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節 史學

第五節史學

史籍之原有二：一為史官所記，一則私家傳述也。《史記·六國表》云：「秦既得意，燒天下詩書，諸侯史記尤甚，為其有所刺譏也。詩書所以復見者，多藏人家，而史記獨藏周室，以故滅，惜哉！惜哉！獨有秦記，又不載日月，其文略，不具。」此周室二字，當苞諸侯之國言，乃古人言語以偏概全之例，非謂王室能備藏列國之史籍也。然則秦記以外，列國史籍之在官者，皆付諸一炬矣。秦時有大史令，胡母敬居之。漢則司馬談、遷父子相繼居其職。《漢書·司馬遷傳注》：如淳曰：《漢儀注》：大史公，武帝置，位在丞相上。天下計書，先上大史公，副上丞相。序事如古春秋。遷死後，宣帝以其官為令，行大史公文書而已。晉灼曰：《百官表》無大史公，又衛宏所說多不實，未可以為正。師古曰：談為大史令耳，遷尊其父，故謂之為公，如說非也。《史記·孝武本紀集解》：韋昭曰：《史記》稱遷為大史公者，是外孫楊惲所稱。《索隱》：虞喜《志林》雲，古者主天官者皆上公。自周至漢，其職轉卑，然朝會坐位，猶居公上，尊天之道。其僚屬仍以舊名尊而稱公。二名當起於此。桓譚《新論》以為大史公造書，書成示東方朔，朔為平定，因署其上。楊惲繼此而稱。又《自序·集解》引臣瓚曰：《茂陸中書》司馬談以大史丞為大史令。《索隱》雲公者，遷所著書尊其父雲公也。案古重天道，史官既記天事，故其職甚尊，此理所可有。官屬稱謂，即當時口語，據以成文，亦當時史籍通例。虞喜之說，似最允當。《漢表》記百官沿革，未必皆具，漢初曾遣御史監郡，而《表》不及，即其一征。《百官志》：大史令僅六百石，而《自序·索隱》引《漢舊儀》云：大史公秩二千石，恐亦不足據也。據《續漢書·百官志》，大史令之職，實以天文為重，然其所藏圖籍極多。《漢書·宣元六王傳》：東平思王孚來朝，上疏求諸子、大史公書。王鳳言：諸子書或反經術，非聖人，或明鬼神，信物怪；大史公書有戰國縱橫權譎之謀，漢興之初，謀臣奇策，天官災異，地形阨塞；皆不宜在諸侯王，不可予。

案談、遷之書無地理志，則鳳所言者乃大史之官之藏書，而非《藝文志》所著錄之《大史公書》也。《大史公自序》言為大史令，史記金匱石室之書，《史記》正鳳所謂戰國從橫權譎之謀，漢初謀臣奇策；金匱石室之書，則鳳所謂天官災異，地形阨塞者也。惟著述別是一事。談、遷有作，乃其私家之業，而非當官之職也。繼談、遷而序事者，或奉詔為之，如劉、劉毅、劉珍、李尤，臨邑侯復之子，復，齊武王之孫也。復與班固、賈逵共述漢史，及從兄平望侯毅，並有才學。永寧中，鄧大后詔毅及入東觀，與謁者僕射劉珍著中興以下名臣列士傳，事見《後漢書·齊武王傳》。《張衡傳》：永初中，謁者僕射劉珍校書郎劉等著作東觀，撰集漢記，固定漢家禮儀，上言請衡參論其事。會並卒，而衡常嘆息，欲終成之。及為侍中，上疏請得專事東觀，收拾遺文，畢力補綴。又條上司馬遷、班固所敘與典籍不合者十餘事。又以為王莽本傳，但應載篡事而已，至於編年月，紀災祥，宜為元后本紀。又更始居位，人無異望，光武初為其將，然後即真，宣以更始之號，建於光武之初。書數上，竟不聽。珍及李尤，並見《文苑傳》。《珍傳》云：永寧元年（120），大后詔珍與作建武已來名臣傳。《尤傳》云：安帝時為諫議大夫，受詔與謁者僕射劉珍俱撰漢記。盧植、馬日、蔡邕、楊彪、韓說、《後漢書·盧植傳》：征拜議郎，與諫議大夫馬日、議郎蔡邕、楊彪、韓說等並在東觀校中書五經、記傳，補續漢記。《蔡邕傳》：召補郎，校書東觀。光和元年（178），徙朔方。邕前在東觀，與盧植、韓說等撰補後漢記。會遭事流離，不及得成，因上書自陳，奏其所著《十意》。帝嘉其才高，會明年大赦，乃宥邕還本郡。楊終等是。《後漢書》本傳云：受詔刪大史公書為十餘萬言。《華陽國志·先賢仕女總贊》云：明帝時，與班固、賈逵並為校書郎，刪大史公書為十餘萬言。案此指後來所記，非談遷之書。亦有私家發憤為之者，則如馮商、班彪是也。見下。《三國志·後主傳平》云：「國不置史，註記無官，是以行事多遺，災異不書。」然景耀元年（258），又書「史官言景星見」。蓋其史職，亦重天文，而闊於註記耳。吳有左、右國史，薛瑩、華核為之，皆見《吳志》本傳。又《韋曜傳》：諸葛恪輔政，表曜為大史令，撰《吳書》。華核、薛瑩等皆參與其事。則非專重天象者矣。

