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國民黨高官敗逃台灣真相（第一部）
顧維鈞享譽國際的外交奇才
作為「民國三大美男子」之一，顧維鈞官運與桃花運並享，三次婚姻分別「主貴」、「主富」、「主愛」，而有名無實的第一次婚姻，則成就了他職業外交官的命運。一生業績顯赫，晚年供職國際法院，再度輝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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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字型大小：顧維鈞，字少川，英文名惠靈頓（Wellington）
籍貫：江蘇嘉定（今屬上海嘉定區）
生卒年月：1888.1.29—1985.11.14，卒年97歲
畢業院校：美國哥倫比亞大學
最高職務：內閣總理及北京政府三人攝政之一、海牙國際法院副院長
家世：
祖父——聞名江蘇嘉定縣的仕宦首戶，后在太平天國革命風暴中喪生，顧家自此衰落。
父親——顧溶，字晴川，晚清第一任交通銀行總裁。
兄弟姐妹——共五人，顧維鈞排行第四。
妻子兒女：
髮妻張潤娥，無子女。
第二任妻子唐寶玥，生長子顧德昌、長女顧菊珍。
第三任妻子黃蕙蘭，生次子顧裕昌、三子顧福昌。
第四任妻子嚴幼韻，與前夫楊光泩生有三個女兒。
簡歷
1888年——1月29日出生於上海。
1892年——入私塾。
1899年——入衛理公會的上海英華書院預科。
1901年——入聖約翰書院。
1904年——赴美留學，入紐約庫克學院。
1905年——入哥倫比亞大學文科，畢業後攻讀於政治學研究所。
1909年——獲碩士學位。
1912年——獲法學博士學位。同年任總統袁世凱英文秘書兼國務總理唐紹儀秘書，后兼任外交部秘書。
1913年——參與中英關於西藏問題的談判。
1914年——升任外交部參事。
1915年——參與中日「二十一條」交涉。同年任駐墨西哥公使，后調任駐美國公使。
1916年——簽署中美《六厘金幣庫券合同》、中美《芝加哥銀行借款合同》。
1919年——代表中國就山東問題在巴黎和會上發言，駁斥日本要求，拒簽在和約上簽字。
1920年——調任駐英國公使。同年兼任國際聯盟中國代表。
1921年——任中國代表出席華盛頓會議。
1922年——簽署《解決山東懸案條約》和《九國公約》。同年任王寵惠內閣外交總長。
1923年——任高凌蔚內閣外交總長。
1924年——任孫寶琦內閣外交總長，後任顏惠慶內閣外交總長。同年簽訂《中蘇協定》。
1926年——任財政總長，代理國務總理兼外交總長。
1931年——任「國民黨特種外交委員會」委員。同年任國民政府外交部長。
1932年——任國聯李頓調查團中國顧問。同年被委任為駐法國公使。
1933年——任日內瓦裁軍會議中國代表。
1936年——任駐法大使。
1937年——奉派為中國出席布魯塞爾會議代表。
1938年——與法國交涉中國軍火從越南過境事。同年與美國財長摩根索接洽援華事宜。
1939年——接國民政府電令，與法國探討中、法、英合作事。
1941年——調任駐英大使。
1942年——交涉英國對華5000萬英鎊貸款。同年加入國民黨。
1944年——赴美國參加敦巴頓橡樹園會議。
1945年——任中國出席舊金山聯合國制憲大會代表，並代理代表團長，代表中國第一個在聯合國憲章上簽字。同年任中國出席聯合國第一屆大會代表。
1946年——調任駐美大使。
1956年——被聘為「總政府」資政。
1957年——當選海牙國際法院法官。
1963年——當選海牙國際法院副院長。
1985年——11月14日於紐約寓所逝世，享年97歲。
傳奇婚姻，兩妻一亡一出家
1.改變命運的婚姻
顧維鈞是中國近現代史上傑出的外交家，然而他的出生卻是一個意外，他的命運，更是充滿了傳奇。
顧維鈞出生前，他的父親、曾做過晚清第一任交通銀行總裁的顧溶已經失業，一家三代6口（顧維鈞的祖母、父母、兩個哥哥和一個姐姐）生活無著。為了緩解生存壓力，當母親再度懷孕后，便決定用草藥終止妊娠。
出乎意料的是，草藥絲毫沒有發揮作用，1888年1月29日，在上海麥根路一棟石庫門房子里，顧維鈞降臨人間。
巧合的是，顧維鈞出生不久，顧父竟然意外得到一份工作——受聘於官辦招商局擔任幫賬，家裡生活頓時有了著落，父母和祖母都認為是顧維鈞給全家帶來的好運，這個險些被「扼殺」的嬰兒，頓時成為全家的「福星」。
顧維鈞自幼聰明好學，4歲時入私塾讀書，11歲時隨姐夫進入英華書院，接受新式教育。與他同在英華書院讀書的，還有上海道尹袁觀瀾之子袁履登。顧維鈞與袁履登關係甚好，經常跟隨袁履登到道尹衙門裡玩。
顧維鈞的父親顧溶此時便供職於道尹幕府。
袁道尹有個表弟叫張衡山，也在道尹衙門裡做事。張衡山會看相，他看過顧維鈞與袁履登之後，對顧溶說：
「這兩個孩子都非等閑之輩，但袁履登不正，恐將來難有善終；顧維鈞將來會一帆風順，富貴雙全。」
「何以見得？」顧溶似信非信。
「天機不可泄露。」張衡山神秘地說。
以後的事實證明，張衡山的話似乎不無道理，袁履登後來淪為了漢奸。
張衡山膝下有一嬌女張潤娥，比顧維鈞小兩歲，張衡山認定顧維鈞將來前途無量，便託人到顧家做媒。
張家境況較顧家好許多，張衡山又有為官的兄弟做靠山，顧家豈有不同意之理。
於是，1900年，兩家家長為12歲的顧維鈞和10歲的張潤娥訂了婚。
顧維鈞在英華書院畢業后，顧溶曾打算讓他學習商業，並已與一家錢莊講妥。張衡山知道后極力反對，為了讓顧維鈞接受更好的教育，他不惜花費重金，資助顧維鈞進入學費昂貴的上海聖約翰大學讀書。
顧維鈞在聖約翰大學畢業后，張衡山又賣掉一部分祖產，供他赴美留學。
1904年，顧維鈞到達美國，先進入紐約州的庫克學院讀英語及預科課程，一年後考入哥倫比亞大學，主修政治學和國際外交學。
課餘，顧維鈞參加「語言社」、「辯論會」等活動，主編《哥大旁觀者》、《哥大人年鑒》，培養了敏捷的思維、風流的文采和雄辯的口才。同時，他積极參加各種社會活動，擔任東部各州中國學生聯合會主席，見識和眼界大為開闊。
