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國民黨高官敗逃台灣真相（第一部）
何應欽大陸權貴台島做順民
在蔣介石統治大陸20多年中，何應欽可謂位極人臣。他與蔣介石既是校友又曾共事，雖未結金蘭卻有知遇之恩。但兩人既有權力之爭，又要互為利用，關係極為微妙。誠如老蔣所說：「沒有我蔣中正，就不會有何敬之。」赴台之後，何應欽非常識趣地做了順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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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字型大小：何應欽，字敬之
籍貫：貴州興義
祖籍：江西臨川
生卒年月：1890.4.2—1987.10.21，卒年97歲
畢業院校：日本陸軍士官學校
軍銜：陸軍一級上將
最高職務：國民政府行政院長兼國防部長、中國陸軍總司令
個人愛好：打獵、高爾夫、旅遊
家世：
太高祖——何景鸞。何氏先祖居住於江西臨川，何景鸞隨清軍出鎮貴州，於清咸豐初年在貴州興義定居。
高祖——何振瑝，通過販牛致富后，於興義城郊的巴骨山田壩置水田，每年收租二百餘擔，成為興義縣「八大戶」之一。定居興義縣城黃草壩。
曾祖——何雲鵬，見捧乍人煙稠密，商業繁盛，便變賣田產，遷往捧乍。後為躲避戰亂，又遷至泥凼風波灣，經營起小染坊。
祖父——何春榮，繼續經營染坊，並在泥凼附近購買田地，躋身地主之列，成為泥凼的首富，后創辦泥凼團練。
父親——何其敏，繼承父業，持家勤謹，夫人史氏。
兄弟——大哥何應楨，二哥何應祿，四弟何輯五，五弟何縱炎。（同輩姐妹：何應鳳、何應碧、何應翠、何應秀、何應滿、何應相）。
妻子——王文湘。
女兒——何麗珠（過繼）。
簡歷
1890年——4月2日出生於貴州省興義縣泥凼村。
1907年——入貴陽陸軍小學，后升入武昌陸軍第三中學。
1909年——留學日本，入振武學校第11期。
1914年——入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第22期步科。
1916年——回國後任黔軍第1師第4團團長兼講武堂學生營營長。
1921年——任貴州步騎炮工兵學校校長、黔軍參謀長。
1924年——任廣東大本營參謀處參議。同年，任黃埔軍校少將總教官，任黃埔軍校第一教導團團長。
1925年——任國民革命軍第1軍第1師師長。
1926年——任第1軍軍長、中央軍事政治學校教育長。同年任北伐軍東路軍總指揮。
1927年——任軍事委員會常務委員，與白崇禧率部取得龍潭戰役的勝利。
1928年——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參謀長、蔣桂戰爭中任討逆軍總參謀長。
1930年——任軍政部部長，此職任期至1944年11月。
1931年——任軍政部部長兼任「圍剿」軍總司令，負責對中共蘇區的第二、第三、第四次「圍剿」。
1933年——與日方代表岡村寧次簽訂「塘沽停戰協定」。
1935年——授銜陸軍一級上將。同年與日本華北駐屯軍司令梅津美治郎議定「何梅協定」。
1936年——西安事變主戰。
1937年——任軍政部長兼第四戰區司令長官。
1944年——任中國戰區中國陸軍總司令。
1946年——任聯合國軍事代表團中國代表團團長兼中國駐美軍事代表團團長。
1948年——任行政院政務委員兼國防部長。去台後，歷任「總統府」資政、「戰略顧問委員會」主任委員等職。
1949年——任行政院院長。
1987年——10月21日於台北病逝，享年97歲。
發跡黃埔，戰火中一路升遷
1.曾經少年得志
貴州省興義縣原名「黃草壩」，是一個名不見經傳的窮鄉僻壤，然而到了19世紀末20世紀初，三個「大人物」的出現，使它聲名大振，成為了「鐘山川之靈秀」的「貴州一景」。這三位「大人物」便是：
貴州都督劉顯世；
黔軍總司令王文華；
國民黨統治時期赫赫有名的第二號軍事首腦何應欽。
何應欽出生在位於縣城西南40餘公里的泥凼村。他7歲入鄉塾，13歲入縣立高小，17歲考入貴州陸軍小學堂，后被保送入武昌陸軍第三中學。
1909年秋，何應欽被錄取為留學生，東渡日本進入東京振武學校第11期學習，與朱紹良、谷正倫、賀耀祖等人成為同窗好友，並於第二年同時加入了同盟會。辛亥革命爆發后，何應欽輟學回國，參加了光復上海之役，與蔣介石同在滬軍都督陳其美的司令部任職。二次革命失敗后再渡日本，進入陸軍士官學校第22期。
1915年，何應欽學成歸來，遇到了生命中的第一個「貴人」王文華。
王文華時任黔軍總司令，與何應欽同為黃草壩老鄉。何應欽受王之邀，又邀同窗朱紹良、谷正倫等人一同參加了黔軍。此時護國戰爭爆發，貴州舉旗響應，何應欽幾人一到貴陽，即被委以重任。何應欽任黔軍第1師步兵第4團團長兼講武學校學生營營長。
然而，貴州雖小，黔軍雖嫩，權力紛爭卻不亞於任何大省。王文華雖在黔軍中握有實權，但他的舅舅貴州督軍劉顯世卻是樹大根深，舅甥二人在興義系軍閥內部形成了「舊派」與「新派」兩種勢力。而以二人為核心的貴州興義系軍閥集團的主要成員，不是劉、王二人的宗親姻親、鄉鄰故舊，便是其門生弟子、同窗摯友。
在舅甥二人「新」「舊」派的明爭暗鬥中，何應欽作為留日士官生，自然而然地選擇以王文華的「新派」作為自己依傍與效力的對象。但他並不想得罪劉顯世，對劉恭謹備至，大面上事之如父，小心謹慎地在劉、王二人之間周旋，使他在兩人矛盾中得以暫時的刀切豆腐兩面光。
1916年4月30日，何應欽與王文華的胞妹王文湘締結良緣。朱紹良與谷正倫也分別迎娶貴陽城裏出身名門望族的大家閨秀。英雄配美人，一時轟動了整個貴陽城。
做了王文華的妹夫，何應欽的腳公開站到了王文華的一邊。在此後兩年多的時間裏，他憑藉嚴謹的軍人作風和政治組織才幹，成為「新派」的骨幹。他創辦的「少年貴州會」，對王文華團結省內外進步分子建立新黨，最後奪取貴州政權奠定了基礎，他本人也得以先後升任貴州講武學校校長、省會警察廳廳長、全省警務處處長、第五混成旅旅長等要職，並晉銜為陸軍上將，成為貴州新派人物中的核心人物。
1920年年末，何應欽參與謀划和直接指揮了「民九事變」，與王文華一起迫使劉顯世交出了貴州大權。
但出乎意料的是，劉顯世表面上交出大權退出貴州，暗地裏卻在伺機反撲，在王文華放鬆警惕的時候，於1921年3月派殺手在上海將王文華殺害。
王文華一死，新派在貴州頓時失勢。而由於新派內部相互傾軋，何應欽被迫逃往雲南，投奔滇軍總司令顧品珍。
逃到昆明后，何應欽驚魂甫定，原以為躲過了命中一劫，沒想到劉顯世窮追不捨。
1921年12月一天，何應欽來到昆明三牌坊華豐茶樓，剛走進樓梯，就見迎面走來兩個青年，他們看到何應欽立即向他敬禮，其中一個說：
「您也來這裏喝茶，我曾做過您部下的班長。」
何應欽簡單敷衍了幾句，然後轉身上樓。就在此時，另一個青年突然拔出手槍，沖着何應欽「啪啪啪」就是幾槍。
何應欽的副官眼疾手快，立即開槍還擊。茶樓頓時亂成一片，兩名青年趁亂逃走。
此時何應欽已倒在血泊中，他胸部、腿部各中一彈。副官趕緊將他送入昆明一家法國醫院，因搶救及時終於得以脫險。
