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汪曾祺難得最是得從容》（6）
第六章《汪曾祺難得最是得從容》（6）
一輩古人
因為故事寫得很美，寫得真實，
有人就認為真有那麼一回事。有的華僑青年，讀了《邊城》，回國來很想到茶峒去看看，看看那個溪水、白塔、渡船，看看渡船老人的墳，看看翠翠曾在哪裏吹竹管……
老舍先生
北京東城乃茲府豐富衚衕有一座小院。走進這座小院，就覺得特別安靜，異常豁亮。這院子似乎經常佈滿陽光。院裏有兩棵不大的柿子樹（現在大概已經很大了），到處是花，院裏、廊下、屋裏，擺得滿滿的。按季更換，都長得很精神，很滋潤，葉子很綠，花開得很旺。這些花都是老舍先生和夫人胡絜青親自蒔弄的。天氣晴和，他們把這些花一盆一盆抬到院子裏，一身熱汗。颳風下雨，又一盆一盆抬進屋，又是一身熱汗。老舍先生曾說：「花在人養。」老舍先生愛花，真是到了愛花成性的地步，不是可有可無的了。湯顯祖曾說他的詞曲「俊得江山助」。
老舍先生的文章也可以說是「俊得花枝助」。葉淺予曾用白描為老舍先生畫像，四面都是花，老舍先生坐在百花叢中的藤椅里，微仰著頭，意態悠遠。這張畫不是寫實，意思恰好。
客人被讓進了北屋當中的客廳，老舍先生就從西邊的一間屋子走出來。這是老舍先生的書房兼卧室。裏面陳設很簡單，一桌、一椅、一榻。老舍先生腰不好，習慣睡硬床。老舍先生是文雅的、彬彬有禮的。他的握手是輕輕的，但是很親切。茶已經沏出色了，老舍先生執壺為客人倒茶。據我的印象，老舍先生總是自己給客人倒茶的。
老舍先生愛喝茶，喝得很勤，而且很釅。他曾告訴我，到莫斯科去開會，旅館里倒是為他特備了一隻暖壺。可是他沏了茶，剛喝了幾口，一轉眼，服務員就給倒了。「他們不知道，中國人是一天到晚喝茶的！」
有時候，老舍先生正在工作，請客人稍候，你也不會覺得悶得慌。你可以看看花。如果是夏天，就可以聞到一陣一陣香白杏的甜香味兒。一大盤香白杏放在條案上，那是專門為了聞香而擺設的。你還可以站起來看看西壁上掛的畫。
老舍先生藏畫甚富，大都是精品。所藏齊白石的畫可謂「絕品」。壁上所掛的畫是時常更換的。掛的時間較久的，是白石老人應老舍點題而畫的四幅屏。其中一幅是很多人在文章里提到過的「蛙聲十里出山泉」。「蛙聲」如何畫？白石老人只畫了一脈活潑的流泉，兩旁是烏黑的石崖，畫的下端畫了幾隻擺尾的蝌蚪。畫剛剛裱起來時，我上老舍先生家去，老舍先生對白石老人的設想讚歎不止。
老舍先生極其愛重齊白石，談起來時總是充滿感情。我所知道的一點白石老人的逸事，大都是從老舍先生那裏聽來的。
老舍先生談這四幅里原來點的題有一句是蘇曼殊的詩（是哪一句我忘記了），要求畫卷心的芭蕉。老人躊躇了很久，終於沒有應命，因為他想不起芭蕉的心是左旋還是右旋的了，不能胡畫。老舍先生說：「老人是認真的。」老舍先生談起過，有一次要拍齊白石的畫的電影，想要他拿出幾張得意的畫來，老人說：「沒有！」後來由他的學生再三說服動員，他才從畫案的隙縫中取出一卷（他是木匠出身，他的畫案有他自製的「消息」），外面裹着好幾層報紙，寫着四個大字：「此是廢紙。」打開一看，都是驚人的傑作——就是後來紀錄片里所拍攝的。白石老人家裏人口很多，每天煮飯的米都是老人親自量，用一個香煙罐頭。「一下、兩下、三下……行了！」——「再添一點，再添一點！」——「吃那麼多呀！」有人曾提出把老人接出來住，這麼大歲數了，不要再操心這樣的家庭瑣事了。老舍先生知道了，給攔了，說：「別！他這麼着慣了。不叫他干這些，他就活不成了。」老舍先生的意見表現了他對人的理解，對一個人生活習慣的尊重，同時也表現了對白石老人真正的關懷。
老舍先生很好客，每天下午，來訪的客人不斷。作家，畫家，戲曲、曲藝演員……老舍先生都是以禮相待，談得很投機。
每年，老舍先生要把市文聯的同人約到家裏聚兩次。一次是菊花開的時候，賞菊。一次是他的生日，——我記得是臘月二十三。酒菜豐盛，而有特點。酒是「敞開供應」，汾酒、竹葉青、伏特加，願意喝什麼喝什麼，能喝多少喝多少。有一次很鄭重地拿出一瓶葡萄酒，說是毛主席送來的，讓大家都喝一點。
菜是老舍先生親自掂配的。老舍先生有意叫大家嘗嘗地道的北京風味。我記得有次有一瓷缽芝麻醬燉黃花魚。這道菜我從未吃過，以後也再沒有吃過。老舍家的芥末墩是我吃過的最好的芥末墩！有一年，他特意訂了兩大盒「盒子菜」。直徑三尺許的朱紅扁圓漆盒，裏面分開若干格，裝的不過是火腿、臘鴨、小肚、口條之類的切片，但都很精緻。熬白菜端上來了，老舍先生舉起筷子：「來來來！這才是真正的好東西！」
老舍先生對他下面的幹部很了解，也很愛護。當時市文聯的幹部不多，老舍先生對每個人都相當清楚。他不看幹部的檔案，也從不找人「個別談話」，只是從平常的談吐中就了解一個人的水平和才氣，那是比看檔案要準確得多的。老舍先生愛才，對有才華的青年，常常在各種場合稱道，「平生不解藏人善，到處逢人說項斯」。而且所用的語言在有些人聽起來是有點過甚其詞，不留餘地的。老舍先生不是那種慣說模稜兩可、含糊其詞、溫吞水一樣的官話的人。我在市文聯幾年，始終感到領導我們的是一位作家。他和我們的關係是前輩與後輩的關係，不是上下級關係。老舍先生這樣「作家領導」的作風在市文聯留下很好的影響，大家都平等相處，開誠佈公，說話很少顧慮，都有點書生氣、書卷氣。他的這種領導風格，正是我們今天很多文化單位的領導所缺少的。
老舍先生是市文聯的主席，自然也要處理一些「公務」，看文件，開會，作報告（也是由別人起草的）……但是作為一個北京市的文化工作的負責人，他常常想着一些別人沒有想到或想不到的問題。
北京解放前有一些盲藝人，他們沿街賣藝，有的還兼帶算命，生活很苦。他們的「玩意兒」和睜眼的藝人不全一樣。老舍先生和一些盲藝人熟識，提議把這些盲藝人組織起來，使他們的生活有出路，別讓他們的「玩意兒」絕了。為了引起各方面的重視，他把盲藝人請到市文聯演唱了一次。老舍先生親自主持，作了介紹，還特煩兩位老藝人翟少平、王秀卿唱了一段《當皮箱》。這是一個喜劇性的牌子曲，裏面有一個人物是當鋪的掌柜，說山西話；有一個牌子叫「鸚哥調」，句尾的和聲用喉舌作出有點像母豬拱食的聲音，很特別，很逗。這個段子和這個牌子，是睜眼藝人沒有的。老舍先生那天顯得很興奮。
北京有一座智化寺，寺里的和尚做法事和別的廟裏的不一樣，演奏音樂。他們演奏的樂調不同凡響，很古。所用樂譜別人不能識，記譜的符號不是工尺，而是一些奇奇怪怪的筆道。
樂器倒也和現在常見的差不多，但主要的樂器卻是管。據說這是唐代的「燕樂」。解放后，寺里的和尚多半已經各謀生計了，但還能集攏在一起。老舍先生把他們請來，演奏了一次。音樂界的同志對這堂活着的古樂都很感興趣。老舍先生為此也感到很興奮。
《當皮箱》和「燕樂」的下文如何，我就不知道了。
老舍先生是歷屆北京市人民代表。當人民代表就要替人民說話。以前人民代表大會的文件彙編是把代表提案都印出來的。
有一年老舍先生的提案是：希望政府解決芝麻醬的供應問題。
那一年北京芝麻醬缺貨。老舍先生說：「北京人夏天離不開芝麻醬！」不久，北京的油鹽店裏有芝麻醬賣了，北京人又吃上了香噴噴的麻醬麵。
老舍是屬於全國人民的，首先是屬於北京人的。
一九五四年，我調離北京市文聯，以後就很少上老舍先生家裏去了。聽說他有時還提到我。
金岳霖先生
西南聯大有許多很有趣的教授，金岳霖先生是其中的一位。
金先生是我的老師沈從文先生的好朋友。沈先生當面和背後都稱他為「老金」。大概時常來往的熟朋友都這樣稱呼他。
關於金先生的事，有一些是沈先生告訴我的。我在《沈從文先生在西南聯大》一文中提到過金先生。有些事情在那篇文章里沒有寫進，覺得還應該寫一寫。
金先生的樣子有點怪。他常年戴着一頂呢帽，進教室也不脫下。每一學年開始，給新的一班學生上課，他的第一句話總是：「我的眼睛有毛病，不能摘帽子，並不是對你們不尊重，請原諒。」他的眼睛有什麼病，我不知道，只知道怕陽光。
因此他的呢帽的前檐壓得比較低，腦袋總是微微地仰著。
他後來配了一副眼鏡，這副眼鏡一隻的鏡片是白的，一隻是黑的。這就更怪了。後來在美國講學期間把眼睛治好了，——好一些，眼鏡也換了，但那微微仰著腦袋的姿態一直還沒有改變。他身材相當高大，經常穿一件煙草黃色的麂皮夾克，天冷了就在裏面圍一條很長的駝色的羊絨圍巾。聯大的教授穿衣服是各色各樣的。聞一多先生有一陣穿一件式樣過時的灰色舊夾袍，是一個親戚送給他的，領子很高，袖口極窄。聯大有一次在龍雲的長子、蔣介石的乾兒子龍繩武家裏開校友會，——龍雲的長媳是清華校友，聞先生在會上大罵「蔣介石，王八蛋！
混蛋！」那天穿的就是這件高領窄袖的舊夾袍。
朱自清先生有一陣披着一件雲南趕馬人穿的藍色氈子的一口鐘。除了體育教員，教授里穿夾克的，好像只有金先生一個人。他的眼神即使是到美國治了后也還是不大好，走起路來有點深一腳淺一腳。他就這樣穿着黃夾克，微仰著腦袋，深一腳淺一腳地在聯大新校舍的一條土路上走着。
金先生教邏輯。邏輯是西南聯大規定文學院一年級學生的必修課，班上學生很多，上課在大教室，坐得滿滿的。在中學里沒有聽說有邏輯這門學問，大一的學生對這課很有興趣。金先生上課有時要提問，那麼多的學生，他不能都叫得上名字來，——聯大是沒有點名冊的，他有時一上課就宣佈：「今天，穿紅毛衣的女同學回答問題。」
於是所有穿紅衣的女同學就都有點緊張，又有點興奮。那時聯大女生在藍陰丹士林旗袍外面套一件紅毛衣成了一種風氣。——穿藍毛衣、黃毛衣的極少。問題回答得流利清楚，也是件出風頭的事。金先生很注意地聽着，完了，說：「Yes！
請坐！」
學生也可以提出問題，請金先生解答。學生提的問題深淺不一，金先生有問必答，很耐心。有一個華僑同學叫林國達，操廣東普通話，最愛提問題，問題大都奇奇怪怪。他大概覺得邏輯這門學問是挺「玄」的，應該提點怪問題。有一次他又站起來提了一個怪問題，金先生想了一想，說：「林國達同學，我問你一個問題：Mr.林國達isperpendiculartotheblackboard（林國達君垂直於黑板），這什麼意思？」
林國達傻了。林國達當然無法垂直於黑板，但這句話在邏輯上沒有錯誤。
林國達游泳淹死了。金先生上課，說：「林國達死了，很不幸。」這一堂課，金先生一直沒有笑容。
有一個同學，大概是陳蘊珍，即蕭珊，曾問過金先生：「您為什麼要搞邏輯？」邏輯課的前一半講三段論，大前提、小前提、結論、周延、不周延、歸納、演繹……還比較有意思。後半部全是符號，簡直像高等數學。她的意思是：這種學問多麼枯燥！金先生的回答是：「我覺得它很好玩。」
除了文學院大一學生必修邏輯，金先生還開了一門「符號邏輯」，是選修課。這門學問對我來說簡直是天書。選這門課的人很少，教室里只有幾個人。學生里最突出的是王浩。金先生講著講著，有時會停下來，問：「王浩，你以為如何？」這堂課就成了他們師生二人的對話。王浩現在在美國。前些年寫了一篇關於金先生的較長的文章，大概是論金先生之學的，我沒有見到。
王浩和我是相當熟的。他有個要好的朋友王景鶴，和我同在昆明黃土坡一個中學教學，王浩常來玩。來了，常打籃球。
大都是吃了午飯就打。王浩管吃了飯就打球叫「練盲腸」。王浩的相貌頗「土」，腦袋很大，剪了一個光頭，——聯大同學剪光頭的很少，說話帶山東口音。他現在成了洋人——美籍華人，國際知名的學者，我實在想像不出他現在是什麼樣子。前年他回國講學，托一個同學要我給他畫一張畫。我給他畫了幾個青頭菌、牛肝菌，一根大蔥，兩頭蒜，還有一塊很大的宣威火腿。——火腿是很少入畫的。我在畫上題了幾句話，有一句是「以慰王浩異國鄉情」。王浩的學問，原來是師承金先生的。
一個人一生哪怕只教出一個好學生，也值得了。當然，金先生的好學生不止一個人。
金先生是研究哲學的，但是他看了很多小說。從普魯斯特到福爾摩斯，都看。聽說他很愛看平江不肖生的《江湖奇俠傳》。有幾個聯大同學住在金雞巷，陳蘊珍、王樹藏、劉北汜、施載宣（蕭荻）。樓上有一間小客廳。沈先生有時拉一個熟人去給少數愛好文學、寫寫東西的同學講一點什麼。金先生有一次也被拉了去。他講的題目是《小說和哲學》。題目是沈先生給他出的。大家以為金先生一定會講出一番道理。不料金先生講了半天，結論卻是：小說和哲學沒有關係。有人問：「那麼《紅樓夢》呢？」金先生說：「《紅樓夢》裏的哲學不是哲學。」他講著講著，忽然停下來：「對不起，我這裏有個小動物。」他把右手伸進后脖頸，捉出了一個跳蚤，捏在手指里看看，甚為得意。
金先生是個單身漢（聯大教授里不少光棍，楊振聲先生曾寫過一篇遊戲文章《釋鰥》，在教授間傳閱），無兒無女，但是過得自得其樂。他養了一隻很大的鬥雞（雲南出鬥雞）。這隻鬥雞能把脖子伸上來，和金先生一個桌子吃飯。他到處搜羅大梨、大石榴，拿去和別的教授的孩子比賽。比輸了，就把梨或石榴送給他的小朋友，他再去買。
金先生朋友很多，除了哲學家的教授外，時常來往的，據我所知，有梁思成、林徽因夫婦，沈從文，張奚若……君子之交淡如水，坐定之後，清茶一杯，閑話片刻而已。金先生對林徽因的談吐才華，十分欣賞。現在的年輕人多不知道林徽因。