顧維鈞讀大學3年級的時候，接到父親來信，催他回家完婚。已受西方文明熏陶的顧維鈞，直到這時才覺得父母包辦的這樁婚姻極不理想，尤其未婚妻是一個有著一雙三寸金蓮的舊式女子，讓他無論如何難以接受。但迫於父命，顧維鈞只好回國。
結婚後，顧維鈞堅持不入洞房。新婚夜竟藏在母親房中，後來被迫回到自己房中，卻睡在沙發上，不和妻子同房。此後，夫妻倆井水不犯河水，倒也相安無事。
晚年顧維鈞回憶這段經歷時，仍感慨地稱讚張潤娥寬容、忍耐和天真純樸。
顧維鈞返回美國時，在父親的要求下攜妻同行，但只將妻子當做親妹妹。他通過朋友把妻子寄托在費城一對慈祥的德國血統老夫婦家，讓她補習英文，他自己則返回紐約上學去了。
2.做了總理的快婿
1908年冬，清政府特使唐紹儀訪美，返國前夕，特邀40位留美學生代表聚會。此舉一為鼓勵莘莘學子好好學習，將來報效國家，二為物色人才，日後好引薦他們回國服務。顧維鈞以《中國留美學生月刊》主編身份參加，並成為學生團體的代言人。
他在聚會中精彩而簡短的發言，受到唐紹儀和著名外交家伍廷芳、顏惠慶的一致稱讚。會後唐紹儀私下接見了顧維鈞，對他的發言表示讚賞並予以鼓勵。
1912年袁世凱就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任命唐紹儀為首屆內閣總理。唐紹儀就職后，立刻向袁世凱舉薦了顧維鈞。於是，在拿到博士學位后，顧維鈞於1912年4月起程回國。
顧維鈞回國后，即被委任為民國政府總理秘書，負責處理總理與外國政府、外國友人的一切往來電函。這對年僅24歲的顧維鈞來說，無比榮耀。
顧維鈞不僅才華橫溢年輕有為，而且相貌英俊風度翩翩，是有名的「民國三大美男子」之一。在任總理秘書期間，他經常出入達官貴人的娛樂場所北京飯店舞場，從而邂逅了唐紹儀的三女兒唐寶玥。
唐寶玥沒有留過學，對留洋嚮往已久，所以她平時非留學生不交。顧維鈞的相貌、風度與談吐打動了唐寶玥的芳心。唐寶玥的美貌大方、溫柔嫻淑以及高貴的氣質，尤其是會英語、受過良好的西方教育，都令顧維鈞怦然心動。
顧維鈞思考再三，終於寫信向有名無實的妻子張潤娥，提出協議離婚。
顧維鈞在信中表示：離婚後張潤娥可以繼續留在美國讀書，費用由他負擔；也可以回國與他的父母共同生活，或者回娘家，其陪嫁及顧宅房間物品，她可自由掌管、支配。
張潤娥收到信后沒有作出回應，但顧維鈞依舊草擬離婚協議，寄給張潤娥徵求意見。
張潤娥此時已在美國讀書兩年，思想已不像原先那麼守舊，畢竟強扭的瓜不甜，數月後，張潤娥終於回國，與顧維鈞晤面。
拿著一紙離婚協議書，張潤娥心中有著說不出的傷感，她淡然地望著顧維鈞說：
「你讓我在離婚協議上簽字，我就簽。」
「我希望你能親手謄抄四份副本，交給我們雙方的父母，每人各持一份。」
顧維鈞畢竟是個法律大家，為證明不是他逼張潤娥所為，特地作出如此要求。
張潤娥苦笑一下，沒有任何抱怨，一切順從照辦，反而令顧維鈞多了幾分內疚。
與顧維鈞離婚後，張潤娥即落髮出家。張衡山痛悔萬分，他本以為為女兒選中了乘龍快婿，沒想到害了女兒，不久便抑鬱而死。20年後的1933年，顧維鈞在得知張潤娥生活清苦后，特地寫了一封信並附送5萬元巨款以「贖罪」，被張潤娥連信帶款一起退回。
離婚後，顧維鈞將他與唐寶玥的婚期定在1913年6月2日，然而就在婚期即將到來的前三四天，唐紹儀突然找到顧維鈞，對他說：
「你們的婚期可否改一下，3號或4號都可以。」
見顧維鈞一臉疑惑，唐紹儀只好解釋說：
「我和吳小姐的婚期正好也定在6月2日，我們父女倆同時舉辦婚禮，怕是不好看吧。」
原來，唐紹儀正室早前亡故，經伍廷芳搭橋，他與上海某洋行買辦的小姐吳維翹相識相戀，並決定舉行婚禮。
顧維鈞聽后，為照顧老泰山面子，欣然從命，另擇婚期。
於是，唐紹儀父女倆的婚禮一前一後地舉行了。更有趣的是，唐紹儀字少川，顧維鈞後來也將字易為少川，創造了一個翁婿同名的趣話。
從此，顧維鈞在北洋政府中的政治地位更穩固了一層。兩年後，顧維鈞出任美國公使，成為當時最年輕的使節。
3.華盛頓痛失愛妻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后，英、德、法、俄相繼投入歐洲戰場，無暇東顧，日本乘隙擴大在華勢力，於11月佔領青島，接管了德國在山東的權益。
對德戰事結束后，日本不但沒有如先前所說從中國撤軍，反而在1915年1月向袁世凱提出「二十一條」，並要求袁世凱保守秘密，否則將對中國採取軍事行動。
袁世凱一時沒了主張。
顧維鈞認為，中國需要外來力量的支持，此時應利用世界各國同日本的矛盾，特別是美日、英日的矛盾。建議將「二十一條」公之於世，因為中國的保密承諾是在被威脅的情況下作出的，沒有必要遵守。
在總統和外交總長同意的情況下，顧維鈞在英美公使之間求得同情，不久外國報紙刊載了「二十一條」內容以及顧維鈞揭露日本行徑的文章，引起國際反響，對日寇構成了壓力。
顧維鈞在中日問題上的看法以及在這次外交中所表現的不凡勇氣和才能，引起外交部的高度重視，為以後參加巴黎和會和華盛頓會議談判中日問題奠定了基礎。
1915年，27歲的顧維鈞被任派駐墨西哥公使，成為近現代乃至當代中國外交史上最年輕的全權正使。不久，又調任駐美國兼駐古巴公使。
此時正值歐洲第一次世界大戰，顧維鈞在華盛頓時常拜訪交戰雙方的駐美公使，了解核實歐戰的真正情況及雙方各自政府對戰爭前景的看法，並及時電告中國政府。
美國參戰後，顧維鈞建議中國同美國保持一致。後來段祺瑞政府於1917年8月對德宣戰，這固然有美國的影響，但顧維鈞的建議起了一定作用。
此後，顧維鈞在駐美使館成立了一個專門小組，搜集包括英、美等國各種計劃草案的資料，進行研究分析之後，確定中國應採取的策略。同時研究了中國有特殊利益的問題，以便中國政府在將來的和會上提出這些問題。
在小組成立會議上，他說：
「自19世紀中葉，中國和西歐列強開始交往以來，中國在對外關係中始終處於不平等地位，中國一直受一系列不平等條約的約束。由於在對歐洲列強的戰爭中屢遭失敗，被迫割讓領土作為賠償，中國的領土完整早已遭到損害。……中國有權在即將召開的和會上向各國鳴不平，以爭回某些失去的權利。」
