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十九章 劉沅:儒宗道用 歸宗孔孟 3

劉沅在四川傳道40年，育人數千，名人出了很多，比較有名氣的有劉松文、劉梖文、劉芬、鍾瑞廷、劉恆典、鄭壽全等。

槐軒學派傳承200多年來，開始主要是劉沅的後代主持，這裏選幾個簡單講一下。

四子劉桂文（雲坳）曾任監察御史，當御史必須清正才行，大學士徐桐非常欣賞他，經常加以提點。劉桂文在首都官場里是四川籍官員的老大，后在廣西梧州任職時猝死在任上。

六子劉梖文是劉門的第三任門主，是把劉門從理論發展到實踐層面的人才，在門內傳授氣功、大搞齋醮，特別是把慈善事業發展得紅紅火火。

再說他的四個孫子，劉咸烽、劉咸炘、劉咸滎、劉咸焌都被稱為槐軒大師，合稱劉氏四才子。

劉咸滎（1861-1945）是劉桂文的長子，清末執教於尊經書院，曾任四川諮議局議員，四川省參訪員，辛亥后在成都大學、華西大學任教，是海內聞名的大賢。

劉咸焌也是劉桂文的兒子，不過是跟隨叔叔劉梖文學習的，是劉門第四任門主，創辦了「明善書塾」和「尚友書塾」，是把槐軒的發揚光大的人。在劉咸焌掌教時，劉門的學生是最多的，規模是最大的。清末廢科舉以後，他在很多名校任教授，如成都陸軍事成學堂、成都縣立中學堂等。

劉咸炘（1898-1932）是劉梖文的兒子，是位小神童，大才子，開始時當劉咸焌的助手，曾任四川大學、成都大學教授，道教居士，國學界聲望相當高，是《四川省志》中的人物。劉咸炘的著作也非常多，已經成書的就有二百多部，如《讀老私記》、《莊子釋滯》，理論觀點相當有深度。

值得重點一提的是，劉咸炘寫過一部堪稱巨著的《蜀誦》，講得是四川古今變遷的大勢，內容豐富，價值極高。

齊咸炘還寫過一部《推十書》，這是一部數百萬字的哲學綱旨，書名取自《說文》，士字解釋「推十合一」，就是要推十合一以求萬事萬物的規律，合一推十以規律御萬事萬物。這部書不但內容恢宏精深，見識亦極為不凡，所以在海內外有很大影響。陳寅屬、梁漱溟等學界大家對劉咸炘非常敬重，可惜，也在游劍門關時不幸染病，1932年8月9日在成都逝世，年僅36歲。

劉沅的弟子中，成就比較高的是顏楷（1877-1927），翰林學士，是原中國道教協會副會長易心瑩的師傅。

其他門人弟子就不再一一羅列了。

發展到民國以後，學術界稱劉門湮滅不彰，知道的人越來越少了，其中的原因，學術界有人說是這樣的：實學風潮的席捲與蜀學劇變，是直接導致劉門與槐軒學走向衰落的根本原因。當然這又是一個大的話題，也不適合放在這部書裏面講了。

上世紀八十年代，馮玉祥將軍的兒子曾經向山東泰安政府贈送了父親生前經常讀的六套古籍，分別是《槐軒約言》、《槐軒雜着》、《詩經恆解》、《周官恆解》、《禮記恆解》和《春秋恆解》，這件事還上過《人民日報》。這六套書都是劉沅所著，是《槐軒全書》中比較重要的部分。

劉沅一生著述等身，寫了二百多卷書，基本上都被劉芬他們收集進了《槐軒全書》，主要包括：《孝經直解》、《子問》、《又問》、《十三經恆解》、《蒙訓》、《周易象意釋要》、《大學古本貢言》等。另外，還有地理方誌、風俗史志類的，如《四川說》、《四川考》、《江沱離堆考》、《內江外江考》、《大朗堰記》、《雙流聖燈山記》、《雲碾記》、《筒車記》等。

現在，劉沅的一些著述還被列入了國務院古籍整理出版計劃中，這也從一個側面說明他的學術價值。

《槐軒全書》裏面還有醫道方面的內容，如《醫理大概約說》、《保身立命要言》，《經驗良方》、《活幼心法大全》等，他的這些醫書不是研究中醫的道友可能都沒有聽說過，但是說起他的徒弟來，可能有很多道友聽說過了，就是著名的傷寒學家，火神派祖師鄭壽全（字欽安，1824-1911）。

說到鄭壽全和火神派，這裏多講幾句。劉沅的醫學理論是建立在道家的陰陽、五行上的、先後天框架下的，對於陰陽尤為重視，這方面的研究和應用也相當深入。劉沅的醫道理論是個比較完善、豐富的體系，他把儒家和道家的思想融合進了醫學中，特別是內丹方面的東西用得非常多，形成了具有道家思想的，既要歸宗孔孟，還要存心體仁的流派。

鄭壽全16歲時就跟着劉沅學習醫術，經常說，師傅當年教導他必須重視陽氣，一個人健康與否全靠這股陽氣，陽氣不足，人就不會健康，所以他這一派就是強調扶陽，後人就稱為扶陽派。鄭壽全後來寫過一部醫書，叫《醫理真傳》，令扶陽派在江湖上名聲大振，因為陽就是火，所以又稱為火神派，而且至今還有傳承。