註記之職，漢世亦有之。《後漢書·明德馬皇后紀》，自撰顯宗起居注是也。《馬援傳》：援兄子嚴，永平十五年（72）詔與校書郎杜撫、班固等雜定建武註記。《和熹鄧皇后紀》：元和五年（88），平望侯劉毅，以大后多德政，欲令早有註記，上書安帝，言漢之舊典，世有註記，宜令史官著長樂宮注。帝從之，則亦事後然後從事於裒輯也。

註記撰述，既由於官，遂不免於忌諱回護，而秉筆者或且因之而獲禍焉。《後漢書·蔡邕傳》：董卓被誅，邕在王允坐，言之而嘆，有動於色。允勃然，即收付廷尉。邕陳辭謝，乞黥首刖足，繼成漢史。士大夫多矜救之，不能得。大尉馬日馳往，謂允曰：「伯喈曠世逸才，多識漢事，當續成漢史，為一代大典。且忠孝素著，而所坐無名，誅之無乃失人望乎？」允曰：「昔武帝不殺司馬遷，使作謗書，流於後世。方今國祚中衰，神器不固，不可令佞臣執筆，在幼主左右，既無益聖德，復使吾黨蒙其訕議。」此事亦見謝承書，《三國志·董卓傳注》引之。裴松之謂邕情必不黨；縱復令然，不應言於王允之坐；斯殆謝承之妄記。固也。然時必有以馬遷之作為謗書者，後人乃有此附會之辭。《后書注》引《班固集》云：「司馬遷著書成一家之言，至以身陷刑故，微文刺譏，貶損當世，非義士也。」《三國志·王肅傳》：明帝問肅：「司馬遷以受刑之故，內懷隱切，著《史記》非貶孝武，令人切齒。」可見當時多有此說。善夫孔僖之言之也，曰：「凡言誹謗者，謂實無此事，而虛加誣之也。至如孝武皇帝，政之美惡，顯在漢史，坦如日月，是為直說書傳實事，非虛謗也。」裴松之亦曰：「遷但不隱孝武之失，直書其事耳，何謗之有乎？」班彪豈不知新末起兵，假託劉氏者，但為愚人習識姓號，乃以姻婭之故，強謂漢承堯后，必當復興，豈非偏私佞媚之尤？而固且敢曲詆司馬氏。烏乎！孟子曰「暴其民甚，則身弒國亡，不甚則身危國削，名之曰幽厲，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也」，何其班氏之袒漢，愈於孝子慈孫之暱其父祖也？李法譏史官記事不實，後世有識，尋功計德，必不明信，坐失旨免為庶人。馬後撰顯宗起居注，削去兄防參醫藥事。劉瑜上書陳事，譏切中官，竇武引為侍中。武敗，瑜被誅，宦官悉焚其上書，以為訛言。魏明帝詔收黃初中諸奏陳思王罪狀。公卿已下議：尚書、中秘書、三府、大鴻臚者皆削除之。蓋枉史事以順一人一家之好惡久矣，豈不哀哉！荀悅《申鑒》曰：「得失一朝，榮辱千載，善人勸焉，惡人懼焉。宜於今者，備置史官，掌其典文，紀其行事。每於歲盡，舉之尚書，以助賞罰，以弘法教。」亦幸而其議未行耳，使其行之，黨同伐異，惡直醜正之禍，又可勝道哉？