她是學建築的，但是對文學的趣味極高，精於鑒賞，所寫的詩和小說如《窗子以外》《九十九度中》，風格清新，一時無二。
林徽因死後，有一年，金先生在北京飯店請了一次客，老朋友收到通知，都納悶：老金為什麼請客？到了之後，金先生才宣佈：「今天是徽因的生日。」
金先生晚年深居簡出。毛主席曾經對他說：「你要接觸接觸社會。」金先生已經八十歲了，怎麼接觸社會呢？他就和一個蹬平板三輪車的約好，每天拉着他到王府井一帶轉一大圈。
我想像金先生坐在平板三輪上東張西望，那情景一定非常有趣。王府井人擠人，熙熙攘攘，誰也不會知道這位東張西望的老人是一位一肚子學問，為人天真、熱愛生活的大哲學家。
金先生治學精深，而著作不多。除了一本大學叢書里的《邏輯》，我所知道的，還有一本《論道》。其餘還有什麼，我不清楚，須問王浩。
我對金先生所知甚少。希望熟知金先生的人把金先生好好寫一寫。
聯大的許多教授都應該有人好好地寫一寫。
星斗其文，赤子其人
沈先生逝世后，傅漢斯、張充和從美國電傳來一幅挽辭。
字是晉人小楷，一看就知道是張充和寫的。詞想必也是她擬的。
只有四句：
不折不從亦慈亦讓
星斗其文赤子其人
這是嵌字格，但是非常貼切，把沈先生的一生概括得很全面。這位四妹對三姐夫沈二哥真是非常了解。——荒蕪同志編了一本《我所認識的沈從文》，寫得最好的一篇，我以為也應該是張充和寫的《三姐夫沈二哥》。
沈先生的血管里有少數民族的血液。他在填履歷表時，「民族」一欄里填土家族或苗族都可以，可以由他自由選擇。湘西有少數民族血統的人大都有一股蠻勁，狠勁，做什麼都要做出一個名堂。黃永玉就是這樣的人。沈先生瘦瘦小小（晚年發胖了），但是有用不完的精力。他小時是個頑童，愛游泳（他叫「游水」）。進城后好像就不遊了。三姐（師母張兆和）很想看他游一次泳，但是沒有看到。我當然更沒有看到過。他少年當兵，漂泊轉徙，很少連續幾晚睡在同一張床上。吃的東西，最好的不過是切成四方的大塊豬肉（煮在豆芽菜湯里）。行軍、拉船，鍛鍊出一副極富耐力的體魄。二十歲冒冒失失地闖到北平來，舉目無親。連標點符號都不會用，就想用手中一支筆打出一個天下。經常為弄不到一點東西「消化消化」而發愁。冬天屋裏生不起火，用被子圍起來，還是不停地寫。我一九四六年到上海，因為找不到職業，情緒很壞，他寫信把我大罵了一頓，說：「為了一時的困難，就這樣哭哭啼啼的，甚至想到要自殺，真是沒出息！你手中有一支筆，怕什麼！」他在信里說了一些他剛到北京時的情形。——同時又叫三姐從蘇州寫了一封很長的信安慰我。他真的用一支筆打出了一個天下了。一個只讀過小學的人，竟成了一個大作家，而且積累了那麼多的學問，真是一個奇迹。
沈先生很愛用一個別人不常用的詞：「耐煩」。他說自己不是天才（他應當算是個天才），只是耐煩。他對別人的稱讚，也常說「要算耐煩」。看見兒子小虎搞機床設計時，說「要算耐煩」。看見孫女小紅做作業時，也說「要算耐煩」。他的「耐煩」，意思就是鍥而不捨，不怕費勁。一個時期，沈先生每個月都要發表幾篇小說，每年都要出幾本書，被稱為「多產作家」，但是寫東西不是很快的，從來不是一揮而就。他年輕時常常日以繼夜地寫。他常流鼻血。血液凝聚力差，一流起來不易止住，很怕人。有時夜間寫作，竟致暈倒，伏在自己的一攤鼻血里，第二天才被人發現。我就親眼看到過他的帶有鼻血痕迹的手稿。他後來還常流鼻血，不過不那麼厲害了。他自己知道，並不驚慌。很奇怪，他連續感冒幾天，一流鼻血，感冒就好了。
他的作品看起來很輕鬆自如，若不經意，但都是苦心刻琢出來的。《邊城》一共不到七萬字，他告訴我，寫了半年。他這篇小說是《國聞周報》上連載的，每期一章。小說共二十一章，21×7＝147，我算了算，差不多正是半年。這篇東西是他新婚之後寫的，那時他住在達子營。巴金住在他那裏。他們每天寫，巴老在屋裏寫，沈先生搬個小桌子，在院子裏樹蔭下寫。巴老寫了一個長篇，沈先生寫了《邊城》。他稱他的小說為「習作」，並不完全是謙虛。有些小說是為了教創作課給學生示範而寫的，因此試驗了各種方法。為了教學生寫對話，有的小說通篇都用對話組成，如《若墨醫生》；有的，一句對話也沒有。《月下小景》確是為了履行許給張家小五的諾言「寫故事給你看」
而寫的。同時，當然是為了試驗一下「講故事」的方法（這一組「故事」明顯地看得出受了《十日談》和《一千零一夜》的影響）。同時，也為了試驗一下把六朝譯經和口語結合的文體。
這種試驗，後來形成一種他自己說是「文白夾雜」的獨特的沈從文體，在四十年代的文字（如《燭虛》）中尤為成熟。他的親戚，語言學家周有光曾說「你的語言是古英語」，甚至是拉丁文。沈先生講創作，不大愛說「結構」，他說是「組織」。我也比較喜歡「組織」這個詞。「結構」過於理智，「組織」更帶感情，較多作者的主觀。他曾把一篇小說一條一條地裁開，用不同方法組織，看看哪一種形式更為合適。沈先生愛改自己的文章。他的原稿，一改再改，天頭地腳頁邊，都是修改的字跡，蜘蛛網似的，這裏牽出一條，那裏牽出一條。作品發表了，改。
成書了，改。看到自己的文章，總要改。有時改了多次，反而不如原來的，以至三姐後來不許他改了（三姐是沈先生文集的一個極其細心、極其認真的義務責任編輯）。沈先生的作品寫得最快，最順暢，改得最少的，只有一本《從文自傳》。這本自傳沒有經過冥思苦想，只用了三個星期，一氣呵成。
他不大用稿紙寫作。在昆明寫東西，是用毛筆寫在當地出產的竹紙上的，自己折出印子。他也用鋼筆，蘸水鋼筆。他抓鋼筆的手勢有點像抓毛筆（這一點可以證明他不是洋學堂出身）。
《長河》就是用鋼筆寫的，寫在一個硬面的練習簿上，直行，兩面寫。他的原稿的字很清楚，不潦草，但寫的是行書。不熟悉他的字體的排字工人是會感到困難的。他晚年寫信寫文章愛用禿筆淡墨。用禿筆寫那樣小的字，不但清楚，而且頓挫有致，真是一個功夫。
他很愛他的家鄉。他的《湘西》《湘行散記》和許多篇小說可以做證。他不止一次和我談起棉花坡，談起楓樹坳，——一到秋天滿城落了楓樹的紅葉。一說起來，不勝神往。黃永玉畫過一張鳳凰沈家門外的小巷，屋頂牆壁頗零亂，有大朵大朵的紅花——不知是不是夾竹桃，畫面顏色很濃，水氣泱泱。沈先生很喜歡這張畫，說：「就是這樣！」八十歲那年，和三姐一同回了一次鳳凰，領着她看了他小說中所寫的各處，都還沒有大變樣。家鄉人聞知沈從文回來了，簡直不知怎樣招待才好。
他說：「他們為我捉了一隻錦雞！」錦雞毛羽很好看，他很愛那隻錦雞，還抱着它照了一張相，後來知道竟作了他的盤中餐，對三姐說「真煞風景！」錦雞肉並不怎麼好吃。沈先生說時大笑，但也表現出對鄉人的殷勤十分感激。他在家鄉聽了儺戲，這是一種古調猶存的很老的弋陽腔。打鼓的是一位七十多歲的老人，他對年輕人打鼓失去舊范很不以為然。沈先生聽了，說：「這是楚聲，楚聲！」他動情地聽着「楚聲」，淚流滿面。
沈先生八十歲生日，我曾寫了一首詩送他，開頭兩句是：猶及回鄉聽楚聲，
此身雖在總堪驚。
端木蕻良看到這首詩，認為「猶及」二字很好。我寫下來的時候就有點覺得這不大吉利，沒想到沈先生再也不能回家鄉聽一次了！他的家鄉每年有人來看他，沈先生非常親切地和他們談話，一坐半天。每當同鄉人來了，原來在座的朋友或學生就只有退避在一邊，聽他們談話。沈先生很好客，朋友很多。
老一輩的有林宰平、徐志摩。沈先生提及他們時充滿感情。沒有他們的提挈，沈先生也許就會當了警察，或者在馬路旁邊「癟了」。我認識他后，他經常來往的有楊振聲、張奚若、金岳霖、朱光潛諸先生，梁思成林徽因夫婦。他們的交往真是君子之交，既無朋黨色彩，也無酒食徵逐。清茶一杯，閑談片刻。
楊先生有一次托沈先生帶信，讓我到南鑼鼓巷他的住處去，我以為有什麼事。去了，只是他親自給我煮一杯咖啡，讓我看一本他收藏的姚茫父的冊頁。這冊頁的芯子只有火柴盒那樣大，橫的，是山水，用極富金石味的墨線勾輪廓，設極重的青綠，真是妙品。楊先生對待我這個初露頭角的學生如此，則其接待沈先生的情形可知。楊先生和沈先生夫婦曾在頤和園住過一個時期，想來也不過是清晨或黃昏到後山諧趣園一帶走走，看看湖裏的金絲蓮，或寫出一張得意的字來，互相欣賞欣賞，其餘時間各自在屋裏讀書做事，如此而已。沈先生對青年的幫助真是不遺餘力。他曾經自己出錢為一個詩人出了第一本詩集。
一九四七年，詩人柯原的父親故去，家中拉了一筆債，沈先生提出賣字來幫助他。《益世報》註銷了沈從文賣字的啟事，買字的可定出規格，而將價款直接寄給詩人。柯原一九八○年去看沈先生，沈先生才記起有這回事。他對學生的作品細心修改，寄給相熟的報刊，盡量爭取發表。他這輩子為學生寄稿的郵費，加起來是一個相當可觀的數字。抗戰時期，通貨膨脹，郵費也不斷漲，往往寄一封信，信封正面反面都得貼滿郵票。為了省一點郵費，沈先生總是把稿紙的天頭地腳頁邊都裁去，只留一個稿芯，這樣分量輕一點。稿子發表了，稿費寄來，他必為親自送去。李霖燦在麗江畫玉龍雪山，他的畫都是寄到昆明，由沈先生代為出手的。我在昆明寫的稿子，幾乎無一篇不是他寄出去的。一九四六年，鄭振鐸、李健吾先生在上海創辦《文藝復興》，沈先生把我的《小學校的鐘聲》和《復仇》寄去。這兩篇稿子寫出已經有幾年，當時無地方可發表。稿子是用毛筆楷書寫在學生作文的綠格本上的，鄭先生收到，發現稿紙上已經叫蠹蟲蛀了好些洞，使他大為激動。沈先生對我這個學生是很喜歡的。為了躲避日本飛機空襲，他們全家有一陣住在呈貢新街，后遷跑馬山桃源新村。沈先生有課時進城住兩三天。他進城時，我都去看他，交稿子，看他收藏的寶貝，借書。沈先生的書是為了自己看，也為了借給別人看的。「借書一痴，還書一痴」，借書的痴子不少，還書的痴子可不多。有些書借出去一去無蹤。有一次，晚上，我喝得爛醉，坐在路邊，沈先生到一處演講回來，以為是一個難民，生了病，走近看看，是我！他和兩個同學把我扶到他住處，灌了好些釅茶，我才醒過來。有一回我去看他，牙疼，腮幫子腫得老高。沈先生開了門，一看，一句話沒說，出去買了幾個大橘子抱着回來了。沈先生的家庭是我見到的最好的家庭，隨時都在親切和諧氣氛中。兩個兒子，小龍小虎，兄弟怡怡。他們都很高尚清白，無絲毫庸俗習氣，無一句粗鄙言語，——他們都很幽默，但幽默得很溫雅。一家人於錢上都看得很淡。《沈從文文集》的稿費寄到，九千多元，大概開過家庭會議，又從存款中取出幾百元，湊成一萬，寄到家鄉辦學。沈先生也有生氣的時候，也有極度煩惱痛苦的時候，在昆明，在北京，我都見到過，但多數時候都是笑眯眯的。他總是用一種善意的、含情的微笑，來看這個世界的一切。到了晚年，喜歡放聲大笑，笑得合不攏嘴，且擺動雙手作勢，真像一個孩子。只有看破一切人事乘除，得失榮辱，全置度外，心地明凈無渣滓的人，才能這樣暢快地大笑。
沈先生五十年代後放下寫小說散文的筆（偶然還寫一點，筆下仍極活潑，如寫紀念陳翔鶴文章，實寫得極好），改業鑽研文物，而且鑽出了很大的名堂，不少中國人、外國人都很奇怪。
實不奇怪。沈先生很早就對歷史文物有很大興趣。他寫的關於展子虔游春圖的文章，我以為是一篇重要文章，從人物服裝顏色式樣考訂圖畫的年代的真偽，是別的鑒賞家所未注意的方法。
他關於書法的文章，特別是對宋四家的看法，很有見地。在昆明，我陪他去遛街，總要看看市招，到裱畫店看看字畫。昆明市政府對面有一堵大照壁，寫滿了一壁字（內容已不記得，大概不外是總理遺訓），字有七八寸見方大，用二爨摻一點北魏造像題記筆意，白牆藍字，是一位無名書家寫的，寫得實在好。
我們每次經過，都要去看看。昆明有一位書法家叫吳忠藎，字寫得極多，很多人家都有他的字，家家裱畫店都有他的剛剛裱好的字。字寫得很熟練，行書，只是用筆枯扁，結體少變化。
沈先生還去看過他，說「這位老先生寫了一輩子字」！意思頗為他水平受到限制而惋惜。昆明碰碰撞撞都可見到黑漆金字抱柱楹聯上錢南園的四方大顏字，也還值得一看。沈先生到北京后即喜歡搜集瓷器。有一個時期，他家用的餐具都是很名貴的舊瓷器，只是不配套，因為是一件一件買回來的。他一度專門搜集青花瓷。買到手，過一陣就送人。西南聯大好幾位助教、研究生結婚時都收到沈先生送的雍正青花的茶杯或酒杯。沈先生對陶瓷賞鑒極精，一眼就知是什麼朝代的。一個朋友送我一個梨皮色釉的粗瓷盒子，我拿去給他看，他說：「元朝東西，民間窯！」有一陣搜集舊紙，大都是乾隆以前的。多是染過色的，瓷青的、豆綠的、水紅的，觸手細膩到像煮熟的雞蛋白外的薄皮，真是美極了。至於繭紙、高麗髮箋，那是凡品了（他搜集舊紙，但自己捨不得用來寫字。晚年寫字用糊窗戶的高麗紙，他說：「我的字值三分錢」）。
在昆明，搜集了一陣耿馬漆盒。這種漆盒昆明的地攤上很容易買到，且不貴。沈先生搜集器物的原則是「人棄我取」。其實這種竹胎的，塗紅黑兩色漆，刮出極繁複而奇異的花紋的圓盒是很美的。裝點心，裝花生米，裝郵票雜物均合適，放在桌上也是個擺設。這種漆盒也都陸續送人了。客人來，坐一陣，臨走時大都能帶走一個漆盒。有一陣研究中國絲綢，弄到許多大藏經的封面，各種顏色都有：寶藍的、茶褐的、肉色的，花紋也是各式各樣。沈先生後來寫了一本《中國絲綢圖案》。有一陣研究刺繡。除了衣服、裙子，弄了好多扇套、眼鏡盒、香袋。
