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二章

第二十二章

同、光以來,詩壇是江西跟福建人的天下,詩壇的領袖在名義上是陳寶琛,而實際上能各張一軍、開宗立派的,江西是陳三立,福建是鄭孝胥。

陳三立與鄭孝胥同年不同榜,他們都是光緒八年的舉人。其時「清流」的勢力正盛,「翰林四諫」之二的陳寶琛與宗室寶廷,分別放了江西與福建的主考。陳寶琛在江西中了個得意門生,便是陳三立,他是江西義寧人。義寧在宋朝名為分寧,出了一個大詩人,便是「蘇門四學士」之一的黃庭堅,為江西詩派的開山之祖。八百年後又出了一個陳三立,直承山谷而為江西詩派的不祧之祖。巧的是,不但同出分寧,而且陳寶琛在清末的詩名,恰如北宋的蘇東坡。師弟擅詩,后先輝映,並足千古。

寶廷跟鄭孝胥的關係更不同了。鄭孝胥是這一年福建的解元,自然視寶廷為恩師。可惜其時清流盛極而衰,寶廷已看出慈禧太后及其他左右用事的人,「憎茲多口」,清流被禍不遠,因而見機勇退。但方當盛年,又是宗室,旗人沒有「告終養」那一套可以退隱林下的辦法,只好采了個自劾的下策,於是而有一重艷傳人口的風流公案。

原來其時由京師奉差福建,最舒服的是一條水路,由通州乘官船沿運河南下,到了杭州換船,循富春江入閩。這些船不知緣何叫作「江山船」,船戶一共九姓,據說是元末陳友諒部屬的後裔。明太祖得了天下,為報復陳友諒的對抗,限制這九姓不得陸居,世世以操船為業,五百年來一直是受歧視的「賤民」。

但在杭州一提起「江山船」,立刻就會浮起風光旖旎的感覺,因為船戶亦是男主外,女主內,艙中侍候客人,皆是船娘,名之為「桐嚴嫂」,桐是桐廬,嚴是嚴州,此富春江上的兩州縣,是江山船的大本營——數典忘祖,桐嚴諧音為同年,「桐嚴嫂」一變而為「同年嫂」了。

其中有個「同年嫂」,身材裊娜,皮膚極白,為這位滿洲大名士的寶竹坡——寶廷驚為天人。其實她是個白麻子,不過寶竹坡是深度近視眼,只見其白,不見其麻,但覺霧裡看花,風情萬種,尤其是背著燈羅襦初解,真箇是銷魂。無奈歡娛日短,到得水口鎮起旱時,不能攜入闈中,只得訂下后約,待試事已畢,仍是原船來接。到了杭州,索性換船不換人,納此同年嫂為妾,雙載北歸。這是官常所不許的事,便有人想借題發揮,作為攻清流的借口。寶竹坡見機,借個名目上奏,卻加了一個「自劾」的「附片」,說他有兄弟五人,唯他有兩子,不敷兄弟承嗣,所以途中買一妾,自請議處,結果革職。當時李慈銘作了一首律詩笑他,其中有一聯「宗室八旗名士草,江山九姓美人麻」,哄傳遐邇。

老師倒霉,弟子亦不得意,鄭孝胥四赴會試不第。他本是個功名之士,並不稀罕翰苑清班的虛名。其時終南的捷徑是走「洋務」這條路子。鄭孝胥在光緒十七年,奉派為駐日本公使館秘書,不久升為總領事,由東京、大阪而調至華僑最多的神戶,直到甲午戰起,方隨公使下旗歸國。

這時的鄭孝胥,已是三品道員的身份了,一任廣西龍州督辦,升為監司,陳藩開臬,眼看將要封疆了,不道武昌起義,清廷遜位。入民國后,鄭孝胥也在上海做遺老,雖是舉人出身,但鄉榜既早,又以詩名蓋世,所以雜在那班「中堂」「制軍」之中,毫不遜色。他又寫得一筆出入蘇黃的好字,每天半夜起身,在黑頭裡一面磨墨,一面苦吟,得到天明,就那一池墨寫字,寫完為止。潤格不低,收入可觀,徜徉北里,征色選歌,日子過得很瀟洒,也很舒服。

不過他畢竟是策士型的人物,自覺有滿腹經綸,不甘寂寞,看軍閥越來越不成話,而溥儀已及成年,應該可有一番作為,因而北上投效。他做過外交官,在龍州督辦任內,對法國及安南的關係,亦頗了解,見識自遠比那班旗人及視洋人為「夷狄」的師傅們,來得容易受庄士敦欣賞,所以常在溥儀面前薦賢。

