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做盜名欺世的騙子——巴金二三事

不做盜名欺世的騙子——巴金二三事

我並不希望替自己樹碑立傳，空話我已經說得太多，剩下的最後的兩三年裡我應當默默地用「行為」償還過去的債。我要做一個普通的老實人。我沒有才華、沒有學問、沒有本領，只有一顆火熱的心、善良的心。

——摘自巴金給李致的信

五十多年來，巴老給了我很多教育。去年夏天我去杭州看望巴老，臨別前一天下午他與我談心，第一句話就是：「人各有志，但最要緊的是做好人！」這裡所記的幾件事，對我既是言教又是身教。

反對用巴金的名字建基金會、設文學獎

粉碎「四人幫」以後，巴老開始在四川出書。從出第一本書起，他就宣布不要稿酬（以後又包括蕭珊的譯著）。當時向巴老要書的人很多，樣書不夠，他就出錢買；出版社為他沖洗照片，他從上海寄錢來付費。

留在出版社的稿費怎麼辦？

2014年，成都市文化局在巴金故居原址立碑。李致在碑旁留影

1981年，四川人民出版社黨委討論了這個問題。多數同志主張用巴金的名義設立獎金。我知道巴老不會同意，所以在轉達這個意見的同時，建議把稿費用來幫助某些有困難的作者。不久，巴老回信說：「稿費問題就照你所說用來幫助作者吧。設立獎金我不贊成，我反對用我的名字。」出版社黨委尊重巴老的意見，沒有設立以巴金命名的獎金；以後把這部分稿費轉給四川省出版工作者協會。

巴老這個態度一直沒有改變。

1994年1月1日，巴老給四川省作家協會寫信，再次表明對以自己的名字建立「基金會」和設立「文學獎」的態度。他說：「我只是一個普通的文學工作者，寫作六十幾年，並無多大成就，現在將我的名字和我省文學事業聯繫在一起，對我實在是莫大的榮譽。我非常感謝。但是建立『巴金文學基金』，設立『巴金文學獎』，又使我十分惶恐。我一向不贊成以我的名字建立基金會、設立文學獎。」

前不久，一個海外華人組織與我聯繫，他們準備拿出一筆錢設立巴金文學獎，以獎勵在文學上有成就的華人。我只好告訴他們，巴老一貫不贊成用他的名字設立獎金，我不願為這件事去麻煩他老人家。

不贊成恢復故居

巴老的故居在成都市正通順街。

這座院子是巴老的祖父購置的。最興旺的時候，住著四代人，人稱「四世同堂」。

巴金故居模型

巴老誕生在這裡。除幼年隨父親在廣元縣住過兩年多之外，一直生活在這裡。巴老十九歲時，他和他的三哥離開成都去南京。隨著大家庭的崩潰，故居被出賣了。

巴老目睹了封建大家庭的黑暗和腐朽，他年輕的心備受煎熬。二十七歲的時候，巴老滿懷悲憤地控訴，寫出了《家》——「激流三部曲」的第一部，以後又寫了《春》和《秋》。

巴老的作品被翻譯成二十多國文字，在國外廣為流傳。改革開放以來，不少國外友人和港台同胞來成都，希望看看巴老的故居，有些時候找到我。儘管我做了解釋，故居已經不存在了，但這些朋友還是堅持要去正通順街看一看，在故居原址拍照。有的還對沒有保留巴老的故居表示遺憾。省作家協會面臨的壓力更大。

1985年省作協給省委、省政府寫了報告，要求恢復巴老的故居。張秀熟、任白戈、沙汀、艾蕪、馬識途等同志積極支持。經省委同意，建立了一個籌備小組。可是巴老一直不贊成，他多次對我講：「不要恢復故居。如果將來要搞點紀念，可以在舊址釘一個牌子，上面寫：作家巴金誕生在這裡，並在這裡度過了他的童年和少年。」

1956年冬，巴金第三次回成都，在正通順街故居原址前留影

說實在的，對巴金故居，我一直處於矛盾狀態。從在省委宣傳部分管文藝工作這個角度來考慮，能恢復故居的確是一件有意義的事情。我去過若干國家，多數國家都注意保存著名作家的故居。但我是巴老的親屬，明知他不贊成，當然不願做違反他心愿的事。

1987年10月8日巴金參觀「雙眼井」

由於存在各種困難，加上我不積極，恢復巴老故居的籌備工作一直沒有進展。但巴老很不放心。1986年10月3日，巴老去杭州休息之前寫信給我：

我想談談故居的事，一直沒有工夫寫出來。我的意思就是：不要重建我的故居，不要花國家的錢搞我的紀念。旅遊局搞什麼花園，我不發表意見，那是做生意，可能不會白花錢。但是關於我本人，我的一切都不值得宣傳、表揚。只有極少數幾本作品還可以流傳一段時期，我的作品存在，我心裡的火就不會熄滅。這就夠了。我不願意讓人記住我的名字，只要有時重印一兩本我的作品，我就滿意了。

不久，我又接到巴老當月21日的信。他說：「我耳病未愈，無法跟你通電話，否則就用不著寫信了；寫信在我是件苦事。但不寫信又怎麼辦？你知道我的想法嗎？我準備寫封長信談談我對『故居』的意見（也就是說我不贊成花國家的錢重建故居），以為在杭州可以寫成。想不到十一天中一字也未寫，因為沒有精力，也沒有時間。回到上海更沒有辦法。現在把第五卷的《後記》寄給你，你不妨多想想我那句話的意思：『我必須用最後的言行證明我不是盜名欺世的騙子。』」30日，巴老又在給我的信上說，「關於故居的事就這樣說定了。不修舊宅，不花國家的錢搞這樣的紀念，印幾本《選集》就夠了」。