不知他是從哪裏「尋摸」來的。這些綉品的針法真是多種多樣。
我只記得有一種綉法叫「打子」，是用一個一個絲線疙瘩綴出來的。他給我看一種綉品，叫「七色暈」，用七種顏色的絨綉成一個團花，看了真叫人發暈。他搜集、研究這些東西，不是為了消遣，是從發現、證實中國歷史文化的優越這個角度出發的，研究時充滿感情。我在他八十歲生日寫給他的詩里有一聯：玩物從來非喪志，
著書老去為抒情。
這全是記實。沈先生提及某種文物時常是讚嘆不已。馬王堆那副不到一兩重的紗衣，他不知說了多少次。刺繡用的金線原來是盲人用一把刀，全憑手感，就金箔上切割出來的。他說起時非常感動。有一個木俑（大概是楚俑）一尺多高，衣服非常特別：上衣的一半（連同袖子）是黑色，一半是紅的；下裳正好相反，一半是紅的，一半是黑的。沈先生說：「這真是現代派！」如果照這樣式（一點不用修改）做一件時裝，拿到巴黎去，由一個長身細腰的模特兒穿起來，到表演台上轉那麼一轉，准能把全巴黎都「鎮」了！他平生搜集的文物，在他生前全都分別捐給了幾個博物館、工藝美術院校和工藝美術工廠，連收條都不要一個。
沈先生自奉甚薄。穿衣服從不講究。他在《湘行散記》裏說他穿了一件細毛料的長衫，這件長衫我可沒見過。我見他時總是一件洗得褪了色的藍布長衫，夾着一摞書，匆匆忙忙地走。
解放后是藍卡其布或滌卡的幹部服，黑燈芯絨的「懶漢鞋」。有一年做了一件皮大衣（我記得是從房東手裏買的一件舊皮袍改制的，灰色粗線呢面），他穿在身上，說是很暖和，高興得像一個孩子。吃得很清淡。我沒見他下過一次館子。在昆明，我到文林街二十號他的宿捨去看他，到吃飯時總是到對面米線鋪吃一碗一角三分錢的米線。有時加一個西紅柿，打一個雞蛋，超不過兩角五分。三姐是會做菜的，會做八寶糯米鴨，燉在一個大砂鍋里，但不常做。他們住在中老衚衕時，有時張充和騎自行車到前門月盛齋買一包燒羊肉回來，就算加了菜了。在小羊宜賓衚衕時，常吃的不外是炒四川的菜頭，炒茨菇。沈先生愛吃茨菇，說「這個好，比土豆『格』高」。他在《自傳》中說他很會燉狗肉，我在昆明，在北京都沒見他燉過一次。有一次他到他的助手王亞蓉家去，先來看看我（王亞蓉住在我們家馬路對面，——他七十多了，血壓高到二百多，還常為了一點研究資料上的小事到處跑），我讓他過一會來吃飯。他帶來一卷畫，是古代馬戲圖的摹本，實在是很精彩。他非常得意地問我的女兒：「精彩吧？」那天我給他做了一隻燒羊腿，一條魚。他回家一再向三姐稱道：「真好吃。」他經常吃的葷菜是：豬頭肉。
他的喪事十分簡單。他凡事不喜張揚，最反對搞個人的紀念活動。反對「辦生做壽」。他生前累次囑咐家人，他死後，不開追悼會，不舉行遺體告別。但火化之前，總要有一點儀式。
新華社消息的標題是沈從文告別親友和讀者，是合適的。只通知少數親友。——有一些景仰他的人是未接通知自己去的。不收花圈，只有二十多個佈滿鮮花的花籃，很大的白色的百合花、康乃馨、菊花、菖蘭。參加儀式的人也不戴紙制的白花，但每人發給一枝半開的月季，行禮後放在遺體邊。不放哀樂，放沈先生生前喜愛的音樂，如貝多芬的「悲愴」奏鳴曲等。沈先生面色如生，很安詳地躺着。我走近他身邊，看着他，久久不能離開。這樣一個人，就這樣地去了。我看他一眼，又看一眼，我哭了。
沈先生家有一盆虎耳草，種在一個橢圓形的小小鈞窯盆里。
很多人不認識這種草。這就是《邊城》裏翠翠在夢裏採摘的那種草，沈先生喜歡的草。
1988年5月26日
沈從文和他的《邊城》
《邊城》是沈從文先生所寫的唯一的一個中篇小說。說是中篇小說，是因為篇幅比較長，有六萬多字；還因它有一個有頭有尾的故事——沈先生的短篇小說有好些是沒有什麼故事的，如《牛》《三三》《八駿圖》……都只是通過一點點小事，寫人的感情、感覺、情緒。
《邊城》的故事其實也很簡單：茶峒山城一裏外有一小溪，溪邊有一弄渡船的老人。老人的女兒和一個兵有了私情，和那個兵一同死了，留下一個孤雛，名叫翠翠，老船夫和外孫女相依為命地生活着。茶峒城裏有個在水碼頭上掌事的龍頭大哥順順，順順有兩個兒子，天保和儺送，兩兄弟都愛上翠翠。翠翠愛二老儺送，不愛大老天保。大老天保在失望之下駕船往下游去，失事淹死；儺送因為哥哥的死在心裏結了一個難解疙瘩，也駕船出外了。雷雨之夜，渡船老人死了，剩下翠翠一個人。
儺送對翠翠的感情沒有變，但是他一直沒有回來。
就這樣一個簡單的故事，卻寫出了幾個活生生的人物，寫了一首將近七萬字的長詩！
因為故事寫得很美，寫得真實，有人就認為真有那麼一回事。有的華僑青年，讀了《邊城》，回國來很想到茶峒去看看，看看那個溪水、白塔、渡船，看看渡船老人的墳，看看翠翠曾在哪裏吹竹管……
大概是看不到的。這故事是沈從文編出來的。
有沒有一個翠翠？
有的。可她不是在茶峒的碧溪岨，是瀘西縣一個絨線鋪的女孩子。
《湘行散記》裏說：
「……在十三個夥伴中我有兩個極好的朋友。……其次是那個年紀頂輕的，名字就叫『儺右』。一個成衣人的獨生子，為人伶俐勇敢，希有少見。……這小孩子年紀雖小，心可不小！同我們到縣城街轉了三次，就看中一個絨線鋪的女孩子，問我借錢向那女孩子買了三次白棉線草鞋帶子……那女孩子名叫『翠翠』，我寫《邊城》故事時，弄渡船的外孫女，明慧溫柔的品性，就從那絨線鋪小女孩脫胎出來。」
她是瀘西縣的嗎？也不是。她是山東嶗山的。
看了《湘行散記》，我很怕上了《燈》裏那個青衣女子同樣的當，把沈先生編的故事信以為真，特地上他家去核對一回，問他翠翠是不是絨線鋪的女孩子。他的回答是：「我們（他和夫人張兆和）上嶗山去，在汽車裏看到出殯的，一個女孩子打着幡。我說：這個我可以幫你寫個小說。」
幸虧他夫人補充了一句：「翠翠的性格、形象，是絨線鋪那個女孩子。」
沈先生還說：「我平生只看過那麼一條渡船，在棉花坡。」
那麼，碧溪的渡船是從棉花坡移過來的。棉花坡離碧溪岨不遠，但總還有一個距離。
讀到這裏，你會立刻想起魯迅所說的臉在那裏，衣服在那裏的那段有名的話。是的，作家醞釀人物形象和故事情節是一個很複雜的過程。一九五七年，沈先生曾經跟我說過：「我們過去寫小說都是真真假假的，哪有現在這樣都是真事的呢。」有一個詩人很欣賞「真真假假」這句話，說是這說明了創作的規律，也說明了什麼是浪漫主義。翠翠，《邊城》，都是想像出來的。
然而必須有豐富的生活經驗，積累了眾多的印象，並加上作者的思想、感情和才能，才有可能想像得真實，以至把創作變得好像是報道。
沈從文善於寫中國農村的少女。沈先生筆下的湘西少女不是一個，而是一串。
三三、夭夭、翠翠，她們是那樣的相似，又是那樣的不同。
她們都很愛嬌，但是各因身世不同，嬌得不一樣。三三生在小溪邊的碾坊里，父親早死，跟着母親長大，除了碾坊小溪，足跡所到最遠處只是在堡子裏的總爺家。她雖然已經開始有了一個少女對於「人生」朦朦朧朧的神往，但究竟是個孩子，渾不解事，嬌得有點痴。夭夭是個有錢的橘子園主人的么姑娘，一家子都寵着她。她已經訂了婚，未婚夫是個在城裏讀書的學生。
她可以背了一個特別精緻的背簍，到集市上去採購她所中意的東西，找高手銀匠洗她的粗如手指的銀鏈子。她能和地方上的小軍官從容說話。她是個「黑里俏」，性格明朗豁達，口角伶俐。她很嬌，嬌中帶點野。翠翠是個無父無母的孤雛，她也嬌，但是嬌得乖極了。
用文筆描繪少女的外形，是笨人乾的事。沈從文畫少女，主要是畫她的神情，並把她安置在一個顏色美麗的背景上，一些動人的聲音當中。
……為了住處兩山多竹篁，翠色逼人而來，老船夫隨便給這個可憐的孤雛，拾取了一個近身的名字，叫作翠翠。
翠翠在風日裏長養著，把皮膚變得黑黑的，觸目為青山綠水，一對眸子清明如水晶，自然既長養她且教育她。為人天真活潑，處處儼然如一隻小獸物。人又那麼乖，和山頭黃麂一樣，從不想到殘忍事情，從不發愁，從不動氣。平時在渡船上遇陌生人對她有所注意時，便把光光的眼睛瞅著那陌生人，作成隨時都可舉步逃入深山的神氣，但明白了面前的人無心機后，就又從從容容來完成任務了。
風日清和的天氣，無人過渡，整日長閑，祖父同翠翠便坐在門前大岩石上曬太陽；或把一段木頭從高處向水中拋去，嗾使身邊黃狗從岩石高處躍下，把木頭銜回來；或翠翠與黃狗皆張著耳朵，聽祖父說些城中多年以前的戰爭故事；或祖父同翠翠兩人，各把小竹作成的豎笛，逗在嘴邊吹着迎親送女的曲子，過渡人來了，老船夫放下了竹管，獨自跟到船邊去橫溪渡人。在岩上的一個，見船開動時，於是銳聲喊著：「爺爺，爺爺，你聽我吹，你唱！」
爺爺到溪中央於是很快樂地唱起來，啞啞的聲音，振蕩在寂靜的空氣里，溪中彷彿也熱鬧了些。實則歌聲的來複，反而使一切更加寂靜。
篁竹、山水、笛聲，都是翠翠的一部分。它們共同在你們心裏造成這女孩子美的印象。
翠翠的美，美在她的性格。
《邊城》是寫愛情的，寫中國農村的愛情，寫一個剛剛進入青春期的農村女孩子的愛情。這種愛是那樣的純粹，那樣不俗，那樣像空氣里小花、青草的香氣，像風送來的小溪流水的聲音，若有若無，不可捉摸，然而又是那樣的實實在在，那樣的真。
這樣的愛情叫人想起古人說得很好，但不大為人所理解的一句話：思無邪。
沈從文的小說往往是用季節的顏色、聲音來計算時間的。
翠翠的愛情的發展是跟幾個端午節連在一起的。
翠翠十五歲了。
端午節又快到了。
傳來了龍船下水預習的鼓聲。
蓬蓬鼓聲掠水越山到了渡船頭那裏時，最先注意到的是那隻黃狗。那黃狗汪汪地吠著，受了驚似的繞屋亂走；有人過渡時，便隨船渡過河東岸去，且跑到那小山頭向城裏一方面大吠。
翠翠正坐在門外大石上用棕葉編蚱蜢、蜈蚣玩，見黃狗先在太陽下睡着，忽然醒來便發瘋似的亂跑，過了河又回來，就問它罵它：
「狗，狗，你做什麼！不許這樣子！」
「可是一會兒那遠處聲音被她發現了，她於是也繞屋跑着，並且同黃狗一塊兒渡過了小溪，站在小山頭聽了許久，讓那點迷人的鼓聲，把自己帶到一個過去的節日裏去。」兩年前的一個節日裏去。
作者這裏用了倒敘。
兩年前，翠翠才十三歲。
這一年的端午，翠翠是難忘的。因為她遇見了儺送。
翠翠還不大懂事。她和爺爺一同到茶峒城裏去看龍船，爺爺走開了，天快黑了，看龍船的人都回家了，翠翠一個人等爺爺，儺送見了她，把她還當一個孩子，很關心地對她說了幾句話，翠翠還誤會了，罵了人家一句：「你個悖時砍腦殼的！」及至儺送好心派人打火把送她回去，她才知道剛才那人就是出名的儺送二老，「記起自己先前罵人那句話，心裏又吃驚又害羞，再也不說什麼，默默地隨了那火把走了」。到了家，「另外一件事，屬於自己不關祖父的，卻使翠翠沉默了一個夜晚」。這寫得非常含蓄。
翠翠過了兩個中秋，兩個新年，但「總不如那個端午所經過的事甜而美」。
十五歲的端午不是翠翠所要的那個端午。「從祖父和那長年談話里，翠翠聽明白了二老是在下游六百裏外沅水中部青浪灘過端午的。」未及見二老，倒見到大老天保。大老還送他們一隻鴨子。回家時，祖父說：「順順真是好人，大方得很。大老也很好。這一家人都好！」翠翠說：「一家人都好，你認識他們一家人嗎？」祖父不明白這句話的意思所在，聰明的讀者是明白的。
路上祖父說了假如大老請人來做媒的笑話，「翠翠著了惱，把火炬向路兩旁亂晃着，向前怏怏地走去了」。
「翠翠，莫鬧，我摔到河裏去了，鴨子會走脫的！」
「誰也不稀罕那隻鴨子！」
翠翠向前走去，忽然停住了發悶：「爺爺，你的船是不是正在下青浪灘呢？」
這一句沒頭沒腦的問話，說出了這女孩子的心正在飛向什麼所在。
端午又來了。翠翠長大了，十六了。
翠翠和爺爺到城裏看龍船。
未走之前，先有許多曲折。祖父和翠翠在三天前業已預先約好，祖父守船，翠翠同黃狗過順順吊腳樓去看熱鬧。翠翠先不答應，後來答應了。但過了一天，翠翠又反悔，以為要看兩人去看，要守船兩人守船。初五大早，祖父上城買辦過節的東西。翠翠獨自在家，看看過渡的女孩子，唱唱歌，心上浸入了一絲兒凄涼。遠處鼓聲起來了，她知道繪有朱紅長線的龍船這時節已下河了。細雨下個不止，溪面一片煙。將近吃早飯時節，祖父回來了，辦了節貨，卻因為到處請人喝酒，被順順把個酒葫蘆扣下了。正像翠翠所預料的那樣，酒葫蘆有人送回來了。
送葫蘆回來的是二老。二老向翠翠說：「翠翠，吃了飯，和你爺爺到我家吊腳樓上去看划船吧？」翠翠不明白這陌生人的好意，不懂得為什麼一定要到他家中去看船，抿著小嘴笑笑。到了那裏，祖父離開去看一個水碾子。翠翠看見二老頭上包着紅布，在龍船上指揮，心中便印着兩年前的舊事。黃狗不見了，翠翠便離了座位，各處去尋她的黃狗。在人叢中卻聽到兩個不相干的婦人談話。談的是砦子上王鄉紳想把女兒嫁給二老，用水碾子作陪嫁。二老喜歡一個撐渡船的。翠翠臉發火燒。二老船過吊腳樓，失足落水，爬起來上岸，一見翠翠就說：「翠翠，你來了，爺爺也來了嗎？」翠翠臉還發燒，不便作聲，心想「黃狗跑到什麼地方去了呢？」二老又說：「怎不到我家樓上去看呢？
我已經要人替你弄了個好位子。」翠翠心想：「碾坊陪嫁，稀奇事情咧。」翠翠到河下時，小小心腔中充滿一種說不分明的東西。翠翠銳聲叫黃狗，黃狗撲下水中，向翠翠方面泅來。到身邊時，身上全是水。翠翠說：「得了，狗，裝什麼瘋！你又不翻船，誰要你落水呢？」爺爺來了，說了點瘋話。爺爺說：「二老捉得鴨子，一定又會送給我們的。」話不及說完，二老來了，站在翠翠面前微微笑着。翠翠也不由不抿著嘴微笑着。
