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定復活

一九九九年十月五日，希臘雅典，

夜宿RoyalOIympic旅館

早晨起來，在陽台上坐坐，想讀幾份昨天在巴特農神殿門口得到的英文資料。不想剛坐下又站起身來，原來發現巴特農神殿就在我的左前方山頂。每天早出晚歸地忙碌，只是偶爾掃一眼正前方的雅典宙斯神殿石柱，竟然沒有看到更顯目的巴特農！

我重新坐下，久久地抬頭仰望着它。

它祀奉的是雅典城的守護神雅典娜，希臘文明逐步走向繁榮的過程，是在它的庇佑下一步步完成的。它在波希戰爭中遭受過破壞，又重修於雅典的黃金時代，不知有多少稀世天才，關注過它的命運。

但是，當希臘文明的黃金時代過去之後，它還在。這是一切遺跡的大幸還是大不幸？伴隨過自己的輝煌已一去不復返，自己只能帶着悲愴的記憶竦立於衰草殘陽。它太氣派、太美麗，後世的權勢者們一個也放不過它，不會讓它安靜自處。

羅馬帝國時代，它成了基督教堂；土耳其佔領時期，它又成了回教堂；在十七世紀威尼斯軍和土耳其軍的戰爭中，它又成了土耳其軍的**庫，**庫曾經爆炸，而威尼斯軍又把它作為一個敵方據點進行猛烈炮轟。在一片真正的廢墟中，十九世紀初年，英國駐土耳其大使又把遺留的巴特農神殿精華部分的雕刻作品運到英國，至今存放在大英博物館。

難怪世界上那麼多古代文明都一一在外部摧殘中湮滅了，你看它只因為用了大理石材料，很難毀損，結果承受了多少屈辱！摧殘來自野蠻，也來自其他試圖強加別人的文明。因此巴特農，既是文明延續的象徵，也是文明受辱的象徵。

受盡屈辱的老祖母更受後輩尊敬。本世紀中期，第二次世界大戰臨近結束的那幾天，德國法西斯還在統治著希臘，有兩個希臘青年，徒手攀登巴特農神殿東端的垂直峭壁，升起了一面希臘國旗。這事很為巴特農神殿爭光，那兩個青年當即被捕，幾天後德國投降，他們成了英雄。今天，這面希臘國旗還在那裏飄着，一面兒孫們獻給老祖母的旗。

記得昨天傍晚我們離開巴特農神殿很晚，已經到了關門的時分，工作人員輪番用希臘語、英語和日語催我們離開，我們假裝聽不懂，依然如饑似渴地到處瞻望着，這倒是把這些工作人員感動了。他們突然想起，眼前可能就是當地報紙上反覆報道過的那隊中國人？於是反倒是他們停下來看我們了。這些工作人員大多是年輕姑娘，標準的希臘美女，千年神殿由她們在衛護，蒼老的柱石襯托着她們輕盈的身影。她們在山坡上施然而行，除了衣服，一切都像二千年前的女祭司。

當我們終於不得不離開時，門口有人發給我們幾份資料，當時未及細看，現在拿起來一讀，眼睛就離不開了。原來，一個組織、幾位教授，在向全世界的遊客呼籲，把巴特農神殿的精華雕刻從倫敦的大英博物館請回來。理由寫得很強硬：

一，這些文物有自己的共同姓名，叫巴特農，而巴特農在雅典，不在倫敦；

二，這些文物只有回到雅典，才能找到自己天生的方位，構成前後左右的完整；

三，巴特農是希臘文明的最高象徵，也是聯合國評選的人類文化遺產，英國可以不為希臘負責，卻也要對人類文化遺產的完整性負責……

真是義正辭嚴，令人動容，特別是對我這樣的中國人。

突然想起，很多年前我曾寫了一篇文章表達自己對斯坦因等人取走敦煌文物的不甘心，說很想早生多少年到沙漠上攔住他們的車隊，與他們辯論一番。沒想到這種想法受到很多年輕評論家的訕笑，有一位評論家說：「你辯得過人家博學的斯坦因嗎？還是識相一點趁早放行。」我對別人的各種嘲弄都不會生氣，但這次是真正難過了，因為事情已不是對我個人。看到希臘向英國索要巴特農文物的這份材料，我也想仿效著回答國內那些年輕的評論家幾條：

一，那些文物都以敦煌命名，敦煌不在巴黎、倫敦，而在中國，不要說中國學者，哪怕是中國農民也有權利攔住車隊辯論幾句；

二，我們也許缺少水平，但敦煌經文上寫的是中文，斯坦因完全不懂中文，難道他更具有讀解能力？

三，在敦煌藏經洞發現的同時，中國還發現了甲骨文。從甲骨文考證出一個清晰的商代，是由中國學人合力完成的，並沒有去請教斯坦因。所以中國人在當時也具備了研究敦煌的水平。

我這樣說，並不是出於狹隘民族主義來貶斥一切來華的外國考古學家，但實在無法理解在事情發生一個世紀之後我們這些年輕評論家的內心。他們也許以為自己已經獲得了純西方化的立場，但是且慢，連西方文明的搖籃希臘也不同意。

你看這份呼籲索回巴特農文物的資料還引述了希臘一位已故***長的話：

我希望巴特農文物能在我死之前回到希臘，如果在我死後回來，我一定復活。

這種令人鼻酸的聲音，包含着一個文明古國最後的尊嚴。這位***長是位女士，叫曼考麗（MelinaMercouri）。發資料的組織把這段話寫進了致英國首相布萊爾的公開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