次，是同許多男同學，被冰心先生婉言趕出了課堂。最成功的是旁聽西諦先生的課。西諦先生豁達大度，待人以誠，沒有教授架子，沒有行幫意識。我們幾個年輕大學生——吳組緗、林庚、李長之，還有我自己——由聽課而同他有了個人來往。
他同巴金、靳以主編大型的《文學季刊》是當時轟動文壇的大事。他也竟讓我們名不見經傳的無名小卒，充當《季刊》的編委或特約撰稿人，名字赫然印在雜誌的封面上，對我們來說這實在是無上的光榮。結果我們同西諦先生成了忘年交，終生維持著友誼，一直到1958年他在飛機失事中遇難。到了今天，我們一想到鄭先生還不禁悲從中來。
此時政局是非常緊張的。蔣介石在拚命「安內」，日軍已薄古北口，在東北興風作浪，更不在話下。「九一八」后，我也曾參加清華學生卧軌絕食，到南京去請願，要求蔣介石出兵抗日。
我們滿腔熱血，結果被滿口謊言的蔣介石捉弄，鎩羽而歸。
美麗安靜的清華園也並不安靜。國共兩方的學生鬥爭激烈。
此時，胡喬木（原名胡鼎新）同志正在歷史系學習，與我同班。
他在進行革命活動，其實也並不怎麼隱蔽。每天早晨，我們洗臉盆里塞上的傳單，就出自他之手。這是一個公開的秘密，盡人皆知。他曾有一次在深夜坐在我的床上，勸說我參加他們的組織。我膽小怕事，沒敢答應。只答應到他主辦的工人子弟夜校去上課，算是聊助一臂之力，稍報知遇之恩。
學生中國共兩派的鬥爭是激烈的，詳情我不得而知。我算是中間偏左的逍遙派，不介入，也沒有興趣介入這種鬥爭。不過據我的觀察，兩派學生也有聯合行動，比如到沙河、清河一帶農村中去向農民宣傳抗日。我參加過幾次，記憶中好像也有傾向國民黨的學生參加。原因大概是，儘管蔣介石不抗日，青年學生還是愛國的多。在中國知識分子中，愛國主義的傳統是源遠流長的，根深蒂固的。
這幾年，我們家庭的經濟情況頗為不妙。每年寒暑假回家，返校時籌集學費和膳費，就煞費苦心。清華是國立大學，花費不多。每學期收學費40元；但這只是一種形式，畢業時學校把收的學費如數還給學生，供畢業旅行之用。不收宿費，膳費每月六塊大洋，頓頓有肉。即使是這樣，我也開支不起。我的家鄉清平縣，國立大學生恐怕只有我一個，視若「縣寶」，每年津貼我50元。另外，我還能寫點文章，得點稿費，家裡的負擔就能夠大大地減輕。我就這樣在頗為拮据的情況中度過了四年，畢了業，戴上租來的學士帽照過一張相，結束了我的大學生活。
當時流行著一個詞兒，叫「飯碗問題」，還流行著一句話，是「畢業即失業」。除了極少數高官顯宦、富商大賈的子女以外，誰都會碰到這個性命交關的問題。我從三年級開始就為此傷腦筋。我面臨著承擔家庭主要經濟負擔的重任。但是，我吹拍乏術，奔走無門。夜深人靜之時，自己腦袋裡好像是開了鍋，然而結果卻是一籌莫展。
眼看快要到1934年的夏天，我就要離開學校了。真好像是大旱之年遇到甘霖，我的母校濟南省立高中校長宋還吾先生，託人邀我到母校去擔任國文教員。月薪大洋160元，是大學助教的一倍。大概因為我發表過一些文章，我就被認為是文學家，而文學家都一定能教國文，這就是當時的邏輯。這一舉真讓我受寵若驚，但是我心裡卻打開了鼓：我是學西洋文學的，高中國文教員我當得了嗎？何況我的前任是被學生「架」（當時學生術語，意思是「趕」）走的，足見學生不易對付。我去無疑是自找麻煩，自討苦吃，無異於跳火坑。我左考慮，右考慮，終於舉棋不定，不敢答覆。然而，時間是不饒人的。暑假就在眼前，離校已成定局，最後我咬了咬牙，橫下了一條心：「你有勇氣請，我就有勇氣承擔！」
