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關愛女孩行動在宋朝

三、關愛女孩行動在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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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是中國古典文學發展史上的重要時期,女子文學獲得了長足的發展。女子文學發展與女子教育有著必然的關係。通過教育,湧現了一大批能詩會詞的才女,進而推動了女子文學的發展。北宋詩人魏泰《臨漢隱居詩話》稱:「近世婦女多能詩,往往有臻古人者。王荊公家最眾。」他稱讚王安石的妻子吳氏、妹妹(張奎妻)、女兒(吳安持妻)、侄女(劉天保妻)能文工詩,佳句頗多,「皆脫灑可喜」。司馬光曾說:「今人或教女子以作詩歌,執俗樂,殊非所宜也。」也證明了這一點。可惜的是,當時這些女詩人的作品大多沒有很好的保存,更談不上流傳於世。

清人厲鶚《宋詩紀事》入選的詩作者中,婦女多達106人。至於其出身,相當廣泛,上自皇后,下至妓女。王安石《王文公文集》卷98至100,集中地著錄了22位婦女的墓志銘,其中寫明「好讀書,能文章」的便有8位。如果說王安石因尊重婦女而受喝彩,那麼程頤則以歧視婦女而落罵名,但程頤家裡的婦女同樣能文。他的母親「好讀書史,博知古今」;侄女「自通文義」、「喜聞道義」、「發言慮事,遠出人意」。豈止王氏、程氏等大家婦女,在下層中間也湧現出一批女醫生、女棋手、女藝人以及女致富能手。南宋末年陳普《古田女》詩云:插花作牙儈,城市稱雄霜。梳頭半列肆,笑語皆機詐。新奇弄濃妝,會合持物價。愚夫與庸奴,低頭受凌跨。她們顯然賺了大錢。此外,如比陽(即今河南泌陽)王八郎妻被丈夫遺棄后,因善於經商而獲得厚利,「蓄積盈十萬緡」。這些婦女成天穿梭於市場上,並頗有才幹,可以肯定她們有文化,絕對不是文盲。

宋代才女較多,與當時並未完全剝奪婦女獲得文化的權利有關。歐陽修編寫《州名急就章》,他在序中自稱,其目的在於「以示兒女曹」。朱熹「病《女戒》鄙淺」,打算另編一部,「以配小學書」。在他擬定的篇目中,有《講學》。婦女被作為教育對象,固然主要是為了向她們灌輸三從四德的封建思想。如程頤的母親「教女,常以曹大家《女戒》」。但教育子女的重任主要落在作為母親的女性肩上,也是個重要原因。如參知政事賈黃中博學多聞,宋太宗召見並稱讚其母親王氏:「教子如此,今之孟母」。參知政事蘇易簡才思敏捷,宋太宗詢問其母親薛氏:「何以教子,成此令器?」薛氏的回答是:「幼則束以禮讓,長則教以詩書。」宋太宗誇獎道:「真孟母也!」。孫昌齡考中進士並官至御史,把成績歸於其母親楊氏:「吾母能誨我也」。婦女如果沒有文化,很難承擔這一重任。宋仁宗時曾任參知政事的宋綬「博通經史百家,文章為一時所尚」,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於她的母親「知書,每躬自訓教」。李君夫人盛氏「能讀《易》、《論語》、《孝經》、諸子之書,親以教子」,因而她的三個兒子皆中進士。凡此種種,不勝枚舉。

生於書香之家,從小便受到良好的薰陶,這是宋代多數女子受文學教育途徑。如齊州(山東省)章丘人李清照,她生於一個書香氣味濃郁的士大夫之家,其父親是性格方正的當時著名散文家,蘇門后四學士之一。其母王氏亦善文。使她生活自由和寬容思想的家庭中,並接受了良好的早期教育。李清照才華出眾和學識淵博,在詩詞,散文,書法等方面都有驕人的成績,尤以詞最為出色。如浙江錢塘(今杭州)人朱淑真,她生於仕宦家庭,家有東園、西園、西樓、水閣、桂堂、依綠堂諸勝,加上其父親(曾在浙西任當過官)懂詩詞,使她從小就受其影響,喜歡讀書,善於填詞賦詩。湖州(今屬浙江省)的吳淑姬出身於寒儒之家,父親是個清貧的秀才,然而極有學問。她從小就跟父親學習詩詞文,十幾歲就秀媚動人,才藝名冠於時。像這些受家庭影響而成才的女子見於史書的還有很多,而不見於史書的不知有多少!