巴老1987年10月回成都，到故居參觀。當時，原來的住房都沒有了。從故居出來，大家陪巴老去看街旁的雙眼井。巴老由人扶著，滿懷深情地站在井旁，彎著腰望井底。時代不斷地變化，雙眼井是歷史的見證。我不禁想起巴老給我說過的一句話：「只要雙眼井在，我回四川還可以找到舊時的腳印。」

把好不做「名人」這個關

人民文學出版社編輯《巴金全集》時，擬編兩卷巴金的日記。巴老委託我替他校看日記原稿。四川出版界一位朋友知道這個情況后，建議由四川出版日記的單行本。

1991年冬我去上海，向巴老轉達了這位朋友的請求。巴老有些猶豫，我說：「《魯迅日記》也有單行本，您的日記也可以出單行本。」在我的再三要求下，巴老勉強同意了。

我回成都不久，外甥李舒給我帶來巴老的信：

關於日記我考慮了兩個晚上，決定除收進《全集》外不另外出版發行，因為這兩卷書對讀者無大用處（可能對少數研究我作品的人提供一點線索）。我沒有理由出了又出、印了又印，浪費紙張。我最近剛看過這些日記，裡面還有些違心之論，你也主張刪去，難道還要翻印出來，使自己看了不痛快，別人也不高興？你剛來信說你尊重我的人品，那麼你就不該鼓勵我出版日記。這日記只是我的備忘錄，只有把我當成「名人」才肯出版這樣東西。我要證明自己不願做「名人」，我就得把緊這個關，做到言行一致。對讀者我也有責任。我出一本書總有我的想法。為什麼要出日記的單行本？我答應你，也只是為了不使你失望。幾十年前我曾經責備自己拿作品應酬人，因此大發牢騷，今天在我擱筆的時候我不能再勉強自己了，何況《全集》出版之後另出日記單行本還要同人文社辦交涉。

一句話，日記不另出單行本。

回想起來，我當初想得太簡單。《魯迅日記》是在魯迅逝世后多年出版的，他在世時也可能不同意。巴老同意把他的日記編入全集，僅僅是為了「對少數研究」他的「作品的人提供一點線索」，但他反對「出了又出、印了又印，浪費紙張」。特別是巴老強調「日記只是我的備忘錄，只有把我當成『名人』才肯出版這樣東西。我要證明自己不願做『名人』，我就得把緊這個關，做到言行一致」，使我深感自己對巴老的理解還很不夠。慚愧之餘，我立即給巴老去信表示尊重他的決定，並把巴老的決定轉告給出版界的那位朋友。

一年以後，即1992年9月15日（當時我暫住美國），巴老在《巴金全集》第二十五卷的《代跋》中又提到這個過程：

在這之前，四川的出版社曾向我組稿，要求單印我的日記，我答應了李致，後來忽然想起我寫的日記只是寫給自己的備忘錄，明明是為自己服務的，並無出版單行本的必要，便通知李致收回了諾言。

對人對己

巴老年高且身體不好，又有繁重的寫作計劃。他怕干擾，我們也不願干擾他。但許多人都想看看巴老，或請他寫文章、題字，或為他拍照、攝像。遇到這些要求，我總是加以解釋，希望得到諒解。

但有時也有例外。

1991年秋，時任成都市第二中學校長張珍健同志來到我家。他是巴老的讀者，十分崇敬巴老的作品和人品。為迎接「巴金國際學術討論會」在成都舉行，他用了半年時間把巴老作品的書名刻成五十六方印章，並請艾蕪老人題籤。他希望我為他介紹，以便他到上海把這些印章送給巴老。

珍健同志幼時患骨結核雙腿致殘，一生拄著雙拐。看見他誠懇的態度和辛苦的勞動，我委實被感動，也猶豫了。我向他說明了巴老的近況，試圖尋找一個折中方案：我去信徵求巴老的意見，能否用十五分鐘時間會見他。珍健同志表示同意，願意靜候佳音。

不久巴老即回了信：

張珍健同志要送我七十多個印章，我感謝他的好意，但是我不願意舉行一種接受的儀式，讓人們談論、看熱鬧，也不願意讓他把印章送到上海親手交給我，只為了一刻鐘的會見。這樣做，我仍然感到很吃力，而且顯得不近人情。總之煩你告訴張同志，不要來上海送印章，他的好意我心領了。我看由慧園代收，不好嗎？將來還可以在慧園展覽。

讀完信，我感到自己考慮很不周到。我雖然沒有建議舉行「接受的儀式」，但的確沒有想到「為了一刻鐘的會見」，讓珍健同志專程到上海「顯得不近人情」。我當然得尊重巴老的意見，便給珍健同志打了電話，委婉地作了解釋，請他諒解。

我1992年春去美國探親，在波特蘭住了八個多月。1993年回到成都，偶然在《讀書人》雜誌上看到珍健同志的文章《巴金訪問記》。原來珍健同志已在1992年秋到上海看望了巴老。當時，我外甥李舒（他為巴老做秘書工作）為珍健同志開了門。巴老收到《印譜》以後，既高興又謙虛地說：「你不值得花這麼多時間和功夫，我過去那些書都是亂寫的，沒有多大意思。」巴老和珍健同志交談了五十多分鐘，送了一部「激流三部曲」給他，並題字簽名。臨別的時候，八十七歲高齡且舉步維艱的巴老，堅持把珍健同志送到大門外。珍健同志一再請巴老留步，巴老卻說：「你不遠千里專程來訪，我送送你是應該的。」

巴老就是這樣對人對己的。

1996年4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