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雜事詩

今年陰曆的廠甸我居然去了三次，所得到的無非都是小書零本罷了，但是其中也有我覺得喜歡的，如兩種《日本雜事詩》即是其一。黃公度的著作最知名的是《人境廬詩草》十一卷，辛亥年梁任公在日本付印的原本今雖少見，近年北平有重校印本，其次《日本國志》四十卷，浙江刻板今尚存在。這兩卷《日本雜事詩》雖然現在不大流行，在當時卻很被人家珍重，看它板本之多就可以知道。我在去年的廠甸買得一種，是光緒十一年十月梧州刻本，有黃君新序。今年所得的其一為天南遁窟活字板本，題曰光緒五年季冬印行，前有王韜序則雲光緒六年二月朔日，可知是在次年春天才出版的。又其一是光緒廿四年長沙刻本，有十六年七月的自序，末附戊戌四月的跋。在王韜的《扶桑遊記》中卷，光緒五年四月二十二日條下致余元眉中翰書（又見《弢園尺牘》卷十二）中有云：

「此間黃公度參贊撰有《日本雜事詩》，不日付諸手民，此亦遊宦中一段佳話。」又《雜事詩序》云：

「逮余將行，出示此書，讀未終篇，擊節者再，此必傳之作也，亟宜早付手民，俾世得以先睹為快，因請於公度即以余處活字板排印，公度許之，遂攜以歸。旋聞是書已刻於京師譯館，洵乎有用之書為眾目所共睹也。」案《雜事詩》於光緒五年孟冬由同文館以聚珍板印行，然則此王氏本當為第二種板本也。黃君戊戌年跋云：

「此詩光緒己卯上之譯署，譯署以同文館聚珍板行之，繼而香港循環報館日本鳳文書坊又複印行，繼而中華印務局日本東西京書肆復爭行翻刻，且有附以伊呂波及甲乙丙等字，衍為註釋以分句讀者。乙酉之秋余歸自美國，家大人方榷稅梧州，同僚索取者多，又重刻焉。丁酉八月余權臬長沙，見有懸標賣詩者，詢之又一刻本，今此本為第九次刊印矣。此乃定稿，有續刻者當依此為據，其他皆拉雜摧燒之可也。」據這裡所說，梧州刻當是第七種板本，長沙刻為第九種亦即是定本。《叢書舉要》卷四十五所載「弢園老民手校刊本」中有重訂《日本雜事詩》一本，重訂雲者當系改定之本，唯弢園生於道光戊子，在戊戌年已是七十一歲，不知其尚在人間否，且亦不能料他有如此老興來重印此書否也。所以現在看來，此定稿似只有長沙的刻本，後來不曾復刻，我於無意中得到，所謂覺得喜歡就是為此。

《雜事詩》原本上卷七十三首，下卷八十一首，共百五十四首，今查定本上卷刪二增八，下卷刪七增四十七，計共有詩二百首。至其改訂的意思，在十六年的自序中很明了地說道：

「余於丁丑之冬奉使隨槎，既居東二年，稍與其士大夫游，讀其書，習其事，擬草《日本國志》一書，網羅舊聞，參考新政，輒取其雜事衍為小注，串之以詩，即今所行《雜事詩》是也。時值明治維新之始，百度草創，規模尚未大定，……紛紜無定論。余所交多舊學家，微言刺譏，咨嗟太息，充溢於吾耳，雖自守居國不非大夫之義，而新舊同異之見時露於詩中。及閱曆日深，聞見日拓，頗悉窮變通久之理，乃信其改從西法，革故取新，卓然能自樹立，故所作《日本國志》序論往往與詩意相乖背。久而游美洲，見歐人，其政治學術竟與日本無大異，今年日本已開議院矣，進步之速為古今萬國所未有，時與彼國穹官碩學言及東事，輒斂手推服無異辭。使事多暇，偶翻舊編，頗悔少作，點竄增損，時有改正，共得詩數十首，其不及改者亦姑仍之。嗟夫，中國士夫聞見狹陋，於外事向不措意，今既聞之矣，既見之矣，猶復緣飾古義，足己自封，且疑且信，逮窮年累月，深稽博考，然後乃曉然於是非得失之宜，長短取捨之要，余滋愧矣。」黃君的這見識與態度實在很可佩服，梁任公的《嘉應黃先生墓志銘》里說得好：

「當吾國二十年以前未知日本之可畏，而先生此書（案指《日本國志》）則已言日本維新之功成則且霸，而首先受其沖者為吾中國，及后而先生之言盡驗，以是人尤服其先見。」不特此也，黃君對於日本知其可畏，但又處處表示其有可敬以至可愛處，此則更難，而《雜事詩》中即可以見到，若改正後自更明了了。原本卷上第五十詠新聞紙詩云：