他把小組的研究情況及時報告北京政府，建議政府為戰後將要召開的和會作好準備。
當時的總理段祺瑞接受了顧維鈞的建議，特地成立外交委員會，以顧維鈞寄發的報告書為基礎，研究中國準備向和會提出的問題。
然而，當1918年10月第一次世界大戰即將結束，巴黎和會即將召開之際，不幸卻在顧維鈞的家庭中降臨了——
顧維鈞與唐寶玥結婚後感情篤深，並很快有了一兒一女，顧維鈞活躍於美國朝野人士之中，唐寶玥除照顧小家庭和孩子外，作為外交官夫人，為襄助丈夫的事業不遺餘力，常常出席各種交際活動。
10月的一天，美國有兩大盛會同日在兩地舉行，顧維鈞分身乏術，便對唐寶玥說：
「兩大盛會，不知你是否願意代表我參加其中一個？」
「我願意參加其中任何一個。」唐寶玥當即表示。
「一在華府，一在費城，你去哪一個？」
「費城。」
唐寶玥心疼丈夫，選擇了路途遙遠的費城。當她從費城返回后，感到了前所未有的疲憊不堪。忙於修改小組研究報告的顧維鈞，並沒有注意到妻子的變化。到午夜工作結束后，他來到妻子的卧房。
唐寶玥躺在床上，有氣無力地說：
「少川，我不舒服。」
顧維鈞愣了一下，立刻聯想到正在全球爆發的西班牙流感，華盛頓已經有許多人死於這種傳染病。顧維鈞立刻要車，將唐寶玥送進了醫院。
不幸的是，診斷結果證實了顧維鈞的擔心，唐寶玥正是從費城返回途中不幸染病的。兩天後，唐寶玥便撒手人寰。
唐寶玥的突然離世，令顧維鈞如墜深淵，他花費重金厚殮唐寶玥，將她的遺體置於玻璃棺中運回國內，暫厝在老家江蘇嘉定顧氏宗祠內，在原棺外又加上一層槨。
據說1924年至1925年間，清明時節還揭去外槨，讓鄉人瞻仰唐氏遺容。
后在軍閥混戰中棺材被打開，棺內珠寶被劫，顧維鈞決定將其遺骸改為土葬。入土時，顧維鈞帶著一雙兒女回國參加了葬禮。1949年前，顧維鈞凡在大陸的日子，經常會假公餘之暇到唐氏墓前祭掃。
料理完唐寶玥後事，顧維鈞返回美國，振作精神，準備赴巴黎和會。
1918年12月，顧維鈞飛往巴黎前，專程拜訪了美國總統威爾遜，威爾遜許諾支持和幫助中國，讓顧維鈞對即將開幕的和會多了一份信心和期望。
抵制侵略，捍衛主權功不可沒
1.巴黎和會揚名
1918年12月4日，顧維鈞抵達巴黎，首先遇到的是和會席位問題。
會議將與會國家劃分為三等，一等的5個大國分別為英、美、法、意、日，這5個國家各有5個席位；二等的一些國家有3個席位；一些新成立、新獨立的國家只有2個席位。
中國被劃為最末一等，只有2個席位。北京政府任命的代表共5人，分別是外交總長陸征祥、駐美公使顧維鈞、南方政府代錶王正廷、駐英公使施肇基、駐比公使魏宸組。
由於英、法阻撓，顧維鈞四處奔走爭取席位無果，5位代表只能輪流出席會議。
中國準備向和會提出收回山東權利問題，但日本先發制人，率先在5個大國的「十人會」（「十人」包括美總統與國務卿，英首相與外相，法總理與外長，意首相與外長，日西原寺親王與代表）上提出德國在山東的權益應直接由日本繼承，妄圖在沒有中國代表參加的情況下獲得會議通過。
對此，美國代表沒有順應日本代表的意圖，而是表示應該聽取中國方面的說明。
於是，「十人會」決定邀請中國代表出席當天下午的會議。
這是關係到山東省命運和國家領土主權完整的重大問題，按照國際慣例應由第一代表團長陸征祥親自參加。但陸征祥只會法語不會英語，而大多數與會代表只懂英語，這顯然不利於各國代表了解事情真相，不利於取得各國代表的支持。
其他代表或是不足以擔此重任，或是為個人名利著想不願意參加辯論，在這關鍵時刻，顧維鈞站出來承擔這副重擔。
1919年1月28日，和會舉行五國會議，討論山東問題。日本代表牧野提出德國原在山東的一系列侵華權益應無條件讓與日本。顧維鈞針對日本代表的無理要求，慨慷陳詞，指出中國作為主權國和戰勝國，依據國際間的基本準則，完全應該收回本國的領土主權。他強調：
「膠州租借地膠州鐵路及其他一切權利，應直接交還中國。青島完全為中國領土，當不容有絲毫損失……且中國對德宣戰之文，業已顯然聲明中德間一切約章，全數因宣戰地位而消滅。約章既如是而消滅，則中國本為領土之主，德國在山東所享膠州暨他項權利，於法律上已經早歸中國矣。」
接著，他又從經濟文化、歷史地理等方面闡述山東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並說：
「西方出了聖人，他叫耶穌，基督教相信耶穌被釘死在耶路撒冷，使耶路撒冷成為世界聞名的古城。而在東方也出了一個聖人，他叫孔子，連日本人也奉他為東方的聖人，牧野先生你說對嗎？」
「是的。」牧野不得不承認。
「既然牧野先生也承認孔子是東方的聖人，那麼東方的孔子就如同西方的耶穌，孔子的出生地山東也就如耶路撒冷是東方的聖地。因此，中國不能放棄山東正如西方不能失去耶路撒冷一樣！」
顧維鈞的據法引典，陳情說理，擲地有聲。
發言一結束，美國總統威爾遜、英國首相勞合·喬治和法國總理克里孟梭——巴黎和會的三巨頭一齊走上前和顧維鈞握手，對他的發言表示祝賀，並說整個發言是對中國觀點的卓越論述。
在顧維鈞的雄辯面前，日本代表完全處於了劣勢。
這是中國代表第一次在國際講壇上為自己國家主權所作的成功演說，在中國外交史上地位非凡，顧維鈞也因此在國內外一舉成名。可以說，顧維鈞的外交成績發軔於此，名揚四海的創始亦在於此。
這次雄辯暫時扭轉了中國方面的被動局面，形勢對中國本來十分有利，然而好景不長，局面很快發生改變。
2.向列強說「不」
4月，因分贓不均，義大利在爭吵中退出了和會。日本藉機要挾：如果山東問題得不到滿足，就將效法義大利。
為了各自的利益，幾個大國最終決定犧牲中國的合法權益，先後向日本妥協，並強迫中國無條件接受。這一事件點燃了「五四運動」的火種。
面對如此現實，代表們心灰意冷，有的代表離開了巴黎，團長陸征祥住進了醫院。
和會最後一段時間裡，顧維鈞獨自擔當起了為中國作最後努力的職責，一直堅持到和約簽訂前的最後一刻。
然而，無論顧維鈞如何努力，中國的正當要求均一再被拒絕。保留簽字不允，附在約后不允，約外聲明又不允，只能無條件接受。
如此情況下，顧維鈞感到：退無可退，只有拒簽，以表明中國的立場。
