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周金文辭大系》序

《兩周金文辭大系》序

傳世兩周彝器,其有銘者已在三四千具以上。銘辭之長有幾及五百字者,說者每謂足抵《尚書》一篇,然其史料價值殆有過之而無不及。《尚書》自當以今文為限,今文中亦有周、秦間人所偽托,其屬於周初者,如《金縢》、《洪範》諸篇皆不足信,周文而可信者僅十五六篇耳。而此十五六篇復已屢經傳寫,屢經釐定,簡篇每有奪亂,文辭復多竄改,作為史料,不無疑難。而彝銘除少數偽器觸目可辨者外,則雖一字一句均古人之真跡也。是其可貴,似未可同列而論。

雖然,有遺憾焉。彝器之傳世者雖多,而其年代與來歷亦多不明。間有傳其出土地者,大抵因農人鋤地或他種土木工事之偶爾發現。發掘者本不具學術知識,發掘后又未經調查紀錄,地層關係既已無由確知,而其表面遺迹亦復終遭湮滅,甚可惜也。至於著錄之書,自趙宋以訖於今,頗多名世之作。或僅采銘文,或兼收圖像,或詳加考釋,或不著一語,雖各小有出入,然其著錄之方率以器為類聚。同類之器以銘文之多寡有無為後先,驟視之雖若井井有條,實則於年代國別之既明者猶復加以淆亂,六國之文竄列商、周,一人之器分載數卷,視《尚書》篇次之有歷史系統之條貫者,迥不相侔矣。

夫彝銘之可貴在足以征史,苟時代不明,國別不明,雖有亦無可征。故歷來談史地之學者每置古器物古文字之學於不顧,甚或加以鄙夷,而談古器物古文字之學者,於史地之學亦復少所貢獻,王氏國維所謂「於創通條例,開拓閫奧,慨乎其未有聞」者(見《殷虛書契考釋序》),殆謂是也。顧條例之當如何創通,閫奧之當如何開拓,卓犖如王氏,則亦秘而未宣。閑嘗觀其所曾為,多文字考釋,器物鑒別之零什,雖饒精當,而與古法無多殊。其兩《金文箸錄表》僅就已成之書而為之作通目,亦未足以當此。王氏殆有志而未竟者耶?

頻年以來頗有志於中國古代社會之探討,乃潛心於殷代卜辭與周代彝銘之譯讀。卜辭出土於一地,其出土地之地層,近由發掘,亦已略得明其真相,據為史料,無多問題。然至周彝則事乃迥別。彝器出土之地既多不明,而有周一代載祀八百,其綿延幾與宋、元、明、清四代相埒,統稱曰周,實至含混。故器物愈富,著錄愈多,愈苦難於駕御。寢饋於此者數易寒暑,深感周代彝銘在能作為史料之前,其本身之歷史尚待有一番精密之整理也。

整理之方將奈何?竊謂當以年代與國別為之條貫。此法古人已早創通,《尚書》、《風》、《雅》、《國語》、《國策》諸書是也。《尚書》諸誥命,以彝銘例之,尤疑錄自鐘鼎盤盂之銘文。周代王室之器罕見,其列王重器或尚埋藏於地而未盡佚者亦未可期。故謂《尚書》為最古之金文著錄,似亦無所不可。

國別之徵至易易,於銘文每多透露,可無多言。年代之考訂則戛戛乎其難。自來學者亦頗苦心於此,其法每專依後代歷術以事推步,近時海內外承學之士尤多作大規模之運用者,案此實大有可議。蓋殷、周古歷迄未確知,即周代列王之年代亦多有異說。例以恭王言,《太平御覽》八十五引《帝王世紀》雲在位二十年。《通鑒外紀》雲在位十年,又引皇甫謐說在位二十五年,後世《皇極經世》諸書復推算為十二年,世多視為定說。然今存世有《趞曹鼎》第二器,其銘云:「隹十又五年五月既生霸壬午,龔王在周新宮,王射於射盧。」龔王即恭王,謚法之興當在戰國中葉以後,此之生稱龔王,猶《獻侯鼎》之生稱成王,《宗周鐘》之生稱邵王,《遹簋》之生稱穆王,《匡卣》之生稱懿王。本器明言恭王有十又五年,彼二十五年說與二十年說雖未知孰是,然如十二年說與十年說則皆非也。視此可知專據後代歷術以推步彝銘者之不足信,蓋其法乃操持另一尺度以事剪裁,雖亦斐然成章,奈無當於實際。學者如就彝銘歷朔相互間之關係以恢復殷、周古歷,再據古歷為標準以校量其他,則尚矣。然此事殊未易言,蓋資料尚未充,而資料之整理尚當先決也。

