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二課 一群疲憊的文學大師

第四十二課 一群疲憊的文學大師

余秋雨:

唐代文人最為自由,只是突如其來的社會動蕩使他們每個人都狼狽不堪,不知所措。而宋代的情況就大為不同了,傑出的文人常常會擔任重要的官職,面對社會接連不斷的動蕩,他們似乎早就有多種思想準備,包括捐軀,包括毀滅。

我前面說過,宋代空前絕後地把一些最高等級的文化大師放到了最高等級的行政職位上,這就出現了中國知識分子很少遇到過的「高烈度冶鍊」,也讓中國文化承受了一次奇特的考驗。對於這個題目,我本來覺得可以輕輕放過了,但昨天一想,還應該再談論幾句。因為這在中國文化史上,也是一種特殊的範例。

讓頂級文化大師擔任頂級行政職務,這個歷史現象,你們平時想過沒有?對於這幾個文化人,你們有什麼印象?

羅璞:

就說王安石吧,僅憑「春風又綠江南岸,明月何時照我還」這兩句,就已經可以確定他在詩歌領域的地位了,但他的歷史名聲主要建立在行政改革上。王安石變法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這個變法在世界歷史研究者的心目中具有重要地位,任何一本歷史書都不可能忽略。

呂帆:

司馬光不僅會「砸缸」,還是個傑出的政治家。他對王安石的變法一直持反對態度。他說「先王之法不可變也」,我們姑且稱他為保守派吧。另外,司馬光也是非常厲害的史學家,主持編撰了大部頭的《資治通鑒》,我至今還沒看完呢。而相對於司馬光和王安石,蘇軾的政治立場比較擰,林語堂說他專門在政治上唱反調。新黨實行改革的時候,他覺得改革過激了;舊黨上台了,他又覺得推翻了改革措施不好。記得秋雨老師曾經說過,蘇軾死在政治上,生在文化上,這很貼切。

王牧笛:

還有一個人我們不能忽視,就是范仲淹。他的「慶曆新政」還在王安石變法之前。從今天看,他應該算是一個平民偶像吧,從小家庭貧困,後來勤學苦練終於當到了參知政事,相當於副宰相。他的「慶曆新政」主要是針對當時腐朽的官僚政治,可惜過於激烈,最後被仁宗皇帝給廢除了。

余秋雨:

這樣的頂級文人一旦從政有一個共同特點:文化上的成就使他們非常固執,對一系列社會理念很難動搖。他們不像一般的政治人物那麼長袖善舞,左右逢源,結果各種矛盾就因他們而更加複雜了。

范仲淹想在原有的官僚體制里進行改革,當然很難成功。王安石已經看到了范仲淹的失敗,便吸取教訓,從經濟體制改革入手。這個大文人實在是一個不錯的改革者,他能夠考慮到「青苗法」,在**和農民間建立了龐大的債權關係,還有「免役法」,即資金和勞役的替代法,這就更大膽了。這些改革使國家富裕了,卻讓許許多多地方財團非常惱火。要全面執行這些法令,當然需要一個強大的官員團隊,這使王安石遇到了很大的麻煩。皇帝一會兒支持他,一會兒聽到好多反對意見后又不支持他,過一陣想想不對,再去支持他。王安石就這樣被折騰來折騰去。

對於司馬光,我們不要簡單地說他是保守派。司馬光知道宋代的問題很大,但正因為大,就更要「守常」。他認為,對已有的結構不要變動得太激烈,避免讓整個社會產生心理危機,加劇動蕩。這樣的思維方式當然與王安石的截然不同,於是兩方面的對立就產生了。

司馬光比王安石大兩歲,他們幾乎像兄弟一般地交往過,後來完全是因為在革新觀念上的差異而成了「政敵」。但是,兩方面都不存在要把對方消滅的意圖,這就是君子之爭。但不幸的是,他們同時遇到了一個麻煩,身邊都有一個極被信任的小人,這也是君子常常遇到的困境。王安石身邊的那個人叫呂惠卿,司馬光身邊的那個人比較有名,就是蔡京。這兩個小人把事情全攪渾了,把變法變成了兩個人的情緒爭鬥。雙方都無法實施自己的政治抱負,變成了一筆三翻四覆的亂賬,結果只能是兩敗俱傷。這就是一切「小人事件」的共性,又是一切君子之爭的悲劇。

直到支持王安石的皇帝死了,太后當政,保守派得勢,司馬光在元祐初年做了宰相,在很短的時間內就把王安石的變法全部推翻。王安石當時到哪裡去了呢?這個兩度做過宰相的大文人在南京郊區江寧一個叫白塘的地方住著。有一天,他聽到曾經反對過自己的蘇東坡來了。君子與君子之間,不管政治觀點多麼對立,心頭總有一份潛藏的互敬。王安石決定去見他。

蘇東坡從黃州出來之後,已經擁有了《念奴嬌·赤壁懷古》和前《赤壁賦》、后《赤壁賦》這樣傳遍全國的佳作,他的文學成就已經超過當時所有文人。王安石是騎著小毛驢到江邊見蘇東坡的,蘇東坡看自己一路風塵僕僕,衣服打扮也不對,眼前又是昔日高官,便對王安石說,大丞相,我這個不禮貌的樣子非常不符合禮儀。王安石說,禮儀難道是為你我這樣的人設立的嗎?兩個疲憊的文學大師還一起遊玩了好幾天。玩的時候當然不可無詩,一寫詩,兩人的心就更靠近了。