然而，此時的中國政府已經下定決心要簽字了，陸征祥對此亦無異議，他憂懼拒簽的後果而傾向於簽字。
與此同時，國內「五四運動」的浪潮已席捲全國，國內外團體紛紛要求拒簽。
6月24日以後，北京外交部接連電告代表團：國內形勢緊張，人民要求拒簽，政府壓力極大，簽字一事請陸總長自行定奪。而陸征祥此時已住院多日了。
6月27日晚，顧維鈞去醫院看望陸征祥，發生了一件有趣的事。代表團秘書長岳某在看完陸征祥后先行告退，幾分鐘后卻又急匆匆返回來，一臉驚恐地說：
「我剛剛在醫院外面受到了襲擊。」
原來，醫院外此時正聚集著數百名中國青年，他們認為陸征祥已決定簽約，便攔住岳某質問他為何要簽約。一個女學生甚至從大衣口袋裡拿出槍對準他以示威脅。岳某見狀，忙跑回陸征祥的病房。
顧維鈞對岳某安慰一番后，決定送他返回。當他們來到樓下時，立刻被人群圍住。但人們看清是顧維鈞時，氣氛緩和下來。顧維鈞堅定地告訴大家：
「中國不會簽字！」
多年後顧維鈞再次遇到那個女學生，方知大衣口袋裡裝的不過是一段枯木。
1919年6月28日，當簽約儀式在凡爾賽宮舉行時，人們驚奇地發現：為中國全權代表準備的兩個座位上竟然空無一人！
顧維鈞與代表團商議拒絕簽字，表現出了高度的愛國主義精神。這次拒簽是中國近代外交史上一個重要的里程碑，中國第一次堅決地對列強說「不」，終於打破了「始爭終讓」的外交局面，在國際關係中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這也是中國外交勝利的起點。以後，中國一步步奪回了喪失的主權。
顧維鈞本人因在巴黎和會上的突出表現，被譽為「青年外交家」。巴黎和會之後，顧維鈞在巴黎和會國聯委員會中當選為「小國」五代表之一，參與擬定國聯公約。
1920年10月，顧維鈞被任命為駐英公使，兼任國聯行政院中國代表。
1921年10月，顧維鈞以施肇基率領的中國代表團團員身份，出席華盛頓會議。此次會議中國地位與巴黎和會時有所不同，美國不滿日本獨霸中國，有意抬高中國地位，以繼續推行「門戶開放」政策。
中國代表團正式代表有4人：施肇基、顧維鈞、王寵惠、伍朝樞。顧維鈞又一次在國際舞台上充分發揮了傑出的外交才能和維繫內部團結的才能。
3.北洋時期不倒翁
在巴黎和會結束后，顧維鈞結識了他的第三任夫人黃蕙蘭。
黃蕙蘭是「亞洲糖業大王」、英倫華僑第一巨富黃仲涵的獨生女兒，雖相貌一般，但華美的衣著、貴重的首飾，把她打扮得高貴性感。她曾有過一次婚姻，對方是英國的一位爵士，在婚後不久逝世。
由於顧維鈞經常作為國聯中國代表赴歐洲出席會議，在倫敦的社交場合與黃蕙蘭相識。
黃蕙蘭對顧維鈞一見傾心，但顧維鈞卻看不上黃蕙蘭的容貌。
黃蕙蘭坦白地對顧維鈞說：
「我的金錢力量，可以保證你事業的成功，我們開始合作吧。」
顧維鈞雖羨慕黃蕙蘭的財勢，但仍舊有些猶豫，他找了英倫有名的星卜家，出了一個金鎊的酬勞，占卜這門婚姻的後果。卦占結果顯示：佳偶天成，大吉大利。
顧意始決，於是二人在倫敦結婚，時人稱為「一鎊緣」。
對於這場婚禮陪嫁的豪華程度，許多參加婚禮的人都印象頗深，僅36件套的金質餐具便花了1萬英鎊。
1922年5月，顧維鈞偕黃蕙蘭回國，黃蕙蘭用父親贊助的25萬巨資，買下北京鐵獅子衚衕內一所華麗大宅，此宅為當年吳三桂為寵妾陳圓圓所置，當年孫中山應邀北上便以此為行轅。
夫妻住進大宅，雇有家佣20餘名，可謂風光至極。
同年8月，顧維鈞出任王寵惠內閣外交總長。此後北京政局此起彼落，各屆內閣頻繁更換，顧維鈞從1922年到1928年在七屆內閣中出任外交總長（1924年至1926年間約有一年半的中斷），並兩次代理內閣總理，一次實任內閣總理和北京政府三人攝政之一。
其間，在1923年5月，山東、江蘇兩省交界的津浦線上，發生了舉世震驚的臨城劫車案。盤踞在山東嶧縣抱犢崮深山峻岭里的土匪，在山東臨城劫下一列自上海至北京的直達列車，車上19名外籍旅客和200多名中國旅客被劫持，其中一名英國公民被槍殺。
當時的駐北京外交使團聯合向北京政府提出嚴重抗議，並提出極不公正的照會，其內容為解決問題的條件、賠償要求和避免發生類似事件的保證，條件之苛刻，嚴重損害了中國主權和尊嚴。英國公使以武力相逼，要求對中國鐵路進行國際共管。
顧維鈞一方面拒絕外交使團的不合理要求，一方面抓緊督促劫車案的迅速解決。經過4個月的交涉，顧維鈞於9月24日答覆了外國使團：
一、臨城劫車案，與政府無關，受害者可得到一部分經濟補償，但不是中國政府的道歉賠償；
二、中國政府自定和加強對鐵路治安的管理，但根本談不上國際共管；
三、懲處失職官員乃內政，與外國毫無干係。
在這個中外衝突事件中，顧維鈞的原則性和外交技巧發揮了作用，使外國使團無隙可乘。被劫人員全部獲釋后，中國政府作出了一定數額的賠償，此事件得以順利解決。
此外，顧維鈞還在這一期間參加了對蘇談判、「金佛郎案」、「參戰結款案」等一系列外交談判工作，始終堅持國家主權完整的原則，竭盡全力維護國家和民族的利益與尊嚴。
顧維鈞歷經袁世凱、黎元洪、馮國璋、徐世昌、曹錕、段祺瑞、張作霖等各期北京政府以及各屆內閣，總能身居要職，在各派鬥爭中始終站得穩，兜得轉，可謂官場「不倒翁」。
究其原因，有人認為是顧夫人金錢發揮了作用，認為顧維鈞對台上台下各方面都以「和稀泥」的態度應對，與各方面都有拉扯，對一時失敗者予以接濟，若失敗者重新上台，便可得到重用。
事實上，顧維鈞的確對台上台下各類人物都有較高的評價，因而人緣甚佳，但真正使顧維鈞立於不敗之地的，還是他的外交才幹、學者風度和超黨派影響力。顧維鈞一向以對外大局為重，穩健自重，周旋有方，具有政治家的獨特風範，故能長立政壇。
也曾有人當面問顧維鈞如何做到官場「不倒翁」，顧維鈞回答說：
「問題很簡單，我從不介入派系之爭。我的活動純以國家民族利益為依歸。凡是有益國家的事，我必盡綿薄之力。反之，有害的事，我寧願掛冠而去。」
4.為東北主權奔走
1928年6月，國民革命軍北伐逼近北京，顧維鈞跟隨張作霖乘坐專列退往東北，但到天津時顧維鈞下了車，專列行至皇姑屯被日本炸毀，張作霖重傷身亡，顧維鈞因此幸免於難。
不久，國民政府以顧維鈞為軍閥服務為由，對他進行通緝，顧維鈞只好攜家眷逃往法國、加拿大。