在大婚以後四個月,溥儀第一次召見鄭孝胥。他從盤古開天闢地一直談到未來的「大清中興」,慷慨激昂,甚至淚下,一片「忠愛」之氣,讓溥儀大為感動。他的那套主張策動列強「共管」,來共同保護「大清天下」的理論,更使得溥儀怦然心動。因此在這一番傾談之後,溥儀開了一個「祖宗」以來所未有的特例:特授鄭孝胥為「掌印鑰」的總管內務府大臣。

鄭孝胥這才識得「老鼠」「蝗蟲」的厲害,不敢再談什麼「辟」與「驅」了。相反,還來了個「文明」招數,每個星期天,召集下級官員座談,虛懷若谷地願納忠言。

於是有個司員想出來狠毒的一著,替鄭孝胥跟太監「拴對兒」。其時太監已遣散了一部分,但也還有一百多人,而且依舊對溥儀很有影響力。如果讓太監們痛恨鄭孝胥,早早晚晚說他的壞話,要不了多久,就能教他在「皇上」面前失寵。

「大人!」那司員站起身說道,「司官有個條陳,官里大小祭祀,一年到頭不斷,甚至一天兩三處,也是常事。譬如前朝哪位皇上的冥壽,也正好是哪位太后的忌辰,就得分開來上祭。每一回上祭都要用『餑餑桌子』,還有水果。這筆花費很大。反正是個意思,不如用泥塑木雕代替,一樣也很莊重。」

鄭孝胥一聽,這個主意好極!不但可以節省大筆經費,而且也免得「三大殿」臭氣衝天——祭祀用的餑餑、「克食」,都是麵粉做的,祭完歸太監所有,吃不了拿來制醬,醬缸擺在「三大殿」的丹墀之下,夏天曬得濁氣上沖霄漢,人人掩鼻而過。

「言之有理,言之有理!」鄭孝胥立即下令執行,而且還去嘉獎了那個司員。

這一來宮內的太監,無不將鄭孝胥恨之入骨。不久,他便收到了一封恐嚇信:斷人財路,當心腦袋。同時,被派去整頓頤和園的庄士敦,也接到了匿名警告信,說:「你如敢到頤和園上任,路上就有人等著宰你!」庄士敦知道是太監們玩的把戲,也知道那班生理殘缺的人的特性是「專門在暗地裡使壞,絕不敢明目張胆有所動作」,所以還是坦然騎馬去上了任。當然,鄭孝胥亦不致為恐嚇信所遏阻。

於是,有個「高人」,想出來一記絕著,策動國會議員,醞釀提出議案,要廢止清室「優待條件」,由政府接收紫禁城。理由極多極充分,但最要緊的只有一條,說復辟禍首的張勳,原為國民公敵,去世以後,居然由溥儀賜「忠武」。更非法的是,派漢人鄭孝胥為總管內務府大臣,仍視漢人為「包衣」。

內務府由「上三旗包衣」組成,算是皇帝私人的奴才。儘管鄭孝胥對溥儀的自稱,是「臣」而非「奴才」,但破格以漢人管內務府,難逃蔑視漢族之嫌。這件事說起來確是很嚴重的。

報紙一登這個消息,引起了一連串揭發內務府黑幕的新聞,和攻擊清室的議論。

首先被攻擊的是溥儀的岳父榮源,被派為內務府大臣以後,由於他本應是「承恩公」的身份,所以擔當了一個好差使,經手辦理抵押貸款。

名為抵押貸款,但因只借不還,抵押品沒收,所以實際上等於買賣,這裡面就有很多好處了。榮源經手的這筆貸款,對手是袁世凱的老表張鎮芳開的鹽業銀行。借款八十萬元,抵押品是尊封皇太后、冊封皇太后的十三份金寶、金冊,以及其他金器、寶石、珍珠,總值超過借款好幾倍。

第二個被攻擊的是奉派在「懋勤殿行走」的羅振玉。此人剽竊攘奪他的兒女親家王國維在學術上的成就,被稱為「甲骨文專家」,實為搞錢的專家,特長是將書香化為銅臭。當了「天子近臣」以後,除了經常上條陳,以及「打小報告」的「密奏」以外,自告奮勇,清點故宮書畫,逐件蓋上「宣統御覽之寶」。這一點攪得滿城風雨,但事無佐證,不知真假,最後終於露了馬腳,早成國寶的毛公鼎、散氏盤,只見著錄,到底是什麼樣子,絕少人有此一見的眼福,但琉璃廠居然發現了這一鼎一盤的拓片。追究來源,便是羅振玉假公濟私。