「一紙新聞出帝城，傳來令甲更文明，曝檐父老私相語，未敢雌黃信口評。」定本則云：

「欲知古事讀舊史，欲知今事看新聞，九流百家無不有，六合之內同此文。」注云：

「新聞紙以講求時務，以周知四國，無不登載，五洲萬國如有新事，朝甫飛電，夕既上板，可謂不出戶庭而能知天下事矣。其源出於邸報，其體類乎叢書，而體大而用博則遠過之也。」此注與原本亦全不同。以詩論，自以原本為佳，稍有諷諫的風味，在言論不自由的時代或更引起讀者的共鳴，但在黃君則讚歎自有深意，不特其去舊布新意更精進，且實在以前的新聞亦多偏於啟蒙的而少作宣傳的運動，故其以叢書（Encyclopedia）相比並不算錯誤。又原本卷上第七十二論詩云：

「幾人漢魏溯根源，唐宋以還格尚存，難怪雞林賈爭市，白香山外數隨園。」注云：

「詩初學唐人，於明學李王，於宋學蘇陸，後學晚唐，變為四靈，逮乎我朝王袁趙張（船山）四家最著名，大抵皆隨我風氣以轉移也。白香山袁隨園尤劇思慕，學之者十八九，小倉山房隨筆亦言雞林賈人爭市其稿，蓋販之日本，知不誣耳。七絕最所擅場，近市河子靜大窪天民柏木昶菊池五山皆稱絕句名家，文酒之會，援毫長吟高唱，往往逼唐宋。余素不能為絕句，此卷意在隸事，乃仿《南宋雜事詩》《灤陽雜詠》之例，排比成之，東人見之不轉笑為東施效顰者幾希。」日本人做漢詩，可以來同中國人唱和，這是中國文人所覺得頂高興的一件事，大有吾道東矣之嘆。王之春《東遊日記》卷上光緒五年十一月初三日紀與黃公度參贊相見，次日有題《日本雜事詩》后四絕句，其四云：

「自從長慶購雞林，香爇隨園直到今，他日新詩重譜出，應看紙價貴兼金。」即是承上邊這首詩而來，正是這種意思，定本卻全改了，詩云：

「豈獨斯文有盛衰，旁行字正力橫馳，不知近日雞林賈，誰費黃金更購詩。」注仍如舊，唯末尾「往往逼唐宋」之後改云：

「近世文人變而購美人詩稿，譯英士文集矣。」就上文所舉出來的兩例，都可以看出作者思想之變換，蓋當初猶難免緣飾古義，且信且疑，後來則承認其改從西法革故取新，卓然能自樹立也。胡適之先生在《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中敘黃君事云：

「當戊戌的變法，他也是這運動中的一個人物。他對於詩界革命的動機似乎起得很早。」他在早年的詩中便有「我手寫我口」的主張，《日本國志》卷三十三學術志論文字處謂中國將有新字體新字可以發生，末云：

「周秦以下文體屢變，逮夫近世，章疏移檄告諭批判，明白曉暢，務期達意，其文體絕為古人所無，若小說家言更有直用方言以筆之於書者，則語言文字几几乎複合矣，余又烏知夫他日者不更變一文體為適用於今通行於俗者乎。嗟乎，欲令天下之農工商賈婦女幼稚皆能通文字之用，其不得不於此求一簡易之法哉。」黃君對於文字語言很有新意見，對於文化政治各事亦大抵皆然，此甚可佩服，《雜事詩》一編，當作詩看是第二著，我覺得最重要的還是看作者的思想，其次是日本事物的紀錄。這末一點從前也早有人注意到，如《小方壺齋輿地叢鈔》中曾抄錄詩注為日本雜事一卷，又王之春著《談瀛錄》卷三四即《東洋瑣記》，幾乎全是抄襲詩注的。《雜事詩》講到畫法有云：

「有邊華山椿椿山得惲氏真本，於是又傳沒骨法。」《東洋瑣記》卷下引用而改之曰：

「有邊華山椿家。山椿得惲氏真本，於是傳沒骨法。」卻不知邊華山椿椿山原是兩人，椿山就姓椿，華山原姓渡邊，因仿中國稱為邊華山，現代文人佐藤春夫亦尚有印文曰藤春也。王君把他們團作一個人，雖是難怪，卻亦頗可笑。定稿編成至今已四十六年，記日本雜事的似乎還沒有第二個，此是黃君的不可及處，豈真是今人不及古人歟。民國廿五年三月三日，於北平。

補記

《雜事詩》第一板同文館聚珍本今日在海王村書店購得，書不必佳，只是喜其足備掌故耳。五月廿六日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