1929年顧維鈞回國，到瀋陽輔佐張學良。此前蔣介石曾派親信向他傳話，說關於他被通緝，「倘我在南京，必不至此」，希望顧維鈞不要介意此事。1930年2月，在張學良的要求下，南京國民政府取消對顧維鈞的通緝。
顧維鈞對日本素有警惕，輔佐張學良時，勸他對日要強硬，然而1931年「九·一八」事變爆發后，張學良仍令東北軍採取不抵抗政策，使關東軍輕易地佔領了東北，日本侵略者的野心因此更加膨脹。
9月30日，南京國民政府成立旨在處理外交問題，尤其是處理當前日本侵略問題時以備諮詢的特別外交委員會，顧維鈞被任命為委員會委員。10月1日，顧維鈞乘坐張學良的「福特」號專機，赴南京拜見了蔣介石。
蔣介石對顧維鈞十分賞識，並寄予厚望，很快任命顧維鈞為南京政府外交部長。
然而，顧維鈞在11月30日就職后，即提出設立「錦州中立區」的緩兵之計，為全國民眾所不容，不久被迫下台，轉任「收復東北失地委員會」主任。
1932年1月12日，國聯行政院任命英國人李頓為團長的調查團來到中國，調查由於日本在東北的侵略行為所形成的「滿洲問題」，顧維鈞作為中國代表參加調查團。
由於顧維鈞堅定的愛國態度和巨大的國際影響，日本當局十分害怕顧維鈞作為中國代表去滿洲，千方百計予以阻攔，並以暗殺相要挾。
顧維鈞則表示：
「如果生命遭到不測或為國犧牲，我認為這是一件極大的光榮。」
顧維鈞在東北與日本侵略軍頭子本庄繁鬥智斗勇，依靠當地愛國人士的幫助，巧妙地躲過了日本特務的暗殺，很好地協助調查團完成了工作。並不顧個人安危，向調查團提交了一份日本侵華長篇備忘錄，揭露日本的侵略罪行。
作為國聯行政院的中國代表，在日內瓦國聯聽證會上，顧維鈞力陳日寇在東北製造的侵略事實，就東北問題繼續與日本展開交涉。
經過幾個月的努力，國聯通過了關於滿洲問題的報告書，使中國對東三省的主權得到確認，而且得到各會員國承諾，在法律上或實際上都不承認滿洲國。
但由於英、法無意制裁日本，因而僅憑這一紙報告書無法讓日本撤軍。也就是說，報告書雖然達到了中國向國聯呼籲的主要目的，但如果中國不依靠自己的行動捍衛自己的領土，報告書只能是一張廢紙，爭取國聯支持最終沒有取得實質性結果。
1933年5月，南京政府接受了日本的屈辱條件，簽訂了喪權辱國的《塘沽協定》，日中之間實現了停火，顧維鈞的工作重點不得不從爭取國際社會對日本的制裁相應地轉變為爭取國際社會對中國的支持和經濟援助。
抗戰全面爆發后，顧維鈞在國外特別注重收集日本與其他國家外交關係的情報，力爭列國擴大對華援助。同時在國外購買抗戰急需的物資、招募飛行員，為中華民族的反侵略戰爭作出了特別的貢獻。
此間中國與其他反法西斯盟國合作的大部分談判，都由顧維鈞參與或主持，英美蘇盟邦對華援助的很多款項，都是經顧維鈞和其他外交官努力爭取遊說而得來的。他在各國政治家和外交官中有廣泛的個人交往，他充分運用這些「私交」為「國交」服務。
此外，顧維鈞充分利用各種場合，宣傳中國抗日的正義性。1941年以前各國對日姑息妥協，中國獨立抗日。為了爭取國際支援，顧維鈞在集會、廣播和外交場合下，多次發表演說、演講，充分發揮其無比之辯才，為爭取美歐朝野儘早放棄綏靖政策奔走呼號。
直到反法西斯統一戰線建立后，顧維鈞仍在盟國之間穿梭往來，不停地為中國抗戰竭盡一個外交官的最大努力。
5.參加聯合國會議
1941年至1946年間，顧維鈞正擔任駐法國大使。其間，他曾三度回國，三度赴美。每次回國都要在重慶住幾個月，彙報工作，以及聽取蔣介石的意見，制訂下一步工作計劃。
蔣介石對顧維鈞禮遇有加，有一次約他同赴黃山，其間兩人步行了一個半小時，邊走邊談，親切隨意。
在送顧維鈞就寢時，蔣介石親自到房中檢查床褥，而出門時必喊人幫助顧維鈞穿大衣並備汽車，對顧維鈞的招待可謂殷勤備至。談話中，當顧維鈞有什麼意見時，蔣介石必從抽屜中拿出紙筆，仔細記錄。
蔣介石的禮遇與重視讓顧維鈞十分感動，但他對國民黨的獨攬外交大權頗有些不滿，在他後來的回憶錄中，曾委婉地抱怨說，在該黨專政之下職業外交家「主動之機會極少」。在為國民政府爭取外援時，斷乎不知哪些物資會用於內戰，哪些是用來打擊日本侵略者的。
在駐法大使任上，顧維鈞做的是國民政府的官，但在巴黎很少接近國民黨駐法的負責人。西安事變時汪精衛在義大利，特約顧維鈞去商量今後的事宜，想聽聽顧維鈞對西安事變的看法，他問顧維鈞：
「你認為蔣先生還有沒有出來的可能？」
「有此可能。」顧維鈞毫不猶豫地回答。
汪精衛聽了非常驚訝，但卻不再往下問了。
顧維鈞在重慶談起這件事時說，汪先生之所以不談下去了，是因為他斷定蔣先生沒有「出來」的可能，即使「出來」也是威信掃地，再不足以號令天下。
顧維鈞之所以認為蔣介石在西安事變中有可能「出來」，是由於他與張學良相處日久，了解甚深，根據張學良為人處世原則判斷的。
後來汪精衛乘船回國的第二天，蔣介石就回到了南京。
由於顧維鈞在外交界的崇高威望與對中國政治的巨大影響力，汪精衛叛國后，企圖拉顧維鈞加入他所組織的賣國內閣，顧維鈞對此極為憤慨，予以嚴詞拒絕，並指出這一行動的實質是「挑起中國人打中國人的戰爭，並為日本人征服和長久統治中國鋪平道路」。
顧維鈞是中國最早關心成立一個組織維持世界和平的人，也是中國政府中最早敦促國家關注此問題的人。1943年10月，美、蘇、英、中發表莫斯科宣言，計劃建立一個普遍性的國際組織。1944年9月，美國邀請蘇、英、中集會敦巴頓橡樹園，這個會議提出了戰後建立一個國際組織——聯合國。
顧維鈞率團出席了會議。蘇聯認為中國不足以稱為強國，英國也有同感。但顧維鈞作為國際組織和國際法權威，竭盡全力為中國爭得作為強國的發言權。在聯合國設置、表決程序、權力與分配等問題上，美、蘇、英三國存在分歧，顧維鈞常居間調停。
在1945年3月的舊金山聯合國制憲會議前夕，顧維鈞主張代表團應具有廣泛的代表性，應摒棄內政上的歧見，包括各黨各派的代表，力主共產黨派代表參加中國代表團，以顯示中國一致對外。
但是要使一個共產黨人參加到代表團里的想法，是舊金山最不能接受的。顧維鈞則直接提出請董必武作中共代表。此前在巴黎他曾與董必武有過一面之緣，印象極佳。董必武通曉國際事務，和藹可親，善於辭令，是非常合適的人選。