順順派媒人來為大老天保提親。祖父說得問問翠翠。祖父叫翠翠，翠翠拿了一簸箕豌豆上了船。「翠翠，翠翠，先前那個人來作什麼，你知道不知道？」翠翠說：「我不知道。」說后臉同脖頸全紅了。翠翠弄明白了，人來做媒的是大老！不曾把頭抬起，心忡忡地跳着，臉燒得厲害，仍然剝她的豌豆，且隨手把空豆莢拋到水中去，望着它們在流水中從從容容流去，自己也儼然從容了許多。又一次，祖父說了個笑話，說大老請保山來提親，翠翠那神氣不願意；假若那個人還有個兄弟，想來為翠翠唱歌，攀交情，翠翠將怎麼說。翠翠吃了一驚，勉強笑着，輕輕地帶點懇求的神氣說：「爺爺，莫說這個笑話吧。」翠翠說：「看天上的月亮，那麼大！」說着出了屋外，便在那一派清光的露天中站定。
……
有個女同志，過去很少看過沈從文的小說，看了《邊城》提出了一個問題：「他怎麼能把女孩子的心捉摸得那麼透，把一些細微曲折的地方都寫出來了？這些東西我們都是有過的———沈從文是個男的。」我想了想，只好說：「曹雪芹也是個男的。」
沈先生在給我們上創作課的時候，經常說的一句話，是：「要貼到人物來寫。」他還說：「要滾到裏面去寫。」他的話不太好懂。他的意思是說：筆要緊緊地靠近人物的感情、情緒，不要遊離開，不要置身在人物之外。要和人物同呼吸，共哀樂，拿起筆來以後，要隨時和人物生活在一起，除了人物，什麼都不想，用志不紛，一心一意。
首先要有一顆仁者之心，愛人物，愛這些女孩子，才能體會到她們的許多飄飄忽忽的、跳動的心事。
祖父也寫得很好。這是一個古樸、正直、本分、盡職的老人。某些地方，特別是為孫女的事進行打聽、試探的時候，又有幾分狡猾，狡猾中仍帶着嫵媚。主要的還是寫了老人對這個孤雛的憐愛，一顆隨時為翠翠而跳動的心。
黃狗也寫得很好。這條狗是這一家的成員之一，它參與了他們的全部生活，全部的命運。一條懂事的、通人性的狗。———沈從文非常善於寫動物，寫牛、寫小豬、寫雞，寫這些農村中常見的，和人一同生活的動物。
大老、二老、順順都是側面寫的，筆墨不多，也都給人留下頗深的印象。包括那個楊馬兵、毛伙，一個是一個。
沈從文不是一個雕塑家，他是一個畫家。一個風景畫的大師。他畫的不是油畫，是中國的彩墨畫，筆致疏朗，着色明麗。
沈先生的小說中有很多篇描寫湘西風景的，各不相同。《邊城》寫酉水：
那條河水便是歷史上知名的酉水，新名字叫作白河。白河下游到辰州與沅水匯流后，便略顯渾濁，有出山泉水的意思。靠溯流而上，則三丈五丈的深潭，清澈見底。深潭中為白日所映照，河底小的石子，有花紋的瑪瑙石子，全看得明明白白。水中游魚來去，全如浮在空氣里。兩岸多高山，山中多可以造紙的細竹，長年作深翠顏色，逼人眼目。近水人家多在桃杏花里。春天時只需注意，凡有桃花處必有人家，凡有人家處必可沽酒。夏天則晾曬在日光下耀目的紫花布衣褲，可以作為人家所在的旗幟。秋冬來時，酉水中游如王村、岔、保靖、里耶和許多無名山村，人家房屋在懸岩上的，濱水面的，無不朗然入目。黃泥的牆，烏黑的瓦，位置卻那麼妥帖，且與四周環境極其調和，使人迎面得到的印象，實在非常愉快。
描寫風景，是中國文學的一個悠久傳統。晉宋時期形成山水詩。吳均的《與宋元思書》是寫江南風景的名著。柳宗元的《永州八記》，蘇東坡、王安石的許多遊記，明代的袁氏兄弟、張岱，這些寫風景的高手，都是會對沈先生有啟發的。就中沈先生最為欽佩的，據我所知，是酈道元的《水經注》。
古人的記敘雖可資借鑒，主要還得靠本人親自去感受，養成對於形體、顏色、聲音乃至氣味的敏感，並有一種特殊的記憶力，能把各種印象保存在記憶里，要用時即可移到紙上。沈先生從小就愛各處去看、去聽、去聞嗅。「我的心總得為一種新鮮聲音、新鮮顏色、新鮮氣味而跳。」（《從文自傳》）雨後放晴的天氣，日頭炙到人肩上、背上已有了點力量。
溪邊蘆葦水楊柳，菜園中菜蔬，莫不繁榮滋茂，帶着一種有野性的生氣。草叢裏綠色蚱蜢各處飛著，翅膀搏動空氣時作聲。
枝頭新蟬聲音雖不成腔，卻也漸漸宏大。兩山深翠逼人的竹篁中，有黃鳥和竹雀、杜鵑交遞鳴叫。翠翠感覺著，望着，聽着，同時也思索著……
這是夏季的白天。
月光如銀子，無處不可照及，山上竹篁在月光下變成一片黑色。身邊草叢中蟲聲繁密如落雨，間或不知從什麼地方，忽然會有一隻草鶯「噓！」轉着它的喉嚨，不久之間，這小鳥兒又好像明白這是半夜，不應當那麼吵鬧，便仍然閉着那小小眼兒安睡了。
這是夏天的夜。
小飯店門前長案上常有煎得焦黃的鯉魚豆腐，身上裝飾了紅辣椒絲，卧在淺口缽頭裏，缽旁大竹筒中插著大把朱紅筷子……
這是多麼熱烈的顏色！
到了賣雜貨的鋪子裏，有大把的粉條，大缸的白糖，有炮仗，有紅蠟燭，莫不給翠翠一種很深的印象，回到祖父身邊，總把這些東西說個半天。
粉條、白糖、炮仗、蠟燭，這都是極其常見的東西，然而它們配搭在一起，是一幅對比鮮明的畫。
天已經快夜，別的雀子似乎都休息了，只杜鵑叫個不息，石頭泥土為白日晒了一整天，草木為白日晒了一整天，到這時節各放散出一種熱氣。空氣中有泥土氣味，有草木氣味，還有各種甲蟲類氣味。翠翠看着天上的紅雲，聽着渡口飄來鄉生意人的雜亂聲音，心中有些兒薄薄的凄涼。
甲蟲氣味大概還沒有哪個詩人在作品裏描寫過！
曾經有人說沈從文是個文體家。
沈先生曾有意識地試驗過各種文體。《月下小景》敘事重複鋪張，有意模仿六朝翻譯的佛經，語言也多四字為句，近似偈語。《神巫之愛》的對話讓人想起《聖經》的《雅歌》和薩福的情詩。他還曾用駢文寫過一個故事。其他小說中也常有駢偶的句子，如「凡有桃花處必有人家，凡有人家處必可沽酒」，「地方像茶館卻不賣茶，不是煙館卻可以抽煙」。但是通常所用的是他的「沈從文體」。這種「沈從文體」用他自己的話，就是「充滿泥土氣息」和「文白雜糅」。他的語言有一些是湘西話，還有他個人的口頭語，如「即刻」、「照例」之類。他的語言裏有相當多的文言成分———文言的辭彙和文言的句法。問題是他把家鄉話與普通話，文言和口語配置在一起，十分調和，毫不「格生」，這樣就形成了沈從文自己的特殊文體。他的語言是從多方面吸取的。間或有一些當時的作家都難免的歐化的句子，如「……的我」，但極少。大部分語言是具有民族特點的。就中寫人敘事簡潔處，受《史記》《世說新語》的影響不少。他的語言是樸實的，樸實而有情致；流暢的，流暢而清晰。這種樸實，來自於雕琢；這種流暢，來自於推敲。他很注意語言的節奏感，注意色彩，也注意聲音。他從來不用生造的，誰也不懂的形容詞之類，用的是人人能懂的普通辭彙。但是常能對於普通辭彙賦予新的意義。比如《邊城》裏兩次寫翠翠拉船，所用字眼不同。一次是：
有時過渡的是從川東過茶峒的小牛，是羊群，是新娘子的花轎，翠翠必爭着做渡船夫，站在船頭，懶懶地攀引纜索，讓船緩緩地過去。
又一次是：
翠翠斜睨了客人一眼，見客人正盯着她，便把臉背過去，抿著嘴兒，不聲不響，很自負地拉着那條橫纜。
「懶懶地」、「很自負地」都是很平常的字眼，但是沒有人這樣用過，用在這裏，就成了未經人道語了。尤其是「很自負地」。你要知道，這「客人」不是別個，是儺送二老呀，於是「很自負地」，就有了很多很深的意思。這個詞用在這裏真是最準確不過了！
沈先生對我們說過語言的唯一標準是準確（契訶夫也說過類似的意思）。所謂「準確」，就是要去找，去選擇，去比較。
也許你相信這是「妙手偶得之」，但是我更相信這是「眾里尋他千百度，驀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
《邊城》不到七萬字，可是整整寫了半年。這不是得來全不費功夫。沈先生常說：人做事要耐煩。沈從文很會寫對話。他的對話都沒有什麼深文大義，也不追求所謂「性格化的語言」，只是極普通的說話。然而寫得如聞其聲，如見其人。比如端午之前，翠翠和祖父商量誰去看龍船：「見祖父不再說話，翠翠就說：『我走了，誰陪你？』祖父說：『你走了，船陪我。』翠翠把一對眉毛皺攏去苦笑着，『船陪你，嘿，嘿，船陪你。爺爺，你真是，只有這隻寶貝船！』」
比如黃昏來時，翠翠心中無端地有些薄薄的凄涼，一個人胡思亂想，想到自己下桃源縣過洞庭湖，爺爺要拿把刀放在包袱里，搭下水船去殺了她！她被自己的胡想嚇怕起來了。心直跳，就銳聲喊她的祖父：
「爺爺，爺爺，你把船拉回來呀！」
請求了祖父兩次，祖父還不回來。她又叫：「爺爺，為什麼不上來？我要你！」
有人說沈從文的小說不講結構。
沈先生的某些早期小說誠然有失之散漫冗長的。《惠明》就相當散，最散的大概要算《泥塗》。但是後來的大部分小說是很講結構的。他說他有些小說是為了教學需要而寫的，為了給學生示範，「用不同方法處理不同問題」。這「不同方法」包括或極少用對話，或全篇都用對話（如《若墨醫生》），等等，也指不同的結構方法。他常把他的小說改來改去，改的也往往是結構。他曾經干過一件事，把寫好的小說剪成一條一條的，重新拼合，看看什麼樣的結構最好。他不大用「結構」這個詞，常用的是「組織」、「安排」，怎樣把材料組織好，位置安排得更妥帖。他對結構的要求是：「勻稱。」這是比表面的整齊更為內在的東西。一個作家在寫一局部時要顧及整體，隨時意識到這種勻稱感。正如一棵樹，一個枝子，一片葉子，這樣長，那樣長，都是必需的，有道理的。否則就如一束絹花，雖有顏色，終少生氣。《邊城》的結構是很講究的，是完美地實現了沈先生所要求的勻稱的，不長不短，恰到好處，不能增減一分。
有人說《邊城》像一個長卷。其實像一套二十一開的冊頁，每一節都自成首尾，而又一氣貫注。——更像長卷的是《長河》。
沈先生很注意開頭，尤其注意結尾。
他的小說的開頭是各式各樣的。
《邊城》的開頭取了講故事的方式：由四川過湖南去，靠東有一條官路，這官路將近湘西邊境，到了一個地方名叫「茶峒」的小山城時，有一小溪，溪邊有座白色小塔，塔下住了一戶單獨的人家。這人家只一個老人，一個女孩子，一隻黃狗。
這樣的開頭很樸素，很平易親切，而且一下子就帶起全文牧歌一樣的意境。
湯顯祖評董解元《西廂記》，論及戲曲的收尾，說「尾」有兩種，一種是「度尾」，一種是「煞尾」。「度尾」如畫舫笙歌，從遠地來，過近地，又向遠地去；「煞尾」如駿馬收韁，忽然停住，寸步不移，他說得很好。收尾不外這兩種。《邊城》各章的收尾，兩種兼見。
翠翠正坐在門外大石上用棕葉編蚱蜢、蜈蚣玩，見黃狗先在太陽下睡着，忽然醒來便發瘋似的亂跑，過了河又回來，就問它罵它：
「狗，狗，你做什麼！不許這樣子！」
可是一會兒那遠處聲音被她發現了，她於是也繞屋跑着，並且同黃狗一塊兒渡過了小溪，站在小山頭聽了許久，讓那點迷人的鼓聲，把自己帶到一個過去的節日裏去。
這是「度尾」。
……翠翠感覺著，望着，聽着，同時也思索著：「爺爺今年七十歲……三年六個月的歌———誰送那隻白鴨子呢？……得碾子的好運氣，碾子得誰更是好運氣……」
痴著，忽地站起，半簸箕豌豆便傾倒到水中去了。伸手把那簸箕從水中撈起時，隔溪有人喊過渡。
這是「煞尾」。
全文的最後，更是一個精彩的結尾：到了冬天，那個圮坍了的白塔，又重新修好了。那個在月下歌唱，使翠翠在睡夢裏為歌聲把靈魂輕輕浮起的年輕人，還不曾回到茶峒來。
……
這個人也許永遠不回來了，也許明天回來。
七萬字一齊收在這一句話上。故事完了，讀者還要想半天。
你會隨小說里的人物對遠人作無邊的思念，隨她一同盼望着，熱情而迫切。
我有一次在沈先生家談起他的小說的結尾都很好，他笑眯眯地說：「我很會結尾。」
三十年來，作為作家的沈從文很少被人提起（這些年他以一個文物專家的資格在文化界佔一席位），不過也還有少數人在讀他的小說。有一個很有才華的小說家對沈先生的小說存着偏愛。他今年春節，溫讀了沈先生的小說，一邊思索著一個問題：什麼是藝術生命？他的意思是說：為什麼沈先生的作品現在還有蓬勃的生命？我對這個問題也想了幾天，最後還是從沈先生的小說里找到了答案，那就是《長河》裏的夭夭所說的：「好看的應該長遠存在。」
現在，似乎沈先生的小說又受到了重視。出版社要出版沈先生的選集，不止一個大學的文學系開始研究沈從文了。這是好事。這是「百花齊放」的一種體現。這對推動創作的繁榮是有好處的。我想。
難得最是得從容
千秋一凈裘盛戎。
遺像宛然沐清風。
虎嘯龍吟餘事耳，
難能最是得從容。
裘盛戎幼年失學，文化不高，但是對藝術有特殊的稟賦。
他的藝術感極好，對劇情、人物理解極深，反應極快，而且表現得非常準確。導演有什麼要求，一點就破，和編劇、導演很默契。導過他的戲的導演都說：給盛戎導戲，很省事，不用「闡述……啟發」這一套，幾句話就行了。
《杜鵑山》（老本）有一場「打長工」，雷剛認為長工和地主是一回事，把長工打了，事後看到長工身上的傷痕，非常後悔。
有這樣兩句唱：
他遍體傷痕都是豪紳罪證，
我怎能在他的舊傷痕上再加新傷痕！
唱腔是流水。練唱的時候我在旁邊，說：「老兄，你不能就這樣『數』過去，得有個過程，得真看到傷痕，心裏悔恨。」盛戎想了想說：「我再來來。」其實也很簡單，他把「舊傷痕上」