隨後，何應欽攜妻前往上海投奔其內兄王伯群（王文華之兄），過起了寓公生活。何應欽少年得志，第一個人生的小峰巔就此以失敗落下帷幕。
2.再度發跡黃埔
1924年，何應欽經妻兄王伯群等人介紹，赴廣州擔任孫中山大元帥府參謀。後由其日本士官學校同學王柏齡推薦，被蔣介石任命為黃埔軍校少將總教官。這是何應欽一生效命於蔣介石的開始，他本人的命運也因此發生改變。
何應欽與蔣介石原為東京振武學校先後期同學，又同在陳其美手下共過事，兩人早已相識，只是此前並無深交。因此到軍校后，何應欽處處恭謹，工作中絲毫不敢怠慢，加上他本人一貫作風嚴謹，認真負責，漸漸得到蔣介石的重視。
蔣介石在黃埔軍校倚為心腹幹將的，原為教授部主任王柏齡。王柏齡與蔣介石是從通國陸軍速成學堂到東京振武學校的同學，私交甚好。怎奈王柏齡不爭氣，沉溺廣州城內煙花柳巷不能自拔，整天尋花問柳，抽大煙，不務正業，遇事不見蹤影。
如此一來，蔣介石對忠於職守的何總教官越來越信任，常把一些重要事務交給何應欽去處理。
1924年年底，蔣介石將黃埔軍校第一期畢業生組編為兩個教導團，何應欽任第1團團長，劉峙、顧祝同、錢大鈞為其手下營長。教導團是國民黨創建的第1支軍隊，後來成為黃埔系高級將領的陳誠、胡宗南、周志柔、桂永清、杜聿明、黃維等人，當時均為團里下級軍官或普通士兵。
率領第1團，何應欽開始馳騁沙場，建功立業。
1925年年初，廣州軍政府組成東征聯軍，討伐陳炯明，何應欽的教導第1團被編入東征聯軍右路序列。2月1日，何應欽率教導第1團離開軍校，10日擊退平湖之敵。隨後攻佔淡水城，全殲守軍一個旅，接着又以2000兵力擊潰洪兆麟1萬多兵力的增援部隊，令陳炯明大為光火。
3月上旬，陳炯明集中林虎、李易標兩部兵力四五萬人，突襲何應欽部，並企圖包抄東征軍總部，在棉湖與黃埔軍展開決戰。
由於黃埔軍教導第2團行動緩慢，未能按部署及時趕往敵人側背進行攻擊，致使第1團孤軍作戰，腹背受敵，情況萬分危急。3月13日，雙方開始了肉搏戰。
蔣介石生怕有所閃失，後果不堪設想。他將何應欽叫到指揮所，焦急萬分地說：
「何團長，你必須堅持住，一定要堅持到第2團趕到，堅決不能後退！否則不但我們完了，廣州恐怕也完了！」
何應欽自然深知其中利害，就大局而言，此一戰關係到黃埔軍以及廣東革命根據地的生死存亡；就個人而言，如若戰敗，蔣介石、何應欽不僅將聲名掃地，甚至性命難保。何應欽當即表態：
「既然非拼即死，那我就去了！」
何應欽振作精神，親赴第一線督軍作戰，並在肉搏混戰中身先士卒，極大地鼓舞了士氣。何應欽還採納了第3營黨代表章琰的布疑兵之計，令士兵大造聲勢，殺聲震天，多插旗幟，以做疑兵。敵軍果然上當，猶豫不前。何應欽此招，為等待第2團支援爭取了時間。
兩個小時后，第2團終於趕到林虎軍側背，與第1團協同作戰，將陳炯明所部打得狼狽逃竄，取得了棉湖戰役的最後勝利，為第一次東征的勝利奠定了基礎。
棉湖苦戰，堪稱以少勝多、使廣州革命政府轉危為安的關鍵性一戰，黃埔學生軍與何應欽也因此「一戰成名天下知」。而1925年3月13日，也成為了蔣、何同生死共患難的紀念日。
1925年7月，國民政府在廣州宣告成立。
黃埔學生軍隨即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1軍，蔣介石親任軍長，何應欽任第1師師長。第1軍成為以後國民革命軍第1集團軍的基礎，也是國民黨「中央軍」的基本班底，是蔣介石在大陸統治20多年的嫡系力量。
在第二次東征中，何應欽的第1師在惠州殲滅敵軍主力，取得了惠州戰役的勝利。從此，何應欽憑藉顯赫戰功與謙遜做人的處世態度，與蔣介石一榮俱榮，一損俱損。
1926年7月，蔣介石就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誓師北伐。何應欽任國民革命軍第1軍軍長兼潮梅警備司令。
在鬆口戰役中，何應欽殲敵、招降4個師，以2：5的兵力大敗直系軍閥孫傳芳的周蔭人部。蔣介石為此稱讚何應欽：
「能從容應付，完全消滅敵軍主力，因此預測到此次北伐之目的，一定可以達到。」
隨後，何應欽任東路軍總指揮，由福建進軍浙江、上海，並於1927年3月攻佔杭州，大挫五省聯軍孫傳芳的軍隊，何應欽因此聲威大震。
3.逼宮棋錯一著
1927年4月18日，蔣介石在南京另立國民政府，與武漢國民政府相對峙。
5月1日，南京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宣佈繼續北伐，擬定兵分三路，以何應欽為第一路軍總指揮，白崇禧為第二路軍總指揮，李宗仁為第三路軍總指揮，三路大軍沿津浦路揮師北上，進攻安徽、山東，攻打孫傳芳的五省聯軍與奉系張宗昌的直魯聯軍。
三路大軍所向披靡，5月下旬已開始進攻徐州、山東，6月上旬均到達隴海線，向山東發起全面進攻。
然而7月上旬，國民黨寧、漢兩政府矛盾激化，武漢政府汪精衛、唐生智等人主張討伐蔣介石，唐生智即率部「東征」南京。蔣介石聞訊，抽調北伐軍主力回師南下，準備抵抗唐生智的「東征軍」。
北伐主力部隊南撤後，孫傳芳與張宗昌乘機反攻，很快收復失地，於7月24日重新佔領徐州。
徐州失守，蔣介石指責何應欽指揮無能，並親臨前線指揮作戰，結果慘遭失敗。
8月6日，蔣介石退回南京，第二天便召開緊急軍事會議，商討抵抗「東征軍」事宜。何應欽及蔣介石手下其他重要將領李宗仁、白崇禧均到場參會。
李宗仁、白崇禧是桂系首領，雖表面歸順蔣介石，但一心想的是桂系的利益。因此，當蔣介石在會上表示必須出兵征討武漢才能繼續北伐時，李宗仁立即表示反對，堅稱：
「要先和漢后北伐。」
由於武漢政府提出的和談條件為蔣介石下野，李宗仁此話的意思再明白不過，就是要蔣介石下台。受此逼迫，蔣介石表示：
「如果你們非要和的話，那我就走開，讓你們去和好了。」
話音未落，白崇禧立即表示贊同。蔣介石只好將希望寄託於何應欽，他看着何應欽，等他出來救場。
作為蔣介石一手提攜的心腹將領，何應欽本應站出來替蔣介石說話。但通過兩次東征和北伐戰爭，何應欽在黃埔軍中聲望日隆，一向低調做人的他，竟有了些居功自傲的心態。加上他與白崇禧在北伐戰爭中配合默契、私交甚好，他選擇了站在桂系一邊，因此始終低着頭，一言不發。
蔣介石見狀，心中瞭然，一氣之下拂袖而去。
事後吳稚暉、張靜江等人曾召開軍事委員會議，想挽留蔣介石，何應欽卻明確表態說：
「蔣先生是自己要走的，他走了會好些。」
蔣介石曾想策動黃埔軍兵變，支持自己留任，但考慮到何應欽在黃埔軍中的影響，只好作罷，加上來自武漢方面的壓力，蔣介石不得不黯然下野。
蔣介石下野后，何應欽與桂系李宗仁、白崇禧組成軍事常務委員會，對國民革命軍實行集體領導，掌握了軍事大權。
此時，將國民黨軍隊逼退至長江南岸的孫傳芳，乘南京政府混亂之機，發動6萬大軍強渡長江，直撲南京，令何應欽、白崇禧措手不及。
好在何、白協同作戰配合默契，急調滬杭線上第1軍各師及附近第7軍，在距南京30公里、南京的唯一屏障龍潭鎮奮勇抗敵，最終取得龍潭之役的最後勝利，保衛了南京。
這是何應欽一生中的最得意之作，也是他與白崇禧精神上偕同的結果。此後，兩人以分別率領的第一路軍與第二路軍為主力，繼續出師北伐，於12月收復徐州。
蔣介石下野后，無論是桂系李宗仁，還是西山會議派，抑或是武漢汪精衛等，皆無力駕馭南京政府，而且互相傾軋，矛盾重重。而南京班底仍是蔣介石的人馬，陳果夫一手控制着中央黨部，蔣介石仍通過對政治、軍事、財政的遙控左右著時局。
