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　叔叔二十歲

爸爸在上海要上班，沒法因為我的出生趕到鄉下來，寫信寫得很勤。鄰居上街，幾乎隔天就帶回來一封。

見有信，祖母就從媽媽手裡接過我，坐下，準備聽媽媽讀信。媽媽用剪刀把信封剪開，抽出信紙，打開，撣一下，就讀了。

今天祖母看到兒媳婦只看不讀，表情有異，連忙追問。媽媽突然回過神來，說「沒有什麼，沒有什麼」。

其實，不是沒有什麼。爸爸在信中告訴媽媽，姑媽好像懷孕了。更麻煩的是，姑媽的丈夫，我的姑夫，已經去了遙遠的東北。

我到長大后才知道，姑夫去東北，是因為抗日戰爭勝利之後共產黨和國民黨開始了對東北的爭奪。他受組織調配，準備在共產黨軍隊佔領幾座東北城市之後參與管理。上海與他一起北上的地下革命者有好幾十名。當時的共產黨員，沒有一個會因為妻子懷孕而不服從這樣的調配。

媽媽在讀信時只為姑媽感到鼻酸。丈夫遠走了，母親反目了——這樣的懷孕多麼可怕。

幾個月後是嚴寒的冬天。那天上午，媽媽出門去買菜，剛走了一半，就遇到一位被稱為「信客」的私人郵差。那人心急火燎地攔住媽媽說：「就為你家的事，我特地從上海趕來！」

說著，從包袱里拿出一封急信，是爸爸托他送的。

媽媽在路上拆開信一看，完全愣住了。

爸爸在信上告訴媽媽，姑媽昨天因難產而亡！

爸爸說，這事不能瞞著祖母，祖母經受過太多孩子的死亡，應該經受得起。但是，說的時候一定不要莽撞。爸爸又說，他和叔叔會把後事處理好。

媽媽回家后避過祖母的臉就上了樓。不久，祖母聽到樓上有奇怪的聲音，那是媽媽捂著被子在哭。

很快祖母就問出了真相。媽媽說完后就一直摟著祖母，摩著她的背。祖母始終不說話，閉著眼睛。

半個時辰后，祖母站起身來，對媽媽說：「叫隔壁桂新陪我走到觀城，那裡有汽車到寧波，我趕今天晚上的輪船！」

媽媽說，由她陪著到上海。

祖母問，小孩怎麼辦？

媽媽說，交給鄰居管幾天。

祖母厲聲說，那怎麼能放心？你萬萬不可走！

這是婆婆對媳婦的第一個強行命令。

祖母說完，點了一點錢就上路了。從家到觀城，有十里路。冷風夾著雪片，幾步一滑。祖母一路催促著桂新，像是在奔跑。

第二天下午，祖母在上海安樂殯儀館里看到了自己的女兒，我的姑媽余志杏。

一個女嬰在哭。聽說姑媽臨死前一直在念叨：「保孩子，保孩子……」

姑媽的遺體邊站著很多大家都不認識的人。一律筆挺的身子，瘦削的臉，都低著頭，擦著淚。誰都知道，他們是姑媽的「戰友」。再過兩年，他們的黨將奪取全國政權，但現在，他們這一群人的首領，卻走了。

祖母掙脫了我爸爸和叔叔的攙扶，一步上前，細細地看著姑媽的臉，搖了搖頭，輕輕叫一聲：「娘錯了，阿囡！」

然後，祖母把臉貼到了姑媽臉上，嗚咽著：「娘錯了！娘真的錯了……」

吳阿姨也來了，陳媽也在。爸爸和叔叔要張羅追悼會的事，吳阿姨和陳媽攙扶住了祖母。

又響起了嬰兒的啼哭聲，祖母渾身一抖，問：「孩子交給誰？」

本來，爸爸和叔叔已經與姑媽身邊的戰友商量過，尋找孩子父親在上海的親戚，讓他們暫時領養，今後可以把孩子交給父親。但是，地下工作的嚴密規則使這些戰友互相之間都不知道親屬關係。現在，孩子在姑媽生前臨時僱用的女傭手裡。

我的叔叔余志士看了一眼祖母，立即上前抱過了孩子。他說：「我這輩子不結婚了，養這個孩子！」

叔叔個子很高，此時他正好二十歲，用很不熟練的姿勢抱起了亡姐留下的孩子。他一臉悲壯，夾著點兒凄迷。扶養這個孩子的代價，他剛才只說了一項，其實更大的代價還有一項，那就是他一直希望儘快到北方參加革命隊伍，有了這個孩子就不可能了。

正在這時，另一雙手把孩子奪過去了，那是我爸爸。爸爸盯著叔叔的眼睛說：「我來養，我們已經有了秋雨，加一雙筷子就成，你必須結婚！」

祖母當然立即贊成了我爸爸的決定，說：「明天我就抱她回鄉下去。」

這個由祖母抱回來的嬰兒，就是我的表妹。家裡人總希望哪一天她能找到自己的親爸爸，很多年後打聽到，她的親爸爸已在東北的丹東市定居並結婚，也生了不少孩子。她如果過去，反而彼此不便，就徹底成了我家一分子。

