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墓碑

志雲、志敬回家后問祖母，知道不知道一個叫吳瑟亞的鴉片館老闆。祖母覺得名字有點耳熟，但一聽是鴉片館老闆就沒好臉色，說：「不知道。」

志雲隨即拿出那包錢，把吳家老闆娘的表情、動作、語言詳細說了一遍。祖母聽完，開始發獃。

祖母在閘北地區的一個貧民窟里租了一間小房子，全家大小都擠在裡邊，晚上一起打地鋪。

到了閘北，志雲、志敬才明白，為什麼他們去還債時好幾家都在準備搬家。

家難，撞上了國難。

閘北，已經是一個戰場。就在祖父去世的前幾天，日本軍隊從幾個方面向上海發動了進攻。與閘北隔了一條河的南岸，有兩個受英國、法國、美國控制的「租界」，日本軍隊暫時還不敢侵入，成了一個「孤島」。前些天志雲、志敬看到的那些搬家人家，都是從租界外面向租界裡面搬。余家本來住在英租界，這下反倒搬到租界外面的閘北來了，在當時完全是逆向行動。

閘北地區的人流越來越大，主要是上海周邊幾個省逃避戰亂的難民。不巧安徽淮河又發生水災，大批災民湧來，壅塞在街道、弄堂、屋前屋后的每一個角落，連走路都很困難了。

正在這時，原來家裡的女傭陳媽找來了。她告訴祖母，自己正在附近的一個難民收容所工作。收容所目前缺少人手，陳媽知道祖母處理麻煩事的能力，因此問祖母，願不願意參加。

祖母幾乎沒有猶豫就答應了。那些日子大家都忙著抗日，她總覺得自己也要做點什麼。這份工作有一點微薄的薪水，可以勉強地養家糊口。

大兒子志雲在另一個難民收容所里做事。他受過很好的教育，先前在一家佛教精舍擔任文書，戰爭爆發后他在難民收容所里辦了一個小學，自任校長，每天回家都疲憊不堪。

志雲病了幾次，醫生說，都是從災民中傳染的。志雲問醫生有什麼方法防治，醫生說，這年景也找不到什麼葯，多吃大蒜頭吧。

有一天，志敬急急跑到祖母面前，興奮地說：難民收容所新來了一位負責人，竟然是吳阿姨。

「哪個吳阿姨？」祖母問。

「就是那個退錢的鴉片館老闆娘！」志敬說。

祖母剎時停下了手上的活。那包錢，實實在在幫助余家渡過了難關。她本想好好去道謝，卻又不願意麵對一個鴉片館的老闆娘。好幾次，她重複地聽著兩個兒子對這個老闆娘的描述：濃妝艷抹，高挑個子，繡花拖鞋，細長的手指上塗著指甲油……

她急急地拍了一下志敬的肩膀說：「快，領路，我要見她！」

祖母見到這位女人時上下打量了一下，發現她已經完全沒有濃妝艷抹，只是嘴上還叼著香煙。祖母對她誠懇地笑著，又指了指志敬，說：「吳太太，我是他的母親。上次的事，真該好好謝謝你了！」

「是余太太啊，」吳阿姨上前一步，對祖母說：「其實是你開導了我。這是阿堅，我的兒子，我想讓他與你的兒子多交往！」說著她把一個蹲在地上玩的男孩子拉了起來。

在回家的路上，祖母嘆了一口氣，對志敬說：「打仗是壞事，卻讓我、陳媽、吳阿姨，還有很多女人，都變成了另外一種人。」

志敬說：「剛才阿堅說了，那天我們去了以後，他們家關了鴉片館。」

大蒜畢竟只是大蒜，防疫的功能有限。

三年後，大兒子志雲終於從他每天長時間近距離接觸的難民、災民中傳染了肺結核。這在當時，是絕症。

志雲很快就去世了。由於家裡房子太小，完全無法隔離，他的病已經傳給了三弟志夏和四弟志紀，他們也都在一年之內走了。

又過了一年，女兒志梅得了一種說不清名目的怪病，人急劇消瘦，而且連日高燒不退。醫生說，需要用美國生產的一種葯，但這葯跑遍上海的藥房和醫院都買不到，最後也只能放棄。到一九四三年，祖母的七個兒女只剩下了三個：志敬、志杏、志士。

那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最艱苦的年月，中國的抗日戰爭也已經打得精疲力盡。死人，在那個時候變得稀鬆平常。到處都是紙幡飄飄，哭聲連連。祖母的嗓子哭啞了，卻很少有人聽見。

