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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蕩三十年】「所有的改革都是從違法開始的」

用50本書構築你的商業知識圖譜。大家好，我是吳曉波，今天我們開講《激蕩三十年》。

《激蕩三十年》用一個一個小人物的故事、身影和案例來串聯起了風雲跌宕的30年的經濟變革史。那麼你也會問一個問題說：這些人物命運的背後，中國由1978年一個傳統的計劃經濟國家成為30年後一個充分競爭的市場經濟國家，它背後經濟發展的動力是什麼？

在《激蕩三十年》中，我試圖通過案例和故事的方式來回答這個問題。

一、中國經濟發展的動力

我認為30多年中國經濟發展有4個動力：

1.制度創新

鄧小平作為一個政治家，在社會主義運動中，他有一個非常重要的貢獻。1978年之前，當時全世界有幾十個社會主義國家，無論你的經濟制度怎麼變革，它都是在一個國有經濟體系完成的。鄧小平是全世界所有的社會主義政治家中，第一個允許私營企業回到經濟舞台的那個人。

我記得，在90年代初的時候，我有一次到溫州做一個調研，然後當地有一個農民，這個農民叫陳定模，他在鰲江邊上弄了塊地，然後自己做了一個城市規劃，然後說，這個地叫「中國第一座農民城」。每一個農民花5萬塊錢都可以在這裡買塊地，然後你蓋一幢房子，這幢房子對面的那條馬路，靠你的這一邊你來修，對面那一邊另外的人來修。

我當時就接到了一個舉報，在溫州有一個人違反全中國的土地政策，居然圈了塊地，弄了幾千個農民進去，蓋了一個大型違章建築工程。

我就去做調研，結果我發覺說，確實，陳定模幹了很多事，從土地問題到人口進入等，都不符合當時的國家政策，這確實是一個大型的跟當時法律法規有很多衝突的工程。

我做完調研以後，那天晚上陳定模請我吃飯。他知道，如果我回到杭州以後寫一篇內參，那麼可能過幾個月，他這個地方就可能會遭到處置，再過幾個月就可能會被夷為平地，他甚至可能受到很大的處分。

他就請我喝酒，就在夕陽西下的時候，我們倆就在街邊喝酒，喝了一半的時候，他突然拍著桌子跟我講了一句話，他說：「吳記者，你知道嗎？所有的改革都是從違法開始的。」

我覺得，他就好像代表著歷史突然喊出了一個聲音，所以我回去以後專門寫了一篇文章——《關於中國第一個農民城的調查》。我從制度創新的角度來肯定了這個經驗，最後到今天為止，那個地方還在蓬勃地發展。到今天，已經由一個龍港鎮變成了龍港市，在行政級別上變成了一個縣級市。所以這是我親身參與過的一個制度創新。

在過去的30多年裡，像陳定模這樣的人可以說是層出不窮。他們在土地政策、金融創新政策、企業變革政策、社會福利政策、教育改革制度等方面都進行了種種的創新。並不是每一個人都像陳定模那樣擁有一個皆大歡喜的結局，甚至很多人因此落馬，因此失去了生命、榮譽、家庭和地位。但是從30多年的發展來看，制度創新對既有的模式、法規的突破，是中國這一輪經濟改革，人民創造歷史最重要的一個特徵。

2.容忍非均衡

在1978年之前，這個國家是一個講平均主義、大鍋飯的國家，它是一個均貧型國家，每個人都很貧窮，所以你也不用抱怨誰，我家吃不上飯，隔壁家也吃不上飯。

但是1978年以後，中國開始搞改革開放，鄧小平說，「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不管白貓黑貓，抓住老鼠就是好貓」。

這就成為了改革開放以後一個實用主義浪潮的最重要的基本特徵——它允許貧富懸殊的拉大，允許地域與地域之間的非均衡發展。

當均衡被打破以後，突然間這個世界塵土飛揚，所有的秩序、法律，甚至所有的道德，所有的價值觀的評價，都開始發生重大的變化，然後我們在很長時間裡面容忍這種非均衡狀態的發展。