因此，隨着時間的推延，蔣介石復出的呼聲越來越高，各地方實力派權衡利弊，也呼籲蔣介石復出，蔣介石的心腹、嫡系更是為蔣復出大造輿論。一時間，各方面紛紛通電擁蔣復職，黃埔系軍隊團以上軍官更是紛紛列名，發表擁蔣復職通電。
只有何應欽對此毫無反應，這令蔣介石十分惱火，立刻派何的老鄉國民黨中央執委書記李仲公前往責問。李轉達了蔣介石的原話：
「連馮玉祥、閻錫山都對我發出了擁戴電，為什麼他還不發？他打底打的什麼主意？」
在此情況下，何應欽只好請李仲公代擬電文發出。
1928年1月，蔣介石復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
令何應欽沒有想到的是，蔣介石復職伊始，便首先給了他一個下馬威。
4.戰火中再得升遷
蔣介石復職時，何應欽尚在南京。蔣介石悄然趕赴徐州，進入第一路軍總指揮部，下令免去何應欽第一路軍總指揮之職，改任總司令部參謀長，並將何應欽在南京住宅的衛隊全部撤走。
蔣介石此舉，令何應欽深感意外，極為震驚，他找到李仲公大發牢騷：
「總司令到徐州去也不通知我，突然調我為總司令部參謀長，讓我面子丟盡，他到底是什麼意思？」
「能有什麼意思？」李仲公說，「只要他在，你就沒有把握把黃埔軍拿過來，同他斗你是斗不贏的。」
「不管怎樣我決不就職，任憑他發落好了。」
「那又何必，他只是對你有些疑心，但你們畢竟有一段深厚的歷史。還有，在對待桂系的問題上，你以後要把握好。」
何應欽只好答應就任參謀長，並請李仲公替他解圍。李仲公隨即趕到徐州，告訴蔣介石：
「何敬之痛自引咎，一切唯總司令之命是聽，願意就任參謀長職。」
蔣介石聽后說：
「他這樣就好，他要知道，而且必須知道，沒有我蔣中正，就不會有他何敬之！他怕白健生，難道就不怕我蔣中正嗎？」
「他也是一時糊塗。」李仲公趕緊替何應欽打圓場。
「那好，你去告訴他，不要打錯主意。上次桂系逼我，如果他說一句話，我何至於下台？這次擁戴電，他又遲遲不發，是何居心？現在桂系大肆宣傳，說我已不能掌握黃埔軍隊，能掌握的只有何敬之。他這樣做，是不是故意與桂系呼應，塌我的台？……所以，我就要來前線試試，看我究竟能不能掌握黃埔軍。」
這場隱藏在蔣、桂之爭幕後的蔣、何爭奪黃埔領導權的鬥爭，最終以何應欽的失敗而告終。
何應欽因受到「入壁奪符」的打擊，有如當頭棒喝，從此對蔣介石俯首帖耳，變得小心謹慎起來。由於兩人之間互有所倚，表面上仍然合作密切，北伐軍佔領北京后，蔣介石即委任何應欽為「國軍編遣籌備委員會」主任委員和「訓練總監部」總監等職務。
北伐戰爭結束后，各路新軍閥如李宗仁、閻錫山、馮玉祥、唐生智等均發展壯大起來，他們個個想搶佔地盤，個個想擴大割據勢力。而蔣介石作為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主席，既完成了統一大業，就想實際控制各地方實力派，使之真正歸於自己麾下。要做到這一點，只有削弱他們的實力。
於是，新的軍閥混戰拉開序幕，且一發而不可收。此間，何應欽在擔任國民革命軍總參謀長的同時，先後兼任武漢行營、開封行營、廣州行營、鄭州行營主任，在前線指揮部隊與各路新軍閥作戰。
在蔣桂戰爭中，在討伐張桂聯軍、討伐唐生智的戰役中，何應欽屢創佳績，獲一等寶鼎勳章。在1930年5月爆發的中原大戰中，何應欽調撥百萬大軍與閻錫山、馮玉祥以及李宗仁等人組成的倒蔣聯合展開激戰。特別是衡陽一戰，大敗驍勇善戰的桂軍，保住了蔣介石的大後方，為中原大戰的最後勝利奠定了基礎。
其間，何應欽的父親何明倫去世，何應欽一直在前線指揮作戰，無暇回興義奔喪，蔣介石親往設在南京的何父靈堂祭弔，並親筆書寫讚辭，使何應欽深受感動。
1930年3月，何應欽被任命為軍政部長，直到1944年，任此職達14年之久。
中原大戰結束后，何應欽奉蔣介石之命，先後指揮20萬、30萬、50萬大軍進攻中央蘇區，對紅軍發起第二、第三、第四次「圍剿」。但是，何應欽在軍閥混戰中能挫敗群雄，「圍剿」紅軍卻是連連敗北，且一次比一次敗得慘重。第四次「圍剿」失敗后，蔣介石大發雷霆，連連哀嘆：
「唯此次挫敗，慘重異常，實有生以來唯一之隱痛。」
何應欽本人更是心痛不已。
1933年，何應欽赴北平主持華北軍事，一度督率國民黨中央軍和一些地方部隊在長城一帶抗擊日本侵略軍，5月長城抗戰失敗后，派代表與日軍簽訂了喪權辱國的《塘沽協定》。1935年，何應欽又根據蔣介石的旨意，與日本華北駐屯軍司令官梅津美治郎簽訂了《何梅協定》。
1935年4月，何應欽被授予陸軍一級上將。同時被授予一級上將的共有八人，閻錫山、馮玉祥、張學良位居何應欽之前，李宗仁、朱培德、唐生智、陳濟棠名列何應欽之後。在國民黨中央軍中，何應欽是唯一一位一級上將。
蔣介石其他嫡系將領如劉峙、顧祝同等均為二級上將，張治中、陳誠等為中將。由此可見，何應欽當時在蔣介石嫡系將領中的地位是至高無上的。
再生齟齬，位居第二被取代
1.西安事變的失策
1936年12月12日，時任西北「剿匪」副總司令、東北軍領袖張學良和時任國民革命軍第17路總指揮、西北軍領袖楊虎城，為達「停止剿共，改組政府，出兵抗日」的目的，在西安扣留蔣介石，發動了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
消息傳來，南京國民政府頓時陷入一片群龍無首的混亂之中，各派力量迅速分化組合，形成了以何應欽為首的主戰派和以宋美齡、孔祥熙為首的主和派，兩派就如何解救蔣介石、如何對付張學良和楊虎城展開激烈爭論。
為此，何應欽曾當面頂撞宋美齡。他說：
「為維護國民政府威信，應當立即對張、楊進行討伐。」
宋美齡則針鋒相對，予以回擊：
「動用武力，必然會危及委員長性命！你這樣做用意何在？」
何應欽臉色驟變，隨即冷言相向：
「婦道人家，只知道救丈夫。」
宋美齡則回敬說：
「我決非朝夕挂念丈夫安全之婦人！委員長的安全，直接關係到國家的安定。一旦發動大規模戰爭，你有什麼把握控制局面，兩廣、雲南、湖南、四川、山東、山西、河北、察哈爾、綏遠、寧夏等各地軍政要員，都在相機而動，他們豈會聽從你的調遣？到時都趁火打劫，趁勢擴張，或者站到張、楊一邊，我問你怎麼收場？」
何應欽不得不承認，宋美齡的話不無道理。一旦討伐失敗，他將難辭其咎；而萬一引發大規模內戰，後果更是不堪設想。
在宋美齡、孔祥熙等人的堅決反對下，何應欽被迫改令只轟炸渭南、富平、三原以及西安近郊等。
但何應欽不會改變其主戰立場，他的目的有二：如在討伐中殃及蔣介石，致其性命於不保，他便可順理成章地取而代之；如若出兵救出了蔣介石，他又可稱為救駕功臣。同時他認為，只要出兵轟炸西安，蔣介石便難保生命安全。
16日，何應欽正式宣佈對西安進行軍事討伐。17日，何應欽就任「討逆」軍總司令，7個師兵力已集結潼關前線，所有飛機集中於洛陽，只待一聲令下，旋即向西安展開全面進攻。此間，中央軍在華縣與楊虎城部的對峙中，前方已開始衝突。
就在內戰一觸即發之際，何應欽收到蔣介石的親筆書信，令他暫停轟炸三日，到20日為限。
20日上午，宋子文抵達西安斡旋，和平解決端倪漸顯。宋美齡又力爭延期3日，並於22日親赴西安，勸蔣介石「寧抗日，勿死敵手」。
蔣介石的心情開始逐漸平靜，決定接受張、楊提出的八項和談條件，西安事變出現轉機。最終，在宋氏兄妹的努力下，西安事變以釋放蔣介石、和平解決而結束。