於是在1934年秋天，我就成了高中的國文教員。校長待我是好的，同學生的關係也頗融洽。但是同行的國文教員對我卻有擠對之意。全校三個年級，十二個班，四個國文教員，每人教三個班。這就來了問題：其他三位教員都比我年紀大得多，其中一個還是我的老師一輩，都是科班出身，教國文成了老油子，根本用不著備課。他們卻每人教一個年級的三個班，備課只有一個頭。我教三個年級剩下的那個班，備課有三個頭，其困難與心裡的彆扭是顯而易見的。所以在這一年裡，收入雖然很好（160元的購買力約與今天的3200元相當），心情卻是鬱悶。眼前的留學杳無蹤影，手中的飯碗飄忽欲飛。此種心情，實不足為外人道也。
但是，幸運之神（如果有的話）對我是垂青的。正在走投無路之際，母校清華大學同德國學術交換處簽訂了互派留學生的合同，我喜極欲狂，立即寫信報了名，結果被錄取。這比考上大學金榜題名的心情，又自不同，別是一番滋味在心頭。積年愁雲，一掃而空，一生幸福，一錘定音。彷彿金飯碗已經捏在手中。自己身上一鍍金，則左右逢源，所向無前。我現在看一切東西，都發出玫瑰色的光澤了。
然而，人是不能脫離現實的。我當時的現實是：親老，家貧，子幼。我又走到了我一生最大的一個岔路口上。何去何從？
難以決定。這個岔路口，對我來說，意義真正是無比地大。不向前走，則命定一輩子當中學教員，飯碗還不一定經常能拿在手中，向前走，則會是另一番境界。「馬前桃花馬後雪，教人怎敢再回頭？」
經過了痛苦的思想矛盾，經過了細緻的家庭協商，決定了向前邁步。好在原定期限只有兩年，咬一咬牙就過來了。
我於是在1935年夏天離家，到北平和天津辦理好出國手續，乘西伯利亞火車，經蘇聯，到了柏林。我自己的心情是：萬里投荒第二人。
在這一段從大學到教書一直到出國的時期中，我的心鏡中照見的是：蔣介石猖狂反共，日本軍野蠻入侵，時局動蕩不安，學生兩極分化，這樣一幅十分複雜矛盾的圖像。
馬前的桃花，遠看異常鮮艷，近看則不見得。
我在柏林待了幾個月，中國留學生人數頗多，認真讀書者當然有之，終日鬼混者也不乏其人。國民黨的大官，自蔣介石起，很多都有子女在德國「流學」。這些高級「衙內」看不起我，我更藐視這一群行屍走肉的傢伙，羞與他們為伍。「此地信莫非吾土」，到了深秋，我就離開柏林，到了小城又是科學名城的哥廷根。從此以後，在這裡一住就是七年，沒有離開過。
德國給我一月120馬克，房租約佔百分之四十多，吃飯也差不多。手中幾乎沒有餘錢。同官費學生一個月800馬克相比，真如小巫見大巫。我在德國住了那麼久的時間，從來沒有寒暑假休息，從來沒有旅遊，一則因為「阮囊羞澀」，二則珍惜寸陰，想多念一點書。
我不遠萬里而來，是想學習的。但是，學習什麼呢？最初並沒有一個十分清楚的打算。第一學期，我選了希臘文，樣子是想念歐洲古典語言文學。但是，在這方面，我無法同德國學生競爭，他們在中學里已經學了八年拉丁文，六年希臘文。我心裡彷徨起來。
到了1936年春季始業的那一學期，我在課程表上看到了瓦爾德施米特開的梵文初學課，我狂喜不止。在清華時，受了陳寅恪先生講課的影響，就有志於梵學。但在當時，中國沒有人開梵文課，現在竟於無意中得之，焉能不狂喜呢？於是我立即選了梵文課。在德國，要想考取哲學博士學位，必須修三個系，一主二副。我的主系是梵文、巴利文，兩個副系是英國語言學和斯拉夫語言學。我從此走上了正規學習的道路。