古史皆國自為紀。公卿大夫所稱述，農夫野老之流傳，亦皆散無友紀。及談、遷有作，乃舉古事之可記者，下逮當世，悉網羅之於一編，誠通史之弘著也。抑通史之義有二：萃古今之事於一編，此通乎時者也。合萬邦之事於一簡，此通諸地者也。自古所謂世界史者，莫不以其所知之地為限。當談、遷之時，所知之世界，固盡於其書之所著，則謂其書為當時之世界史可也。其創製之功，亦偉矣哉！遷書之作；班氏父子謂其采《左氏》《國語》，刪《世本》《戰國策》，述《楚漢春秋》，接其後事。據《漢書·遷傳贊》及《後漢書·彪傳》彪論《史記》之語。其言不甚可信。古人撰錄舊書，例不改其辭句，如《漢書·陳勝列傳》仍《史記世家》至今血食之文，其明驗也。遷書所述之事，雖與《左》《國》或同，而其辭絕異，安得謂其曾見《左》《國》？又其所述，與今《戰國策》，亦有異同，《史記·呂不韋傳》：呂不韋者，陽翟大賈人也。《索隱》：《戰國策》以不韋為濮陽人，又記其事迹，亦多與此傳不同，班固雖雲大史公據《戰國策》，然為此傳當別有所聞見，故不全依彼說。或者劉向定《戰國策》時，以己異聞，改易彼書，遂令不與《史記》合也。案此論甚通。則其所見者，亦非今之《戰國策》也。《漢書·遷傳贊》但云「漢興，伐秦定天下，有《楚漢春秋》」，不雲誰撰；而《后書·班彪傳》云：「漢興定天下，大中大夫陸賈記錄時功，作《楚漢春秋》九篇。」

蓋妄人所改，非彪之舊。今就遷書而剖析之，其所據者蓋有五：《春秋》，一也；《尚書》，其較後者曰語，二也；此古左右史之所記。《春秋》為記事之史，《尚書》為記言之史。由記言推廣之而及於記行，則成今之《國語》矣。《左氏》是否據《國語》纂輯姑措弗論，要其為書，必與《國語》同類，則無疑也。《史記》列傳，即原於語。故在他篇中述及，仍稱為語。如《秦本紀》述商鞅說孝公變法曰「其事在《商君語》中」，《孝文本紀》述大臣誅諸呂，謀立代王曰：「事在《呂后語》中」是也。《蕭相國世家》述呂后與何謀誅韓信曰「語在淮陰侯事中」，《留侯世家》述良解鴻門之危曰「語在項羽事中」，語、事二字，必淺人所互乙。《帝系》《世本》，三也，此古小史所職。經子之類，四也。身所聞見，五也。遷所據之書，雖不可知，其種類固猶可推見也。繼談、遷之後者：《漢志·春秋家》有《馮商所續大史公》七篇。《後漢書·班彪傳》曰：「司馬遷著《史記》，自大初已后，闕而不錄。后好事者頗或綴集時事，然多鄙俗，不足以踵繼其書。彪乃繼采前世遺事，旁貫異聞，作後傳數十篇。」《注》曰：「好事者，謂揚雄、劉歆、陽城衡、褚少孫、史孝山之徒也。」《史通·古今正史篇》則云：「劉向，向子歆，及諸好事者，若馮商、衛衡、揚雄、史岑、梁審、肆仁、晉馮、段肅、金丹、馮衍、韋融、蕭奮、劉恂等，相次撰續，迄於哀、平間，猶名《史記》。至建武中，司徒掾班彪以為其言鄙俗，不足以踵前史；又雄、歆褒美偽新，誤后惑眾，不當垂之後代。此可見新室美政，為彪父子刊落殆盡，而今《漢書》述新室事，絕不足信也，可謂穢史矣。於是采其舊事，旁貫異聞，作後傳六十五篇。」諸家行事，向、歆、揚雄自有傳。馮商已見上。史岑見本集人物篇。晉馮、段肅見《后書·班固傳》。馮衍自有傳。餘七人未詳。據浦起龍《通釋》。然知幾之言，必有所本也。彪子固，以彪所續前史未詳，乃潛精研思，欲就其業。人有上書顯宗，告固私改作國史者。有詔下郡收固系京兆獄，盡取其家書。固弟超馳詣闕上書，得召見，具言固所著述意，而郡亦上其書。顯宗甚奇之。召詣校書部。除蘭台令史。與前睢陽令陳宗、長陵令尹敏、司隸從事孟異共成《世祖本紀》。遷為郎，典校秘書。固又撰功臣、平林、新市、公孫述事，作列傳、載記二十八篇，奏之。乃復使終成前所著書。固探續前記，綴集所聞，以為《漢書》。起元高祖，終於孝平、王莽之誅，為斷代史之首焉。彪女名昭，見《后書·列女傳》，云：兄固著《漢書》，其八表及《天文志》未及竟而卒，和帝詔昭就東觀藏書閣踵而成之。又云：《漢書》始出，多未能通者。同郡馬融，伏於閣下，從昭受讀。后又詔融兄續繼昭成之。其後則謝承作《後漢書》，見《三國志·吳本權謝夫人傳》。王化作《蜀書》，《華陽國志·后賢志》：王化，字伯遠，廣漢郪人也。著《蜀書》及詩賦之屬數十篇。其書與陳壽頗不同。韋曜著《吳書》，見前。曜得罪后，華核上疏救之，曰：《吳書》雖已有頭角，敘贊未述。昔班固作《漢書》，文辭典雅。后劉珍、劉毅等作《漢記》，遠不及固，敘傳尤劣。今《吳書》當垂千載。編次諸史，后之才士，論次善惡，非得良才如曜者，實不可使，闕不朽之書。如臣頑蔽，誠非其人。曜年已七十，餘數無幾。乞赦其一等之罪，為終身徒，使成書業，永足傳示，垂之百世。晧不許，遂誅曜，徙其家零陵。又《吳志·步騭傳》：周昭與韋曜、薛瑩、華核共述《吳書》。斷代之體益盛。