生於官宦大富之家的女子,父母雖不善文,但比較開明,延請文學修養良好的人在家教授女子。如幼卿出身於人士宦家庭,父母熱衷於功名。幼卿從小慧心麗素,勤奮好學。父母便請教師在家對她進行教誨,還請表兄與她同師同讀,學業大進,常與表兄詩詞唱和。

生於平民人家的女子,天資聰明,通過自己的自學並向他人虛心求教而逐漸學有所成的。如張夫人自幼聰穎異人。陸遊妾,蜀(今四川)人,姓名失考。父親是驛站的一個普通工作人員。因文人墨客每宿驛館必賣弄風騷。這位驛卒女子受特殊環境的影響,不僅能詩善詞,而且慧黠過人。

一些流落風塵的女子在與文士才子的交往中逐漸地接受文學的薰陶。宋真宗曾限令不好聲色的清苦宰相王旦買妾,並賜給他兩名宮女,後來又挑選二十名美女,教成歌舞,送到王旦家供其享用。在皇帝鼓勵倡導下,一時卿相百官,文人墨客,凡有條件的無不蓄婢納妾,養妓私娼。才、色、藝俱佳的妓女,常受到上至皇帝下至一般文人詞客的垂青,妓女們在與這些文人的文往中受到文學的熏陶。

在國家危亡的時刻,梁紅玉親自在戰場上擂鼓給浴血奮戰的軍人們打氣助威,這就是宋朝的女人!

宋代統治者特別是北宋統治者大多精通音律,擅長曲子,對歌舞有很高的欣賞能力。在統治者的鼓勵倡導下,廣設教坊,對男女樂工進行專門培養。儒家學者亦十分推崇對女子進行詩樂教育。而宋代民間歌舞教育也非常發達,許多民間女子受其影響,並湧現一批著名的女子歌舞者和演奏者。另外,宋代的書法繪畫之風興盛,稍有才能和見識的人都善弄筆墨,不少女子在書法繪畫教育取得了很大的成效。

隨著理學的興起,傳統的封建禮教日益為士大夫們所接受,他們要求女子持貞守節,遵守封建綱常、守婦道、盡婦職,並且極端片面化,宣揚「餓死事極小,失節事極大」等思想,使當時相當一部分女子深受其害。而程子不僅主張不可再嫁,還主張男子可以出妻。他說:「做妻子不賢淑,休了她有什麼害處?比如,子思就曾經休妻。當今世俗認為休妻是一件很羞愧的事情,於是就不敢休妻。而古人卻不這樣,妻子有不好的行為,就應該休了她。」張載把婦女守節問題提到了天經地義的高度。司馬光專門收集了古代婦女守節的許多故事,用以宣揚婦女「女人嫁人,一旦拜了天地,終身不改」,「丈夫死了,沒有再嫁人的道理」以及「以專一為貞」等思想,反對婦女再嫁。儘管如此,對於當時社會的影響不大,離婚婦女和寡婦再嫁時常有之。

南宋時,朱熹集宋儒理學之大成,進一步發展了綱常學說,認為「人道莫大於三綱,而夫婦為之首」,把所謂「夫為妻綱」抬高到「三綱的第一位」。他主張寡守節,反對改嫁,認為「夫喪改嫁,皆是無恩也。」而且他認為「妻有七出」是「正當道理」。到南宋後期,「既嫁從夫」的封建教條,就變為法律上的強制規定了。法律規定:妻子未經丈夫許可主動跟丈夫離異,妻子就構成犯罪,官府可判其妻二年徒刑。當時法律甚至有「夫有出妻之理,妻無棄夫之條」的規定。隨之男性對處女的嗜好也逐漸發展起來,以前很寬容的貞節觀就僅僅集中在一點--生殖器問題上了。加上魏唐以來冥婚風俗對宋的影響和宋代纏足風氣漸盛,也使女性無形地遭受毒害。此後,女性受的摧殘到了無可比擬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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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是中國古典文學發展史上的重要時期,女子文學獲得了長足的發展。女子文學發展與女子教育有著必然的關係。通過教育,湧現了一大批能詩會詞的才女,進而推動了女子文學的發展。北宋詩人魏泰《臨漢隱居詩話》稱:「近世婦女多能詩,往往有臻古人者。王荊公家最眾。」他稱讚王安石的妻子吳氏、妹妹(張奎妻)、女兒(吳安持妻)、侄女(劉天保妻)能文工詩,佳句頗多,「皆脫灑可喜」。司馬光曾說:「今人或教女子以作詩歌,執俗樂,殊非所宜也。」也證明了這一點。可惜的是,當時這些女詩人的作品大多沒有很好的保存,更談不上流傳於世。