最終，在羅斯福總統的支持下，董必武被任命為共產黨的代表出席舊金山會議。
會議期間，董、顧配合默契，凡有建議或提出問題，董必武都與顧維鈞商就，顧維鈞無形中成了非國民黨人士的聯絡官。
對於顧維鈞對聯合國制憲會議的貢獻，美國當時的國務卿斯退汀紐斯稱他：
「在各種委員會討論微妙問題時，善能運用機智，貢獻殊多。」
6月25日，在舊金山退伍軍人紀念堂舉行的簽字儀式中，顧維鈞代表中國第一個簽字，使中國成為四個發起國中第一個在聯合國憲章上簽字的國家。
舊金山會議后，顧維鈞任聯合國籌備委員會的中國首席代表。
在解放戰爭時期，顧維鈞調任駐美大使。他深知這一時期中美關係的意義，並已經意識到國民黨在中國大陸的前途，他對自己這一時期服務於一個形象不好的政府而頗有煩言。而且美國對蔣介石從不完全信任，蔣介石對美國用美式民主標準衡量國民黨也很不滿意。
但作為國民政府的外交官，他為協調這種矛盾作出了努力，並儘力發揮其影響力為國民政府爭取美援。
在1948年國民政府向美國提出3年內提供30億美元的要求中，顧維鈞發揮了重要作用。其後，他為爭取通過美國調處，和平解決國民政府與中國共產黨的關係而努力，但最終無果。
步入晚年，事業家庭雙豐收
1.效力台灣的尷尬
1949年，國民黨政權在大陸的統治已進入生命中的最後階段，顧維鈞也迎來了他職業生涯中最尷尬最無奈的時期。
1948年年底中國共產黨公布了一份戰犯名單，顧維鈞榜上有名，已令他不勝悲哀，而國民政府大勢已去，他還要為這個扶不起的阿斗繼續奔走效力，承受他國的冷漠和不屑，令他十分難堪與無可奈何。
顧維鈞曾在回憶中寫道：
「回顧往事，這實在是我最為困窘的日子。一切來自中國的消息都是那麼令人沮喪，而我仍要工作，在美國政府頗不友善的態度下為『國家』盡心儘力。」
顧維鈞為國民黨到處奔走效力，他懇請美國政府指示駐華大使司徒雷登留駐廣州，又懇請美國撥款幫助國民政府穩定軍心應對財政赤字，可美國的冷淡回絕令他心灰意冷。
不只是美國讓顧維鈞失望，如果說蘇聯、匈牙利、保加利亞等社會主義國家甚至挪威、丹麥、芬蘭、瑞典、瑞士、巴基斯坦、以色列、阿富汗等諸多國家先後宣布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尚在顧維鈞的意料之中，那麼印度宣布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並且不給國民政府哪怕是道義上的支持，讓顧維鈞深受打擊。而英國向中華人民共和國總理髮出承認書也讓顧維鈞感到萬分難堪。
顧維鈞曾在日記里記下當時孤單和尷尬的情況：
「我覺得向外交使團人員致意時，現在要加倍小心，這麼多國家承認中共政權，在社交或公共集會上不論我問候他們的大使還是他們向我致意都是不妥當的，這不是個人問題，而是涉及個人所代表的國家，這在外交界是關係重大的。」
然而，在這種情況下，顧維鈞仍舊為鞏固國民政府、爭取美國支持四處奔波，他甚至聯合胡適、蔣廷黻企圖在台灣組建一個國民黨的反對黨——自由黨，以促成兩黨制，改變蔣介石統治集團的獨裁形象，博得美國人的好感。
可是蔣介石怎麼會容許別人在台灣分享他的權力呢？這個計劃註定以失敗而告終。
1954年9月，美國國務卿杜勒斯訪台期間，中國人民解放軍炮轟金門，以示「禮敬」。這一炮不僅震動台灣當局，也將美國軍政高層炸成了兩派。
在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會議上，美國軍事領導人中，一派認為美國應該使用軍事力量阻止中共佔領金門，一派認為由美國給予台灣一定的援助為上策，即美國出錢出槍，台灣出人出力。
在此情況下，美台雙方開始了共同防禦條約的談判。台灣派出「外交部長」葉公超與顧維鈞同美方代表饒伯森進行談判，這次談判使台灣喪失了獨立的地位。
也就是說，台灣對大陸採取的任何軍事行動，必須取得美國的同意，甚至台灣的軍事部署及調動，也必須事先與美國商量，經美國同意後方可實施。顧維鈞的一番努力使台灣成為了美國軍事部署上的一顆棋子。
1954年4月26日至7月21日，蘇、美、英、法、中五國外交會議在瑞士日內瓦國聯大廈舉行。而代表中國出席「五強會議」的，只能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4月24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總理兼外長周恩來率領300多人的大型代表團抵達日內瓦，參加討論如何和平解決朝鮮問題和關於恢複印度支那和平問題。日內瓦會議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首次以五大國之一的地位和身份參加討論國際問題的一次重要會議。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際地位的提高對台灣當局來說無異是當頭一棒。
其間，顧維鈞一面指示出席國際衛生組織會議的台灣代表鄭寶南搜集情報，一面拜訪美國助理國務卿饒柏森，期望美國能採取行動來盡量抵制中華人民共和國日益擴大的政治影響。但一位菲律賓記者拜訪顧維鈞時一句客觀的評論，讓顧維鈞頓覺心灰意冷，他說：
「國民黨中國在日內瓦完全被忘掉了。」
顧維鈞深知，他為之服務的這箇舊式政權已經到了窮途末路，他本人的外交生涯也將宣告結束。其實，在美國飽受煎熬的顧維鈞早已萌生去意。
1956年，顧維鈞收到蔣介石要他赴台議事的電報。回想起兩年前國民黨在紐約所辦的一份中文報紙所言「顧維鈞老矣」的話題，想起一年半前奉召回台時蔣介石曾徵詢他是否願意出任「考試院長」一事，顧維鈞意識到辭職的時機到了。
2.任職海牙國際法院
回到台灣，顧維鈞誠懇地對蔣介石說：
「我已像一匹老馬，體衰力竭了，該由年輕人來接替我的工作。」
對此，蔣介石沒有挽留。
返美之前，顧維鈞又對蔣介石作了一次禮節性拜謁，這一次，蔣介石沒有像以前那樣送他出門並送他上車，只是把他送到會見廳的門口便返回了。
事後，蔣介石又通過張群之口，委任顧維鈞為「總統府」資政。