漢人頗多留意古史者。班彪譏司馬遷採摭經傳，分散百家之事，甚多疏略，不如其本。張衡條上遷、固所敘與典籍不合者十餘事，有曰：「史遷獨載五帝，不記三皇，今宜並錄。」又曰：「《帝系》黃帝產青陽、昌意，《周書》曰：乃命少昊清，清即青陽也，今宜實定之。」韋曜因獄吏上辭曰：「囚昔見世間有《古歷注》，其所紀載，既多虛誣，在書籍者，亦復錯謬。囚尋按傳記，考合異同，採摭耳目所及，以作《洞紀》。起自庖犧，至於秦、漢，凡為三卷。當起黃武以來，別作一卷。事尚未成。」此書與劉歆之《世經》，可並稱為年代學之嚆矢也。譙周作《古史考》：《晉書·司馬彪傳》曰：「周以《史記》周、秦以上，或采俗語百家之言，不專據正經，於是作《古史考》二十五篇，皆憑舊典，以糾遷之謬誤。」案自西京末葉，考證之學漸興，故多不滿前人所為者。然意存考證而其術未精，則其所去取，不免失當，轉不如博採或直錄者，多存古史之真，此後世之言古史者，所以仍必以《大史公書》為據也。然此特以今日之眼光觀之，在當時，則如譙周等，皆可謂能用心於古史者矣。漢人所作古史，存於今者，又有趙曄之《吳越春秋》，袁康之《越絕書》，皆以傳述之辭為本，看似荒唐，然其可寶，轉在徒摭拾書傳者之上也。

