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前言

歷史是既往的人類生活。人們渴望了解歷史,了解本身所屬國家、民族、社會的過去,總結成敗經驗,吸取智慧,於是,歷史著作應運而生。歷史著作以真實地記錄歷史過程、歷史人物為目的,一般比較枯燥,趣味性差。為了克服這一毛病,於是,就有了創作歷史文藝的需要。歷史文藝雖以歷史上發生過的某些情節為依據,但可以虛構、想像,作者有不同程度的自由揮灑的空間,自然,作品就遠較歷史著作生動、有趣。人們熟知《三國志》和《三國演義》的故事。前者至今仍是人們認識那段時期的權威著作,但它大抵只是少數歷史學家的案頭讀物;後者深受老百姓的喜愛,長期流傳不衰,但它並不是三國時期的真實歷史。魯迅曾說:「我們講到曹操,很容易就聯想起《三國演義》,更而想起戲台上那一位花面的奸臣,但這不是觀察曹操的真正方法。」近年來,影視界流行「戲說」,有幾位皇帝、后妃及若干臣僚的形象在屏幕上活靈活現,收視率很高,說明老百姓愛看,但是,由於大異於歷史記載,更大異於歷史真相,不滿者似乎也很不少。可見,真實性和趣味性歷來是歷史著作和歷史文藝的兩難問題。要嚴格忠實於歷史,作品就很難生動;要提高生動性、趣味性,就必須虛構,從而在不同程度上損害歷史的真實。蔡東藩先生的《中國歷代通俗演義》總結前人經驗,試圖解決這一矛盾,努力使自己的著作既有真實性,又有趣味性,在中國豐富繁多的演義作品中,是很具特色的一部。

蔡東藩(1877―1945),浙江蕭山人。1890年(光緒十六年)考中秀才。1910年赴北京朝考得中,分發福建,以知縣候補,因不滿官場惡習,於1911年稱病歸里。其後長期以寫作和在小學教書為生。抗日戰爭爆發,他不願意在日寇的刺刀下生活,輾轉避難,顛沛流離,逝世於抗戰勝利前夕。

清朝末年,嚴復、夏曾佑等人看中小說的巨大社會教化作用,企圖借小說宣傳變法維新思想;戊戌政變后,梁啟超流亡海外,創辦《新小說》雜誌,提倡「小說界革命」。自此,小說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視,包括「歷史演義」在內的各種小說風起雲湧。民國時期,此風相沿,小說創作日趨繁榮。蔡東藩是個愛國者。他為武昌起義、共和初建興奮過,歡呼過,但不久即遭逢袁世凱竊國。蔡東藩幽憤時事,立志「借說部體裁,演歷史故事」,以歷史小說作為救國工具。自1916年至1926年的十年間,他夜以繼日,筆耕不輟,陸續寫成中國歷代通俗演義11部,1040回,以小說形式再現了上起秦始皇,下訖民國的2166年間的中國歷史,加上另撰的《西太后演義》和他增補改寫的《二十四史通俗演義》,總計約七百餘萬字,成為中國有史以來最大的歷史演義作家。出版以後,迅速風行,多次再版。

蔡東藩的作品用章回體,取其為中國老百姓所喜聞樂見;用白話,取其淺顯易懂。這些,他和明清以來的「演義」作家並無區別。蔡東藩作品的最大特色在於他對歷史真實的嚴格追求。蔡東藩自幼愛好歷史,熟讀傳統的經、史、子集各類書籍,對中國歷史作過深入的研究,甚至養成了「考據癬」。他寫歷史演義,「語皆有本」,力求其主要情節均有歷史記載作為根據;對於文獻中的歧說和模糊不清之處,他常常博覽群書,多方鉤稽,力求找出客觀真相;一時難以做出結論的,他就諸說並存;對他認定的史籍中的錯誤說法,就直接加以批駁。可以說,他是在用研究歷史的精神和方法在寫「演義」。對於前人所寫同類作品,蔡東藩頗多批評,或認為荒誕不經,或認為乖離史實,子虛烏有。他自稱所編歷史演義,「以正史為經,務求確鑿:以逸聞為緯,不尚虛誣」。自然,作為「演義」,他也有虛構,特別是人物對話,史無記載,他不能不動用自己的想象力,但是,他很謹慎,力求符合特定歷史環境和特定歷史人物的性格,不敢任意編造。因此,他的書,可以當作歷史讀。倘若讀者要大體,而不是精確地了解中國曆朝歷代的大事經緯與主要人物,蔡東藩的書是值得一讀的。1937年1月,毛**為了解決延安幹部學習中國歷史的需要,曾致電李克農,要他購買「中國歷史演義」兩部。這裡所說的「中國歷史演義」,就是蔡東藩所著《中國歷代通俗演義》。毛**卧室床側,就放有蔡氏此書。由此不難看出,毛**對蔡著的喜愛。

