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前言

一段路，慣常而特別。

歷史本為歷史，卻要模糊，人們竟漠視此點。試圖描述者，又不曾將其歸位。今有愚者，路人，要行此事。

它，始於上世紀中葉，可至再遠；下則至今，或更晚。

約半個世紀前。

父親為我講述高爾基小時與流浪兒一道撿垃圾的事，鼓勵我說：「將來你也要寫一本《童年》。」許是巧合。半年前，妻子與我送別兒子去南方讀博，不久，我們又一道去西北掩埋了父親的遺體。之後我開始讀英文本的《大衛·科波菲爾》，高爾基的人生三部曲，並重閱《懺悔錄》。當我終於動手寫這篇文字時，六十歲，退休。也許，該有人將我們這一代人的故事梳理一下了。

不知怎麼，總想起那位偉人在喀山求學不得的那段光陰。其實像他那樣的人，即便有機會進學府也未必能滿足其對生活的好奇心，於是他便轉身向社會求索了。

最終，他以樸實的語言道出了真相，因為滿身創傷的他，不可能以華麗的語句來描述陋室中的感受，所以我也只得由生活本身來講話了，因為真理僅存於事實。

無力改變，就和盤托出。

在古老的土地上

第一部童年——苦難的歷程

文字不精，實話，歷史。

它不容忘記，亦不會被磨滅。

一

六十年前的冬天，那所大學的附屬醫院裏，我即將出生。聽母親講，時至年末，病房裏很冷清，人們大都慌著回家過年了。

我生了下來，身邊卻無父親。他被送到一個很遠的採石場去了。

父親說，那天開完批判會，他被叫進一間屋子。一名審判員就坐在裏面。之後他被弄走了。他說那不是公開的正式審判，是非法的審判和拘禁。

父親臨走前，確切地說，是父親得知自己要被弄走，在僅剩的幾天裏，用家中能找出的廢舊木料，力不從心地為我做了一架小孩兒推車，算留給我的出生禮物。

母親自父親離開渭町，就吃不下飯。

她開始哭泣，於是沒了奶，便哭得更厲害了。

外祖母來了，安慰母親，可她依舊哭。外祖母急了，說：「你再哭，我可走了。」她還真就走了。因為她還有一個住在別一個城市的女兒，也生了孩子。

十多歲時，總聽父親給熟人們講我出生的事。

「……他母親生下他時正值三年困難時期，吃不飽飯，更別提補養品。單位上一些好心人組織起來，分頭騎車子滿街找吃的。一天下來找回的最好的東西是胡蘿蔔……洗洗放到爐子上煮，那就是他媽媽坐月子吃的最好的東西了……」

「怪不得這孩子這麼瘦……」聽者無不同情地望着一旁的我說。

母親說，產房裏一位官太太生了娃八斤，聽說母親生的我八斤十四兩，便跑過來看。

「你生下來竟有八斤十四兩，用的還是老稱呢……」懂事後父親老這樣調侃我。

父親被押往一個偏遠山區採石場,附近有個很大的石灰窯。

多年後他告訴我，那裏很像冉阿讓待過的地方。其時已至撥亂反正，他帶我去看電影《悲慘世界》。影片中一群囚苦役犯戴着鐐銬在山坡上幹活兒，那些刑具、工具和岩石相觸時發出的聲響，使他有些受不了。

母親生下我不久——照父親的話說——也被送到可以「被喂狼」的地方去了。

我被遺棄在保育院。一個被迫離開母體的嬰兒本能地哭泣。那裏的工作人員聽着心煩，就將我的小床移至樓梯間。那裏沒有窗子和光線。為了防止我爬動，還將我的手臂綁在床幫上。母親偶爾有機會回城裏看我，這番景象恰好被她撞見。她生氣又難過，用力扯斷繩索，找到那裏的負責人。此事最終不了了之。

大姨曾到保育院打聽我。她說我的乳名——毛毛，終因她人太老實被打發走了。且她自己還有三個孩子要撫養。

我病了，院方瞞着母親。直到我病情加重被送進醫院，才通知她。她星夜從偏遠山區趕到醫院，見到病中虛弱的我，竟還生著滿頭的瘡。

幾年後母親回到城裏。到保育院去接我。我喊她「阿姨」，她流了淚。

大約是個大學校園，或機關大院。

最初的記憶，殘存的影像。其間有條小道，母親抱我踏着磚鋪的有碎石的地面，將我送往一個我極不願去的地方。

午後的陽光照在我們身上暖暖的。母親身材修長，步態很美。

只記得我特別不願離開她那溫柔的懷抱和手臂，而我知道那不可能。母親似與我一樣的心態和無奈，因為再有幾分鐘的路程，我們就要到達那個令人痛苦的地方。我們繞過一幢大樓的側後方，進到陰暗的樓內。長長的走廊臟且暗，快到盡頭時牆上有一個更暗的大洞，裏面傳來孩子們的吵鬧聲。再往前走便進入到一個只有昏暗燈光的房間，那裏有很多孩子，之前的吵鬧聲便是這些孩子發出的。

記事後將上面那段講給父母。父親說：「多好，像電影中的情節。」

母親沉默。

以上是我出生的故事。有回憶，有長輩們所講。時間是上世紀五十年代末。

即使在那樣的年代，也有一些好人做的善事，它們如冬日那最微弱的一抹陽光，帶給人們最後的希望，鼓舞人們勇敢地活下去。

父親被帶走第二天。

母親挺著大肚子，手提一把舊斧子走進廚房。一大堆待劈的木材，一直堆到牆壁跟前很高的地方。那是前陣子學校賣給職工做飯用的。

她無助地站在那兒，想要做那力所不能及的事。

「嫂子，」一個誠懇的聲音。

她轉過身，是隔壁鄰居那平日不愛說話的單身青年。

「嫂子，他們把大哥弄走，我來幫你劈柴。」

小夥子用了大半天時間劈完了那堆木柴。

幾年後父親出獄，母親向他講了這件事。

後來聽說那青年——其實我該叫「張」叔叔或是「陳」叔叔的——他的姓氏實在太普通了——因因其行為而遭受牽連。

八十年代父輩平反，父親與叔叔重逢，兩人抱頭痛哭。

平時父親很少用毛筆。但那一次，父親特地用毛筆以文言形式，在宣紙寫下一段文字送給叔叔，以表感激和紀念之情。

那張宣紙只偶爾見過一次，內容知曉，精準的文字只記住一個字——「薪」。

之後，我又聽說了截然相反的另一故事。

父親走後，母親孤立無援，便給父親曾經工作過的蘭州的一位叔叔寫信，原本希望至少在精神上能得些安慰，不料那人回信說：「……像北辰這樣的人，早該送去改造了……」

關於此人我了解不多。只聽說他在五、六十年代鬧過離婚，期間父親還為他說過話。那人對家人不好，晚年幾個孩子都不願管他的事。

母親不再求人。父親出獄后得知此事原委，晚年又講給我。

父親離去的那段日子，不知母親怎樣捱過。

外祖母曾陪母親帶我去探監。天冷，我得了腹瀉。父親從母親手裏接過第一次見面的兒子瞬間，我拉了他一身。危難之時孩子生病無異於雪上加霜。不知為什麼總覺得因這事對父母有種愧疚。

無奈，母親申請調動離開陝西，帶我回到老家夏域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