祖母不知道，她現在感受到的這場災難，只是十三世紀以來余家前輩生死掙扎的延續。

一天，祖母到菜場為難民收容所採購食品，一個熟悉的身影擋在了她的眼前。祖母一愣：這不是海姐嗎？

祖母對她，有點害怕。

祖母站在菜場的過道上一時不知言動，卻眼圈泛紅。海姐，自從那天你拉我到二樓小客廳里說了鴉片的事情之後，你知道余家發生了什麼嗎？

海姐一把擁住了祖母的臂膀，還是親親熱熱地叫「阿嫂」。這一聲「阿嫂」，叫得祖母頭皮發麻。

「阿嫂，你家的事，我全都知道。四個孩子為什麼走得那麼快？給他們的父親抬轎子去啦。不多不少，正好四個。所以，你要趕快給你先生好好做個墳。墳做好了，他也就不必再坐轎子了。」

祖父去世后立即運回家鄉安葬了，但是，墳做得比較馬虎，這倒是真的。家鄉已被日本人佔領，靈柩運回去時一路麻煩重重，能安葬已經不容易了。現在聽海姐一說，祖母半信半疑，但無論如何，把家鄉的墳重新做一做，是應該的。

要重新做墳，立即想到的是墓碑。書寫墓碑最好的人選，遠近都知道，是後來成為我外公的朱承海先生。朱家應該還很有錢，但按照祖母萬事不求人的脾氣，再困難時也沒有想過要去叩求「朱門」，因此差點兒想不起來了。這時猛然記起，又知道海姐是他的親戚，就問：「朱先生怎麼樣了？」

海姐一笑，說：「他呀，也氣數將盡！」

祖母問：「怎麼回事？」

海姐說：「像你老公一樣，陷到上海的一個黑洞里去了。」

祖母問：「也抽上鴉片了？」

海姐說：「不，他是迷上了跑狗場的跑狗。」

祖母鬆了一口氣：「哦，那還好。」

海姐說：「什麼還好，比抽鴉片還上癮，手上的五家廠已經毀了三家半。怎麼，你有事找他？」

祖母說：「請他寫墓碑。」

海姐說：「這好辦，我告訴他，他一定答應。」

祖母說：「不，這不是小事，還得我自己上門去求他。」

過了幾天，祖母叫小兒子志士陪著去朱家，志士竟然明確拒絕。志士現在已經十五歲，上了中學。他與姐姐志杏最要好，志杏為了減輕家庭負擔，前些年已經虛報年齡到一家紡織廠做了工人。志士上中學的費用，都是志杏供給的。志杏聽母親說過，父親臨終前曾說希望余家出一個讀書人。現在家裡最有文化的大哥去世了，志杏決心讓小弟弟把書讀好。志杏在工廠里受到社會反抗力量的強烈影響，年紀輕輕就成了罷工和示威的積極分子，很快又成了組織者。後來她顯然已經參加了共產黨的地下組織，而且還是一個不小的首領。這一來，她對弟弟上學的目標有了更明確的設定，希望他成為一個「革命知識分子」，到共產黨的「革命聖地」延安去。

志士在姐姐的影響下，已經開始閱讀革命書籍。但他在文化上受大哥志雲和堂叔余鴻文的熏染很深，更喜歡的是《紅樓夢》。這種喜歡他只是藏在心底的，而在社會觀念上，則越來越明確地追求公平、正義、進步、反抗。因此，他完全不能接受朱承海先生這種天天迷溺於跑狗場的富家士紳，認為他們是國破家亡中的「寄生蟲」。即使只是見見面，他也不願意。

他知道，這樣激烈的觀點不能講給自己的母親聽，因此換了一種說法來勸阻。他說：「這個人與爸爸，算得上是兩代世交。但是，除了在爸爸出殯的時候送了一副輓聯，後來就百事不問了，這算什麼人哪？墓碑不能讓他寫，你更不要親自上門！」

祖母聽了，深深吐了一口氣，說：「他不是一個勢利人，而是一個糊塗人。糊塗人不知人情世故，你不求他，他想不到你。」

祖母覺得，憑著兩代交情，墓碑還是要請他寫。但又擔心志士心中有氣，到了人家面前也會露出臉色，就不要他去了，讓志敬陪去。

朱家在滬西安定盤路，口語中叫憶定盤路，現在叫江蘇路。當時，這是富人的聚居區。志敬剛剛在鐵門環上輕輕叩了兩下，門就開了，好像早有準備。我未來的外公朱承海先生快速從書房來到門廳，滿臉是一種像做錯了事一樣的笑容。

有哪個人做了一大串讓人生氣的窩囊事惹得什麼人都想斥責他但一見他真誠的眼神就會把氣消了一大半的嗎？有哪個人已經兩鬢斑白滿臉皺紋卻又能不知偽飾地咧嘴而笑而且笑出一個既天真又無知的童年的嗎？如果有，那個人現在正站在祖母和志敬面前。