述當代史實者：《漢志》所載：有《奏事》十二篇。《注》曰：秦時大臣奏事及刻石名山文也。《楚漢春秋》九篇。《注》云：陸賈所記。《大古以來年紀》二篇，蓋自大古至當代，故著之《大史公書》后。《漢著記》百九十卷。師古曰：若今之起居注。《漢大年紀》五篇，蓋專記漢世年代者也。《漢書·高帝紀》云：「高祖不修文學，而性明達，好謀能聽。天下既定，命蕭何次律令，韓信申軍法，張蒼定章程，叔孫通制禮，陸賈造《新語》。」《史記·陸賈傳》曰：「陸生時時前說，稱詩書。高帝罵之曰：乃公居馬上而得之，安事詩書？賈曰：居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之乎？且湯、武逆取而以順守之。文武並用，長久之術也。昔者吳王夫差、知伯，極武而亡。秦任刑法不變，卒滅趙氏。鄉使秦已並天下，行仁義，法先聖，陛下安得而有之？高帝不懌，而有慚色，乃謂陸生曰：試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及古成敗之國。陸生乃粗述存亡之徵。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高帝未嘗不稱善，左右呼萬歲。號其書曰《新語》。」夫既不知文學，安能遠鑒古初？陸生所述，雖或遠及古國，必以當世行事為多也。《後漢書·應奉傳》云：「著《漢書後序》，多所述載。」《注》引袁山崧書曰：「奉又刪《史記》《漢書》及《漢記》，三百六十餘年，自漢興至其時，凡十七卷，名曰《漢事》。」子劭，又集解《漢書》。《荀悅傳》：獻帝好典籍，常以班固《漢書》，文繁難省，乃令悅依《左氏傳》體，以為《漢紀》三十篇。此並因前賢以成書，要亦當世得失之林也。其志存當代掌故者，當以蔡邕為最。邕所奏十意，曰《律歷》第一，《禮》第二，《樂》第三，《郊祀》第四，《天文》第五，《車服》第六，見《后書》本傳《注》引《邕別傳》。又《續書·律曆志注》載邕戍邊上章曰：「臣自在布衣，常以為《漢書》十志，下盡王莽，而世祖以來，惟有紀、傳，無續志者。臣所師事故大傅胡廣，知臣頗識其門戶，略以所有舊事。雖未備悉，粗見首尾。積累思惟，二十餘年。不在其位，非外吏庶人，所得擅述。天誘其衷，得備著作郎。建言十志皆當撰錄。遂與議郎張華等分受之。」又言：「科條諸志，臣欲刪定者一，所當接續者四，前志所無臣欲著者三。及經典群書，所宜捃摭，本奏詔書，所當依據，分別首目，並書章左。願下東觀，推求諸奏，參以璽書，以補綴遺闕，昭明國體。章聞之後，雖肝腦流離，白骨剖破，無所復恨。」其志亦可謂勤矣。今所傳司馬彪之《律曆志》，仍本於邕。《禮儀》《天文》二志，原出於邕，《禮儀志》譙周改定，《天文志》則周所續成，見《注》引謝沈書。《應奉傳》又云：奉為司隸時，並下諸官府郡國，各上前人象贊，子劭乃連綴其名錄，為《狀人紀》。孔休有《季漢輔臣贊》，陳術著《益部耆舊傳》，《三國志·李撰傳》。皆網羅當世名人行事。李固之死，弟子趙承等共論固行跡，以為《德行篇》。郭泰之卒，同志者共刻石立碑。蔡邕為文。既而謂盧植曰：「吾為碑銘多矣，皆有慚德，惟郭有道無愧色耳。」此則專為一人表章者也。然觀邕之言，則知阿私所好之弊，由來已久矣。

《漢志》史籍，附著《春秋》之末，後人因謂漢人尚不知重視史籍，非也。《漢書·楊惲傳》：戴長樂告惲，謂惲語長樂曰：「正月以來，天陰不雨，此春秋所記，夏侯君所言也。」張晏曰：「夏侯勝諫昌邑王曰：天久陰不雨，臣下必有謀上者，《春秋》無久陰不雨之異也。漢史記勝所言，故曰春秋所記，謂說春秋災異者耳。」師古曰：「《春秋》有不雨事，說者因論久陰附著之也。張謂漢史為春秋，失之矣。」案上文又雲「惲始讀外祖《大史公記》，頗為春秋」，此兩春秋字，蓋皆泛指史籍言之，則張說實是。觀陸賈著書稱《楚漢春秋》可證。時人言史，蓋分《書》與《春秋》為二科。司馬遷言《書》長於政，《春秋》長於治人。述其父談之言曰「今漢興，海內壹統，明主、賢君、忠臣、義士，予為大史而不論載，廢天下之史文，予甚懼焉」，其自述其志，亦曰「予嘗掌其官，廢明聖盛德不載，滅功臣、賢士大夫之業，墮先人所言，罪莫大焉」；乃述當世之事之遜辭，其意則亦欲「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以為「天下儀錶」耳。此《春秋》之科也。魏相好觀漢故事及便宜章奏，以為古今異制，方今務在奉行故事而已，數條漢興已來國家便宜行事，及賢臣賈誼、晁錯、董仲舒等所言，奏請施行之。此則《尚書》之科也。又有臨事求索者：如成帝欲治王氏，詔尚書奏文帝時薄昭故事，和帝將誅竇氏，欲得《外戚傳》，懼左右不敢使，乃令清河孝王慶私從千乘王求，夜獨內之。又令慶傳語中常侍鄭眾，求索故事。事見《漢書·元後傳》《後漢書·章帝八王傳》。《三固·吳志·孫權傳》：嘉禾元年（232）《注》引《江表傳》曰：是冬，群臣奏宜修郊祀。權曰：「郊祀當於土中，今非其所，於何施此？」重奏曰：「昔周文、武郊於鄷、鎬，非必土中。」權曰：「武王伐紂，即阼於鎬京而郊其所也，文王未為天子，立郊於鄷，見何經典？」復書曰：「伏見《漢書·郊祀志》：匡衡奏從甘泉河東郊於鄷」，此等，其視史籍，皆如後人之視成案也。然則《漢志》著《大史公書》於春秋家，乃當時之人視史籍流別如此，安有重經輕史之意乎？然此特學者之見，至流俗，則於記行事之書，通稱為史記。《漢書·五行志》引史記成公十六年單襄公見晉厲公視遠步高云云。顏師古曰：「此志凡稱史記者，皆謂司馬遷所撰也。」齊召南曰：「單襄公見晉厲公，《晉世家》不載，此《國語》文也。下文尚有數處稱史記，皆《國語》文。」案顏說固非，齊說亦未為是。下文又云：「史記秦始皇帝三十六年（前211），鄭客從關東來，至華陰，望見素車白馬從華山上下。知其非人，道住止而待之。遂至。持璧與客曰：為我遺鎬池君。因言今年祖龍死。忽不見。鄭客奉璧，即始皇二十八年（前219）過江所湛璧也。」此事既不出《國語》，亦與《大史公書》不同，足見史記二字，為史籍通稱，特以當時史籍少，故《大史公書》遂冒其一類書之總名耳。

