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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年前，他瞭望到了未來一個世紀的中國現代化發展

用50本書構築你的商業知識圖譜，大家好，我是吳曉波。

今天我們開講《江村經濟》。

一、費孝通再訪開弦弓村

在1957年的時候，費孝通第二次回到了開弦弓村進行田野調查。

當他回到村莊的時候，中國即將開始一場叫「人民公社」的運動。他突然發覺，1957年的開弦弓村出現了一種倒退。

因為在他的觀察中，他發現跟幾十年前相比，這個村莊里的農民並沒有富起來，甚至有很多人變得更加貧窮。更要命的是，村莊的耕地面積在不斷增加，而農村工業和副業反而在減少。

所以他說：「總的看來，副業方面現在的水平沒有21年前高了。做一個大約的估算，1936年副業占農副業總收入的40%多，而1956年卻不到20%。」他寫了一些文章說，未來中國農村經濟的發展一定要發展副業，一定要發展農村工業。

但是你知道，在接下來1958年的人民公社運動，以及接下來的整個10年的文化大革命運動中，當時中國農村經濟改革的主軸是大力發展糧食。所以他的這種發展副業和農村工業的思想，在當時是一種被主流意識所反對的思想。

在接下來的20年裡面，他是作為中國學術界的一個大右派出現的。20年時間裡，他幾乎沒有進行任何學術研究，每天是下鄉、勞改、被批鬥，他甚至自嘲說：「在這20年裡面，我連一張書桌都沒有。」

二、他提出了蘇南模式和溫州模式

到了1978年，改革開放，費孝通平反，他重新恢復了正常的生活和學術研究。

1981年，他平生第三次去了開弦弓村，這一次去，他發覺開弦弓村和他第二次去的時候發生了非常大的變化。

因為中國開始搞改革開放，農村實行了聯產承包責任制，大量的土地以承包制的方式給了農民。但是在中國的長江中下游地區，人多地少，全國人均一畝三分地，在江蘇和浙江的這些區域，人均土地不到三分。所以土地承包到個人手上以後，人口迅速從土地中溢出，那怎麼辦呢？

1.蘇南模式

他在開弦弓村以及周邊的蘇南地區看到了一種新的模式，就是農民開始洗腳上田，村村點煙、鄉鄉冒火，出現了一種新型的農村工業模式，也就是所謂的鄉村經濟模式。

費孝通認為，他在開弦弓村以及在蘇南地區看到的這種工業發展模式，是在過去100多年的歐、美、日、英等現代化史上從來沒有看到過的模式。他認為，這種模式就如同他年輕時候在《江村經濟》中所描述和所堅持的立場，是中國未來農村和工業經濟有可能探索的一條道路。

他給這條道路起了一個名字，叫「蘇南模式」。

他說：「從西方工業革命發展的歷史經驗上來看，蘇南的鄉鎮工業是不倫不類的、難以理解的東西。而從中國農村的家庭經濟結構上看，鄉鎮工業卻是順乎自然的事情。與西方工業革命的歷史相對照，草根工業無疑是中國農民的一個了不起的創舉。」

2.溫州模式

到了1986年，費孝通有一次在報紙上看到了一個新聞：在浙江南部的溫州地區也同樣出現了鄉村經濟，但是溫州的鄉村經濟模式跟蘇南有挺大的區別。

蘇南的鄉村經濟是以村級集體經濟為主的，就是一個村、一個大隊來發起、組建一個企業，幾個工廠來發展集體經濟。但是在溫州，村級經濟集體並不發達，但是個人經濟非常發達，也就是，私人經濟非常發達。

費孝通當時已經76歲了，看到這個新聞以後，他說：「我要親自到溫州去看一下。」那個時候費孝通已經是全國政協副主席了，所以費孝通就帶了幾個助手，在1986年的冬天，趕到了溫州，進行了一次實地調研。回來他寫了一系列的文章，叫「溫州行」。在這些文章中，他又提出了一個新的模式，叫「溫州模式」。

三、他是改革開放的理論領頭者

我們回望這一輪的中國改革開放，可以說，中國80年代產業經濟之所以能夠復甦，就是因為發動了人民群眾參與經濟創業的熱潮。

那麼在整個80年代，到底是哪一批人成為了工業經濟發展的第一批的領頭羊和冒險者？他們不是城市裡的工人，而是以鄉鎮經濟為主的那批農民，而這批農民以蘇南模式和溫州模式為主要的兩股經濟發展模型。

那麼費孝通在這一輪改革開放中的理論領頭者的地位就非常顯著了，因為他是蘇南模式和溫州模式的定義者。

在1988年，中國改革開放10周年的時候，鄉鎮企業的用工人數歷史上第一次超過了國有企業。所以那一年，鄧小平在接見南斯拉夫代表團的時候，曾經說：「中國改革開放10年，中央最大的意外是鄉鎮企業的異軍突起。」

那麼對鄉鎮企業的定義和角色的研究，費孝通可以說是中國的第一人。而且他這個研究不是從1978年開始的，而是在1935年的春天，當他進入到開弦弓村的那一刻起，他就看到了中國現代化發展的一種新的可能性。

費孝通在《江村經濟》中有一段話，非常值得我們不斷地汲取。他說：「社會是多麼靈巧的一個組織，哪裡經得起硬手硬腳的嘗試？如果一般人民的知識不足以維持一種新制度時，這種制度遲早會蛻形的。」

也就是說，他認為任何一個地方的變化，無論它是一個農村、是一個村莊還是一個城市，它要由原來的運營模式、生活形態模式、商業模式、生產模式向一種新的境界模式迭代，需要花非常長的時間。

在這樣的過程中，所有的治理者要從基礎和傳統出發，要順其自然，不能夠貿然地用外來的一種經驗制度對現有的模式進行強行替代。因為每一個社會組織都有非常細膩的機理。

四、結束語

中國40年的改革開放，農民崛起、鄉鎮經濟崛起成為了中國在前20年改革開放中最根本性的動力，和生產力爆發的最主要的實驗場。

而這個經驗和實踐的發生並不來自某一本西方的教材，某一些西方經濟學家的理論，而來自於中國學者和中國人民在自己的土地上勤勤懇懇、務實實驗的結果。

在這個意義上，《江村經濟》這本出版在1939年的圖書，在那個中國現代化轉折的微妙時刻，瞭望到了接下來幾十年、將近一百年中國現代化的獨特性。

今天我們在閱讀80年前費孝通所寫的這本《江村經濟》的時候，仍然能夠非常清晰地認知到中國經濟發展的獨特性和可能發展的路徑和道路。

關於《江村經濟》的解讀就講到這裡了。

我是吳曉波，我們下一本書再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