在1980年代，只要能夠產生收益，只要能夠產生利潤，你可以破壞所有的生態環境。只有到最近這幾年，我們才突然說「金山銀山不如綠水青山」，開始討論人跟自然之間的一種和諧發展，人跟人之間的一種均衡性發展。

但是很長時間裡面，我們有特區，我們有開發區，我們有自貿區，我們有東南沿海優先發展戰略，我們在很長時間裡面給了外資企業超國民待遇……你看，從特區到超國民待遇，都意味著什麼？意味著一種均衡被徹底打破，通過打破均衡來刺激生產力的發展。

3.巨國效應

中國是全世界人口最多的國家，有10多億人口。

我在《激蕩三十年》中描寫過一個案例：1978年，北京開了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完以後，美國有一個企業，當年是最大的一家膠捲公司，叫柯達公司。柯達公司總裁就從美國飛到了亞洲，他想到中國來考察市場，但是他的簽證在香港沒有過，所以他在香港過夜。

然後他在回憶錄裡面說，我在香港這一邊遙望著岸的那一邊，那邊叫寶安縣。香港這一邊燈火輝煌，寶安縣那邊到了8點以後已經沒有燈了，整個區域全部都是漆黑一片的，但是我心潮澎湃，為什麼？那個地方背後是10億人口的一個巨大國家，每個人只要買一筒膠捲，我就能賣掉10億筒膠捲。

他在1978年看到的那個到了8點以後就一片漆黑的寶安縣，現在有另外一個城市的名字，叫深圳。

柯達總裁用一個膠捲來想象10億人口之間的關係，這意味著什麼呢？意味著中國經濟的發展，它在很大程度上建立在龐大的人口基礎上——因為有巨國的人口，所以我們有充沛的勞動力，同時我們有龐大的消費者群體。

巨國效應是中國發展到今天，能夠通過不斷由量化到質變改革的一個最重要的特點，也是這個國家經濟發展中，面對每一次危機、矛盾時，能夠化解的根本原因。

4.技術破壁

中國這三四十年的經濟發展經歷了兩個巨大的浪潮：

第一個是工業化革命的浪潮。我們由一個短缺性的工業經濟體系，變成了一個過程性的經濟體系，同時最終成為了全球製造業的最大國家。今天中國能夠生產全世界60%的消費品，這是一個巨大的騰挪過程。

第二個是互聯網經濟的發展，它改變了這個國家幾乎所有的基礎設施和人跟人之間的交互關係和很多的商業邏輯。

二、結束語

40年中國經濟發展，今天仍然走在路上，但是它存在著一些巨大的動力，包括技術、制度創新、容忍非均衡、巨國效應和技術破冰……正是這些極富中國特徵和特色的變革，由內而外地改變了這個國家的每一個細胞、每一寸土地和每一個產業，最終改變了我們每一個人的生命。

在寫完《激蕩三十年》以後，在2018年的時候，我又出版了一本書叫《激蕩十年，水大魚大》，我描寫了2008年到2018年這10年的經濟改革史。

《激蕩三十年》讓我從一個公司的案例寫作者變成了一個中國企業史的研究者和創作者。我覺得對當代歷史的寫作常常讓我心生恐懼，因為我所描寫的是30年前、20年前、10年前、5年前甚至1年前、2年前正在發生的歷史，這些歷史實在太鮮活了。

中國的經濟改革就好像一個正在噴發的火山，你沒有辦法為它徹底定格，這個定格的時代仍然沒有到來，這個國家仍然在不斷的經濟發展過程中。我們今天所看到的成功的案例、商業的模式在明天就有可能變得老化，甚至變成一個醜聞。今天看到一個偉大的、成功的企業家，到明天、到後年，他就可能成為一個罪人，或者成為一個失敗者。

所以在《激蕩三十年》和《激蕩十年，水大魚大》這兩本書中，我一直懷著一種誠惶誠恐的心情來描寫這一段歷史，我想，所有的描寫的價值都在於：在如此近距離的、激烈發展的企業變革史上，我們用文字定格了一個一個生動的、鮮活的人的生命的變革。

關於《激蕩三十年》的解讀就講到這裡了，我是吳曉波，我們下一本書再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