1937年，我的獎學金期滿。正在此時，日軍發動了盧溝橋事變，虎視眈眈，意在吞併全中國和亞洲。我是望鄉興嘆，有家難歸。但是天無絕人之路，漢文系主任夏倫邀我擔任漢語講師，我實在像久旱逢甘霖，當然立即同意，走馬上任。這個講師工作不多，我照樣當我的學生，我的讀書基地仍然在梵文研究所，偶爾到漢學研究所來一下。這情況一直繼續到1945年秋天我離開德國。
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戰正式開幕。我原以為像這樣殺人盈野、積血成河的人類極端殘酷的大搏鬥，理應震撼三界，搖動五洲，使禽獸顫抖，使人類失色。然而，我有幸身臨其境，只不過聽到幾次法西斯頭子狂嚎——這在當時的德國是司空見慣的事——好像是春夢初覺，無聲無息地就走進了戰爭。戰爭初期階段，德軍的勝利使德國人如瘋如狂，對我則是一個打擊。
他們每勝利一次，我就在夜裡服安眠藥一次。積之既久，失眠成病，成了折磨我幾十年的終生痼疾。
最初生活並沒有怎樣受到影響。慢慢地肉和黃油限量供應了，慢慢地麵包限量供應了，慢慢地其他生活用品也限量供應了。在不知不覺中，生活的螺絲越擰越緊。等到人們明確地感覺到時，這螺絲已經擰得很緊很緊了，但是除了極個別的反法西斯的人以外，我沒有聽到老百姓說過一句怨言。德國法西斯頭子統治有術，而德國人民也是一個十分奇特的民族，對我來說，簡直像個謎。
後來戰火蔓延，德國四面被封鎖，供應日趨緊張。我天天挨餓，夜夜做夢，夢到中國的花生米。我幼無大志，連吃東西也不例外。有雄心壯志的人，夢到的一定是燕涎、魚翅，哪能像我這樣沒出息的人只夢到花生米呢？餓得厲害的時候，我簡直覺得自己是處在餓鬼地獄中，恨不能把地球都整個吞下去。
我仍然繼續念書和教書。除了挨餓外，天上的轟炸最初還非常稀少。我終於寫完了博士論文。此時瓦爾德施米特教授被征從軍，他的前任已退休的老教授Prof.E.Sieg（西克）替他上課。他用了幾十年的時間讀通了吐火羅文，名揚全球。按歲數來講，他等於我的祖父。他對我也完全是一個祖父的感情。他一定要把自己全部拿手的好戲都傳給我：印度古代語法、吠陀，而且不容我提不同意見，一定要教我吐火羅文。我乘瓦爾德施米特教授休假之機，通過了口試，布勞恩口試俄文和斯拉夫文，羅德爾口試英文。考試及格后，仍在西克教授指導下學習。我們天天見面，冬天黃昏，在積雪的長街上，我攙扶著年逾八旬的異國的老師，送他回家。我忘記了戰火，忘記了飢餓，我心中只有身邊這個老人。
我當然懷念我的祖國，懷念我的家庭。此時郵政早已斷絕。
杜甫詩：「烽火連三月，家書抵萬金。」我卻是「烽火連三年，家書抵億金」。事實上根本收不到任何信。這大大地加強了我的失眠症，晚上吞服的藥量，與日俱增，能安慰我的只有我的研究工作。此時英美的轟炸已成家常便飯，我就是在飢餓與轟炸中寫成了幾篇論文。大學成了女生的天下，男生都抓去當了兵。
過了沒有多久，男生有的回來了，但不是缺一隻手，就是缺一條腿。雙拐擊地的聲音在教室大樓中往複回蕩，形成了獨特的合奏。
到了此時，前線屢戰屢敗，法西斯頭子的牛皮雖然照樣厚顏無恥地吹，然而已經空洞無力，有時候牛頭不對馬嘴。從我們外國人眼裡來看，敗局已定，任何人也回天無力了。
德國人民怎麼樣呢？經過我十年的觀察與感受，我覺得，德國人不愧是世界上最優秀的人民之一。文化昌明，科學技術處於世界前列，大文學家、大哲學家、大音樂家、大科學家，近代哪一個民族也比不上。而且為人正直、淳樸，各個都是老實巴交的樣子。在政治上，他們卻是比較單純的，真心擁護希特勒者占絕大多數。令我大惑不解的是，希特勒極端誣衊中國人，視為文明的破壞者。按理說，我在德國應當遇到很多麻煩。