祖母一看就明白，今天這裡的氣氛，完全是海姐造成的。她昨天就派了一個傭人來通報了，什麼人將來登門拜訪。

對於余家的事，外公知道得很少。不是因為糊塗，而是他被一場心理風暴擊倒了。

他在啟慧學校與余鴻文一起，信奉國學救國，甚至從學術到服飾都在警惕「漢奸嫌疑」。但是，事實給他開了一個大玩笑。他極為尊重的國學大師羅振玉和另一位國學水準很高的官員鄭孝胥，居然都做了漢奸。他認識的一個長期研究古代謀略的長髯學者，居然用文言文寫了一本《支那之詐》在日本出版，連「中國」也不想提了。在他自己龐大的朋友圈中，對國學最精通的，是清代碩儒梁章鉅的孫子梁鴻志，他經常到畢勛路梁公館的「三十三宋齋」請教。這個齋名就讓人只敢仰望宋代，不敢多提明、清的事。但是，上海淪陷后，外公再到梁公館，說已經搬到日租界去了，梁鴻志結交了日本軍方。

外公發覺自己錯了，卻不知道錯在哪裡。他從根子上不喜歡西學，現在又失去了固守國學的理由，心中立即變成了荒原。

他一次次喝醉了酒痛罵漢奸又痛罵自己，罵過後，走向了跑狗場。那跑狗場，離原來梁鴻志的「三十三宋齋」只隔了一條路。

在跑狗場，他總是輸。唯一的辦法，是賤賣家族企業。他當然不願意說「賤賣」，甚至連一個「賣」字都不能說，只說「盤」。這次他又搓著手對身邊一個企業主說：「我把兆豐公園後門那家廠盤給你，今後不管贏錢輸錢，都算在那個賬里了。贏夠了，把廠還我；輸光了，把廠給你。」

過不了一年，兆豐公園後門的那家廠完全不屬於朱家了。丟了一家再把另一家「盤」出去，海姐說原來擁有的五家廠已經毀了三家半，其實第四家的產權轉移文書也已經簽過，海姐不知道。

外公有很多酒肉朋友，主要是同鄉。同鄉的概念，以餘姚、慈溪、龍山為主，東至鎮海，西至紹興，再遠一點，就不算了。把同鄉當作自己生存的第一群落，這是當時上海的風尚。連已經出了大名的虞洽卿、黃金榮、張嘯林、黃楚九等等，也不會拒絕與同鄉一起喝酒。那年張嘯林做了漢奸，相傳即將出任偽浙江省省長，朱承海先生就把同鄉們召集起來，幾十人簽名寫了一封絕交信，放在一隻砸破的酒罈里，叫人抬到張嘯林家的門口。絕交信的最後幾句話是朱承海先生自己想出來的：

吾等與爾絕交，實乃家鄉與爾斷情。故園山水，桑梓雞豕，皆鄙爾唾爾，啄爾逐爾。倘若奸公讀此函而發怒，下令緝捕，則不必四處查訪，吾等於滬西跑狗場左廳大包廂靜候。

當然，張嘯林並沒有下令到跑狗場來緝捕，他成天提心弔膽，後來確實也被中國**的諜報人員暗殺了。只不過，朱承海先生自從策劃了這件事之後，覺得自己的民族氣節問題已經解決，就更加安心地跑狗、喝酒了。偶爾，喝到一定程度，他還會冒出半句豪言壯語：「我連漢奸都不怕，難道……」

「難道」什麼呢？他永遠無法把這句話講完。

此刻祖母看著他友善而尷尬的表情，笑一笑，直接提出了自己的請求。她拍了拍志敬的肩說：「他父親的墳，想在鄉下認真做一做，麻煩你為他寫一個墓碑。」

朱承海先生一聽，心中的石頭落了地，立即就說：「阿哥的碑，我當然要寫。這不麻煩，舉手之勞。不，不能說舉手之勞，我會恭恭敬敬地寫，一遍遍寫到滿意為止，你放心。」

說著，他向門外揮了一下手，招進來一個托著木盤的僕人，木盤上，有幾疊塞得滿滿的紅紙袋。顯然，這是早就準備好的。

「阿哥家的事，我一直沒有儘力。又要過年了，我給孩子們準備了一點壓歲錢。這是給孩子們的，大人不能拒絕。」

他邊說邊把臉轉向志敬，又說：「我記得阿哥下世時你們兄弟姐妹有七個，我準備了七份，你代我去分一分。」

一看紅紙袋的厚度，就知道這不僅僅是壓歲錢，是他對余家的一種援助。這些錢，可能與他剛剛簽過產權轉移書的第四家工廠有關。

志敬束手，不知接還是不接。祖母慢慢抬起手，從木盤中取下三份交給志敬，然後又把木盤搬到朱承海先生面前，說：「死了四個，只剩下三個了。」

朱承海先生一震，後退一步，眼睛直直地看著祖母：「這，怎麼可能，怎麼可能……」

祖母說：「我代表三個孩子，謝謝你這麼厚重的壓歲錢。墓碑寫好后，我叫志敬來取。十天，夠嗎？」

「夠了，夠了。我很快就能寫好。志敬，你明天下午就來取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