余於年代之推定則異是。余專就彝銘器物本身以求之,不懷若何之成見,亦不據外在之尺度。蓋器物年代每有於銘文透露者,如上舉之「獻侯鼎」、「宗周鐘」、「遹簋」、「趞曹鼎」、「匡卣」等皆是。此外如《大豐簋》雲「王衣祀於王丕顯考文王」,自為武王時器;《小盂鼎》雲「用牲啻(褅)周王、口王、成王」;當為康王時器,均不待辯而自明。而由新舊史料之合證,足以確實考訂者,為數亦不鮮。據此等器物為中心以推證它器,其人名事迹每有一貫之脈絡可尋。得此,更就其文字之體例,文辭之格調,及器物之花紋形式以參驗之,一時代之器大抵可以蹤跡,即其近是者,於先後之相去要亦不甚遠。至其有歷朔之記載者,亦於年月日辰間之相互關係求其合與不合,然此僅作為消極之副證而已。

本此諸法,余於西周文字得其年代可征或近是者凡一百六十又二器,大抵均王臣之物。其依據國別者,於國別之中亦貫以年代,得列國之文凡一百六十又一器,器則大抵屬於東周。故宗周盛時列國之器罕見,東遷而後王室之器無征,此可考見兩周之政治情形與文化狀況之演進矣。

國別之器得國三十又二,曰吳,曰越,曰徐,曰楚,曰江,曰黃,曰鄀,曰鄧,曰蔡,曰許,曰鄭,曰陳,曰宋,曰鄫,曰滕,日薛,曰邾,曰邿,曰魯,曰杞,曰紀,曰祝,曰莒,曰齊,曰戴,曰衛,曰燕,曰晉,曰蘇,曰虢,曰虞,曰秦。由長江流域溯流而上,於江河之間順流而下,更由黃河流域溯流而上,地之比鄰者,其文化色彩大抵相同。更綜而言之,可得南北二系。江淮流域諸國南系也,黃河流域諸國北系也。南文尚華藻,字多秀麗,北文重事實,字多渾厚,此其大較也。徐、楚乃南系之中心,而徐多古器,舊文獻中每視荊、舒為蠻夷化外,足征乃出於周人之敵愾。徐、楚均商之同盟,自商之亡即與周為敵國,此於舊史有徵,而於宗周彝銘,凡周室與南夷用兵之事尤幾於累代不絕。故徐、楚實商文化之嫡系,南北二流實商、周文化之派演。商人氣質傾向藝術,彝器之製作精絕千古,而好飲酒,好田獵,好崇祀鬼神,均其超現實性之證;周人氣質則偏重現實,與古人所謂「殷尚質,周尚文」者適得其反。民族之商、周,益以地域之南北,故二系之色彩渾如涇、渭之異流。然自春秋而後,民族畛域漸就混同,文化色彩亦漸趨畫一。證諸彝銘,則北自燕、晉,南迄徐、吳,東自齊、邾,西迄秦、都,構思既見從同,用韻亦復一致。是足征周末之中州確已有「書同文,行同倫」之實際,未幾至嬴秦而一統,勢所必然也。

綜合兩周彝銘,其年代國別之可征或近是者,凡得三百二十又三器。於存世之器雖未及十分之一,大抵乃金文辭中之精華也。儵忽相鑿而渾沌果死,幸莫如之。

一九三一年九月九日初版錄成時所序。其後為增訂版重錄之,除於國名次第及器銘數目有所更改外,余均仍舊。

一九三四年九月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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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銅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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