然而，實際上，我卻一點麻煩也沒有遇到。聽說，在美國，中國人很難打入美國人社會。可我在德國，自始至終就在德國人社會之中，我就住在德國人家中，我的德國老師，我的德國同學，我的德國同事，我的德國朋友，從來待我如自己人，沒有絲毫歧視。這一點讓我終生難忘。
這樣一個民族現在怎樣看待垂敗的戰局呢？他們很少跟我談論戰爭問題，對生活的極端艱苦，轟炸的極端野蠻，他們好像都無動於衷，他們有點茫然、漠然。一直到1945年春，美國軍隊攻入哥廷根，法西斯徹底完蛋了，德國人仍然無動於衷，大有逆來順受的意味，又彷彿當頭挨了一棒，在茫然、漠然之外，又有點昏昏然、懵懵然。
驚心動魄的世界大戰，持續了六年，現在終於閉幕了。我在驚魂甫定之餘，頓時想到了祖國，想到了家庭，我離開祖國已經十年了，我在內心深處感到了祖國對我這個海外遊子的召喚。幾經交涉，美國佔領軍當局答應用吉普車送我們到瑞士去。
我辭別德國師友時，心裡十分痛苦，特別是西克教授，我看到這位耄耋老人面色凄楚，雙手發顫，我們都知道，這是最後一面了。我連頭也不敢回，眼裡流滿了熱淚。我的女房東對我放聲大哭。她兒子在外地，丈夫已死，我這一走，房子里空空洞洞，只剩下她一個人。幾年來她實際上是同我相依為命，而今以後，日子可怎樣過呀！離開她時，我也是頭也沒有敢回，含淚登上美國吉普。我在心裡套一首舊詩想成了一首詩：留學德國已十霜，
歸心日夜憶舊邦。
無端越境入瑞士，
客樹回望成故鄉。
這十年在我的心鏡上照出的是法西斯統治，極端殘酷的世界大戰，遊子懷鄉的殘影。
1945年10月，我們到了瑞士。在這裡待了幾個月。1946年春天，離開瑞士，經法國馬賽，乘為法國運兵的英國巨輪，到了越南西貢。在這裡待到夏天，又乘船經香港回到上海，別離祖國將近十一年，現在終於回來了。
此時，我已經通過陳寅恪先生的介紹，胡適之先生、傅斯年先生和湯用彤先生的同意，到北大來工作。我寫信給在英國劍橋大學任教的哥廷根舊友夏倫教授，謝絕了劍橋之聘，決定不再回歐洲。同家裡也取得了聯繫，寄了一些錢回家。我感激叔父和嬸母，以及我的妻子彭德華，他們經過千辛萬苦，努力苦撐了十一年，我們這個家才得以完整安康地留了下來。
當時正值第二次革命戰爭激烈進行，交通中斷，我無法立即回濟南老家探親。我在上海和南京住了一個夏天。在南京曾叩見過陳寅恪先生，到中央研究院拜見過傅斯年先生。1946年深秋，從上海乘船到秦皇島，轉乘火車，來到了暌別十一年的北平。深秋寂冷，落葉滿街，我心潮起伏，酸甜苦辣，說不出來是什麼滋味。陰法魯先生到車站去接我們，把我暫時安置在北大紅樓。第二天，會見了文學院長湯用彤先生。湯先生告訴我，按北大以及其他大學規定，得學位回國的學人，最高只能給予副教授職稱，在南京時傅斯年先生也告訴過我同樣的話。
能到北大來，我已經心滿意足，焉敢妄求？但是過了沒有多久，大概只有個把禮拜，湯先生告訴我，我已被定為正教授兼東方語言文學系主任，時年三十五歲。當副教授時間之短，我恐怕是創了新紀錄。這完全超出了我的想望。我暗下決心：努力工作，積極述作，庶不負我的老師和師輩培養我的苦心！
此時的時局卻是異常惡劣的。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剝掉自己的一切畫皮，貪污成性，賄賂公行，大搞「五子登科」，接收大員滿天飛，「法幣」天天貶值，搞了一套銀元券、金圓券之類的花樣，毫無用處。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大學教授也不例外。手中領到的工資，一個小時以後，就能貶值。大家紛紛換銀元，換美元，用時再換成法幣。每當手中攥上幾個大頭時，心裡便暖呼呼的，彷彿得到了安全感。