12月26日，蔣介石回到南京。何應欽雖感到慚愧尷尬，但還是硬著頭皮去機場迎接蔣介石，並在歡迎答會上為蔣介石宣讀答詞，述說他為伸張國法而主張討逆的苦衷。
蔣介石一方面對何應欽主戰動機不純心懷芥蒂，另一方面認為何應欽的主戰對張、楊是一種威懾，而這種威懾正是他對抗張、楊的資本，因此，對何應欽此間的所作所為並沒有深究，但從此兩人的關係變得愈發複雜微妙起來。
2.抗戰期間的升降
1937年全面抗日戰爭爆發后，何應欽以軍委會軍政部長兼任第四戰區司令長官。1938年1月何應欽任軍委會參謀總長，仍兼任軍政部長與第四戰區司令長官，成為蔣介石的最高軍事助手。
此間，何應欽參與了台兒庄戰役的上層決策，指導和指揮了徐州會戰，參與制訂了武漢會戰的計劃。在其第四戰區司令長官之職由張發奎接任后，他本人以參謀總長身份，往來於各戰區、戰場之間，先後參與指導了南昌、隨棗、長沙和桂南、浙贛會戰。
太平洋戰爭爆發后，何應欽奉命宣佈中國軍隊開入緬甸設防，並指導入緬遠征軍攻佔緬甸仁安羌，次年指導緬北會戰，獲一等卿雲勳章、一等景星勳章，英皇喬冶六世授予的二級軍師榮譽會員勳章。
1944年9月，何應欽指揮了桂柳戰役和貴州戰役。儘管日軍先後佔領桂林、柳州，但企圖從桂黔向四川進攻的陰謀最終破產。
此時，蔣介石培養的得力助手陳誠羽翼已豐，儘管何應欽自西安事變之後對蔣介石死心塌地，但到1944年，蔣介石仍迫不及待地要求何讓位於陳，他對何應欽說：
「敬之啊，你身兼數職實在忙不過來，保個人任軍政部長吧。」
何應欽一時沒有反應過來，連忙說：
「不忙，我一個人完全忙得過來。」
但不久蔣介石舊事重提，何應欽這才明白，蔣介石真要拿下他當了14年的軍政部長，於是明確保顧祝同接任，蔣介石卻提名陳誠。何應欽心中不服，便對部下抱怨道：
「陳誠算個什麼東西，我當師長時，他才當連長！」
陳誠仍然當上了軍政部長。從此何、陳矛盾日益加深，兩人的勢力也開始逆轉。
為了安撫和補償何應欽，蔣介石任命何應欽為同盟國中國戰區中國陸軍總司令。1944年12月，何應欽率領四個方面軍，親自指揮了湘西會戰，傷斃日軍近三萬人，獲戰利品20多噸。隨後乘湘西會戰之勇，何應欽發起桂柳反擊戰，收復廣西，為反攻廣州創造了條件。戰役結束后，何應欽獲得羅斯福總統頒贈的金椰勳章。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佈無條件投降，蔣介石指派何應欽為中國戰區受降最高指揮官。
9月9日上午8時50分，何應欽身着米黃色軍裝，佩上將領章，斜挎武裝帶，率受降官陸軍二級上將顧祝同、陸軍中將蕭毅肅、海軍上將陳紹寬、空軍上校張廷孟，來到南京中國陸軍總司令部大禮堂，在燈光照耀下，踩着樂聲進入受降席就座。
8時52分，日軍投降代表駐華最高指揮官岡村寧次大將、支那派遣軍總參謀長陸軍中將小林淺三郎等共7人，在國民黨軍訓部次長王俊中將和翻譯王武上校引導下，脫帽後由正門入會場。
9時剛過，何應欽將日軍降書中文本兩份，遞蕭毅肅轉交岡村寧次，岡村寧次忙站起，雙手接過，並在快速翻閱后，用毛筆在兩份降書上簽字，從口袋中取出圓形水晶圖章蓋印，又令小林淺三郎向何應欽呈遞降書。
何應欽接過降書檢視后，亦簽字蓋章，並將其中一份降書交給岡村寧次。
在受降儀式的最後，何應欽發表廣播演說，贏得全場熱烈掌聲。受降儀式結束后，何應欽吩咐將簽字用的墨、硯保存起來，作為歷史的見證，並將他本人簽字用的毛筆帶出，留做永久紀念。
能夠代表中國戰區最高統帥蔣介石，接受日本駐華最高指揮官岡村寧次的投降書，一方面可以看出何應欽在國民黨內地位之高、資歷之深無人可比，同時也可以看出蔣介石對何依然頗為倚重。
3.戰後出局的尷尬
正當何應欽風光無限、躊躇滿志的時候，1946年6月，軍事委員會被撤銷，成立國防部，何應欽被解除了參謀總長及陸軍總司令之職，改任聯合國安理會軍事參謀團中國代表團團長。
突然從權力峰巔跌下，不僅被逐出權力核心，而且被拋擲地球的另一邊閑置起來，這個變化，令何應欽目瞪口呆。
但蔣介石作此安排，卻是事出有因。早在日本投降前，美國方面曾派代表到重慶詢問蔣介石繼承人之事，蔣以自己身體健康尚未考慮作答。日本投降后，白宮又派人到南京舊事重提，蔣介石暫且以何應欽應付之。
不料，何應欽聞訊后，以為蔣介石念他勞苦功高，真將他列為了接班人，一時忘乎所以，想在黃埔系中「自成體系」，還想搞什麼「何氏內閣」，觸到蔣介石的痛處，因此被「貶謫」出局。
何應欽在聯合國任職一年後，1947年5月奉召回國，出任戰略顧問委員會主任委員。翌年，又就任翁文灝內閣行政院政務委員兼國防部部長。
此時桂系李宗仁在白崇禧的幫助下就任副總統，蔣介石為此免去了白崇禧國防部長之職。而國民黨主要將領諸如陳誠、顧祝同、衛立煌、劉峙等皆在內戰戰場上連連敗北，「蜀中無大將，廖化作先鋒」，在此情況下，蔣介石開始起用早已被逐出權力中心的何應欽。
1949年1月蔣介石下野，李宗仁出任代總統，並提出由何應欽出任行政院長。仍在幕後掌控國民黨黨軍政大權的蔣介石開始時表示堅決反對，但為了與桂系抗衡，認為何應欽仍有可利用價值，最終點頭同意。
何應欽終於在國民黨政權在大陸垮台之前，過了一回行政院長之癮。
此間，在3月11日何應欽60大壽時，蔣介石特題「安危同仗，甘苦共嘗」八字祝賀，同時致函要他「能以中正之意志為意志，承當此艱危之局勢也」，令何應欽頗有些受寵若驚。
但是，隨着前線的節節敗退，蔣介石與李宗仁的矛盾更加表面化，並相互推卸責任。何應欽既不敢得罪蔣介石，又對困境中的李宗仁頗多同情。作為行政院長兼國防部長，他本可以調動和指揮全國的軍隊，但當他試圖命令宋希濂部到湖南常德、芷江一帶構築防線阻止解放軍南下時，宋卻將部隊退到湖北恩施，並表示只聽從蔣介石指揮。
何應欽何嘗不知自己這個行政院長與國防部長並無實權，但「表面文章」總是要做的。而在蔣介石與李宗仁的鬥法中，任何工作都無法開展，5月30日，何應欽內閣全體辭職。
李宗仁一再挽留，何應欽說：
「德公，你如果要我繼續幹下去，我只有兩條路可走，一是逃亡，二是自殺。」
何應欽辭職后，原準備前往美國當寓公，安度晚年，他在出使聯合國期間即在美國購置了別墅，為自己留了退路。
但蔣介石明令何應欽必須火速赴台「甘苦共嘗」，並為他準備了專機。當時許多追隨蔣介石多年的國民黨要人紛紛逃亡海外或滯留香港，何應欽為此很作了一番思想鬥爭。
何應欽心裏明白，在非嫡系者看來他是蔣介石嫡系，而真嫡系者又與他有着種種隔膜。蔣介石對其愛之加膝，惡之墜淵，他心裏自然忐忑。但最終他還是聽從了蔣介石的召喚，攜家眷飛往台灣。
化險為夷，晚年再創「佳績」
1.退台後閉門思過
何應欽乘坐蔣介石的特派專機舉家遷台，下飛機后卻無安身之所，甚至無人過問。
好在何應欽為人寬厚謙和，頗得部屬的好感，時任台灣警備總司令的紐先銘見何如此落魄，將自己居住的位於台北牯嶺街的一幢小樓讓給何應欽一家。這幢小樓產權屬於台灣省物資局，看上去毫不起眼，但對何應欽一家卻是雪中送炭。
馳騁疆場大半生的何應欽，此時閑下來深居簡出，「閉門思過」。其所思之「過」，便是參與桂系逼宮與西安事變中的主戰，生怕蔣介石算舊賬拿他開刀。
在台灣政局尚未明朗化、個人前途未卜之際，何應欽處處如履薄冰。好在蔣介石和他的心腹們正忙於「總統」復出，對何應欽也只是偶爾垂詢一下「廉頗老矣，尚能飯否」。