就這樣，69歲的顧維鈞告別了華盛頓雙橡園，結束了十年駐美使命，也告別了自己長達半個世紀的外交生涯。他在紐約郊外的佩勒姆莊園租了一所房子，那裡草木蔥蘢，空氣清新，流水潺潺，鳥語花香。
他準備在這裡過一段隱居生活，享受一下大自然的美好，使奔波了幾十年的身心得以調整和放鬆。
這時的顧維鈞準備做三件事情：療養度假，以消除長期緊張工作帶來的疲勞；寫作和研究；開設事務所，提供法律諮詢，解決生計問題。
在他尚未著手去做這些事的時候，來自台灣的葉公超的電報便送了另一個消息，一個足以打亂他的計劃的消息，葉公超在電文里希望他同意競選一個新的職位：聯合國國際法院法官，以遞補由於中國籍法官徐謨在荷蘭去世所遺留的空缺。
國際法官地位尊崇，待遇優厚，顧維鈞欣然同意。
在安理會的選舉中，顧維鈞憑藉以往的國際威望和老朋友杜勒斯的幫助，經過多輪投票，終於以多數票順利當選為國際法院的法官，並於1957年4月開始就職。
到1958年2月徐謨遺留的任期結束后，顧維鈞再一次競選法官，這次在第一輪投票中顧維鈞就獲得了絕對多數票，確保了在國際法院中連任九年的法官職位。
1959年5月13日上午11時，國際法院為顧維鈞舉行就職儀式，就職儀式非常隆重，成為顧維鈞一生中最輝煌的一天。1963年，顧維鈞又被選為國際法院副院長。在海牙法庭十年任職期間，顧維鈞工作出色，共參與處理了17項案件，提出了兩項諮詢意見，參加了200多次會議。
顧維鈞從外交生涯開始以來，便養成了寫日記的習慣，每天都堅持記下工作中的要事，上到國際政治事件，下到生活瑣事，從不間斷，即使有時公務繁忙實在無暇動筆，也會在之後抽空補齊。
顧維鈞還保存有歷年外交檔案副本，包括給當時政府的報告、政府訓令和他與英法美等國政要及工商界巨子的談話、演講稿、剪報、秘密卷宗等。這一切，都給顧維鈞撰寫回憶錄提供了便利。
在海牙國際法院任職期間，從1960年開始，顧維鈞在母校哥倫比亞大學的幫助下，開始了回憶錄的撰寫工作。但每年他只有三個月的假期進行這項工作，到1966年從海牙法院退休以後，這項工作才得以全面展開。
在回憶錄撰寫的17年裡，共有兩位博士、五位打字員、兩位庶務員幫助顧維鈞進行這項工作。
這部史學巨著的撰寫程序是：先由顧維鈞本人重溫一遍過去的日記、文件，參考必要史料，在慎重的思考之後再口述錄音，再由助手整理成文，最後由他自己修改定稿。
哥倫比亞大學校長麥基曾對《顧維鈞回憶錄》這樣評價：
「顧博士的回憶錄不僅有極詳細的記述與評論，更有極高的文獻價值。因為他在政治、外交、國際公法各方面都有崇高地位，他是哥大傑出的老同學。」3.結束第三次婚姻
顧維鈞有過四段婚姻，在這四段婚姻中維持時間最長的，便是他與第三任妻子黃蕙蘭的婚姻。應該說，在顧維鈞與其結婚後的近40年外交生涯中，黃蕙蘭給了他巨大的幫助。
黃蕙蘭精通幾國語言，與顧維鈞結婚後便一直活躍於國際政壇上，處處都能為丈夫助一臂之力。顧維鈞晚年回憶說：
「她很幫忙，昔在巴黎時，帝俄時代的王公伯爵都逃亡法國首都。他們雖失政權，但在法國的高級社會裡擁有勢力。她喜歡和他們結交，並以此自傲。在使館里常三日一大宴，五日一小宴地招待他們。」
為了樹立中國人的形象，黃蕙蘭不僅把自己打扮得珠光寶氣，還把顧維鈞從頭到腳徹底重新「包裝」，外表上從髮型、穿著入手，社交手段上從跳舞、騎馬教起；並斥巨資把破舊的中國駐巴黎使館修葺一新。
「法國，以及別的國家，在很大程度上要根據維鈞和我的表現來確定他們對中國的看法。我們是中國的櫥窗。」這是黃惠蘭所說，此話絕非誇張。
宋美齡在別人稱頌顧維鈞的外交業績時，不忘提到：
「別忘了大使夫人起的重要作用呀！」
曾與顧維鈞夫婦有著深厚友情的外交官袁道豐也坦言：
「老實說，在我國駐外大使夫人中，最出色的大使夫人要以黃蕙蘭為首屈一指了。」
更值得稱道的是，黃蕙蘭不僅能陽春白雪，也能下里巴人，她曾熱心地投入到華人的慈善事業中。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曾在倫敦加入當地紅十字會組織的救護工作，被派到遭敵機狂轟濫炸的貧民區，每天工作8個小時，堅持了4個月之久。
但顧維鈞與黃蕙蘭畢竟有著不同的出身背景，黃蕙蘭父親的富有使她養成了揮金如土的習慣。尤其面對黃蕙蘭一身的珠光寶氣，顧維鈞多有微詞，他常常對黃惠蘭說：
「以我現在的地位，你戴的為眾人所欣羨的珠寶一望而知不是來自我的。我希望你除了我買給你的飾物，什麼也不戴。」
黃蕙蘭卻不以為然，她有自己的看法，她說：
「這將有助於使他們理解中國不能忽視，我們並非如他們所想象的來自落後的國家。我們來自有權受到重視的國家。」
黃蕙蘭我行我素，不改驕奢之習，養狗、飼魚、賭博、收藏古玩，遊戲人生。黃蕙蘭尤其喜歡養狗，竟一口氣養了40多隻。晚年寓居美國曼哈頓時，一次歹徒入室，在生命受到威脅時，黃蕙蘭依然想著她的狗，掙扎著大叫：
「請不要傷害我的狗！」
在顧維鈞的外交生涯中，對黃蕙蘭在經濟上給予的支持，顧維鈞深懷感激，尤其是對黃蕙蘭自己出錢裝修中國大使館之類的豪舉。但由於工作繁忙，他對黃蕙蘭的關心卻似乎成為了空白。多年來養成的習慣似乎都是黃蕙蘭對他生活的照顧，特別是對他的衣著、行頭的關注，然後與他一起出入各種高級社交場所，而兩人私下裡的情感交流卻幾乎被忘卻了。
黃蕙蘭畢竟不是賢妻良母型女性，這使她有了頗多的怨言和不滿：
「顧維鈞很有才華，但他缺少溫柔和親切的天賦。他對我不是很親熱，而是常常心不在焉，有時令人生厭。他最關心的是中國，為國家效命。」
顧氏夫婦經常受邀參加宴會，黃蕙蘭為了能吸引顧維鈞的注意，總是把自己打扮得別出心裁。但是當她打扮整齊，等待他的讚許時，他往往只是心不在焉地看她一眼。黃蕙蘭說：
「他對待我，就是忍讓，供吃供住，人前客客氣氣，私下拋在一邊。」
於是，她下了判詞：
「他是個可敬的人，中國很需要的人，但不是我所要的丈夫。」
1956年顧維鈞從台灣駐美「大使館」崗位上退休后，黃蕙蘭向68歲的顧維鈞提出了離婚，兩人共同生活37年後平靜地分手。
4.迎來人生第四春
1959年，71歲的顧維鈞迎來人生第四次結婚。妻子嚴幼韻比他小17歲，是他外交界朋友的遺孀，兩人已相識20多年。