中國歷史學家有史德、史識、史才之說。所謂史德,指的是忠於歷史,忠於史實,能在任何狀況下「秉筆直書」;所謂史識,指的是對歷史判斷方面的真知灼見;所謂史才,指的是掌握、剪裁史料以及敘事、表達能力。在這三方面,蔡東藩都頗多可取之處。據記載,當他寫《民國通俗演義》時,曾有軍人以請他吃「紅丸子」(子彈)相威脅,書局因此要他「隱惡揚善」,他斷然拒絕,聲稱:「孔子作《春秋》,為懲罰亂臣賊子。我寫的都有材料根據,要我捏造,我干不來!」自此憤然輟筆,以致書局不得不另請許廑父,將該書的后四十回續完。蔡東藩不屈於強權,寧可不寫,決不偽造歷史,表現出歷史家的可貴操守。他的書,努力尋求歷代興亡「關鍵」,勸善懲惡,褒是斥非,洋溢著鮮明的歷史正義感和愛國主義、民主主義精神。讀蔡著,既可輕鬆愉快地獲得歷史知識,又可得到思想上的教育和啟迪。當然,蔡著中也有一些陳腐觀念,這是那個時代的烙印,在所難免。這一點,相信讀者當能了解並鑒別。

2003年12月15日寫於中國社會科學院自序

讀史至五季之世,輒為之太息曰:「甚矣哉中國之亂,未有逾於五季者也!」天地閉,賢人隱,王者不作而亂賊盈天下。其狡且黠者,挾詐力以欺凌人世,一或得志,即肆意妄行,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鋌而走險,雖夷虜猶尊親也,急則生變,雖骨肉猶仇敵也。元首如奕棋,國家若傳舍,生民膏血塗草野,骸骼暴原隰,而私鬥尚無已時。天歟人歟?何世變之亟,一至於此?蓋嘗屈指數之,五代共五十有三年,汴、洛之間,君十三,易姓者八,而南北東西之割據一隅,與五代相錯者,前後凡十國,而梁、唐時之岐燕,尚不與焉。遼以外裔踞朔方,猾諸夏,史家以其異族也,而夷之。遼固一夷也,而如五代之無禮義,無廉恥,亦何在非夷?甚且恐不夷若也。宋薛居正撰《五代史》百五十卷,事實備矣,而書法未彰。歐陽永叔刪蕪存簡,得七十四卷,援筆則筆,削則削之義,逐加斷制,體例精嚴,既足聲奸臣逆子之罪,復足樹人心世道之防。後人或病其太略,謂不如薛史之淵博,誤矣!他若王溥之《五代會要》,陶岳之《五代史補》、尹洙之《五代春秋》,袁樞之《五代紀事本末》,以及路振之《九國志》,劉恕之《十國紀年》。吳任臣之《十國春秋》等書,大都以裒輯遺聞為宗旨,而月旦之評,卒讓歐陽。孔聖作《春秋》而亂賊懼,歐陽公其庶幾近之乎?鄙人前編唐、宋「通俗演義」,已付手民印行,而五代史則踵唐之後,開宋之先,亦不得不更為演述,以饜閱者。敘事則證各籍,持義則特仿廬陵,不敢擬古,亦不敢違古,將以借粗俗之蕪詞,顯文忠之遺旨,世有大雅,當勿笑我為效顰也。抑鄙人更有進者,五代之禍烈矣,而推厥禍胎,實始於唐季之藩鎮。病根不除,愈沿愈劇,因有此五代史之結果。今則距五季已閱千年,而軍閥乘權,爭端迭起,縱橫捭闔,各戴一尊,幾使全國人民,塗肝醢腦於武夫之腕下,抑何與五季相似歟?況乎綱常凌替,道德淪亡,內治不修,外侮益甚,是又與五季之世有同慨焉者。殷鑒不遠,覆轍具存。告往而果能知來,則泯泯棼棼之中國,其或可轉禍為福,不致如五季五十餘年之擾亂也歟?書既竣,爰慨然而為之序。中華民國十有二年夏正暮春之月,古越蔡東藩自識於臨江書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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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代演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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