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浪人與順天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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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京報副刊》的國慶特刊上我發表了一篇小文,名曰「日本與中國」,略說日本文化之研究於中國的學術文藝上有若何益處,並論及日本在中國的胡亂的言行傷害國人的感情,足以妨害此種研究之發達。日文《北京周報》一八一號譯載此文,后附案語,以為我說北京的日本商民中頗多浪人及《順天時報》言論荒謬均系誤解,不日將著論辯駁。我還未見駁文,不知《北京周報》記者根據些什麼來證明我的誤解,但我自信所說的都是我的確信,現在特再略加說明。

我說浪人並不指日本封建時代的那種流浪的武士,或是無職業的遊民;我只指那些以北京為殖民地的橫行霸道的人。在北京的日本商民中間有沒有這樣的人,日本居留民自己當然比我們外人更為明白。我同他們絕少往來,不能詳細打聽,但聞前年在北京研究的日本某博士說及,這樣的浪人便已有二三人。我自己也不是沒有請教過,最近如五卅事件后北京鼓吹排斥英日,有一個店主對我的妻大吐氣焰,說居留民大部分都是退伍兵,倘若馮軍和學生有什麼舉動,便給他一個混戰,北京就要全滅。——但是,這些近於狂易的話何必多引呢?我們固然不必真是逐字地相信這些浪人的話,因而引起無謂的怨恨,然而說聽了這些暴言反而增加對於日本的好感,我恐總是未必的吧。千人中有兩三個壞人,自然不能算「多」,倘若嚴格地從數字上計算;不過害群之馬並不真在乎怎麼多,就只是兩三人我們覺得這已經很夠了。

關於《順天時報》我總還是這樣想,它是根本應該取消的東西,倘若日本對於中國有萬分之一的好意。我決不怪日本報紙發表什麼暴論,我們即使不以為應當,至少是可以原諒的,只要它是用日本文寫的:他們寫給自己的同胞去看,雖然是說著我們,我們可以大度地不管。但是如用了漢文在中國內地發行,那可是不同了,它明明是寫給我們看的了,報上又聲聲口口很親熱地叫「吾國」,而其觀點則完全是日本人的。憑了利害截不相同或者竟是相反的外國人的標準,來批評指導中國的事情,自政治外交以至社會家庭,思想道德的問題,無不論列,即使真是出於好意,我們已經感到十分「可感謝的為難」,何況《順天時報》之流都是日本軍閥政府之機關,它無一不用了帝國的眼光,故意地來教化我們,使潛移默化以進於一德同風之域歟。日本的特別國情,我們充分地了解與尊重,但它要拿到中國來布施給我們,我們斷乎不敢拜受。譬如溥儀出宮的事件,與日本沒有什麼關係,盡可不必多管,(論理,他們應該為中國賀,但這自然是空不過的空想罷了,)它卻大放厥辭,就是康有為辦的報恐怕也不過如此。北京的知識階級為了私鬥去利用《順天時報》《正報》等固然是「喪心病狂」,那些每天拜讀這樣的謬論而視若固然的看戶也可謂麻木不仁,就是我們容忍至今,不略示反對之意,此刻想來似乎也未免有點「昏愚」了。我們的反對原是很微弱的,未必能使不長進的國人反省而不閱,也不能希望現在的日本政府反省而停止,但明白的日本人一定會贊成我的反對,因為這實在也於日本有利的。

老實說,日本是我所愛的國土之一,正如那古希臘也是其一。我對於日本,如對於希臘一樣,沒有什麼研究,但我喜歡它的所有的東西。我愛它的遊戲文學與俗曲,浮世繪,瓷銅漆器,四張半席子的書房,小袖與駒屐,——就是飲食,我也並不一定偏袒認為世界第一的中國菜,卻愛生魚與清湯。是的,我能夠在日本的任何處安住,其安閑決不下於在中國。但我終是中國人。中國的東西我也有許多是喜歡的,中國的文化也有許多於我是很親密而捨不得的。或者我無意地採集兩方面相近的分子而混和保存起來,但固執地不可通融地是中國的也未始沒有,這個便使我有時不得不離開了日本的國道而走自己的路。這即是三上博士所說幸虧日本沒有學去的那個傳統的革命思想。因為這個緣故,無論我怎樣愛好日本,我的意見與日本的普通人總有極大的隔閡,而且對於他們的有些言動不能不感到一種憤恨。憤的是因為它傷了我為中國人的自尊心,恨的是因為它搖動了我對於日本的憧憬。我還未為此而破壞了我的夢,但我不是什麼超越的賢人,實在不能無所恨惜。我知道這是沒法的,世上沒有這樣如意的事,只有喜悅而無恨惜;所以我也不再有什麼怨尤,只是這樣的做下去,可愛的就愛,可恨的就恨,似乎親日,似乎排日,都無不可,而且這或者正是唯一可行之道。

中國人不了解日本,以為日本文化無研究之價值,日本語三個月可以精通,這種淺薄謬誤的意見實有改正的必要。但我們固然不當以國際的舊怨而輕蔑日本的文化,卻也不能因耽賞它的藝術而容忍其他無禮的言動。在我們平凡的人,只能以直報怨地分別對付,或者這也是一種以德報德的辦法:我們珍惜日本文化,為感謝它給予我們的愉悅,保存它在中國的光榮,我們不僅讚歎隨喜,還不得不排除那些將污損它的東西,反對在中國的日本浪人以及《順天時報》一流的國際的「黃色新聞」。

(十四年十月二十日,於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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