1949年12月7日，台灣總督府門前掛出了「總統府」的招牌。蔣介石急欲復職「總統」，蔣經國太子派振翼待飛，昔日四大家族只剩了蔣氏一家，何應欽自知重溫過去權傾勢重的舊夢已無可能，為避免未生奢望而引起猜疑，何應欽特意公開自己的態度。
1950年1月6日，美國《新聞觀察》記者斯瑞就台灣政局訪問何應欽，原以為這位國民黨重臣能有見地高深的觀點，不料，何應欽卻說：
「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我是國民一分子，在國民應盡義務方面當然不能後人，所以就我內心的衷願說，從政時不負為國家公僕，現在只希望無忝為一個自由中國的公民。」
何應欽的「識相」自然給蔣介石省去了很多麻煩，在蔣復職一事上何的表現也頗得蔣的好感。
由於李宗仁移居美國，又未宣佈放棄「代總統」之職，蔣介石的復出，既要有千呼萬喚的過場，又要在「法理」上剝奪李宗仁的「代總統」之職。
在1950年2月12日台灣「監察院」提請「國民大會」彈劾李宗仁時，作為大陸時期貴州省選舉的「國大代表」，何應欽積極發言，彈劾李宗仁，請蔣總裁恢復行使「總統」職權。並在23日的中常會上再次慷慨陳詞，請蔣復職。
作為對何應欽支持復職的回報，蔣介石把「總統府戰略顧問委員會」主任的職務，從「代主任」龍雲那裏拿過來，送給了何應欽。
這個機構成立於1947年，名義上是蔣介石的最高軍事諮詢機構，實際上是被罷黜資深軍事首腦的一座冷廟。何應欽從聯合國安理會軍事參謀團離任歸來時，曾任該機構主任，後來這一職務給了被奪了兵權的龍雲，現在又給何應欽派上了用場。
儘管是虛職，何應欽還是高高興興地走馬上任了，因為他畢竟有了一個「公職」。此後，何應欽利用一切可能的機會，表示對蔣介石的真誠擁戴。
6月16日，在何應欽主持的「黃埔軍校26周年校慶暨中央各軍事學校同學會第一屆大會」閉幕式上，何應欽要求大家「服從領袖，重振黃埔革命精神，發揮革命團體力量，完成反共抗俄使命」。
1950年8月，「國民黨改造委員會」正式成立。這是蔣介石為「清理門戶」，將過去派系林立的國民黨改造為真正的蔣家天下而特設的核心權力機構，16名委員全部是聽命於蔣家父子的「後起之秀」，其中陳誠居首。而何應欽、顧祝同、閻錫山、張群、白崇禧等人毫無疑問成為了被改造對象。
兩年後「改造」結束，蔣家非嫡系勢力被排除，為蔣二代崛起掃清了路障。
為了撫慰這些大陸時期的重臣、實權派，蔣介石特設「中央評議委員會」，並親自提名48人為該評議委員會委員，何應欽便為其中之一。對於這個安置，何應欽無話可說，欣然接受。
在新的權力機構中，陳誠、蔣經國、張其昀等32人為中央委員，陳誠、蔣經國等10人為中央常委。陳誠是何應欽相鬥多年的對手，如今再次得勢，何應欽本應難以接受。然而何應欽的長處之一，便是得勢時少有驕矜，失勢時能夠自我調節，泰然處之。
對陳誠成為中常委以及出面組閣，何應欽深表贊同，欣然擁戴。
2.「三打一跳」表心跡
被逐出權力中心，對何應欽來說並未造成太大困擾，令其心緒不寧的，是當時某些寫回憶錄或傳記的文人，總是有意無意地提起1927年何應欽參與桂系逼宮的經過，並說西安事變何應欽主戰的目的在於取而代之。
何應欽為此提心弔膽，他着實擔心敗逃一隅的蔣介石與年輕氣盛的蔣經國一時心血來潮，拿他當了替罪羊。
為了表明自己樂於接受目前處境，何應欽對文體娛樂活動熱衷起來，開始了「三打一跳」的休閑生活。
所謂「三打」，即打獵、打網球、打高爾夫球。
何應欽年輕時便熱衷打獵，此時在靠邊站的原國民黨要員中，何應欽、白崇禧、楊森的三支著名獵隊鼎足而立，「威名」遠揚。
所謂「一跳」，即社交場合中的跳舞。在與一幫釋權賦閑的老朋友、老部下以及黃埔軍校時期結下生死之交的難兄難弟的酬酢往來中，何應欽由於不勝酒力，尤其喜歡跳舞。
這「三打一跳」使蔣氏父子真正看清了何應欽安於命運、甘為順民的心態。蔣、何的關係反倒一步步融洽、熱絡起來，以致「總統府戰略顧問委員會」主任這一閑職，何應欽一直擔任了20多年。
直到1972年，這批元老的所謂「顧問」職位實在有礙於台灣當局的機構精簡，「總統府戰略顧問委員會」這個機構才被撤掉。此後，年屆83歲高齡的何應欽的官銜，便改為了「總統府」陸軍一級上將戰略顧問。
對於何應欽的表現，蔣介石心領神會，因此在一些大事方面也頗能照顧何應欽的面子。1954年5月「總統」換屆，按「憲法」規定，應在一個月前選出下一屆「總統」，「總統」一職自然是蔣本人連任。但關於「副總統」的人選，蔣介石特意將何應欽召至「總統府」，徵求他的意見：
「馬上就要競選副總統了，你是否願意參加競選，我可以推薦你。」
對於蔣介石如此照顧面子，何應欽心懷感激，趕緊順水推舟說：
「感謝總統好意，我現在已無心過問政治，還是推薦辭修（陳誠的字）吧。」
蔣介石眉開眼笑，順理成章向中央委員會推薦了陳誠。
1964年第四屆「總統」競選時，因原「副總統」陳誠去世，「副總統」人選成為了此次競選的焦點。蔣介石內定人選為嚴家淦，卻需要何應欽這類「德才兼備，對國家和人民有貢獻的老同志」來點綴「民主」。
在這個「點綴」過程中，蔣介石對張群等人還走了一下徵求意見的過場，對於何應欽似乎連走過場也沒有必要了，直接授意「中央社」同時發了四位候選人照片，這四位候選人便是：張群、孫科、何應欽、嚴家淦。
何應欽對此自然樂於接受，儘管是給嚴家淦做陪襯，但作為元老，這個「道具」本身也是對其「歷史貢獻」與「歷史地位」的一種肯定。
在國民黨赴台初期的「改造運動」以及權力重新分配的動蕩中，何應欽總算有驚無險走了過來。
3.致力於國民「外交」
雖已無權力之爭，何應欽卻是耐不住寂寞的。當時，已失去歷史地位的「中華民國」的「法統」給蔣介石帶來極大困擾，要減輕這種壓力，對外關係就顯得尤為重要。以依附美國為基礎，爭取日本支持及「外交」承認，成為了台灣對外關係的重點。
何應欽看準了這一點，便想以「平民之身」為蔣介石緩解「外交」壓力。於是，他開始利用自身優勢積極奔走於日本，開展亦官亦民的「國民外交」，以達到「聯日反共」目的。
何應欽的自身優勢，便是多年來被公認的國民黨中親日派代表的身份。
日本戰敗后，蔣介石在逐漸以陳誠取代何應欽地位的過程中，之所以能給予何應欽主持受降大典的殊榮，很重要一個原因便是何本人一貫親日反共。同時，何應欽與中國派遣軍總司令岡村寧次是相交不錯的朋友。
何應欽主持全部受降工作，不僅未對岡村寧次加以監視或拘押，反而待之如上賓。受降以後，對岡村統率的130餘萬日軍給予了比一般國際習慣為優的待遇。他以恢復治安維持秩序為名，讓日軍保持建制，同時任命岡村為中國戰區日本官兵善後聯絡部長官，協助其處理接收、遣返等工作。
在何應欽的庇護下，岡村不僅逃脫了遠東軍事法庭的審訊，並被國民政府最高軍事法庭宣判「無罪」。在國民黨逃亡台灣之前，何應欽又設法將岡村偷偷送回了日本。
依仗這個淵源，1951年1月4日，何應欽開始了他的平民「外交」之旅。由於其夫人王文湘患有癌症，何一方面攜夫人前往日本求醫診治，一方面以私人資格訪問日本朝野人士。而此行的真正目的，正如何應欽自己公開宣稱的，正是為了遠東局勢，他說：
「遠東的焦點，一是對日和約，一是台灣中國政府的地位，一是韓戰戰略的爭執。」
他希望日本儘快與台灣簽訂和平條約，承認「中華民國政府」，並在美國的支持下把朝鮮戰爭變為持久戰，以便拖垮新中國。