第三個是佟濟煦,利用「內務府堂郎中」這個職位的方便,公然帶了技師進宮,將宮中的藏畫精品照相,用珂羅版印成畫集,跟毛公鼎、散氏盤的拓片一樣,賣得了極好的價錢。

第四個便是鄭孝胥。他是商務印書館的董事,居間促成了商務印書館影印四庫全書的計劃。這本來是一件好事,一方面嘉惠士林,一方面也替內務府籌得了一筆正當收入。但結果是文淵閣所藏的一部四庫全書在啟運到上海時,為步軍統領王懷慶根據內政部所頒布的《古籍、古物及古迹保存法草案》而扣留了。

於是,載灃第二天「上門」,結結巴巴地表示,鄭孝胥的辦法需要好好斟酌,如果連民國當局都不滿意,以後各事難辦,關係甚大。

這是暗示應該撤換鄭孝胥,而溥儀沒有聽懂。這一來,原來掌印鑰的「內務府大臣」紹英就只好「直奏」了。

「有件事奴才不敢壅於上聞。步軍統領王懷慶對鄭孝胥的做法很不滿意。他說,再讓鄭孝胥這樣胡鬧,民國如果有什麼舉動,他就沒法子幫忙了。」

一聽這話,溥儀開始著急,「怎麼辦呢?」他問。

「皇上聖明。」

這是宮中慣用的一句話,意思是要請「皇上」做斷然處置,但卻不便出口,一則是表示生殺黜陟大權,操之於上,不敢擅請;再則是不願明明白白地得罪人。

溥儀當然懂這句話,但當初賦予鄭孝胥改革內務府的全權,如今成效未見,卻又降「硃諭」拿他調差,出爾反爾,問心有愧,因而大感為難。

「你先下去,」溥儀只好先拖一拖,「等我想一想。」

幸而鄭孝胥聽得風聲,自己識趣,上了個「奏請開去差事」的摺子,解決了溥儀的難題。他原來就在「懋勤殿行走」,此時仍回懋勤殿,與羅振玉同事。

這一來,「君臣」倒反而更接近了。鄭孝胥經常「進講」時事,溥儀此時覺得最有趣的話題是,曹錕的「逼宮」和賄選。

「逼官」的第一步是由津保派策動張紹曾內閣的總辭,他自道總辭的原因是「不堪二高之逼迫」。所謂「二高」中的一高是曾為張之洞所提拔的高凌霨,甘為曹錕所用的直系官吏中,數他的資望最高,自然而然成了另一高的「總參謀長」。

另一高不是一個人,是指一個問題,所謂「最高問題」,也就是下一任的大總統。高凌蔚的辦法很絕,當張紹曾謝絕黎元洪的挽留,「隱居」天津時,派他的姓張的秘書長回京辦理未了事件,同時關照辦好一道繼任人選的命令,只留姓名空著不填,等黎元洪決定提名何人組閣時,只要填上名字,便可發布。哪知高凌蔚叮囑張秘書長將空白命令扣了下來,不送公府。以致黎元洪無法直接以府令發布繼任人選,因為沒有原任國務總理張紹曾的副署,大總統的命令不生效力。

這一來就只好派高凌霨以內務總長攝行總理職務。緊接著便「導演」了一出「逼宮」的鬧劇,指使駐南苑的陸軍檢閱使馮玉祥,以及王懷慶,還有警察總監薛之珩等人,集合了各單位的官佐五百多人,到居仁堂求見大總統。

黎元洪得報大怒,厲聲問道:「你們來幹什麼?是不是來逼我退位?」

「不敢!」五百多官佐,齊聲同答。然後由一個上校階級的代表發言:「軍餉無著,內閣無人,轉眼端陽到了,欠餉何以過節?特為來求見大總統,請大總統做主。」

這個要求不算過分。黎元洪答應在端午前兩天籌發軍餉,一場風波暫告平息。到了第二天,津保派雇了一批流氓,自稱「公民團」,在天安門前搭起高台,召開「國民大會」,主席是在天橋擺測字攤的葉鐵口。

吃這行飯的人,賣的就是一張嘴,長於口才,自不待言,但卻沒有「江湖訣」。他說:「這一次內閣總辭職,中央陷於無政府狀態,推源論始,黎大總統不能辭其咎。黎黃陂這一次復職,本來沒有法律上的根據,但戀棧不退,而且製造政潮,破壞法紀,引起政治上、社會上極大的不安。我們為了救國,不得不請黎元洪先生克日退位,以讓賢路。今天來參加的各位,都出於愛國保民之一念,請大家踴躍發言,同抒卓見,以救危亡。」

措辭雅馴,比國會議員的演講,毫不遜色。接著登台的就遜色得多了,有的發牢騷,詞不達意;有的信口開河,不知所云。亂鬨哄一陣過後,葉鐵口將印好的驅逐黎元洪的「公民團通電」宣讀了一遍,一鬨而散。

這種鬧劇,袁世凱、段祺瑞都搞過,大家不過當作看熱鬧,沒有什麼影響。但緊接著出現的一種情況,可就嚴重了!