士大夫之好史學者：司馬朗父防，雅好《漢書》名臣列傳，所諷誦者數十萬言。《三國志·朗傳注》引司馬彪《序傳》。張裔博涉《史》、《漢》。孟光銳意三史。尹默皆通諸經史。皆見《三國志·蜀志》本傳。《吳志·孫峻傳注》引《吳書》云：留贊好讀兵書及三史。《殿本考證》云：「三史，元本作三略。」孫權欲其子登讀《漢書》，習知近代之事，以張昭有師法，重煩勞之，乃令昭子休從昭受讀，還以授登。見《吳志登傳》，亦見《昭傳》。合此及馬融受《漢書》於班昭之事觀之，知當時史學，亦有傳授，如經生之業。此士大夫之受學者。若孫權謂呂蒙、蔣欽，自言統事以來，省三史、諸家兵書，自以為大有所益，欲使蒙、欽亦讀之。《呂蒙傳注》引《江表傳》。王平生長戎旅，手不能書，所識不過十字，而使人讀《史》、《漢》諸紀傳聽之，備知其大義。往往論說，不失其指。此則所謂開卷有益，亦如治經者之不事章句也。

重言輕事，古人積習甚深。故雖愛好史籍，而於史事初不知求實。《三國志·崔琰傳注》引《魏氏春秋》曰：「袁紹之敗，孔融與大祖書曰：武王伐紂，以妲己賜周公。大祖以融學博，謂書傳所記。后見問之，對曰：以今度之，想其當然耳。」時人於古事，率多如此。魏明帝問司馬遷於王肅。見上。肅對曰：「漢武帝聞遷述史記，取孝景及己本紀覽之，於時大怒，削而投之，於今此兩紀有錄無書。后遭李陵事，遂下遷蠶室，此為隱切在孝武，而不在於史遷也。」及華核疏救韋曜，則曰「武帝以遷有良史之才，欲使畢成所撰，忍不加誅」，皆設辭以悟主，非其實也。言史事如此，述當世之事亦然。《漢書·東方朔傳贊》言後世好事者，取奇言怪語，附著之朔。《朱雲傳贊》言世稱朱雲多過其實。《韋賢傳》言韋孟《諷諫》，乃其子孫所為，可謂頗知核實。然其能如是者亦寡矣。觀本書辨正諸端，亦可見其大略。《後漢書·馬援傳》云：「援自還京師，數被進見。為人明鬚髮，眉目如畫。閑於進對。尤善述前世行事。每言及三輔長者，下至閭里少年，皆可觀聽。自皇大子、諸王侍聞者，莫不屬耳忘倦。」朱雲、東方朔等之見附會，皆善談說如援者之為之也。然時人頗好講史法。張衡欲作元后本紀，及以更始之號，建於光武之初，即其一端。韋曜撰《吳書》，執以孫和不登帝位，不肯順晧意作紀，亦其事也。裴松之譏孫盛制書，多用《左氏》以易舊文，見《魏武帝紀》建安五年（200）及《陳泰傳注》。則重文辭而輕史實者，亦自漢、魏間始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