隨後，何應欽拜會了他的老朋友岡村寧次。1月16日，已成為日本戰友會副會長的岡村寧次設宴歡迎何應欽，岡村在宴會上致辭，說何是「對日本了解最深的人」，稱讚何「多年的親日態度，早為日本國民所知」。
岡村佩服何應欽有遠見，引用1935年華北事變時何應欽的預言：
「中日兩國一旦擴大衝突的範圍，而至超過現在的程度，則中國共產黨必將乘機激增其勢力，此事固成為中國將來的禍根，而日本亦勢必蒙受其禍。因此，中日兩國必須防止武力衝突，使不致超過現有的範圍以上。」
同時，岡村對日本政府對何應欽來訪的冷淡態度表示不滿：
「對於日本及日本人深具理解與同情，尤於戰爭結束時曾經竭力為日本人謀求幸福的何將軍，今天首次來訪，可是，我政府及國民，卻未能公開表示謝忱，以酬謝厚意；儘管我們是一個戰敗后被佔領的國家，仍屬遺憾之至！」
岡村對蔣、何在日本戰敗后的「以德報怨」感激涕零，說到激動處，竟涕泗滂沱，失聲痛哭。何應欽也熱淚盈眶，欷歔不已。
此後，由岡村寧次等人牽線搭橋，日本政界、經濟界、文化界一些負責人，均將何應欽作為台灣的官方代表，紛紛舉行酒會、演講會。何應欽藉著這些機會，利用戰時與日本要人的交往和他本人在政界、軍界中的一貫親日形象，四處活動、遊說，謀求籤訂日台條約，以達維持台灣當局代表「中國政府」的目的。
半年後，何應欽攜夫人回到台灣，向蔣介石報告了此次的訪日收穫與感想以及簽訂台日條約的意向，得到蔣介石的肯定和讚賞。
1952年4月28日，日本當局與台灣政府簽訂了《中日雙邊和平條約》，何應欽作為「有功之臣」出席了簽字儀式。此後，何應欽單獨接見了日方首席代表河田烈，並陪同其遊覽觀光。《中日雙邊和平條約》的簽訂，使何應欽在蔣介石心中的地位大大提高了一步。
同年7月末，何應欽又約時任總統府秘書長的張群，成立了「中日文化經濟協會」，何應欽出任常務理事，后升任會長。這一組織成了他畢生推進台日關係的工具。當然，這一組織的許多非政治性經濟文化活動，對於促進台日經濟文化關係的發展，起到了積極推動作用。
1966年，大陸發生「文化大革命」，何應欽認為「反攻復國」時機已到，更加致力於「國民外交」。但隨着1971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合法權利在聯合國大會上通過，1972年，中美關係開始恢復正常接觸，日本新首相田中角榮也開始為恢復中日邦交正常化努力。
何應欽對田中角榮的做法惱羞成怒，指責其「一意孤行」、「背信忘義」、「以怨報德」，「警告日本政府，停止一切損害兩國邦交與危害亞太地區和平安全之行動，以免造成歷史上之重大錯誤」。
自此，何應欽由親日變為反日，至死不忘「反共救國」。他在台灣的38年，雖無實權，但竭力為台灣政權的「反共外交」而努力。
此外，何應欽注重開展的，還有另一項工作：「道德重整」運動。
早在1947年出任聯合國安理會軍事參謀團中國代表團團長時，何應欽便與MRA（世界道德重整運動）的發起人弗蘭克·卜克曼有所接觸。但當時他堅信武力「反共」的效力，對「道德重整」不屑一顧。
國民黨退至台灣后，雖然上下都在叫喊「反攻大陸」，但心裏都明白雙方實力相差懸殊，莫說「反攻大陸」，如若不是朝鮮戰爭爆發，恐怕台灣也早已不保。何應欽正因為看清了這一點，所以當1955年MRA聯絡訪台時，令他不由得眼前一亮：
既然武力「反共」已不現實，那麼「道德重整」提倡以道德來對付共產主義，正適合「改造」后的國民黨現狀。
何應欽的想法是：將這支從事「反共抗俄」的「國際友軍」拉過來，既可以擴大自己的政治影響，又可以討好蔣介石。
於是，何應欽將MRA的情況向蔣介石夫婦作了彙報。蔣介石夫婦聽了十分高興，認為可以借MRA和美國的支持來增強台灣「反共抗俄」的信心，因此表示歡迎MRA訪台，同時支持何應欽成立了MRA聯誼會，以致MRA訪台時給予了最高規格的接待，刺激MRA成員在1956年再次訪問台灣，並且邀請台灣派代表團參加MRA的國際性會議。
從此，何應欽成為了MRA聯誼會的負責人，無須何人任命，何應欽便理所當然地成為了台灣「道德重整」的領袖。
從1956年到1961年間，何應欽曾先後十次率領台灣代表團遠赴瑞士、菲律賓、美國、日本以及北歐諸國，出席世界性或區域性的「道德重整」會議，進行「反共」宣傳，推進所謂「國民外交」工作。
正如何應欽所料，「道德重整」運動的開展，不僅提高了他本人在台灣乃至國際上的政治聲望，同時也成為了維繫他與蔣介石之間政治聯絡的紐帶。
4.真心效忠「蔣總統」
何應欽失勢未失寵，得益於他遠離權力核心以後，沒有絲毫的憤懣與牢騷，而是緊跟蔣介石步伐，為了力所能及的事兢兢業業而又「得其所哉」，使他與蔣介石、陳誠的關係反倒日趨和諧起來。
而他緊跟蔣介石步伐的另一個做法，便是對蔣介石的「擁戴」與「推崇」。1952年2月，何應欽在「交通部」舉辦的交通人員講習班上，發表了一篇《總統行誼》的講話，他說：
「我以為總統好比太陽，我們每一個人都能親承太陽的溫暖，但我們卻不能了解太陽的熱力從何而來；總統好比是泰山，我們都知道泰山的巍峨峻峭，但卻不知道泰山如何的崇高……」
他之所以如此推崇蔣介石，便是以此號召大家「在這樣風雨飄搖革命成敗的關頭，更要秉承領袖的意志，接受他的命令和指揮，以進行艱厄困苦的奮鬥」。
這篇講話，奠定了何應欽以後為反共而造神的思想基礎。
1952年10月31日蔣介石66歲生日，何應欽發表《蔣總統的遠見》一文慶賀。文中稱蔣介石的政治遠見，遠非世界上一般政治家所能及。
1953年10月31日蔣介石67歲生日，何應欽又發表《總統的偉大人格——東征、北伐與抗敵》，以國民革命軍東征、北伐與抗戰的勝利，證明「蔣總統不僅是一位軍事天才，而且具有政治遠見」，希望「軍民同胞緊密團結，在蔣總統領導下，完成反攻復國任務」。
以後每逢蔣介石生日，何應欽總要發表文章或講話。1956年蔣介石70大壽，何應欽在台北各報發表《總統在廣州》一文，稱頌蔣介石的「歷史功績」，號召台灣同胞「仰體總統蔣公的意旨，發揮他一貫的反共意志……以成就來做我們祝福的禮品」。並親率戰略顧問委員會全體人員敬呈獻詞，祝蔣介石「嵩壽無疆」。
一年之中，除蔣介石的生日以外，其他所有值得紀念的日子，諸如元旦、「七七」、「九九」「雙十」、3月13日棉湖戰役紀念日、6月16日黃埔軍校建校紀念日以及與蔣介石有關的日子，如蔣介石連任「總統」等，何應欽都要發表文章、演講、致辭或組織活動，進行慶賀與紀念。
在台灣「效忠總統運動」發動前，何應欽便已開風氣之先，率先稱頌與效忠「總統」，而且一如既往，並未隨着「效忠總統運動」的陣風低落而有所低落。
蔣介石對何應欽赴台後表現，投之以桃，報之以李，除了在政治上給予他高於其他失勢人員的待遇外，生活上給予優厚待遇，行動上給予最大限度的自由。
1959年何應欽70大壽，蔣介石親書「同舟共濟」壽屏相贈；1969年何應欽80大壽，蔣介石親贈壽軸，蔣經國一班人聯名代表蔣介石書贈祝詞，極盡溢美。
1975年4月5日蔣介石因心臟病逝世后，嚴家淦特派何應欽等21位黨國大員、耆宿組成治喪委員會，並由何應欽、張群等八大員為蔣介石靈柩覆蓋國民黨黨旗。何應欽發表了《永遠不能忘懷的幾件事——追思故總統蔣公》，深切悼念蔣介石，緬懷蔣介石的功德與恩德。
此時，何、蔣之間的芥蒂早已隨着時間的流逝煙消雲散，留下的只有對故人的追思與尊崇。在何應欽的書房裏，珍藏着蔣介石親筆題寫的「敬之吾兄惠存」字樣的照片以及歷年蔣介石所贈的祝詞墨跡。睹物思人，何應欽確是心膽俱裂，痛不欲生。