唱「散了」，加了一個單音的彈撥樂小墊頭，然後再回到原尺寸。這樣，眼裏、心裏就都充滿仇恨。在場聽唱的，齊聲說：「好！就是這樣！」《杜鵑山》有一稿有一場「烤番薯」。毒蛇膽在山下殺人放火，殘害鄉親，雷剛受軍紀約束，一時不能下山拯救百姓，心如火焚，按捺不住。
山上斷糧，只能每人發一個番薯當飯。番薯在火里烤出了香味，勾起雷剛想起鄉親們多年對他的好處：一塊番薯掰兩半，
曾受深恩三十年……
盛戎把兩句壓低了音量，唱得很「虛」，表現出雷剛對鄉親們的思念，既深且遠。
盛戎善於運用音色、體形的變化塑造不同的人物。
他演的銚期端肅威重，儼然是一位坐鎮一方的開國老臣。
一位王爺。他演的周處（《除三害》），把開氅往肩上一搭，倚里歪斜地就下了場了，完全是一個痞子，一個天橋耍胳臂的「雜不地」。——這種不從程序而從生活出發塑造人物的方法在花臉里很少見。
盛戎的身體條件不太好，不像「十全大面」金少山那樣的魁梧。他比較瘦，但是也有他的優越條件：肩寬，腰細，扮戲很「受裝」。他扮出來的《盜御馬》的竇爾敦，箭衣板平。這樣的箭衣裝當得起北京人愛說的一個字：帥。
裘派裝是很講究的。盛戎有一件平金白蟒，全用金線，繡的是一條整龍。這件一條龍的平金綉蟒真是美極了，——當然也得看是什麼人穿。補自己的缺陷。他一般不演曹操，因為曹操的盔頭壓得低，更顯得演員臉小。盛戎勾臉的特點是乾淨、細緻，每一筆都有起落，有交代。銚期的眉子是略有深淺的，不是簡單兩個圓形的黑點子。包拯兩頰揉紅，恰到好處，不像有些唱花臉的演員把臉畫成了兩個大海茄子。即便是竇爾敦的花三塊瓦，也是清清楚楚，一筆是一筆，不讓人有「亂七八糟」之感。他彌補臉形的訣竅是以神帶形，首先要表現出人物的品格氣質，這樣本來是一般化的臉譜就有了不一般的表情。
他演的銚期，透過眼窩還能充分表現出眼神，並且眼神的內涵很豐富。
盛戎的戲也有節奏較快的，如《盜御馬》，但是快而不亂。
一般人物都演得很從容，不火暴，不論是什麼性格，都有一種發自於中的儒雅，即一般常說的「書卷氣」。這就提高了人物品格，增加了人物的深度。花臉而有書卷氣，此裘派之所以為裘派，這是尋常花臉所達不到的。
盛戎不大愛活動。他常出來遛個小彎，從西河沿到虎坊橋，腳步較慢，不慌不忙，瀟瀟灑灑。
除了看看報，給兒子拉胡琴吊嗓子，教徒弟，作身段示範，大部分時間盤膝坐在床上一個人琢磨戲。晚年特別重視氣口。
他說：花臉一句唱得用多少氣？年輕時憑火力壯，現在上了歲數，得在氣口上下功夫。他精研氣口，深有心得。比如《智取威虎山》李勇奇唱的「掃平那威虎山我一馬當先」，一般花臉都唱成「一馬——當先」，盛戎說，叫我，我唱成這樣：「我一馬當——先」，「當」字唱雀上面，和「一馬當」一口氣，然後換氣，再單獨唱「先」，這樣「先」字氣才顯足。他很欣賞《智取威虎山》「同志們語重心長」的「長」字唱斷，不拖泥帶水。他是唱花臉的，但對程派興趣很大，認為花臉運腔，可以參考。
盛戎在台上，在平常生活里，都從容不迫，他走得可是過於匆匆了。他去世時才五十六歲，活到今天，也只是八十歲，本來可以留下更多的東西，現在只搜集到不多的圖片，可供後人凝眸懷想，是可悲也。
我的父親
我父親行三。我的祖母有時叫他的小名「三子」。他是陰曆九月初九重陽節那天生的，故名菊生（我父親那一輩生字排行，大伯父名廣生，二伯父名常生），字淡如。他作畫時有時也題別號：亞痴、灌園生……他在南京讀過舊制中學。所謂舊制中學大概是十年一貫制的學堂。我見過他在學堂時用過的教科書，英文是納氏文法，代數幾何是線裝的有光紙印的，還有「修身」
什麼的。他為什麼沒有升學，我不知道。「舊制中學生」也算是功名。他的這個「功名」我在我的繼母的「銘旌」上見過，寫的是扁宋體的泥金字，所以記得。什麼是「銘旌」，看《紅樓夢》賈府辦秦可卿喪事那回就知道，我就不嚕囌了。
我父親年輕時是運動員。他在足球校隊踢後衛。他是撐桿跳選手，曾在江蘇全省運動會上拿過第一。他又是單杠選手。
我還見過他在天王寺外邊駐軍所設置的單杠上表演過空中大迴環兩周，這在當時是少見的。他練過武術，腿上帶過鐵砂袋。
練過拳，練過刀、槍。我見他施展過一次武功，我初中畢業后，他陪我到外地去投考高中，在小輪船上，一個初來的偵緝隊以檢查為名勒索乘客的錢財。我父親一掌，把他打得一溜跟頭，從船上退過跳板，一屁股坐在碼頭上。我父親平常溫文爾雅，我還沒見過他動手打人，而且，真有兩下子！我父親會騎馬。
南京馬場有一匹劣馬，咬人，沒人敢碰它，平常都用一截粗竹筒套住它的嘴。我父親偷偷解開韁繩，一蹁腿騎了上去。一趟馬道子跑下來，這馬老實了。父親還會游泳，水性很好。這些，我都不知道他是什麼時候學的。
從南京回來后，他玩過一個時期樂器。他到蘇州去了一趟，買回來好些樂器，笙簫管笛、琵琶、月琴、拉秦腔的胡胡、揚琴，甚至還有大小嗩吶。嗩吶我從未見他吹過。這東西吵人，除了吹鼓手、戲班子，一般玩樂器人都不在家裏吹。一把大嗩吶、一把小嗩吶（海笛）一直放在他的畫室櫃櫥的抽屜里。我們孩子們有時翻出來玩。沒有哨子，吹不響，只好把銅嘴含在嘴裏，自己嗚嗚作聲，不好玩！他的一支洞簫、一支笛子，都是少見的上品。洞簫簫管很細，外皮作殷紅色，很有年頭了。
笛子不是纏絲塗了一節一節黑漆的，是整個笛管擦了荸薺紫漆的，比常見的笛子管粗。簫聲幽遠，笛聲圓潤。我這輩子吹過的簫笛無出其右者。這兩支簫笛不是從樂器店裏買的，是花了大價錢從私人手裏買的。他的琵琶是很好的，但是拿去和一個理髮店裏換了。他拿回理髮店的那面琵琶又臟又舊、油里咕嘰的。我問他為什麼要換了這麼一面臟琵琶回來，他說：「這面琵琶聲音好！」理髮店用一面舊琵琶換了他的幾乎是全新的琵琶，當然樂意。不論什麼樂器，他聽聽別人演奏，看看指法，就能學會，他彈過一陣古琴，說：都說古琴很難，其實沒有什麼。
我的一個遠房舅舅，有一把一個法國神父送他的小提琴，我父親跟他借回來，鼓揪鼓揪，幾天工夫，就能拉出曲子來，據我父親說：樂器里最難，最要功夫的，是胡琴。別看它只有兩根弦，很簡單，越是簡單的東西越不好弄。他拉的胡琴我拉不了，弓子硬馬尾多，滴的松香很厚，松香拉出一道很窄的深槽，我一拉，馬尾就跑到深槽的外面來了。父親不在家的時候我有時使勁拉一小段，我父親一看松香就知道我動過他的胡琴了。他後來不大擺弄別的樂器了，只有胡琴是一直拉着的。
摒擋絲竹以後，父親大部分時間用於畫畫和刻圖章，他畫畫並無真正的師承，只有幾個畫友。畫友中過從較密的是鐵橋，是一個和尚，善因寺的方丈。我寫的小說《受戒》裏的石橋，就是以他為原型的。鐵橋曾在蘇州鄧尉山一個廟裏住過，他作畫有時下款題為「鄧尉山僧」。我父親第二次結婚，娶我的第一個繼母，新房裏就掛了鐵橋的一個條幅，泥金紙，上角畫了幾枝桃花，兩隻燕子，款題「淡如仁兄嘉禮弟鐵橋寫賀」。在新房裏掛一幅和尚的畫，我的父親可謂全無禁忌；這位和尚和俗人稱兄道弟，也真是不拘禮法。我上小學的時候，就覺得他們有點「胡來」。這幅畫的兩邊還配了我的一個舅舅寫的一副虎皮宣的對子：「蝶欲試花猶護粉，鶯初學囀尚羞簧」，我後來懂得對聯的意思了，覺得實在很不像話！鐵橋能畫，也能寫。他的字寫石鼓，畫法任伯年。根據我的印象，都是相當有功力的。我父親和鐵橋常來往，畫風卻沒有怎麼受他的影響。也畫過一陣工筆花卉。我們那裏的畫家有一種理論，畫畫要從工筆入手，也許是有道理的。揚州有一位專畫菊花的畫家，這位畫家畫菊按朵論價，每朵大洋一元。父親求他畫了一套菊譜，二尺見方的大冊頁。我有個姑太爺，也是畫畫的，說：「像他那樣的玩法，我們玩不起！」興化有一位畫家徐子兼，畫猴子，也畫工筆花卉。我父親也請他畫了一套冊頁。有一開畫的是罌粟花，薄瓣透明，十分絢麗。一開是月季，題了兩行字：「春水蜜波為花寫照。」「春水」、「蜜波」是月季的兩個品種，我覺得這名字起得很美，一直不忘。我見過父親畫工筆菊花，原來花頭的顏色不是一次敷染，要「加」幾道。揚州有菊花名種「曉色」，父親說這種顏色最不好畫。「曉色」，很空靈，不好捉摸。他畫成了，我一看，是曉色！他後來改了畫寫意，用筆略似吳昌碩，照我看，我父親的畫是有功力的，但是「見」得少，沒有行萬里路，多識大家真跡，受了限制。他又不會作詩，題畫多用前人陳句，故佈局平穩，缺少創意。
父親刻圖章，初宗浙派，清秀規矩。他年輕時刻過一套《陋室銘》印譜，有幾方刻得不錯，但是過於着意，很拘謹。有「蘭帶」、「折釘」，都是「做」出來的。有一方「草色入簾青」
是雙鈎，我小時覺得很好看，稍大，即覺得纖巧小氣。《陋室銘》印譜只是他初學刻印的成績。三十多歲后，漸漸豪放，以治漢印為主。他有一套端方的《齋印存》，經常放在案頭。有時也刻浙派少印。我記得他給一個朋友張仲陶刻過一塊青田涑石小長方印，文曰「中」，實在漂亮。「中」兩字也很好安排。
刻印的人多喜藏石。父親的石頭是相當多的，他最心愛的是三塊田黃，我在小說《歲寒三友》中寫的靳彝甫的三塊田黃，實際上寫的是我父親的三塊圖章。
他蓋章用的印泥是自己做的。用的是「大劈砂」，這是硃砂里最貴重的。大劈砂深紫色的，片狀，製成印泥，鮮紅奪目。
他說見過一些明朝畫，紙色已經灰暗，而印色鮮明不變。大劈砂蓋的圖章可以「隱指」，即用手指摸摸，印文是鼓出的。他的畫室的書櫥里擺了一列裝在玻璃瓶的大劈砂和陳年的蓖麻子油，蓖麻油是調印色用的。
我父親手很巧，而且總是活得很有興緻。他會做各種玩意。
元宵節，他用通草（我們家開藥店，可以選出很大片的通草）為瓣，用畫牡丹的西洋紅（西洋紅很貴，齊白石作畫，有一個時期，如用西洋紅，是要加價的）染出深淺，做成一盞荷花燈，點了蠟燭，比真花還美。他用蟬翼箋染成淺綠，以鐵絲為骨，做了一盞紡織娘燈，下安細竹棍。我和姐姐提了，舉著這兩盞燈上街，到鄰居家串門，好多人圍着看。清明節前，他糊風箏。
有一年糊了一隻蜈蚣（我們那裏叫「百腳」），是絹糊的，他用藥店裏稱麝香用的小戥子約蜈蚣兩邊的雞毛，——雞毛必須一樣重，否則上天就會打滾。他放這隻蜈蚣不是用的一般線，是胡琴的老弦。我們那裏用老弦放風箏的，家父實為第一人（用老弦放風箏，風箏可以筆直地飛上去，沒有「肚子」）。他帶了幾個孩子在傅公橋麥田裏放風箏。這時麥子尚未「起身」，是不怕踩的，越踩越旺。春服既成，惠風和暢，我父親這個孩子頭帶着幾個孩子，在碧綠的麥壠間奔跑呼叫，為樂如何？我想念我的父親（我現在還常常夢見他），想念我的童年，雖然我現在是七十二歲，皤然一老了。夏天，他給我們糊養金鈴子的盒子。
他用鑽石刀把玻璃裁成一小塊一小塊，再合攏，接縫處用皮紙糨糊固定，再加兩道細蠟箋條，成了一隻船、一座小亭子、一個八角玲瓏玻璃球，裏面養著金鈴子。隔着玻璃，可以看到金鈴子在裏面爬，吃切成小塊的梨，張開翅膀「叫」。秋天，買來拉秧的小西瓜，把瓜瓤掏空，在瓜皮上鏤刻出很細緻的圖案，做成幾盞西瓜燈，西瓜燈里點了蠟燭，撒下一片綠光，父親鼓搗半天，就為讓孩子高興一晚上。我的童年是很美的。
我母親死後，父親給她糊了幾箱子衣裳，單夾皮棉，四時不缺。他不知從哪裏搜羅來各種顏色，砑出各種花樣的紙。聽我的大姑媽說，他糊的皮衣跟真的一樣，能分出灘羊、灰鼠。
這些衣服我沒看見過，但他用剩的色紙，我見過。我們用來折「手工」。有一種紙，銀灰色，正像當時時興的「慕本緞子」。
我父親為人很隨和，沒架子。他時常周濟窮人，參與一些有關公益的事情。因此在地方上人緣很好。民國二十年發大水，大街成了河。我每天看見他蹚著齊胸的水出去，手裏橫執了一根很粗的竹篙，穿一身直羅褂，他出去，主要是辦賑濟。我在小說《釣魚的醫生》裏寫王淡人有一次乘了船，在腰裏系了鐵鏈，讓幾個水性很好的船工也在腰裏系了鐵鏈，一頭拴在王淡人的腰裏，冒着生命危險，渡過激流，到一個被大水圍困的孤村去為人治病，這寫的實際是我父親的事。不過他不是去為人治病，而是去送「華洋義賑會」發來的麵餅（一種很厚的麵餅，山東人叫「鍋盔」）。這件事寫進了地方上人送給我祖父的六十壽序里，我記得很清楚。
父親後來以為人醫眼為職業。眼科是汪家祖傳。我的祖父、大伯父都會看眼科。我不知道父親懂眼科醫道。我十九歲離開家鄉，離鄉之前，我沒見過他給人看眼睛。去年回鄉，我的妹婿給我看了一冊父親手抄的眼科醫書，字很工整，是他年輕時抄的。那麼，他是在眼科上下過功夫的。聽說他的醫術還挺不錯。有一鄰居的孩子得了眼疾，雙眼腫得像桃子，眼球紅得像大紅緞子。父親看過，說不要緊。他叫孩子的父親到陰城（一片亂葬墳場，很大，很野，據說韓世忠在這裏打過仗）去捉兩個大田螺來。父親在田螺里倒進兩管鵝翎眼藥，兩撮冰片，把田螺扣在孩子的眼睛上，過了一會田螺殼裂了。據那個孩子說，他睜開眼，看見天是綠的。孩子的眼好了，一生沒有再犯過眼病。田螺治眼，我在任何醫書上沒看見過，也沒聽說過。這個「孩子」現在還在，已經五十幾歲了，是個理髮師傅。去年我回家鄉，從他的理髮店門前經過，那天，他又把我父親給他治眼的經過，向我的妹婿詳細地敘述了一次。這位理髮師傅希望我給他的理髮店寫一塊招牌。當時我很忙，沒有來得及給他寫。
我會給他寫的。一兩天就寫了託人帶去。