在劉沅之前，江湖上已經存在一個溫補派民，後人經常會把它和扶陽派混淆，認為二者就是一回事。其中的原因呢，大概是因為傳統中醫都是非常重視人體的先天元氣的，用易經來解釋就是要儘力去保護坎中的那一陽，如果醫道達到某種層次以後，就會把醫治人上升到以後天返先天為核心的天人合一之道上來，建立在這種理論基礎上應付那一陽的各種治病方法，是不是本質都一樣呢？實際上它們之間的差別還是蠻大的。

別說內行人了，就是外行也能感覺出來扶陽和溫補好像不太一樣吧，雖然具體有什麼實質性的區別就不清楚了，為此特意和一些老中醫聊了聊，還別說，真有可以把二者的區別講一講的高人。

首先，二者為什麼容易弄混，原因是大家都是講究培養陽氣的。溫補派最早在明代就流行了，有一些對於我們這些圈外人士來說很陌生的代表性人物，如薛己、孫一奎、張介賓等等，其中著名的代表是張景岳，估計很多道友都知道他。他們這一派非常重視對脾胃和腎臟的溫補，認為這裏面的陽氣是生命的根本、主宰，當然也有一套非常完善的理論體系，這裏不多講。

鄭壽全則對張景岳的著名的溫補藥方，如金匱腎氣丸、大補無煎等裏面所體現的醫道很不贊同，認為不怎麼樣，因為他的那套理論是從內丹理論中來，比如添油續命等等，那可是能修仙的，和溫補派的區別就是我們更重視對神、氣、形三個層次上的把握，着力去幫扶坎中的真陽，而不是溫補派那樣用益精補血之類的辦法去補腎。

當然，對於外行來說，要想理解老中醫那套理論還是挺困難的，這裏就不獻醜了。

有學者認為，《槐軒全書》表面看是純粹的儒家文章，實際上你細品，裏面處處有道家思想的影子，各種術語如陰陽、太極、精、氣、神等等，養氣、靜修，各種內丹理論。在門人弟子們請教道教方面的問題時，劉沅的回答也相當專業，比他對弟子們講「道者天理」，道不是隨口說說的，是存在日常生活的點滴之中的，都在潛移默化地指導人去修行，去做人，當然，最終劉沅是為了把道和倫常聯繫起來，是為了把道引進儒家的倫理體系中。

仔細讀劉沅的作品，可以分析他的學術思想來源大概有四：

其一自然是家訓，特別是老爸劉汝欽，培養了他追求純一，止於至善的品質。

其二就是劉沅特別推崇的儒家元典，他說「凡事必宗孔孟」。

其三是陸九淵、王陽明的心學對他的影響。

最後是野雲老人，是他的道教思想、窮理盡性、內外本末之功的來源。

第一點不多講了，主要講一下后三點：

劉沅是極為尊重儒家元典的，在《槐軒全書》中，十三經的恆解是最重要的，因這些本是儒學的圭臬。劉沅認為這些是聖學，也要用儒學元典的精神來闡釋它們才可以，這是他對四書五經這些典籍註解的動機。

為什麼他把自己的闡釋稱為恆解呢，恆就是常、久，是亘古不朽的意思，所以，劉沅不希望其他人，也包括自己在內對這些元典有一點點的曲解和篡改。

可惜，儒學發展至今，出現了各種各樣的問題。在他看來，從漢朝以後，聖人之道就被改得面目全非了，唐朝以後更是支離破碎，於是他先是對董仲舒為首鼓吹了兩千年的陰陽觀做了大手術，用的是中道理論，可見劉沅對「中」的理解相當有見地。對於中的理解，在劉沅的著作中是很重要的一部分，比如在傳統的易學的理解中，以「中」說易是很流行的，而劉沅說易則是以理氣合一來說「中」，並且發展出了時中、中道、中正，尤其是特彆強調中正。

以前男尊女卑的情況有多嚴重不用多講，誰都知道，這些對易學的解釋和理解必然是有影的，董仲舒建立在三綱五常上的陰陽觀怎麼可能是中正的？劉沅對自古大家都習慣了的抑陰扶陽的思想提出了批評，陰陽本來就是互相為用的，陰陽和平乃成功化，所以他堅持陰陽和平，陰陽合德，那種動不動就說陽是君子，陰是小人的解釋是不合易經的中正之道的，有興趣的道友可以看一看這部《周易恆解》。

在現在看來，劉沅這些觀點似乎很普通，沒什麼值得說的，實際上，在清代，特別是從宋、明理學統治天下以來，這種對三綱五常的挑戰，說是一種革命精神都不為過吧。當然，除了個人因素外，還和劉沅所處的特殊時代有一定的關係，要知道道光二十年是中國近代史的開端，因為那是1840年，在那個大背景下，新儒家思想的變化，新儒學的發展，新心學的發展，是一個「九州生氣恃風雷」的大時代。學術界有一種說法——「東龔西劉」，龔自珍不用多講，劉沅則是因為一句「天下為一家，中國為一人」的民族文化自信口號響徹華夏大地，可惜的是，他的學術思想被埋沒得時間太長了。

在做學問的過程中，離不開吸收前輩的研究成果，這是必然的，而劉沅在研究清初學術界的各種考證成果的時候發現，當時人們過於誇大考證的作用了，以至於經常為了考證而考證，反而忽視了對真正的儒家的精神理解，更有甚者，宋儒都改拿元典開刀，改得那是一個理直氣壯啊。所以，劉沅就對宋儒開始了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