清人厲鶚《宋詩紀事》入選的詩作者中,婦女多達106人。至於其出身,相當廣泛,上自皇后,下至妓女。王安石《王文公文集》卷98至100,集中地著錄了22位婦女的墓志銘,其中寫明「好讀書,能文章」的便有8位。如果說王安石因尊重婦女而受喝彩,那麼程頤則以歧視婦女而落罵名,但程頤家裡的婦女同樣能文。他的母親「好讀書史,博知古今」;侄女「自通文義」、「喜聞道義」、「發言慮事,遠出人意」。豈止王氏、程氏等大家婦女,在下層中間也湧現出一批女醫生、女棋手、女藝人以及女致富能手。南宋末年陳普《古田女》詩云:插花作牙儈,城市稱雄霜。梳頭半列肆,笑語皆機詐。新奇弄濃妝,會合持物價。愚夫與庸奴,低頭受凌跨。她們顯然賺了大錢。此外,如比陽(即今河南泌陽)王八郎妻被丈夫遺棄后,因善於經商而獲得厚利,「蓄積盈十萬緡」。這些婦女成天穿梭於市場上,並頗有才幹,可以肯定她們有文化,絕對不是文盲。

宋代才女較多,與當時並未完全剝奪婦女獲得文化的權利有關。歐陽修編寫《州名急就章》,他在序中自稱,其目的在於「以示兒女曹」。朱熹「病《女戒》鄙淺」,打算另編一部,「以配小學書」。在他擬定的篇目中,有《講學》。婦女被作為教育對象,固然主要是為了向她們灌輸三從四德的封建思想。如程頤的母親「教女,常以曹大家《女戒》」。但教育子女的重任主要落在作為母親的女性肩上,也是個重要原因。如參知政事賈黃中博學多聞,宋太宗召見並稱讚其母親王氏:「教子如此,今之孟母」。參知政事蘇易簡才思敏捷,宋太宗詢問其母親薛氏:「何以教子,成此令器?」薛氏的回答是:「幼則束以禮讓,長則教以詩書。」宋太宗誇獎道:「真孟母也!」。孫昌齡考中進士並官至御史,把成績歸於其母親楊氏:「吾母能誨我也」。婦女如果沒有文化,很難承擔這一重任。宋仁宗時曾任參知政事的宋綬「博通經史百家,文章為一時所尚」,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於她的母親「知書,每躬自訓教」。李君夫人盛氏「能讀《易》、《論語》、《孝經》、諸子之書,親以教子」,因而她的三個兒子皆中進士。凡此種種,不勝枚舉。

生於書香之家,從小便受到良好的薰陶,這是宋代多數女子受文學教育途徑。如齊州(山東省)章丘人李清照,她生於一個書香氣味濃郁的士大夫之家,其父親是性格方正的當時著名散文家,蘇門后四學士之一。其母王氏亦善文。使她生活自由和寬容思想的家庭中,並接受了良好的早期教育。李清照才華出眾和學識淵博,在詩詞,散文,書法等方面都有驕人的成績,尤以詞最為出色。如浙江錢塘(今杭州)人朱淑真,她生於仕宦家庭,家有東園、西園、西樓、水閣、桂堂、依綠堂諸勝,加上其父親(曾在浙西任當過官)懂詩詞,使她從小就受其影響,喜歡讀書,善於填詞賦詩。湖州(今屬浙江省)的吳淑姬出身於寒儒之家,父親是個清貧的秀才,然而極有學問。她從小就跟父親學習詩詞文,十幾歲就秀媚動人,才藝名冠於時。像這些受家庭影響而成才的女子見於史書的還有很多,而不見於史書的不知有多少!