在學生中，新舊勢力的鬥爭異常激烈。國民黨垂死掙扎，進步學生猛烈進攻。當時流傳著一個說法：在北平有兩個解放區，一個是北大的民主廣場，一個是清華園。我住在紅樓，有幾次也受到了國民黨北平市黨部糾集的天橋流氓等闖進來搗亂的威脅。我們在夜裡用桌椅封鎖了樓口，嚴陣以待，鬧得人心惶惶，我們覺得又可恨，又可笑。
但是，腐敗的東西終究會滅亡的，這是一條人類和大自然中進化的規律。1949年春，北平終於解放了。
在這三年中，我的心鏡中照出的是黎明前的一段黑暗。
如果把我的一生分成兩截的話，我習慣的說法是，前一截是舊社會，共三十八年。后一截是新社會，年數現在還沒法確定，我一時還不想上八寶山，我無法給我的一生畫上句號。
為什麼要分為兩截呢？一定是認為兩個社會差別極大，非在中間劃上鴻溝不行。實際上，我同當時留下沒有出國或到台灣去的中老年知識分子一樣，對共產黨並不了解，對共產主義也不見得那麼嚮往，但是對國民黨我們是了解的。因此，解放軍進城我們是歡迎的，我們內心是興奮的，希望而且也覺得從此換了人間。解放初期，政治清明，一團朝氣，許多措施深得人心。舊社會留下的許多污泥濁水，蕩滌一清。我們都覺得從此河清有日，幸福來到了人間。
但是，我們也有一個適應過程。別的比我年老的知識分子的真實心情，我不了解。至於我自己，我當時才四十歲，算是剛剛進入中年，但是我心中需要克服的障礙就不老少。參加大會，喊「萬歲」之類的口號，最初我張不開嘴。連脫掉大褂換上中山裝這樣的小事，都覺得異常彆扭，他可知矣。
對我來說，這個適應過程並不長，也沒有感到什麼特殊的困難，我一下子像是變了一個人。覺得一切的一切都是美好的，都是善良的。我覺得天特別藍，草特別綠，花特別紅，山特別青。全中國彷彿開遍了美麗的玫瑰花，中華民族前途光芒萬丈，我自己彷彿又年輕了十歲，簡直變成了一個大孩子。開會時，遊行時，喊口號，呼「萬歲」，我的聲音不低於任何人，我的激情不下於任何人。現在回想起來，那是我一生最愉快的時期。
但是，反觀自己，覺得百無是處。我從內心深處認為自己是一個地地道道的「摘桃派」。中國人民站起來了，自己也跟著挺直了腰板。任何類似賈桂的思想，都一掃而空。我享受著「解放」的幸福，然而我幹了什麼事呢？我做出了什麼貢獻呢？
我確實沒有當漢奸，也沒有加入國民黨，沒有屈服於德國法西斯。但是，當中華民族的優秀兒女把腦袋掛在褲腰帶上，浴血奮戰，壯烈犧牲的時候，我卻躲在萬里之外的異邦，在追求自己的名山事業。天下可恥事寧有過於此者乎？我覺得無比地羞恥。連我那一點所謂學問——如果真正有的話——也是極端可恥的。
我左思右想，沉痛內疚，覺得自己有罪，覺得知識分子真是不幹凈。我彷彿變成了一個基督教徒，深信「原罪」的說法。
在好多好多年，這種「原罪」感深深地印在我的靈魂中。
我當時時發奇想，我希望時間之輪倒撥回去，撥回到戰爭年代，給我一個機會，讓我立功贖罪。我一定會不惜犧牲自己的性命，為了革命，為了民族。我甚至有近乎瘋狂的幻想：如果我們的領袖遇到生死危機，我一定會挺身而出，用自己的鮮血與性命來保衛領袖。
我處處自慚形穢。我當時最羨慕、最崇拜的是三種人：老幹部、解放軍和工人階級。對我來說，他們的形象至高無上，神聖不可侵犯。在我眼中，他們都是「最可愛的人」，是我終生學習也無法趕上的人。