我父親配製過一次眼藥。這個配方現在還在，但是沒有人配得起，要幾十種貴重的葯，包括冰片、麝香、熊膽、珍珠……珍珠要是人戴過的。父親把祖母帽子上的幾顆大珠子要了去。
聽我的第二個繼母說，他製藥極其虔誠，三天前就洗了澡（「齋戒沐浴」），一個人住在花園裏，把三道門都關了，誰也不讓去。
父親很喜歡我。我母親死後，他帶着我睡。他說我半夜醒來就笑。那時我三歲（實年）。我到江陰去投考南菁中學，是他帶着我去的。住在一個市庄的棧房裏，臭蟲很多。他就點了一支蠟燭，見有臭蟲，就用蠟燭油滴在它身上。第二天我醒來，看見席子上好多好多蠟燭油點子。我美美地睡了一夜，父親一夜未睡。我在昆明時，他還在信封里用玻璃紙包了一小包「蝦松」寄給我過。我父親很會做菜，而且能別出心裁。我的祖父春天忽然想吃螃蟹。這時候哪裏去找螃蟹？父親就用瓜魚（即水仙魚）給他偽造了一盤螃蟹，據說吃起來跟真螃蟹一樣。「蝦松」是河蝦剁成米大小粒，摻以小醬瓜丁，入溫油炸透。我也吃過別人做的「蝦松」，都比不上我父親的手藝。
我很想念我的父親，現在還常常做夢夢見他。我的那些夢本和他不相干，我夢裏的那些事，他不可能在場，不知道怎麼會摻和進來了。
我的母親
我父親結過三次婚。我的生母姓楊。我不知道她的學名。
楊家不論男女都是排行的。我母親那一輩「遵」字排行，我母親應該叫楊遵什麼。前年我寫信問我的姐姐我們的母親叫什麼。姐姐回信說：叫「強四」。我覺得很奇怪，怎麼叫這麼個名呢？是小名嗎？也不大像。我知道我母親不是行四。一個人怎麼會連自己母親的名字都不知道呢？因為我母親活着的時候我太小了。
我三歲的時候，母親就故去了。我對她一點印象都沒有。
她得的是肺病，病後即移住在一個叫「小房」的房間里，她也不讓人把我抱去看她。我只記得我父親用一個煤油箱自製了一個爐子。煤油箱橫放着，有兩個火口，可以同時為母親熬粥，熬參湯、燕窩，另外還記得我父親雇了一隻船陪她到淮城去就醫，我是隨船去的。還記得小船中途停泊時，父親在船頭釣魚，我記得船艙里掛了好多大頭菜。我一直記得大頭菜的氣味。
我只能從母親的畫像看看她。據我的大姑媽說，這張像畫得很像。畫像上的母親很瘦，眉尖微蹙。樣子和我的姐姐很相似。我母親是讀過書的。她病倒之前每天還寫一張大字。我曾在我父親的畫室里找出一摞母親寫的大字，字寫得很清秀。
前年我回家鄉，見着一個老鄰居，她記得我母親。看見過我母親在花園裏看花——這家鄰居和我們家的花園只隔一堵短牆。我母親叫她「小新娘子」。「小新娘子，過來過來，給你一朵花戴。」我於是好像看見母親在花園裏看花，並且覺得她對鄰居很和善。這位「小新娘子」已經是八十多歲的老太太了！
我還記得我母親愛吃京冬菜。這東西我們家鄉是沒有的，是托做京官的親戚帶回來的，裝在陶制的罐子裏。
我母親死後，她養病的那間「小房」鎖了起來，裏面堆放着她生前用的東西，全部嫁妝——「擦櫥」、皮箱和銅火盆，朱漆的火盆架子……我的繼母有時開鎖進去，取一兩樣東西，我跟着進去看過。「小房」外面有一個小天井。靠南有一個秋葉形的小花台。花台上開了一些秋海棠。這些海棠自開自落，沒人管它。花很伶仃，但是顏色很紅。
我的第一個繼母娘家姓張。她們家原來在張家莊住，是個鄉下財主。後來在城裏蓋了房子，才搬進城來。房子是全新的，新磚，新瓦，油漆的顏色也都很新。沒有什麼花木，卻有一片很大的桑園。我小時就覺得奇怪，又不養蠶，種那麼多桑樹做什麼？
桑樹都長得很好，干粗葉大，是湖桑。我的繼母幼年喪母，她是跟姑媽長大的，姑媽家姓吳。繼母的姑媽年輕守寡。
她住的房子二樑上掛着一塊匾，朱底金字：「松貞柏節」，下款是「大總統題」。這大總統不知是誰，是袁世凱，還是黎元洪？
吳家家境不富裕，住的房子是張家的三間偏房。老姑奶奶有兩個兒子，一個叫大和子，一個叫小和子。兩個兒子都沒上學校，念了幾年私塾，專學珠算。同年齡的少年學「雞兔同籠」，他們卻每天打「歸除」、「斤求兩，兩求斤」。他們是準備到錢莊去學生意的。
我的繼母歸寧，也到她的繼母屋裏坐坐，但大部分時間都在這三間偏房裏和姑媽在一起。我父親到老丈人那邊應酬應酬，說些淡話，也都在「這邊」陪姑媽閑聊。直到「那邊」來請坐席了，才過去。
繼母身體不好。她婚前咳嗽得很厲害，和我父親拜堂時是服用了一種進口的杏仁露壓住的。
她是長女，但是我的外公顯然並不鍾愛她。她的陪嫁妝奩是不豐的。她有時準備出門做客，才戴一點首飾。比較好的首飾是副翡翠耳環。有一次，她要帶我們到外公家拜年，她打扮了一下，換了一件灰鼠的皮襖。我覺得她一定會冷。這樣的天氣，穿一件灰鼠皮襖怎麼行呢？然而她只有一件皮襖。我忽然對我的繼母產生一種說不出來的感情。我可憐她，也愛她。
後娘不好當。我的繼母進門就遇到一個局面，「前房」（我的生母）留下三個孩子：我姐姐，我，還有一個妹妹。這對於「後娘」當然會是沉重的負擔。上有婆婆，中有大姑子，小姑子，還有一些親戚鄰居，她們都拿眼睛看着，拿耳朵聽着。
也許我和娘（我們都叫繼母為娘）有緣，娘很喜歡我。
她每次回娘家，都是吃了晚飯才回來。張家總是叫了兩輛黃包車，姐姐和妹妹坐一輛，娘摟着我坐一輛。張家有個規矩（這規矩是很多人家都有的），姑娘回自己婆家，要給孩子手裏拿兩根點着了的安息香。我於是拿着兩根安息香，偎在娘懷裏。
黃包車慢慢地走着。兩旁人家、店鋪的影子向後移動着，我有點迷糊。聞着安息香的香味，我覺得很幸福。
小學一年級時，冬天，有一天放學回家，我大便急了，憋不住，拉在褲子裏了（我記得我拉的屎是熱騰騰的）。我兜著一褲兜屎，一扭一扭地回了家。我的繼母一聞，二話沒說，趕緊燒水，給我洗了屁股。她把我擦乾淨了，讓我圍着棉被坐着。
接着就給我洗襯褲刷棉褲。她不但沒有說我一句，連眉頭都沒有皺一下。
我妹妹長了頭虱，娘煎草藥給她洗頭，用篦子給她篦頭髮。
張氏娘認識字，念過《女兒經》。《女兒經》有幾個版本，她念過的那本，她從娘家帶過來，我看過。裏面有這樣的句子：「張家長，李家短，別人的事情我不管。」她就是按照這一類道德規範做人的。她有時念經：《金剛經》《心經》《高王經》。她是為她的姑媽念的。
她做的飯菜有些是鄉下做法，比如番瓜（南瓜）熬麵疙瘩、煮百合先用油炒一下。我覺得這樣的吃法很怪。
她死於肺病。
我的第二個繼母姓任。任家是邵伯大地主，莊園有幾座大門，莊園外有壕溝弔橋。
我父親是到邵伯結的婚。那年我已經十七歲，讀高二了。
父親寫信給我和姐姐，叫我們去參加他的婚禮。任家派一個長工推了一輛獨輪車到邵伯碼頭來接我們。我和姐姐一人坐一邊。
我第一次坐這種獨輪車，覺得很有趣。
我已經很大了，任氏娘對我們很客氣，稱呼我是「大少爺」。
我十九歲離開家鄉到昆明讀大學。一九八六年回鄉，這時娘才改叫我「曾祺」——我這時已經六十六歲，也不是什麼「少爺」
了。我對任氏娘很尊敬。因為她伴隨我的父親度過了漫長的很艱苦的滄桑歲月。
她今年八十六歲。
我的祖父祖母
我的祖父名嘉勛，字銘甫。他的本名我只在名帖上見過。
我們那裏有個風俗，大年初一，多數店鋪要把東家的名帖投到常有來往的別家店鋪。初一，店鋪是不開門的，都是天不亮由門縫裏插進去。名帖是前兩天由店鋪的「相公」（學生）在一張一張八寸長、五寸寬的大紅紙上用一個木頭戳子蘸了墨汁蓋上去的，楷書，字有核桃大。我有時也願意蓋幾張。蓋名帖使人感到年就到了。我蓋一張，總要端詳一下那三個烏黑的歐體正字：汪嘉勛，好像對這三個字很有感情。
祖父中過拔貢，是前清末科，從那以後就廢科舉改學堂了。
他沒有能考取更高的功名，大概是終身遺憾的。拔貢是要文章寫得好的。聽我父親說，祖父的那份墨卷是出名的，那種章法叫作「夾鳳股」。我不知道是該叫「夾鳳」還是「夾縫」，當然更不知道是如何一種「夾」法。拔貢是做不了官的。功名道斷。
他就在家經營自己的產業。他是個創業的人。
我們家原是徽州人（據說全國姓汪的原來都是徽州人），遷居高郵，從我祖父往上數，才七代。祠堂里的祖宗牌位沒有多少塊。高郵汪家上幾代功名似都不過舉人，所做的官也只是「教諭」、「訓導」之類的「學官」，因此，在邑中不算望族。我的曾祖父曾在外地坐過館，後來做「鹽票」虧了本。「鹽票」亦彌「鹽引」，是包給商人銷售官鹽的執照，大概是近似股票之類的東西，我也弄不清做鹽票怎麼就會虧了，甚至把家產都賠盡了。聽我父親說，我們後來的家業是祖父幾乎是赤手空拳地創出來的。創業不外兩途：置田地，開店鋪。
祖父手裏有多少田，我一直不清楚。印象中在兩千多畝，這是個不小的數目。但他的田好田不多。一部分在北鄉。北鄉田瘦，有的只能長草，謂之「草田」。年輕時他是親自管田的，常常下鄉。後來請人代管，田地上的事就不再過問。我們那裏有一種人，專替大戶人家管田產，叫作「田禾先生」。看青（估產）、收租、完糧、丈地……這也是一套學問。田禾先生大都是世代相傳的。我們家的田禾先生姓龍，我們叫他龍先生。他給我留下頗深的印象，是因為他騎驢。我們那裏的驢一般都是牽磨用，極少用來乘騎。龍先生的家不在城裏，在五里壩。他每逢進城辦事或到別的鄉下去，都是騎驢。他的驢拴在檐下，我愛喂它吃粽子葉。龍先生總是關照我把包粽子的麻筋揀乾淨，說驢吃了會把腸子纏住。
祖父所開的店鋪主要是兩家藥店，一家萬全堂，在北市口，一家保全堂，在東大街。這兩家藥店過年貼的春聯是祖父自撰的。萬全堂是「萬花仙掌露，全樹上林春」，保全堂是「保我黎民，全登壽域」。祖父的藥店信譽很好，他堅持必須賣「地道藥材」。藥店一般倒都不賣假藥，但是常常不很地道。尤其是丸散，常言「神仙難識丸散」，連做藥店的內行都不能分辨這裏該用的貴重葯料，麝香、珍珠、冰片之類是不是上色足量。萬全堂的製藥的過道上掛着一副金字對聯：「修台雖無人見，存心自有天知」，並非虛語。我們縣裏有幾個門面輝煌的大藥店，店裏的店員生了病，配方抓藥。都不在本店，叫家裏人到萬全堂抓。
祖父並不到店問事，一切都交給「管事」（經理）。只到每年臘月二十四，由兩位管事挾了總賬，到家裏來，向祖父報告一年營業情況。因為信譽好，盈利是有保證的。我常到兩處藥店去玩，尤其是保全堂，幾乎每天都去。我熟悉一些中藥的加工過程，熟悉藥材的形狀、顏色、氣味。有時也參加搓「梧桐子大」
的蜜丸，碾葯，攤膏藥。保全堂的「管事」、「同事」（配藥的店員）、「相公」（學生意未滿師的）跟我關係很好。他們對我有一個很親切的稱呼，不叫我的名字，叫「黑少」——我小名叫黑子。我這輩子沒有別人這樣稱呼過我。我的小說《異秉》寫的就是保全堂的生活。
祖父是很有名的眼科醫生。汪家世代都是看眼科的。他有一球眼藥，有一個柚子大，黑咕隆咚的。祖父給人看了眼，開了方子，祖母就用一把大剪子從黑柚子的窟窿摳出耳屎大一小塊，用紙包了交給病人，囑咐病人用清水化開，用燈草點在眼裏。這一球眼藥不知道有多少年頭了，據說很靈。祖父為人看眼病是不收錢也不受禮的。
中年以後，家道漸豐，但是祖父生活儉樸，自奉甚薄。他愛喝一點好茶，西湖龍井。飯食很簡單。他總是一個人吃，在堂屋一側放一張「馬杌」——較大的方凳，便是他的餐桌。坐小板凳。他愛吃長魚（鱔魚）湯下麵。面下在白湯里，湯里的長魚撈出來便是酒菜。——他每頓用一個五彩釉畫公雞的茶盅喝一盅酒。沒有長魚，就用鹹鴨蛋下酒。一個鹹鴨蛋吃兩頓。
上頓吃一半，把蛋殼上掏蛋黃蛋白的小口用一塊小紙封起來，下頓再吃。他的馬杌上從來沒有第二樣菜。喝了酒，常在房裏大聲背唐詩：「李白斗酒詩百篇，長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來不上船，自稱臣是灑……中……仙……」汪銘甫的儉省，在我們縣是有名的。
但是他曾有一個時期捨得花錢買古董字畫。他有一套商代的彝鼎，是祭器。不大，但都有銘文。難得的是五件能配成一套。我們縣裏有錢人家辦喪事，六七開弔，常來借去在供桌上擺一天。有一個大霽紅花瓶，高可四尺，是明代物。一九八六年我回鄉時，我的妹婿問我：「人家都說汪家有個大霽紅花瓶，是有過嗎？」我說：「有過！」我小時天天看見，放在「老爺櫃」
（神案）上，不過我們並不覺得它有什麼名貴，和老爺柜上的錫香爐燭台同等看待之。他有一個奇怪古董：渾天儀。不是陳列在南京紫金山天文台和北京觀象台的那種大傢伙，只是一個直徑約四寸的銅的溜圓的圓球，上面有許多星星，下面有一個把，安在紫檀木座上。就放在他床前的小條桌上。我曾趴在桌上細細地看過，沒有什麼好看。是明代御造的。其珍貴處在一次一共只造了幾個。祖父不知是從哪裏買來的。他還為此起了一個齋名「渾天儀室」，讓我父親刻了一塊長方形的圖章。他有幾張好畫。有四幅馬遠的小屏條。他曾為這四張畫親自到蘇州去，請有名的細木匠做紫檀木框，把畫嵌在裏面。對這四幅畫的真偽，我有點懷疑，面的構圖頗滿，不像「馬一角」。但「年份」
是很舊的。有一個高約八尺的絹地大中堂，畫的是「報喜圖」。
一棵很大的柏樹，樹上有十多隻喜鵲，下面卧著一頭豹子。作者是呂紀。我小時候不知呂紀是何許人，只覺得畫得很像，豹子的毛是一根一根都畫出來的，真虧他有那麼多工夫！這幾幅畫平常是不讓人見的，只在他六十大壽時拿出來掛過。同時掛出來的字畫，我記得有鄭板橋的六尺大橫幅，紙本，畫的是蘭花；陳曼生的隸書對聯；汪琬的楷書對聯。我對汪琬的對子很有興趣，字很端秀，尤其是對子的紙。真好看，豆綠色的蠟箋。
