排日平議

排日平議

近來排日運動又復開始，而且有日益漫延的趨勢。這是當然的。對於世界列國，中國沒有一個比日本更應親善的，但也就沒有像日本那樣應該排斥的國家了。不問要研究過去的文化，或是建設現在的藝術，中國都不能疏忽了日本，因為千餘年來的交通，文化上發生一種不能分離的關係，凡欲研究本國的歷史文化文學美術的人，如不知道那一國的這些情形，結果便是本國的東西也總是不很明了，有些難以瞭然的地方。正如希臘研究固然為羅馬學者的基本學問，而希臘研究也可以從羅馬去得到極大的參考和幫助，中國與日本在文化研究上的關係正是如此。日本的舊式漢學與近來新式支那學的勃興，即是表明學術上這種的自覺，中國雖然向來看不起所謂東洋人，（其實他看得起那一國人呢？）民國以後卻也漸注意於日本文化的考察，不能不說是一種好現象。不過這所說的單是學問藝術一方面，親善固然是應該，而且還是必要，若從別方面來說，則為中國前途計，排日又別是絕對的應該與必要了。非民治的日本，軍人與富豪執政的日本，對於中國總是一個威嚇與危險，中國為自存起見，不得不積極謀抵抗他，排斥他的方法，其次是對付不列顛帝國。日本天天大叫「日支共榮共存」，其實即是侵略的代名詞：豬肉被吃了在別人的身體里存著，這就是共榮共存。我以前曾說過，「日本人對我們說要來共存共榮，那就是說我要吃你，千萬要留心。日本除了極少數的文學家美術家思想家以外，大抵都是皇國主義者，他們或者是本國的忠良，但決不是中國的好友。」日本的同志是誰？我們試看，謝米諾夫，袁世凱，段祺瑞，……再看他做的什麼好事？出兵！西伯利亞，滿洲，津沽，現在是山東，……無論日本怎樣辯解，說這只是保護僑民的，誰又相信？即使保護僑民是可以出兵的，（假如世界上有這個道理，）即使別國都可以出兵，也沒有人能相信日本不搗別的鬼，這都是有過證據，何況這回的出兵就是日本人也承認是侵害中國國權的？排日，所以我說，是當然的。排斥日貨，自然是一種很好的手段，但只是一種，並不是唯一的手段。無論是否如日本紡績業者所笑，排貨是中國自身的自殺政策，或是能夠給予日本資本家以多少損害，總之在中國此刻是應該厲行的策略，不過此外還必須有積極的根本方法。中國智識界應該竭力養成國民對於日本的不信任，使大家知道日本的有產階級，軍人，實業家，政治家，新聞家以及有些教育家，在中國的浪人支那通更不必說，都是帝國主義者，以侵略中國為職志的；我們不必一定怎麼去難為他，但我們要明白，日本是中國最危險的敵人，我們要留心，不要信任他，但要努力隨時設法破壞他們的工作。這是中國智識階級，特別是關於日本有多少了解的人，在現今中國所應做的工事，應盡的責任。這不會立刻有效驗，使實業家的錢袋就發生影響，但是在三年五年，十年二十年之後，一定會有一種效果，比不買綿紗還要平和而永久的效果，那時或者日本所受排貨的損失固已過去，所得出兵的利益也已消滅了。吃了酸蒲陶，牙齒是要浮的，這是當然的道理，應有的覺悟。B中將曾說過，出兵要引起排日，日本是有了覺悟而出兵的。既然如此，那就很好了。

我希望學問藝術的研究是應該超越政治的，所以中國的智識階級一面畢生——不，至少在日本有軍人內閣，以出兵及扶植反動勢力為對華方針的時代，努力鼓吹排日，一面也仍致力於日本文化之探討，實行真正的中日共榮，這是沒有偏頗的辦法。但是人終是感情的動物，我恐怕理性有時會被感情所勝，學術研究難免受政治外交的影響而發生停頓，像歐戰時中國輕蔑德文一樣，那真是中國文化進步上的一個損失。不過，這也沒有法子。我們在此刻不能因為怕日本研究之頓挫而以排日為不正當。

（十六年六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