就這樣，我背著沉重的「原罪」的十字架，隨時準備深挖自己思想，改造自己的資產階級思想，真正樹立無產階級思想——除了「毫不利己，專門利人」之外，我到今天也說不出什麼是無產階級思想——脫胎換骨，重新做人。風風雨雨，坎坎坷坷，一會兒山重水複，一會兒柳暗花明，走過了漫長的三十年。
解放初期第一場大型的政治運動，是「三反」、「五反」、思想改造運動。我認真嚴肅地懷著滿腔的虔誠參加了進去。我一輩子不貪污公家一分錢，「三反」、「五反」與我無緣。但是思想改造，我卻認為，我的任務是艱巨的，是迫切的。當時，當眾檢查自己的思想叫做「洗澡」，「洗澡」有小、中、大三盆。我是系主任，必須洗中盆，也就是在系師生大會上公開檢查。因為我沒有什麼民憤，沒有升入「大盆」，也就是沒有在全校師生大會上檢查。
在中盆里，水也是夠熱的。大家發言異常激烈，有的出於真心實意，有的也不見得。我生平破天荒第一次經過這個陣勢，句句話都像利箭一樣，射向我的靈魂。但是，因為我彷彿變成一個基督教徒，懷著滿腔虔誠的「原罪」感，好像話越是激烈，我越感到舒服，我舒服得渾身流汗，彷彿洗的是土耳其蒸氣浴。
大會最後讓我通過以後，我感動得真流下了眼淚，感到身輕體健，資產階級思想彷彿真被廓清。
像我這樣虔誠的信徒，還有不少，但是也有想矇混過關的。
有一位洗大盆的教授，小盆、中盆，不知洗過多少遍了，群眾就是不讓通過，終於升至大盆。他破釜沉舟，想一舉過關。檢討得痛快淋漓，把自己罵得狗血噴頭，連同自己的資產階級父母，都被波及，他說了父母不少十分難聽的話。群眾大受感動。
然而無巧不成書，主席瞥見他的檢討稿上用紅筆寫上了幾個大字「哭」。每到這地方，他就號啕大哭。主席一宣布，群眾大嘩。結果如何，就不用說了。
跟著來的是批判電影《武訓傳》，批判《早春二月》，批判資產階級學術思想，胡適、俞平伯都榜上有名。後面是揭露和批判胡風「反革命集團」，這是屬於敵我矛盾的事件。胡風本人以外，被牽涉到的人數不少，藝術界和學術界都有。附帶進行了一次清查「歷史反革命」的運動，自殺的人時有所聞。北大一位汽車司機告訴我，到了這樣的時候，晚上開車，要十分警惕，怕冷不防有人從黑暗中一下子跳出來，甘願做輪下之鬼。
到了1957年，政治運動達到了第一次高潮。從規模上來看，從聲勢上來看，從涉及面之廣來看，從持續時間之長來看，都無愧是空前的。
最初只說是黨內整風，號召大家提意見，「知無不言，言無不盡」。當時黨的威言至高無上。許多愛黨而頭腦簡單的人，就真提開了意見，有的話說得並不好聽，但是絕大部分人是出於一片赤誠之心，結果被揪住了小辮子，劃為右派。根據「上頭」
的意見，右派是敵我矛盾作為人民內部矛盾處理，而且信誓旦旦說：右派永遠不許翻案。
有些被抓住辮子的人恍然大悟：原來不是說不抓辮子，不打棍子，不戴帽子嗎？這是不是一場陰謀？答曰：否，這不是陰謀，而是陽謀。到了此時，悔之晚矣。戴上右派帽子的人，雖說是人民內部，但是遊離於敵我之間，徒倚於人鬼之隙，滋味是夠受的。有的人到了20年之後才被摘掉帽子，然而老夫耄矣。無論如何，這證明了，共產黨有改正錯誤的勇氣，是有力量有信心的表現。
當時究竟劃了多少右派，確數我不知道。聽說右派是有指標的，這指標下達到每一個基層單位，如果沒有完成，必須補划。傳說出了不少笑話。這都先不去管它。有一件事情，我腦筋里開了點竅：這一場運動，同以前的運動一樣，是針對知識分子的。我懷著根深蒂固的「原罪」感，衷心擁護這一場運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