生於官宦大富之家的女子,父母雖不善文,但比較開明,延請文學修養良好的人在家教授女子。如幼卿出身於人士宦家庭,父母熱衷於功名。幼卿從小慧心麗素,勤奮好學。父母便請教師在家對她進行教誨,還請表兄與她同師同讀,學業大進,常與表兄詩詞唱和。

生於平民人家的女子,天資聰明,通過自己的自學並向他人虛心求教而逐漸學有所成的。如張夫人自幼聰穎異人。陸遊妾,蜀(今四川)人,姓名失考。父親是驛站的一個普通工作人員。因文人墨客每宿驛館必賣弄風騷。這位驛卒女子受特殊環境的影響,不僅能詩善詞,而且慧黠過人。

一些流落風塵的女子在與文士才子的交往中逐漸地接受文學的薰陶。宋真宗曾限令不好聲色的清苦宰相王旦買妾,並賜給他兩名宮女,後來又挑選二十名美女,教成歌舞,送到王旦家供其享用。在皇帝鼓勵倡導下,一時卿相百官,文人墨客,凡有條件的無不蓄婢納妾,養妓私娼。才、色、藝俱佳的妓女,常受到上至皇帝下至一般文人詞客的垂青,妓女們在與這些文人的文往中受到文學的熏陶。

在國家危亡的時刻,梁紅玉親自在戰場上擂鼓給浴血奮戰的軍人們打氣助威,這就是宋朝的女人!

宋代統治者特別是北宋統治者大多精通音律,擅長曲子,對歌舞有很高的欣賞能力。在統治者的鼓勵倡導下,廣設教坊,對男女樂工進行專門培養。儒家學者亦十分推崇對女子進行詩樂教育。而宋代民間歌舞教育也非常發達,許多民間女子受其影響,並湧現一批著名的女子歌舞者和演奏者。另外,宋代的書法繪畫之風興盛,稍有才能和見識的人都善弄筆墨,不少女子在書法繪畫教育取得了很大的成效。

隨著理學的興起,傳統的封建禮教日益為士大夫們所接受,他們要求女子持貞守節,遵守封建綱常、守婦道、盡婦職,並且極端片面化,宣揚「餓死事極小,失節事極大」等思想,使當時相當一部分女子深受其害。而程子不僅主張不可再嫁,還主張男子可以出妻。他說:「做妻子不賢淑,休了她有什麼害處?比如,子思就曾經休妻。當今世俗認為休妻是一件很羞愧的事情,於是就不敢休妻。而古人卻不這樣,妻子有不好的行為,就應該休了她。」張載把婦女守節問題提到了天經地義的高度。司馬光專門收集了古代婦女守節的許多故事,用以宣揚婦女「女人嫁人,一旦拜了天地,終身不改」,「丈夫死了,沒有再嫁人的道理」以及「以專一為貞」等思想,反對婦女再嫁。儘管如此,對於當時社會的影響不大,離婚婦女和寡婦再嫁時常有之。

南宋時,朱熹集宋儒理學之大成,進一步發展了綱常學說,認為「人道莫大於三綱,而夫婦為之首」,把所謂「夫為妻綱」抬高到「三綱的第一位」。他主張寡守節,反對改嫁,認為「夫喪改嫁,皆是無恩也。」而且他認為「妻有七出」是「正當道理」。到南宋後期,「既嫁從夫」的封建教條,就變為法律上的強制規定了。法律規定:妻子未經丈夫許可主動跟丈夫離異,妻子就構成犯罪,官府可判其妻二年徒刑。當時法律甚至有「夫有出妻之理,妻無棄夫之條」的規定。隨之男性對處女的嗜好也逐漸發展起來,以前很寬容的貞節觀就僅僅集中在一點--生殖器問題上了。加上魏唐以來冥婚風俗對宋的影響和宋代纏足風氣漸盛,也使女性無形地遭受毒害。此後,女性受的摧殘到了無可比擬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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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詞風月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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