5.晚年再度獲榮寵
蔣介石離世后，何應欽把對蔣介石的忠誠轉移到蔣經國身上，像當年以「道德重整」效忠蔣介石一樣，何應欽又根據當時政局，發起「三民主義統一中國運動」，以此來效忠蔣經國。
1981年國民黨第十二次代表大會通過《貫徹三民主義統一中國案》后，何應欽主持召開了「三民主義統一中國研討會」，於1982年10月成立「統一大同盟」，併當選為主任委員。
該同盟的宗旨是「促進中國統一」，並在此後一年時間內發展了60多個海外組織，對打擊台獨勢力發揮了一定作用，但同時也作了許多敵視大陸的宣傳。
為了感謝何應欽對蔣氏父子的不二之心，1979年何應欽90大壽之時，蔣經國在「總統府」為何應欽頒贈了台灣當局的最高獎賞——國光勳章，並在台北三軍軍官俱樂部為何應欽舉行盛大祝壽茶會，參加者除蔣經國外，有前「總統」嚴家淦、「副總統」謝東閔、「行政院長」孫運璇、資政張群、中常委谷正綱等台灣當局政要千餘人。
蔣經國親自主持了茶話祝壽典禮，對何應欽謙恭地執晚輩禮，贈送壽軸，親誦祝詞，高度稱頌何應欽「追隨國父與先總統蔣公獻身國民革命，不僅在軍事上、政治上貢獻國家民族，勛績崇隆，而且致力於促進民主憲政、文化復興、道德重整、革命外交，事功德業，樹立了國人一致仰望的風範」。
聽着蔣經國的頌詞，何應欽激動不已，在致答詞時連忙謙稱：
「自追隨先總統蔣公獻身革命，五十年來雖然竭盡忠悃，以圖上酬知遇，但以並無過人之資質，未能對黨和國家多所建樹。今天以九十之年，接受國家最高榮典，緬懷先總統蔣公的至德大業，與三軍將士的忠勇風範，內心的情緒，如同萬壑松濤，激蕩不已。今天已屆九十，但時時謹記先總統蔣公的訓示，而永久保持奮發的精神與意志，以期無負領袖的期望。」並勉勵與會人員在蔣經國「總統」的領導下團結奮鬥，為突破逆境、復國建國而努力。
參加祝壽茶會的國民黨權貴、耆宿也都紛紛為何應欽贈送壽文，何應欽的老鄉谷正綱邀集「國大代表主席團」80多人，贈送壽文稱何之於蔣為「管仲相齊桓，太公佐周武，雲龍契合，而成不世之業」。
黃埔系中老同事、老部下顧祝同等43人的壽文，亦稱何應欽之於國民黨「若湯有尹伊，周有呂尚」。
1984年何應欽95歲時，台灣當局成立了「何應欽上將九五壽誕叢書編輯委員會」，編輯出版了《何應欽將軍九五紀事長編》上下冊、《何應欽將軍講詞選集》、《東路軍北伐作戰紀實》、《軍政十五年》、《世界道德重整運動與龍劇》、《歷年來對台灣建設之建議彙集》等叢書11種共12冊，作為何應欽95歲壽辰之賀禮。
何應欽自己認為，蔣介石時代所給予他的最大的榮譽，是在南京主持受降大典；蔣經國時代所給予他的最大的榮耀，則是九十和九十五壽誕祝賀。從身處逆境如履薄冰，到得此榮耀榮寵，而且風光愉快地度過後半生，在去台後被剝奪了實權的大陸時期的權貴中，也只有何應欽一人。
夫唱婦隨，第一好丈夫名不虛傳
1.多年的夫唱婦隨
何應欽自1916年與黔軍總司令王文華的妹妹王文湘結婚後，家庭生活一直十分幸福。
王文湘也是貴州興義人，其父王起元為興義「八大戶」之一，其母劉顯親為貴州督軍兼省長劉顯世的胞姐，其長兄王文選為國民政府首任交通部長。
王文湘小何應欽8歲，知書達理，溫柔賢惠。雖出身於富貴之家，卻平實簡樸，且能吃苦耐勞，多年來跟隨何應欽既享受過「夫貴妻榮」的福祿尊崇，也承受過升降沉浮、生死憂患的重負。
為使何應欽能安心於「黨國」事業，王文湘挑起全部家庭生活重擔，一邊照顧何應欽的飲食起居，料理家中瑣事，一邊撫養教育女兒和照顧教育侄兒們。「親戚故舊的酬應接濟，部署的關切照顧，事無巨細，莫不親自處理。」
何應欽的四弟何輯五讀貴陽舊制中學時，王文湘便開始照顧他；五弟何縱炎讀大夏大學時，也是王文湘按月匯款資助。侄兒何紹周、何紹修、何紹虞、何紹儀以及姊侄女，無論讀軍校還是讀大學，都是由王文湘親自分送讀書費用。
作為國民黨上層官員的妻子，王文湘既要為何應欽主持家政，又要協助他從事社會活動。為了便於及時了解上層動態信息，消弭對何應欽的不利因素，與那些達官顯貴的妻妾們應酬周旋必不可少，其中與宋美齡的交往顯得尤為重要。
長期以來何、蔣之間多有摩擦，每當何應欽與蔣介石關係緊張時，王文湘便借敘姐妹之情或請教聖經之機，從側面巧妙化解，以求通過宋美齡的「枕邊風」改變何的處境。而何、蔣最終總能心領神會，融洽相處，其間得益於王文湘與宋美齡的溝通頗多。
王文湘60壽辰時，宋美齡親手繪製了一幅墨蘭圖，由蔣介石題詞：「滿座芳馨文湘夫人周甲榮慶蔣中正敬題」。在國民黨上層中，獲此殊榮的絕無僅有。
同時，在何應欽的社交往來中，凡何本人不方便處理的，均由王文湘出面處理。國民黨統治大陸時期，何應欽長期位居第二，難免有貴州老鄉以及沾親帶故者上門求官，其中亦不乏有真才實學者。
但蔣介石自己首先重用老鄉，因此最害怕何應欽重用老鄉，而何應欽又抹不開面子拒絕，只好由王文湘出面，給何應欽省去不少麻煩。
70年代中後期，何應欽的各種活動增多、應酬開支增大，王文湘感到難以應付，為了不被何應欽發現經濟拮据，暗中託人變賣一些飾物，貼補家中開支。
何應欽對王文湘也是一往情深，多年來在國民黨官場中有「第一好丈夫」之稱。王文湘終生未育，曾有人勸何應欽納妾，以生兒育女傳宗接代，王文湘點頭同意，卻被何應欽怒斥回絕。
何應欽的弟弟何輯五將自己的女兒麗珠過繼給他們，以排解他們膝下無子的孤獨。兩人視麗珠為掌上明珠，精心撫育培養。麗珠於台大政治系畢業后，被派往台灣駐美國「領事館」工作，后因何應欽夫婦年事已高，便申請回台，在「外交部」任職。
為了方便照顧父母，麗珠和丈夫蔣友光在離牯嶺街何府不遠處買了一幢私宅，每天早晚必來看望雙親，節假日更是攜子女前往，使何應欽夫婦盡享天倫之樂。
2.喪妻之後的哀痛
王文湘身體一直不好，去台不久便在日本檢查出患有乳癌，已經晚期，無法手術。當時正值國民黨改造運動時期，何應欽個人前途未卜，加上妻子身患絕症，一時被搞得焦頭爛額。
好在何應欽有條件出國，每年都能陪王文湘去日本治療，並用她自己的血液製成抗體，再注入體內，以增強抵抗力，配合藥物抑制癌細胞的繼續擴散，病情在一定程度上得到緩解。
王文湘是一名虔誠的基督徒，每個禮拜天上午都要在家裏舉行聚會，習經講道，多年來一直帶病堅持，即使後來病重也很少缺席。對生老病死她看得很淡，她時常對何應欽說：
「我福大命大，抗戰時期在重慶的防空洞裏兩次被日機的重磅炸彈炸中，都能僥倖逃生，現在已經多活了許多年，還有什麼可怕的呢？」
何應欽每每聽到此，都苦笑着點頭，反而對妻子更生出一絲疼惜之情。
由於王文湘精神上自我放鬆，又性格開朗，加上何應欽和女兒的悉心照顧，後來病重時何應欽天天親自侍奉茶飯，端湯遞葯，以致她患病後又延續了20多年生命。
1978年4月23日，王文湘病逝，終年82歲。
曾為蔣介石等政要主持過追思禮拜的牧師周聯華，在殯儀館為其證道。
「總統」蔣經國及夫人蔣方良親臨祭奠，並送「淑德長昭」挽額一襲。寓居美國的宋美齡驚悉噩耗，發來唁電，稱頌王文湘：「數十餘年熱心贊助社會工作及軍中福利事業，為人篤信和藹，為眾儕所嚮往與瞻仰，又為齡之益誼良友。」為王文湘的追思禮拜大為增色。
台灣黨政軍各界權要及眷屬均參加了追思禮拜，可謂「備極哀榮」了。
儘管何應欽早有思想準備，但王文湘的逝世仍然給他帶來沉痛打擊。好在當時有何麗珠夫婦的精心照顧，加上何應欽的四弟何輯五、五弟何縱炎均健在，兄弟間時常往來，給予何應欽極大的精神安慰。