轉眼就到了一九四九年，共產黨從國民黨手裡奪取了政權。這件事，叔叔本應高興的，但他卻鬱鬱寡歡。

偷偷傳閱的禁書突然成了課本，暗暗崇拜的英雄全都成了官員，這讓叔叔很長時間適應不了。他不看報紙，也不聽報告，覺得那些本應在夜間發出神秘幽光的文字和聲音一下子鋪陳到大街小巷，就不屬於自己了。

這正好與爸爸產生了明顯的對照。爸爸在以前對任何革命宣傳都不感興趣，覺得那都是危言聳聽。現在，他知道自己確實落後了，便虛心地學，很快就顯得比叔叔「進步」了。

那天剛吃完飯，爸爸隨口說起，他們單位的學習已進入到「辯證唯物論」。叔叔一聽就站起身來，卻不知道說什麼好。他想起了半年前發生的事。

半年前，共產黨還處於地下。有一個下午，他像往常一樣到八仙橋青年會用暗號叩擊一閉小窗，便有一位黑瘦老人出來，領他到一個倉庫，那裡已經會集了四個與他一樣的年輕人。這次，黑瘦老人領著五個人，推著一輛大板車作偽裝，來到西郊一所丹麥人的住宅，再拐進這所住宅邊一個廢棄的地下酒窖中，見到一個戴眼鏡的人，年紀比他大不了幾歲，卻繪聲繪色地講起了「辯證唯物論」。這位老師叫江斯達，大家佩服極了。後來還去聽過兩次，叔叔覺得就像在深山絕壁處，受到了高人摩頂。

怎麼，才半年，這些深藏密裹的秘哲，居然成了街道間很多職工的口頭語？叔叔覺得，這樣的城市沒法再待下去了。

他必須離開，卻不知道到哪裡去，每天懶懶散散地在馬路邊走著。這天，他見到一個院子門口掛著「土改報名站」的張貼，便進去看看，發現那是在招募到蘇北和安徽參加「土地改革」的工作隊員，已經聚集了不少年輕人。

他覺得這事應該多問幾句，便撥開人群走到一個正在低頭登記的工作人員面前。問了幾聲，那人都沒有抬頭，看來是太忙了。過了一會兒，那人才連聲說「對不起」，抬起頭來。

這一抬頭，叔叔傻了：這人居然就是在地下酒窖講授「辯證唯物論」的江斯達！

江斯達也認出他來了，叫一聲「余志士！」

叔叔在凳子上坐下，與江斯達談了一會兒。原來，江斯達已被任命為一個赴安徽的土改工作團的副團長，下面管好幾個工作組，已經招募了三天，基本夠了。他問叔叔，想不想一起去。

叔叔對於自己心中最神秘的傳道者坐在人來人往的公共場所，未免有點失望，但自己的去向問題卻頃刻解決了。是江斯達，就可信任。跟他去，沒錯。

他幾乎什麼也沒有準備，很快就去了安徽。

當時安徽的貧困，是在上海長大的叔叔完全無法想象的。他終於看清，這是中國大地的真實。因此，應該挑戰的，是自己。幾年挑戰下來，他覺得連上海普通市民走柏油路、用自來水都過於奢侈了，有點對不起他已經很熟悉的安徽農民。

與他一起來參加土改工作隊的，土改結束后就回了上海。但他沒有回，找了江斯達，要求留在安徽做事。江斯達說：「你這幾年也看到了，安徽最大的災難是淮河年年泛濫。現在，中央**要求集中力量治理淮河，從各地調來很多人，上海來的也有不少，我已經接受了治淮工程指揮員的職務，你也跟我去吧。」

於是，他又投身於赤腳挑泥的治淮工程。人更瘦更黑了，而且渾身是傷。

治淮工程告一段落，很多參與者又要回上海了，叔叔還是不走。他覺得自己的血肉已經和安徽長在一起。又去找江斯達，江斯達說：「像你這樣一心要幫助安徽的人，最好做一個幹部。但你又不肯入黨，那就麻煩了，能做什麼呢？」

在當時，加入共產黨是做幹部的必要條件，但叔叔卻一直走不出這一步。理由是入黨太風光、太榮耀，他受不起，而且也怕不自由。結果，又是江斯達給他做了介紹，到當地一家工廠做技術員，后又升任工程師。江斯達自己，則出任了這家工廠所在地的副市長。

這樣，余家在上海只剩下一個人了，那就是我爸爸。他每年回鄉探親一兩次，對我來說，很是陌生。

其實爸爸對家鄉也很陌生。但他並不想克服這種陌生，只想一天天努力，什麼時候能把家搬回上海。他不知道，那個家，已經在家鄉生了根。他幼小的兒子，我，更是與那片土地密不可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