王安石是在抑鬱中死去的,那是一〇八六年四月,司馬光下令厚葬。沒想到五個月以後,司馬光也死了。一對文化巨星、兩個兄弟一般又仇敵一般的人,就差五個月,一起告別人世。司馬光死後八年,事情又翻過來,說司馬光全錯了,還要把他的屍體從棺材裡邊拉出來。雖然後來沒有做出這麼惡劣的事情,可還是寫成批判碑文到處去宣講。寫批判碑文的,就是那個本來支持司馬光各種政治主張的小人蔡京。於是司馬光的這一派被叫做「元祐黨人」,成為了被清查的對象。在元祐黨人里有一個人叫李格非,他的女兒就叫李清照。

范仲淹、王安石、司馬光、蘇東坡這些文化巨匠雖然政治主張不一,但都是為了興利除弊,挽救朝廷。他們都沒有能夠阻止朝廷在戰亂中日漸衰落,無可挽救。在這個失敗的大趨勢中,又有一批傑出文人,用心靈感受了全部過程,留下了中華文化史上特別搶眼的英雄筆觸和凄楚筆觸。他們就是陸遊、辛棄疾、李清照、文天祥。

對後世讀者來說,吟誦這些人的作品,也組合成了一種非常獨特的文學體驗。我想聽聽你們對這一文學現象的感受,隨便說,談印象。

歐陽霄:

陸遊最典型,一生企盼戰鬥,直到死前還寫了一首《示兒》,中有「王師北定中原日,家祭無忘告乃翁」的名句,念念不忘收復失地,興復中華。

相比而言,在北宋時期,歐陽修號醉翁,還能夠迷醉於山水之間;而到了江河日下的南宋,文人的命運和政治命運已經沒法分開。陸遊就只能做個放翁了。我很想做一個專題研究,題為《從「醉翁」到「放翁」》,來掃描宋代文化人格的演變過程。

王牧笛:

和陸遊一樣,辛棄疾一生也是孜孜以求、身體力行地抗金北伐。二十一歲他就參加了抗金義軍,可報國無門,壯志難酬。到晚年,寫下著名的「醉里挑燈看劍,夢回吹角連營」,他一直渴望「沙場秋點兵」。在他死的那一年,朝廷終於下詔任用他,可他已到了彌留之際。他是喊著「殺賊、殺賊」而死的,這一年是一二〇七年,距今八百餘年。我覺得在這樣一個場合,應該向這樣的文化義士致敬。

劉璇:

文天祥的命運可謂是最坎坷的了。一二七六年金軍兵臨城下的時候他就被太後派去與金軍談判,被金軍的將領伯顏羈押,逃出來以後又與當時南宋的大臣張世傑意見不合。後來文天祥領兵到廣東一帶抗擊元軍,但兩年後又被俘,但他誓不投降,四十七歲被處死。文天祥的身世與當時的政治情勢結合起來,可用他的詩句來形容,就是「山河破碎風拋絮,身世飄搖雨打萍」。面對惡劣的情勢,文天祥的態度是「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體現了他的氣節,成為中華古今君子的座右銘。

余秋雨:

你們在宋代文學里捕捉到了一股鐵骨錚錚的英雄之氣,又說得那麼投入,我聽了非常感動。大家一定還記得那天我對顏真卿的敘述,可見有一種民族精魂由唐到宋貫串下來了,甚至延續到我和你們身上。這便是中華文化一次次從血污中重生的秘密之一。我一直把北大高看一眼,也與這種精魂有關。今天的你們,又讓我對中華文化的前途增添了幾分樂觀,謝謝!

然而,我們畢竟還是要回到課程主旨。宋代文學里的英雄之氣千古不朽,但是,承載英雄之氣的那些軍事、政治事件卻早已零落成泥。於是,那股英雄之氣就承載在審美形式上了,並在審美形式中永恆。

這就是我們的文化史課要研究的重點。

那些令人垂淚的豪邁詩人,直到生命終點還想從軍事和政治上挽救一個王朝,但是他們不知道,就在他們奔命呼號的時候,一個偉大的文學王朝已經被他們建立起來了。

軍事和政治的王朝,看起來是那麼重要,但是,歷史事實早已證明:真正永恆的崇高,卻屬於那個文學王朝。

除了你們剛剛列舉的幾位外,我還想提醒你們注意一下李清照。這位大家都不陌生的才女,乍一看與政治、軍事不應該有太多關係,誰知因為身處多事之秋,幾乎把她的整個身心都牽連進去了。她與丈夫趙明誠相親相愛,但兩方的父親卻處於政治鬥爭的對立面。趙明誠去世后又有謠言誣陷他私通金國,結果李清照此後很多年都在為洗刷亡夫的惡名而長途奔波,直到最後不得已而再嫁,再嫁又嫁錯了人,離婚又要判罪……一系列想不到的麻煩糾集在一起向李清照撲來。李清照不知承受了多少無法承受的打擊,但到最後也未必明白:她為之奔波的那種政治名譽並不重要,而最重要的文化名譽卻已經在她的長吁短嘆之間完滿建立。也就是說,她在重重困境之中隨手寫下的那些詞,已成為中華文化的不滅珍寶而光耀千古。

後來,知道李清照悲慘經歷的人已經很難找到,而熟讀她作品的人卻成千上萬。時代容不下她,她卻成了時代的代表。從另一個意義上也可以說,時代是多相位的,在文化相位上,上蒼從一開始就已經悄悄地封她為女王。

她的事情,我在一篇談名譽的文章中曾詳細地說過,大家有空可以找來讀一讀。

說到這裡,大家對宋代文化的感覺是不是好得多了?一個亂雲密布又劍氣浩蕩的時代,極其反差地出現了典雅文化的大創造。在劍氣和典雅之間,一群山嶽般的文人巍然屹立,他們的激情和淚花全都變成了最美麗的作品,直到今天還在我們手上發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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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文化四十七堂課——從北大到台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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