他有很多字帖，是一次從夏家買下來的。夏家是百年以上的大家，號「十八鶴來堂夏家」（據說堂建成時有十八隻仙鶴飛來）。
夏家的房屋極多而大。花園裏有合抱的大桂花，有曲沼流泉，人稱「夏家花園」。後來敗落了，就出賣藏書字畫。祖父把幾箱字帖都買了。我小時候寫的《圭峰碑》《閑邪公家傳》，以及後來獎勵給我的虞世南的《夫子廟堂碑》、褚遂良的《聖教序》、小字《麻姑仙壇》，都是初拓本，原是夏家的東西。祖父有兩件寶。一是一塊蕉葉白大端硯。據我父親說，顏色正如芭蕉葉的背面。是夏之蓉的舊物。一是《雲麾將軍碑》，據說是個很早的拓本，海內無二，這兩樣東西祖父視為性命，每遇「兵荒」，就叫我父親首先用油布包了埋起來。這兩件寶物，我都沒有看見過。解放后還在，現在不知下落。
我弄不清祖父的「思想」是怎麼回事。他是幼讀孔孟之書的，思想的基礎當然是儒家。他是學佛的，在教我讀《論語》的桌上有一函《南無妙法蓮華經》。他是印光法師的弟子。他屋裏的桌上放的兩部書，一部是顧炎武的《日知錄》，另一部是《紅樓夢》！更不可理解的是，他訂了一份雜誌：鄒韜奮編的《生活周刊》。
我的祖父本來是有點浪漫主義氣質，詩人氣質的，只是因為所處的環境，使他的個性不可能得到發展。有一年，為了避亂，他和我父親這一房住在鄉下一個小廟裏，即我的小說《受戒》所寫的菩提庵里，就住在小說所寫「一花一世界」那間小屋裏。這樣他就常常讓我陪他說說閑話。有一天，他喝了酒，忽然說起年輕時的一段風流韻事，說得老淚縱橫。我沒怎麼聽明白，又不敢問個究竟。後來我問父親：「是有那麼一回事嗎？」
父親說：「有！是一個什麼大官的姨太太。」老人家不知為什麼要跟他的孫子說起他的艷遇，大概他的塵封的感情也需要宣洩宣洩吧，因此我覺得我的祖父是個人。
我的祖母是談人格的女兒。談人格是同光間本縣最有名的詩人，一縣人都叫他「談四太爺」。我的小說《徙》裏所寫的談甓漁就是參照一些關於他的傳說寫的。他的詩我在小說《故里雜記?李三》的附註里引用過一首《警火》。後來又讀了友人從舊縣誌里抄出寄來的幾首。他的詩明白曉暢，是「元和體」，所寫多與治水、修壩、築堤有關，是「為事而發」，屬閑適一類者較少。看來他是一個關心世務的明白人，縣人所傳關於他的糊塗放誕的故事不怎麼可靠。
祖母是個很勤勞的人，一年四季不閑着。做醬。我們家吃的醬油都不到外面去買。把醬豆瓣加水熬透，用一個牛腿似的布兜子「吊」起來，醬油就不斷由布兜的末端一滴一滴滴在盆里。這「醬油兜子」就掛在祖母所住房外的廊檐上。逢年過節，有客人，都是她親自下廚。她做的魚圓非常嫩。上墳祭祖的祭菜都是她做的。端午，包粽子。中秋洗「連枝藕」——藕得有五節，極肥白，是供月亮用的。做糟魚。糟魚燒肉，我小時候不愛吃那種味兒，現在想起來是很好吃的東西。腌鹹蛋。入冬，腌菜。腌「大鹹菜」，用一個能容五擔水的大缸腌「青菜」。我的家鄉原來沒有大白菜，只有青菜，似油菜而大得多。腌芥菜。
腌「辣菜」，——小白菜晾去水分，入芥末同腌，過年時開壇，色如淡金，辣味沖鼻，極香美。自離家鄉，我從來沒吃過這麼好吃的鹹菜。風雞，——大公雞不去毛，揉入粗鹽，外包荷葉，懸之於通風處，約二十日即得，久則愈佳。除夕，要吃一頓「團圓飯」，祖父與兒孫同桌。團圓飯必有一道鴨羹湯，鴨丁與山藥丁、慈菇丁同煮。這是徽州菜。大年初一，祖母頭一個起來，包「大圓子」，即湯糰。我們家的大圓子特別「油」。圓子餡前十天就以洗沙豬油拌好，每天放在飯鍋頭蒸一次，油都「吃」進洗沙里去了，煮出，咬破，滿嘴油。這樣的圓子我最多能吃四個。
祖母的針線很好。祖父的衣裳鞋襪都是她縫製的。祖父六十歲時，祖母給他做了幾雙「挖雲子」的鞋，——黑呢鞋面上挖出「雲子」，內襯大紅薄呢裏子。這種鞋我只在戲台上和古畫上見過。老太爺穿上，高興得像個孩子。祖母還會剪花樣。
我的小說《受戒》寫小英子的媽趙大娘會剪花樣，這細節是從我祖母身上借去的。
祖母對祖父照料得非常周到。每天晚上用一個「五更雞」
（一種點油的極小的爐子）給他燉大棗。祖父想吃點甜的，又沒有牙，祖母就給他做花生酥，——花生用餅槌碾細，摻綿白糖，在一個針箍子（即頂針）里壓成一個個小圓糖餅。
祖母是吃長齋的。有一年祖父生了一場大病。她在佛前許願，從此吃了長齋。她吃的菜離不了豆腐、麵筋、皮子（豆腐皮）……她的素菜里最好吃的是香蕈餃子。香蕈（即冬菇）熬湯，薺菜餡包小餃子，油炸后順入滾湯中，嗤拉一聲。這道菜她一生中也沒有吃過幾次。
她沒有休息的時候。沒事時也總在捻麻線。一個牛拐骨，上面有個小鐵鈎，續入麻絲后，用手一轉牛拐，就捻成了麻線。
我不知道她捻那麼多麻線幹什麼，肯定是用不完的。小時候讀歸有光的《先妣事略》：「孺人不憂米鹽，乃勞苦若不謀夕」，覺得我的祖母就是這樣的人。
祖母很喜歡我。夏天晚上，我們在天井裏乘涼，她有時會摸著黑走過來，躺在竹床上給我「說古話」（講故事）。有時她唱「偈」，聲音啞啞的：「觀音老母站橋頭……」這是我聽她唱過的唯一的「歌」。
一九九一年十月，我回了一趟家鄉，我的妹妹、弟弟說我長得像祖母。他們拿出一張祖母的六寸相片，我一看，是像，尤其是鼻子以下，兩腮，嘴，都像。我年輕時沒有人說過我像祖母。大概年輕時不像，現在，我老了，像了。
遙寄艾奧瓦
——懷念聶華苓和保羅?安格爾
一九八七年九月，我應安格爾和聶華苓之邀，到艾奧瓦去參加艾奧瓦大學「國際寫作計劃」，認識了他們夫婦，成了好朋友。安格爾是艾奧瓦人，他是艾奧瓦城的驕傲。艾奧瓦的第一國家銀行是本城最大的銀行，和「寫作計劃」的關係很密切（「國際寫作計劃」作家的存款都在第一銀行開戶），每一屆「國際寫作計劃」，第一銀行都要舉行一次盛大的招待酒會。第一銀行的牆壁上掛了一些美國偉人的照片或圖像。酒會那天，銀行特意把安格爾的巨幅淡彩鉛筆圖像也擺了出來，畫像畫得很像，很能表現安格爾的神情：爽朗，幽默，機智。安格爾拉了我站在這張畫像的前邊拍了一張照片。可惜我沒有拿到照相人給我加印的一張。
江迪爾是一家很大的農機廠。這家廠里請亨利?摩爾做了一個很大的抽象的銅像，特意在一口湖當中造了一個小島，把銅像放在島上。江迪爾農機廠是「國際寫作計劃」的贊助者之一，每年要招待國際作家一次午宴。在宴會上，經理致辭，說安格爾是美國文學的巨人。
我不熟悉美國文學的情況，尤其是詩，不能評價安格爾在美國當代文學中的位置。我只讀過一本他的詩集《中國印象》，是他在中國旅行之後寫的，很有感情。他的詩是平易的，好懂的，是自由詩。有一首詩的最後一段只有一行：中國也有螢火蟲嗎？
我忽然非常感動。
我真想給他捉兩個中國的螢火蟲帶到美國去。
我三天兩頭就要上聶華苓家裏去，有時甚至天天去。有兩天沒有去，聶華苓估計我大概一個人在屋裏，就會打電話來。
我們住在五月花公寓，離聶華苓家很近，五分鐘就到了。
聶華苓家在艾奧瓦河邊的一座小山半麓。門口有一塊銅牌，豎寫了兩個隸書：「安寓。」這大概是聶華苓的主意。這是一所比較大的美國中產階級的房子，買了已經有些年了。木結構。
美國的民居很多是木結構，沒有圍牆，一家一家不挨着。這種木結構的房子也是不能挨着，挨在一起，一家着火，會燒成一片。我在美國看了幾處遭了火災的房子，都不殃及鄰舍。和鄰舍保持一段距離，這也反映出美國人的以個人主義為基礎的文化心理。美國人不願意別人干擾他們的生活，不講什麼「處街坊」，不講「聞多素心人，樂與數晨夕」。除非得到邀請，美國人不隨便上人家「串門兒」。
是一座兩層的房子。樓下是聶華苓的書房，有幾張中國字畫。我給她帶去一個我自己畫的小條幅，畫的是一叢秋海棠，一個草蟲，題了兩句朱自清先生的詩：「解得夕陽無限好，不須悵惆近黃昏。」第二天她就掛在書桌的左側，以示對我的尊重。
樓上是卧室、廚房、客廳。一上樓梯，對面的牆上在一塊很大的印第安人的壁衣上掛滿了各個民族、各個地區、各色各樣的面具，是安格爾搜集來的。安格爾特別喜愛這些玩意。他的書架上、壁爐上，到處都是這一類東西（包括一個黃銅敲成的狗頭鳥腳的非洲神像，一些東南亞的皮影戲人形……）。
餐廳的一壁橫掛了一柄船槳，上面寫滿了字，想是安格爾在大學划船比賽獲獎的紀念。
一個書櫃里放了一張安格爾的照片，坐在一塊石頭上，很英俊，一個典型的美國年輕紳士。聶華苓說：「我認識他的時候，他就是這個樣子！」
南面和西面的牆頂牽滿了綠蘿。美國很多人家都種這種植物，有的店鋪里也種。這玩意只要一點土，一點水，就能陸續抽出很長的條，不斷生出心形的濃綠肥厚的葉子。
白色羊皮面的大沙發是可以移動的。一般是西面、北面各一列，成直角。有時也可以拉過來，在小圓桌周圍圍成一圈。
人多了，可以坐在地毯上。台灣詩人蔣勛好像特愛坐在地毯上。
客廳的一角散放着報紙、刊物、畫冊。
這是一個舒適、隨便的環境，誰到這裏都會覺得無拘無束。美國有的人家過於整潔，進門就要脫鞋，又不能抽煙，真是彆扭。
安格爾和聶華苓都非常好客。他們家幾乎每個晚上都是座上客常滿，杯中酒不空。艾奧瓦是個安靜、古板的城市（城市人口六萬，其中三萬是大學生），沒有夜生活。有一個晚上，台灣詩人鄭愁予喝了不少酒，說他知道有一家表演脫衣舞的地方，要帶幾個男女青年去看看。不大一會，回來了！這家早就關閉了。艾奧瓦原來有一家放色情片子的電影院，讓一些老頭兒、老太太轟跑了。夜間無事，因此，家庭聚會就比較多。
「國際寫作計劃」會期三個月，聶華苓星期六大都要舉行晚宴，招待各國作家。分撥邀請。這一撥請哪些位，那一撥請哪些位，是用心安排的。她邀請中國作家（包括大陸的、台灣的、香港的，和在美國的華人作家）次數最多。有些外國作家（主要是說西班牙語的南美作家）有點吃醋，說聶華苓對中國作家偏心。聶華苓聽到了，說「那是！」我跟她說：「我們是你的娘家人。」——「沒錯！」
美國的習慣是先喝酒，后吃飯。六點來鍾，就開始喝。安格爾很愛喝酒，喝威士忌。我去了，也都是喝蘇格蘭威士忌或伯爾本（美國威士忌）。伯爾本有一點苦味，別具特色。每次都是吃開心果就酒。聶華苓不知買了多少開心果，隨時待客，源源不斷。有時我去早了，安格爾在他自己屋裏，聶華苓在廚房忙着，我就自己動手，倒一杯先喝起來。他們家放酒和冰塊的地方我都知道。一邊喝加了冰的威士忌，一邊翻閱一大摞華文報紙，蠻愜意。我在安格爾家喝的威士忌加在一起，大概不止一箱。我一輩子沒有喝過那樣多威士忌。有兩次，聶華苓說我喝得說話舌頭都直了！臨離艾奧瓦前一晚，聶華苓還在我的外麵包着羊皮的不鏽鋼扁酒壺裏灌了一壺酒。
晚飯烤牛排的時候多。我愛吃烤得很嫩的牛排。聶華苓說：「下次來，我給你一塊生牛排你自己切了吃！」
吃過一次核桃樹枝烤的牛肉。核桃樹枝是從後面小山上撿的。
美國火鍋吃起來很簡便。一個長方形的鍋子，各人自己涮雞片、魚片、肉片……
聶華苓表演了一次豆腐丸子。這是湖北菜。
聶華苓在美國二十多年了，但從裏到外，都還是一個中國人。
她有個弟弟也在美國，我聽到她和弟弟打電話，說的是地地道道的湖北話！
有一次中國作家聚會，合唱了一支歌「我的家在東北松花江上」。聶華苓是抗戰後到台灣的，她會唱相當多這樣的救亡歌曲。台灣小說家陳映真、詩人蔣勛，包括年輕的小說家李昂也會唱這支歌。唱得大家心裏酸酸的。聶華苓熱淚盈眶。
聶華苓是個很容易動感情的人。有一次她和在美的華人友好歡聚，在將近酒闌人散（有人已經穿好外衣）的時候，她忽然感傷起來，失聲痛哭，招得幾位女士陪她哭了一氣。
有一次陳映真的父親坐一天的汽車，特意到艾奧瓦來看望中國作家。老先生年輕時在台灣教學，曾把魯迅的小說改成戲劇在台演出，大概是在台灣最早介紹魯迅的學人之一。老先生對祖國懷了極深的感情。陳映真之成為台灣「統派」的代表人物之一，與幼承庭訓有關。陳老先生在席間作了熱情洋溢的講話。我聽了，一時非常激動，不禁和老先生抱在一起，哭了。
聶華苓陪着我們流淚，一面攥着我的手說：「你真好！你真好！
你真可愛！」
我跟聶華苓說：「我已經好多年沒有哭過了。」
聶華苓原來叫我「汪老」，有一天，對我說：「我以後不叫你『汪老'了，把你都叫老了！我叫你汪大哥！」我說：「好！」
不過似乎以後她還是一直叫我「汪老」。
中國人在客廳里高談闊論，安格爾是不參加的，他不會漢語。他會說的中國話大概只有一句：「夠了！太夠了！」一有機會，在給他分菜或倒酒時，他就愛露一露這一句。但我們在聊天時，他有時也在一邊聽着，而且好像很有興趣。我跟他不能交談，但彼此似乎很能交流感情，能夠互相欣賞。有一天我去得稍早，用英語跟他說了一句極其普通的問候的話：「你今天看上去氣色很好。」他大叫：「華苓！他能說完整的英語！」
安格爾在家時衣着很隨便，總是穿一件寬大的紫色睡袍，軟底的便鞋，跑來跑去，一會兒回他的卧室，一會兒又到客廳里來。我說他是個無事忙。聶華苓說：「就是，就是！整天忙忙叨叨，busy！busy！不知道他忙什麼！」