在何氏五兄弟中，何應欽與四弟何輯五走得最近。
早年何應欽在黃埔軍校得勢之時，畢業於貴州陸軍講武學校的何輯五投靠其門下。南京國民政府建立后，何應欽曾走蔣介石門路，想為曾任汕頭警備司令的何輯五在中央某一個要職。但蔣拖了很久，才委任一些無關緊要的職位。
何應欽與何輯五漸漸明白了蔣的意思，他是怕何氏兄弟結成死黨。於是，何輯五於1934年報考了陸軍大學將官班，決定走國民黨官場上謂之「綠（陸大）帽子、黃（黃埔）馬褂」的仕途正道。但是畢業后，蔣介石仍未讓他在軍中任職，而是讓他遠離了何應欽，到貴州政府任職去了。
解放前夕，何輯五舉家遷往台灣，住到台北銀河新村，從此遠離政界，以種桔安度晚年。何應欽五弟何縱炎在大陸時擔任儲金匯業局局長，去台後主持台灣郵政總局。
1984年和1985年，何輯五和何縱炎相繼去世，令余年不多的何應欽顧影自憐，悲從中來，愈發孤獨與悲愴。
此前在王文湘逝世后，為方便何麗珠及秘書、參謀、侍者等照顧何應欽，「國防部」在廈門街修建一樁三層別墅供何應欽使用，何麗珠一家從此搬來與何應欽同住。
何麗珠非常孝順，對何應欽給予了無微不至的照顧，何應欽含飴弄孫，精神上得到很大慰藉。加上他本人的豁達堅忍，終於很快調整好心態，從痛失親人的打擊中走出來，恢復了往日樂觀的精神面貌。
3.思鄉中駕鶴西去
1965年5月30日，台北何氏宗親會成立。何應欽作為何氏宗親中職位最高、最受尊崇的一員，被何氏宗親視為榮耀。但由於台灣當局規定，現役軍人不得加入宗親會之類的民間社團組織，何應欽因榮獲終生軍籍，一心嚮往卻不能加入宗親會，令宗親會所有成員以及他本人深感遺憾。
當日，何應欽應邀出席成立大會並於會上致辭。致辭中，他除了將何氏一門背井離鄉歸罪於共產黨外，還從另一側面透露了其真實的心聲，他說，每每「遙望大陸」，希望「與大陸的親友互通消息」，甚至希望有朝一日返回大陸「祭掃祖墓」。
以後，他常出席宗親會的各種聚會，也樂於接受宗親會為他舉辦的生日慶典，把同在海島期盼回歸的何姓之人當做自家親人，以排遣內心深處的思鄉之愁。
除了被何氏宗親視為榮耀外，作為貴州老鄉中最顯貴的人物，何應欽同時成為了貴州旅台同鄉會的一面旗幟。儘管他本人一生謹慎，對同鄉少有關照，但到了晚年，台灣同鄉會的重大活動都邀請他參加。
每當同鄉會為他舉辦生日宴會，拒絕不了的，他總是叮囑對方不可鋪張，宴會中從不擺架子，總是用貴州話敘說家鄉掌故與趣事，讓同鄉們深感親切。
1985年11月3日貴州同鄉會館舉行開館典禮，96歲高齡的何應欽參加典禮並剪綵，其致辭中，充分反映了他既想祖國統一又死抱住「三民主義統一中國」的幻想不放、既思念故土又堅持阻撓和平統一的矛盾。
愈到晚年，何應欽思鄉懷舊之情愈重，那些榮銜虛位終究無法填補內心深處那片空白，更代替不了葉落歸根的期盼。每當貴州同鄉來訪，談起家鄉風土人情，歷史故舊，他總是興緻勃勃，滔滔不絕。祖國大陸實行改革開放以後，只要有人去貴州，他總是直接或間接地拜託人家打聽泥凼故鄉的情況，何氏故居、祖墳的情況，以及大陸親人的近況。
每當看到從大陸輾轉帶來的家鄉照片、物品以及親屬信件，何應欽都會反覆翻看端詳，久久沉思不語。
一次一位興義同鄉從大陸省親歸來，帶來了家鄉人民和當地政府贈送何應欽的興義市及泥凼鎮彩色影集，並轉達當地政府帶給他的傳話：「鄉親們歡迎何將軍回故鄉走一走，看一看。」
但遺憾的是，何應欽一生「反共」，他已不能改變自己在公開場合所形成的一貫形象。
儘管如此，何應欽仍無時無刻不在思念著故鄉的山水景物，思念著故鄉的親人。他總是情不自禁地向著名畫家張大千描述泥凼的山山水水，使從未到過泥凼的張大千對泥凼有了極深的認識與感悟，腦子裏形成了一幅風景秀麗的泥凼山水畫。
何應欽九十大壽時，張大千特意繪製了一幅《何上將故里泥凼風景圖》，作為壽禮相贈。何應欽視之如珍寶，每每望着掛在牆上的《泥凼風景圖》長久出神，喃喃自語。
從1986年開始，何應欽的身體日漸衰弱。5月1日，何應欽患腦中風住進「榮民總醫院」。
醫院使用最好的藥物與一流的醫療設備，儘可能地延長何應欽的生命，其女兒何麗珠一家與其侄兒侄女們，也都輪流在醫院陪伴，希望他能平安度過百歲壽辰。
然而，醫院已回天無力。
1987年10月20日上午，何應欽的血壓突然下降，醫生進行了全力搶救，儘力延續他的生命，但到21日上午7時30分，何應欽終因心肺衰竭而停止了呼吸，結束了他97個春秋的生命旅程。
何應欽逝世的消息傳到「總統府」，身患糖尿病已不能行走的蔣經國發佈了「總統令」，對何應欽的一生給予了極高的評價，特派「副總統」李登輝等一班台灣政要，「敬謹治喪，飾終之典，務從隆厚，以示崇褒」。
12月1日，何應欽公祭儀式在台北三軍大學禮堂舉行。病中的蔣經國因行動不便，不能親往祭弔，特頒贈「軫悼耆勛」的挽額，宋美齡敬獻了十字花架，仍由牧師周聯華主持追思禮拜。
「副總統」李登輝、「總統府資政」謝東閔、「行政院長」俞國華、「國防部長」鄭為元、「參謀總長」郝柏村以及陳立夫、薛岳、谷正綱等台灣政要、「黨國」元老到場致祭，並分別為何應欽的靈柩覆蓋國民黨黨旗、「中華民國國旗」。
公祭之後，各政要護送靈柩至台北縣汐止鎮五指山「國軍」示範公墓，將其安葬在公墓「特勛區」。
而在何應欽的家鄉貴州，興義市有關部門和他的大陸親友也都發出唁電或輓詞，呼喚他「魂兮歸來」。
歷史評說
在國民黨政權對中國大陸長達20多年的統治中，何應欽長期位居一人之下，在國民黨軍隊形成與發展過程中，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
他追隨蔣介石起家，對黃埔軍校的工作和革命軍創建貢獻了力量，在兩次東征和北伐中屢建戰功，對廣東革命基地的鞏固和取得北伐的勝利作出了貢獻，尤其他指揮的龍潭戰役，對北伐成功作用極大。
然而也是在這一時期，他積極配合蔣介石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直接指揮過三次對紅軍的「圍剿」，表明他積極反共的立場。
在何應欽和蔣介石的關係上，他曾兩度參與「倒蔣」，除第一次直接參與桂系逼宮外，在西安事變中力主出戰，儘管對張、楊構成威脅，但其居心也為蔣介石所猜疑。他之所以能化險為夷，長期位居第二，除了他堅定的反共立場與蔣介石一致外，還在於他不可替代的作用。
事實上，西安事變之後蔣介石便下了以陳誠取代何應欽的決心，只是當時陳誠的勢力尚不能與何應欽相抗衡，因此，何應欽被奪兵權便經過了一個漫長的過渡。從1944年陳誠接任其軍政部長，到抗戰勝利后何應欽被遣出國，這個過程方告完成，何應欽從此被逐出權力核心。
但何應欽寵辱不驚，逆來順受，使他和蔣介石出現嫌隙的關係得到一定程度的修補。尤其去台後，為避免算舊賬、遭猜忌，他極力做出不問政事的姿態。而後在權力盡失的情況下，仍對蔣表示擁戴，以致失權不失寵。
此外，何應欽在長達14年的軍政部長任期中，對國民黨的軍制兵制、軍需後勤、國防設施建設與完善、國防力量的加強等，可謂嘔心瀝血，貢獻頗大。去台以後，對台灣經濟、社會、文化的發展提出過一些積極建議，並進行過一些努力。特別是他始終堅持一個中國，反對「台獨」、「兩個中國」及「一中一台」，為所有炎黃子孫所稱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