嚴幼韻1905年出生於上海富商家庭，早年為復旦大學的「校花」，是位時尚新女性。當時擁有私家車的人少之又少，而嚴幼韻大學時代便學開汽車，其時髦程度可想而知。她的車牌號為84，英文為EightyFour，中文譯為「愛的花」。
嚴幼韻也是國際社交場上的名流，她的第一任丈夫楊光泩是普林斯頓大學國際法博士，留美時也曾任《中國留學生月刊》主編，只不過比顧維鈞晚10年。楊光泩回國后曾擔任過清華大學的教授，后又進入外交界，與時任外交總長的顧維鈞接觸較多，彼此交誼頗深。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楊光泩出任駐菲律賓總領事，不久，日軍佔領了馬尼拉，楊光泩以身殉職。
顧維鈞與嚴幼韻結婚後，兩人共同語言頗多，相親相愛。嚴幼韻善於理家，精於治家，也是一位好客的女主人。她把大部分時間用在照顧顧維鈞的生活瑣事上，每天為顧維鈞準備大量的中英文報紙，供他閱讀學習；然後同他聊天，讓他身心愉悅；陪他散步，讓他恬靜怡然；為他安排牌局，供他消遣娛樂。
在嚴幼韻的精心照顧下，顧維鈞晚年過著「不忮不求，不怨不尤，和顏悅色，心滿意足」的生活。顧維鈞的長子顧德昌曾感動地說：
「如果不是她（嚴幼韻），父親的壽命恐怕要縮短二十年。」
顧維鈞晚年在談到長壽秘訣時，總結了三條經驗：「散步，少吃零食，太太的照顧。」
說到散步，顧維鈞雖住在紐約這個大都市的中心，但公園大道離著名的中央公園只有一箭之遙，那裡森林繁茂，綠草如茵，是鬧中取靜放鬆身心的絕佳去處。只是六七十年代紐約的治安狀況太差，他在散步時曾被搶劫三次。但他沒有因此放棄散步，而是在出門時準備好零錢打發搶劫者。對此他曾戲言：
「我豈止是風雨無阻，簡直是『盜匪無阻我漫步』呀！」
顧維鈞晚年的另一樂事，是與兒孫歡聚一堂。
顧維鈞共有三子一女，長子顧德昌和女兒顧菊珍是第二位夫人唐寶玥所生；次子顧裕昌和三子顧福昌是第三位夫人黃蕙蘭所生。嚴幼韻與楊光泩生有三個女孩，顧維鈞視她們為己出，三個女兒對顧維鈞也如同親生父親一般。
顧維鈞身居海外多年，卻一直沒有入美國籍，這是由於他一直心繫大陸。越到晚年，他越是思念故國家園。每當他碰到上海來客，都要問問對方去沒去過嘉定。他每天的晚餐必吃中餐，並且特別喜歡吃家鄉的塌棵菜和羅漢菜。
1972年9月，出席第二十七屆聯大的中國代表團成員章含之受毛澤東委託，前往拜見顧維鈞。見到來自祖國家鄉的故人侄女，顧維鈞異常興奮，詢問了大陸的許多情況。面對來自祖國大陸的熱情邀請，他既高興又遺憾，因為當時條件尚未成熟，他未能回國一訪。他曾滿懷深情地說：
「我常心懷中國，我知道，中國將會統一的。」
1983年，他的女兒顧菊珍回國觀光，顧維鈞再三囑咐女兒一定要到家鄉看看，並將他珍藏多年的明代「嘉定四先生」和民族義士侯峒曾、黃淳耀的墨跡帶回，獻給國家。
女兒回到美國后，帶回來家鄉的畫冊。顧維鈞把畫冊翻了又翻，看了又看，後來每逢思鄉心切，便要翻看畫冊。他還給家鄉寫了一封信，感謝家鄉對他的關心厚愛，盛讚故土發生的巨變。
然而遺憾的是，顧維鈞終究沒能等到重返祖國大陸的那一天，1985年11月14日晚11時，顧維鈞在家裡淋浴方畢，正想披衣時，突然昏厥辭世，享年97歲。
顧維鈞逝世后，蔣經國、宋美齡送了花圈，顧維鈞的母校哥倫比亞大學特設追悼會，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許多外交界人士致電錶示哀悼，台灣輿論對顧維鈞的一生事業大加讚賞，極盡華美之辭；美國的《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以及華文報紙都載文表示哀悼。
靈柩中的顧維鈞身穿制服，佩戴各種勳章，安適恬靜，栩栩如生。
夫人嚴幼韻率晚輩子孫為顧維鈞守靈。
追悼會結束后，靈柩被送往顧維鈞早在十年前選好的墓地安葬。
顧維鈞去了，但他在半個多世紀中的外交經歷留給了後人，他的長達600萬字的《顧維鈞回憶錄》已成為中華民族一份珍貴的歷史文化遺產。
歷史評說
顧維鈞是中國近代史上傑出的外交家，他在巴黎和會上的一席臨時發言和面對不平等條約的拒絕簽字，在中國外交史上產生了里程碑的作用，開創了數個第一，即：
中國代表第一次在國際講壇上為保護國家主權進行成功的演說與呼籲；
中國第一次堅決地對列強說「不」；
中國第一次打破「始爭終讓」的外交局面。
可以肯定的是，顧維鈞開創了中國外交勝利的起點。
在顧維鈞的外交生涯中，對日外交活動居於十分重要的地位。繼巴黎和會之後，在華盛頓會議上，顧維鈞為維護中國主權、收回山東權益和膠濟鐵路作了不懈的努力。「九·一八」事變之後，顧維鈞在國聯聽證會上力陳日寇在東北製造的侵略事實。國聯雖然沒有採取制裁日本的措施，卻也沒有承認日本製造的「既成事實」。此間中國與其他反法西斯盟國合作的大部分談判都有顧維鈞參加或主持，英美蘇盟邦對華援助的很多款項，都是經顧維鈞和其他外交官努力爭取遊說得來的。在整個抗日戰爭中，顧維鈞對國家貢獻巨大。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顧維鈞率領中國代表團出席敦巴頓橡樹園會議、舊金山會議，為創立聯合國出謀劃策，並作為中國政府的代表第一個簽署《聯合國憲章》。中國政府參與創建聯合國的行動，在20世紀的世界外交史上寫下了光輝的一頁。
值得一提的是，顧維鈞厭於黨爭和主義之爭，北洋政府時期他歷任袁世凱、黎元洪、馮國璋、徐世昌、曹錕、段祺瑞、張作霖等各期北京政府的要職，在各派鬥爭中以對外大局為重，穩健自重，周旋有方。聯合國成立之初，他力主共產黨派代表參加中國代表團，以示國家統一，一致對外，反映了他一貫主張的「國民主權」的外交原則。
從1912年到1967年，五六十年間，顧維鈞擔任過無數的外交職務，駐美大使、駐法大使、聯合國首席代表、外交總長、海牙國際法院法官等，為改變中國屈辱的對外關係、維護國家利益和民族尊嚴，提高中國的國際地位，作出了歷史性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