他忙活的事情之一，是伺候他的那群鹿和浣熊。有一群鹿和浣熊住在「安寓」後山的雜木林里，是野生的，經常到他的後窗外來做客。鹿有時兩三隻，有時七八隻；浣熊一來十好幾隻，他得為它們準備吃的。鹿吃玉米粒。艾奧瓦是產玉米的州，玉米粒多的是，鹿都站在較高的山坡上，低頭吃玉米粒，忽然又揚起頭來很警惕地向窗戶里看一眼。浣熊吃麵包。浣熊憨頭憨腦，長得有點像熊貓，膽小，但是在它們專心吃麵包片時，就不顧一切了。美國麵包隔了夜，就會降價處理，很便宜。聶華苓隔一兩天就要開車去買麵包。「浣熊吃，我們也吃！」鹿和浣熊光臨，便是神聖的時刻。安格爾深情地注視窗外，一面伸出指頭示意：不許作聲！鄂溫克族作家烏熱爾圖是獵人，看着窗外的鹿，說：「我要是有一桿槍，一槍就能打倒一隻。」安格爾瞪着灰藍色的眼睛說：「你要是拿槍打它，我就拿槍打你！」
安格爾是個心地善良、脾氣很好、快樂的老人，是個老天真，他愛大笑，大喊大叫，一邊叫着笑着，一邊還要用兩隻手拍著桌子。
他很愛聶華苓，老是愛說他和聶華苓戀愛的經過：他在台北舉行酒會，聶華苓在酒會上沒有和他說話。聶華苓要走了，安格爾問她：「你為什麼不理我？」聶華苓說：「你是主人，你不主動找我說話，我怎麼理你？」後來，安格爾約聶華苓一同到日本去，聶華苓心想：一個外國人，約我到日本去？她還是同意了。到了日本，又到了新加坡、菲律賓……後來呢？後來他們就結婚了。他大概忘了，他已經跟我說過一次他的羅曼史。
我告訴蔣勛，我已經聽他說過了，蔣勛說：「我已經聽過五次！」
他一說起這一段，聶華苓就制止他：「Nomore！Nomore！」
聶華苓從客廳走回她的卧室，安格爾指指她的背影，悄悄地跟我說：
「她是一個了不起的女人！」
十二月中旬，我到紐約、華盛頓、費城、波士頓走了一圈。
走的時候正是艾奧瓦的紅葉最好的時候，橡樹、元寶樹、日本楓……層層疊疊，如火如荼。
回到艾奧瓦，紅葉已經落光，這麼快！
我是年底回國的。離開艾奧瓦那天下了大雪，艾奧瓦一點聲音沒有。
一九八八年，安格爾和聶華苓訪問了大陸一次。作協外聯部不知道是哪位出了一個主意，不在外面宴請他們，讓我在家裏親手給他們做一頓飯，我說「行！」聶華苓在美國時就一直希望吃到我做的菜（我在她家裏只做過一次炸醬麵），這回如願以償了。我給他們做了幾個什麼菜，已經記不清了，只記得有一碗揚州煮乾絲、一個熗瓜皮，大概還有一盤干煸牛肉絲，其餘的，想不起來了。那天是蔣勛和他們一起來的。聶華苓吃得很開心，最後端起大碗。連煮乾絲的湯也喝得光光的。安格爾那天也很高興，因為我還有一瓶伯爾本，他到大陸，老是茅台酒、五糧液，他喝不慣。我給他斟酒時，他又找到機會亮了他的唯一的一句中國話：
「夠了！太夠了！」
一九九○年初秋，我有個親戚到艾奧瓦去（他在艾奧瓦大學讀書），我和老伴請他帶兩件禮物給聶華苓，一個仿楚器雲紋朱紅漆盒，一件彩色扎花印染的純棉衣料。她非常喜歡，對安格爾說：「這真是汪曾祺！」
安格爾因心臟病突發，在芝加哥去世。大概是一九九一年初。
安格爾去世后，我和聶華苓沒有通過信。她現在怎麼生活呢？前天給她寄去一張賀年卡，寫了幾句話，信封上寫的是她原來的地址，也不知道她能不能收到。
1991年12月20日
一輩古人
靳德齋
天王寺是高郵八大寺之一。這寺里曾藏過一幅吳道子畫的觀音。這是可信的。清李必恆還曾賦長詩題詠，看詩意，此人是見過這幅畫的。天王寺始建於宋淳熙年，明代為倭寇焚毀（我的家鄉還鬧過倭寇，以前我不知道），清初重建。這幅畫想是宋代傳下來的。據說有一個當地方官的要去看看，從此即不知下落，這不知是什麼年間的事。反正，這幅畫後來沒有了。
天王寺在臭河邊。「臭河邊」是地名，自北市口至越塘一帶屬於「後街」的地方都叫臭河邊。有一條河，卻不叫「臭河」。
我到現在還沒有考察出來應該叫什麼河，這一帶的居民則簡單地稱之曰「河」。天王寺瀕河，山門（寺廟的山門都是朝南的）外即是河水。寺的殿宇高大，佛像也高大，但是多年沒有修飾，顯得暗舊。寺里僧眾頗多，我們家凡做佛事，都是到天王寺去請和尚。但是寺里香火不盛。很幽靜。我父親曾於月夜到天王寺找和尚閑談，在大殿前石坪上看到一條雞冠蛇，他三步竄上台階，才沒被咬着。雞冠蛇即眼鏡蛇，有劇毒，蛇不能上台價，父親才能逃脫，未被追上。寺廟中有蛇，本是常事，但也說明人跡稀少矣。
天王寺常常駐兵。我的小說《陳小手》裏寫的「天王廟」，即天王寺。駐在寺里的兵一般都很守規矩，並不騷擾百姓。我曾見一個兵半躺在探到水面上的歪脖柳樹上吹簫，這是一個很獨特的畫境。
我是三天兩頭要到天王寺的，從我讀的小學放學回家，倘不走正街（東大街），走後街。天王寺是必經的。我去看「燒房子」。我們那裏有這樣的風俗，給死去親人燒房子。房子是到紙紮店定製的，當然要比真房子小，但人可以走進去。有廳，有室，有花園，花園裏有花，廳堂里有桌有椅，有自鳴鐘，有水煙袋！燒房子在天王寺的旁門（天王寺有個旁門，朝西）邊的空地上。和尚敲動法器，念一通經。然後由親屬舉火燒掉（房子下面都鋪了稻草，一點就著）。或者什麼也沒得看，就從旁門進去，「隨喜」一番，看看佛像，在大的青石上躺一躺。大殿裏涼颼颼的，夏天，躺在青石上，窨人。
天王寺附近住過一個傳奇性的人物，叫靳德齋。這人是個練武的。江湖上流傳兩句話：「打遍天下無敵手，謹防高郵靳德齋。」說是，有一個外地練武的，不服，遠道來找靳德齋較量。
靳德齋不在家，鄰居說他打醬油醋去了。這人就在竺家巷（出竺家巷不遠即是天王寺，我的繼母和異母弟妹現在還住在竺家巷）一家茶館里等他。有人指給他：這就是靳德齋。這人一看，靳德齋一手端著滿滿一碗醬油、一手端著滿滿一碗醋，快走如飛，但是碗裏的醬油、醋卻紋絲不動。這人當時就離開高郵，搭船走了。
靳德齋練的這叫什麼功？兩手各持醬油醋碗，行走如飛，醬油醋不動，這可能嗎？不過用這種辦法來表現一個武師的功夫，卻是很別緻的，這比揮刀舞劍，口中「嘿嘿」地亂喊，更富於想像。
我小時走過天王寺，看看那一帶的民居，總想：哪一處是靳德齋曾經住過的呢？
後於靳德齋，也在天王寺附近住過的，有韓小辮。這人是教過我祖父的拳術的。清代的讀書人，除了讀聖賢書之外，大都還要學兩樣東西，一是學佛，一是學武，這是一時風氣，據我父親說，祖父年輕時腿腳是很有功夫的。他有一次下鄉「看青」（看青即看作物的長勢），夜間遇到一個糞坑。我們那裏鄉下的糞坑，多在路側，坑滿，與地平，上結薄殼，夜間不辨其為坑為地。他左腳踏上，知是糞坑，右腳使勁一躍，即越過糞坑。想一想，於瞬息之間，轉換身體的重心，儘力一躍，倘無功夫，是不行的。祖父是得到韓小辮的一點傳授的。韓小辮的一家都是練功的，他的夫人能把一張板凳放倒，板凳的兩條腿着地，兩條腿翹著，她站在翹起的板凳腳上，做騎馬蹲襠勢，以一塊方石置於膝上，用毛筆大書「天下太平」四字，然後推石一躍而下。這是很不容易的，何況她是小腳。夫人如此，韓小辮功夫可知，這是我父親告訴我的，不知是他親見，還是得諸傳聞。我父親年輕時學過武藝，想不妄語。
張仲陶
《故鄉的食物）有一段：
我父親有一個很怪的朋友，叫張仲陶。他很有學問，曾教我讀過《項羽本紀》。他薄有田產，不治生業，整天在家研究易經，算卦。他算卦用蓍草。全城只有他一個人有用蓍草算卦。據說他有幾卦算得極靈。有一家，丟了一隻金戒指，懷疑是女佣人偷了。這女佣人蒙了冤枉，來求張先生算一卦。張先生算了，說戒指沒有丟，在你們家炒米壇蓋子上。
一找，果然。我小時候就不大相信，算卦怎麼能算得這樣准，怎麼能算得出在炒米壇蓋子上呢？不過他的這一卦說明了一件事，即我們那裏炒米罈子是幾乎家家都有的。
《故鄉的食物》這幾段主要是記炒米的，只是連帶涉及張先生。我對張先生所知道也大概只是這一些，但可補充一點材料。
我從張先生讀《項羽本紀》，似在我小學畢業那年的暑假，算起來大概是虛歲十二歲即實足年齡十歲半的時候。我是怎麼從張先生讀這篇文章的呢？大概是我父親在和朋友「吃早茶」
（在茶館里喝茶，吃乾絲、點心）的時候，聽見張先生談到《史記》如何如何好，《項羽本紀》寫得怎樣怎樣生動，忽然靈機一動，就把我領到張先生家去了。我們縣裏那時睥睨一世的名士，除經書外，讀集部書的較多，讀子史者少。張先生耽於讀史，是少有的。他教我的時候，我的面前放一本《史記》，他面前也有一本，但他並不怎麼看，只是微閉着眼睛，朗朗地背誦一段，給我講一段。很奇怪，除了一篇《項羽本紀》，我以後再也沒有跟張先生學過什麼。他大概早就不記得曾經有過一個叫汪曾祺的學生了。張先生如果活着，大概有一百歲了，我都七十一了嘛！他不會活到這時候的。
張先生原來身體就不好，很瘦，黑黑的，背微駝，除了朗讀《史記》時外，他的語聲是低啞的。
他的夫人是一個微胖的強壯的婦人，看起來很能幹，張家的那點薄薄的田產，都是由她經管的。張仲陶諸事不問，而且還抽一點鴉片煙，其受夫人轄制，是很自然的。一個十多歲的孩子也感覺得出來，張先生有些懼內。
張先生請我父親刻過一塊圖章。這塊圖章很好，魚腦凍，只是很小，高約四分，長方形。我父親給他刻了兩個字，陽文：中陶。刻得很好。這兩個字很好安排。他後來還請我父親刻了兩方壽山石的圖章，一刻陽文，一刻陰文，文曰：「珠湖野人」、「天涯浪跡」。原來有人攛掇他出去闖闖，以卜卦為生，圖章是準備印在卦象釋解上的。事情未果，他並未出門浪跡。還是在家裏糗著。
最近幾年，《易經》忽然在全世界走俏，研究的人日多，角度多不相同，有從哲學角度的，有從史學角度的，有從社會學角度的，有從數學角度的。我於《易經》一無所知，但我覺得這主要還是一部占卜之書。我對張仲陶算的戒指在炒米壇蓋子上那一卦表示懷疑，是覺得這是迷信。現在想想，也許他是有道理的。如果他把一生精研易學的心得寫出來，包括他的那些卦例，會是一本很有意思的書。但是，寫書，張仲陶大概想也沒有想過。小說《歲寒三友》中季陶民在看了靳彝甫的祖父、父親的畫稿后，拍著畫案說：「吾鄉固多才俊之士，而皆困居於蓬牖之中，聲名不出於里巷，悲哉！悲哉！」張仲陶不也是這樣的人嗎？
薛大娘
薛大娘家在臭河邊的北岸，也就是臭河邊的盡頭，過此即為螺螄壩，不屬臭河邊了。她家很好認，四邊不挨人家，遠遠的就能看見。東邊是一家米廠，整天聽見碾米機煙筒砰砰的聲音。西邊是她們家的菜園。菜園西邊是一條路，由東街抄近到北門進城的人多走這條路。路以西，也是一大片菜園，是別人家的。房是草頂碎磚的房，但是很寬敞，有堂屋，有卧室，有廂房。
薛大娘的丈夫是個裁縫，是個極其老實的人，整天不說一句話，只是在東廂房裏帶着兩個徒弟低着頭不停地縫。兒子種菜。所種似只青菜一種。我們每天上學、放學，都可以看見薛大娘的兒子用一個長柄的水舀子澆水，澆糞，水、糞扇面似的灑開，因為用水方便，下河即可擔來，人也勤快，菜長得很好。
相比之下，路西的菜園就顯得有點荒穢不治。薛大娘賣菜。每天早起，兒子砍得滿滿兩筐菜，在河裏浸一會，薛大娘就挑起來上街，「鮮魚水菜」，浸水，不止是為了上分量，也是為了鮮靈好看。我們那裏的菜筐是扁圓的淺筐，但兩筐菜也百十斤，薛大娘挑起來若無其事。
她把菜歇在保安堂藥店的廊檐下，不到一個時辰，就賣完了。
薛大娘靠五十了。她的兒子都那樣大了嘛，但不顯老。她身高腰直，處處顯得很健康。她穿的雖然是粗藍布衣褲，但總是十分乾淨利索。她上市賣菜，赤腳穿草鞋，鞋、腳都很乾凈。
她當然是不打扮的，但是頭梳得很光。臉洗得清清爽爽，雙眼有光，扶著扁擔一站，有一股英氣，「英氣」這個詞用之於一個賣菜婦女身上，似乎不怎麼合適，但是除此之外，你再也找不出一個合適的字眼。
薛大娘除了賣菜，偶爾還干另外一種營生，拉皮條，就是《水滸傳》所說的「馬泊六」。東大街有一些年輕女佣人，和薛大媽很熟，有的叫她乾媽。這些女佣人都是發育到了最好的時候，一個一個亞賽鮮桃。街前街后，有一些後生家，有的還沒成親，有的娶了老婆但老婆不在身邊，油頭粉面，在街上一走，看到這些女佣人，饞貓似的，有時一個後生看中了一個女佣人求到薛大娘，薛大娘說：「等我問問。」因為彼此都見過，眉語目成，大都是答應的。薛大娘先把男的弄到西廂房裏，然後悄悄把女的引來，關了房門，讓他們成其好事。
我們家一個女佣人，就是由於薛大娘的撮合，和一個叫龔長霞的管田禾的——管田禾是為地主料理田畝收租事務的，歡會了幾次，懷上了孩子。後來是由薛大娘弄了葯來，才把私孩子打掉。
薛大娘沒想到別人對她有什麼議論。她認為：一個有心，一個有意，我在當中搭一把手，這有什麼不好？
保安堂藥店的管事姓蒲，行三，店裏學徒的叫他蒲三爺，外人叫他蒲先生。這藥店有一個規矩：每年給店中的「同事」
（店員）輪流放一個月假，回去與老婆團圓（店中「同事」都是外地人），其餘十一個月都住在店裏，每年打十一個月的光棍，蒲三爺自然不能例外。他才四十歲出頭，人很精明，也很清秀，很瀟灑（瀟灑用於一個管事的身上似乎也不大合適）。薛大娘給他拉攏了一個女的，這個女的不是別人，是薛大娘自己。薛大娘很喜歡蒲三，看見他就眉開眼笑，誰都看得出來，她一點也不掩飾。薛大娘趴在蒲三耳朵上。直截了當地說：「下半天到我家來。我讓你……」
薛大娘不怕人知道了，她覺得他乾熬了十一個月，我讓他快活快活，這有什麼不對？
薛大娘的道德觀念和大戶人家的太太小姐完全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