這是在內閣總辭的第三天,北京城內城外,忽然看不到警察了,一問才知道是全體罷崗。警察不站崗,首先是交通發生問題,前門為各種車輛所阻塞,內外斷絕,怨聲載道。

這件事是由王懷慶在主持,一看引起民怨,喪失同情,趕緊想辦法補救,一方面派出便衣的警察及保安隊,維持秩序,一面請馮玉祥與他聯名致函國會及外交團,說一定尊重國會,保護外人,這兩件事由他們兩人負責。

晚報上登了這個消息,讀者大嘩。有個宦遊北方的老者,火氣特別大,冒用達官的名義,找「王司令」講話。等接通了,他老氣橫秋地問:「你是王懷慶嗎?」

「是,是!你老是哪一位?」

問清楚了是王懷慶本人,此公便開罵了:「你姓王,簡直是王八蛋!外國人要保護,中國人就不該保護嗎?國會要尊重,百姓就不必尊重嗎?你跟馮玉祥這兩個混賬東西,簡直不是人養的!你不必問我是誰,反正見了面你得給我磕頭。閑話少說,限你一個鐘頭之內復崗,不然,看我不找上門來,拿拐棍打你這個狗頭。」罵完了,哈哈大笑,連聲又說:「痛快、痛快!」

王懷慶吃了這個悶虧,將臉都氣白了,打電話到「東局」問是哪裡來的電話,卻又碰了個釘子,說「沒法兒查」。

這時候電話倒又響了,是馮玉祥的聲音,喊著他的別號說:「懋宣,復崗吧!再不復崗,還得挨罵。」又說:「老百姓罵得對,罵得好,我們不能凈保護洋人,趕快復崗,趕快復崗!」

接下來,外交部來了電話,說使館區的外交團及洋人,紛紛來電抗議,如果這種情形再堅持下去,將會造成國際上的笑話,丟臉的是全體中國人。

這幾句話,不足以威脅王懷慶,但下面還有一段就嚴重了。「有個外國人,是好事之徒。他說,誰不知道,中國的將軍,個個是大富翁?軍警因為欠餉罷崗,那是中國政府太窮,國際上原諒的。但中國的將軍窮奢極侈,讓他的部下挨餓,這件事太說不過去。他準備告訴外國通信社,發電報出去,公布中國的將軍的財產。」那人又說,「名單中的第一位是曹老帥,第二位是曹四爺。那一來——」

「老兄、老兄!」王懷慶急急打斷他的話,「請你不必再說下去了。這件事,實在情非得已,我們倒不是為了洋人抗議,自己的百姓要照顧到。準定晚上七點鐘復崗。」

這一場風波,本來可以鬧得很大,哪知黎元洪以不變應萬變,居然有意外的助力,得以化險為夷。但這種佔便宜的事,可遇而不可求,再下一天就讓他很頭痛。

下一天仍舊是王懷慶發動的「軍警官佐索薪團」,一共三百多人,浩浩蕩蕩開到東廠衚衕,要求見大總統。

黎大總統當然不肯出面,派侍衛武官長蔭昌代見。他說:「各位的來意,大總統已經了解,而且深表同情。不過現在正在組閣,在沒有組成以前,薪餉無從發放。請各位暫且忍耐。」

「我們可以忍耐,枵腹從公,無奈一家大小,嗷嗷待哺。現在端午節快到了,債主在家坐索。」那個代表用極堅決的語氣說,「無論如何,要請大總統體恤下情,否則,我們亦只有在大總統官邸坐等了。」

蔭昌只有軟語商量,又請援兵,但王懷慶、薛之珩等人連電話都不肯接。這樣僵持到晚,蔭昌說得舌敝唇焦,索薪團方始暫時退出。說明天一早再來。

這一夜工夫,以黎元洪的身份,自然可以設法脫困。但王懷慶已算到這一著,以保護為名,另外派軍警守衛,而且剪斷電話線,堵塞自來水管,困住了黎元洪。

再下一天,「公民團」又出花樣了。這一回是集合了一千多人,由天安門出發遊行,手裡持著白布旗幟,上面寫的是「財政無辦法」「速即退位讓賢」「總統不管市民」「百姓餓,總統肥」,等等;而且一路喊口號喊到東廠衚衕,要見大總統。

黎元洪當然不見,派人去找警察總監、衛戍司令,相應不理。「公民團」包圍到晚,方始散去。

黎元洪搞成四面楚歌的局面,但所幸江夏「子弟兵」並未散去,而且有急難赴援的「義士」。一個是李大麻子李根源,字印泉,雲南騰越人,日本士官出身,曾當過雲南副都督、陝西省省長。張紹曾組閣,他經黎元洪推薦,出掌農商,在政治派繫上屬於政學系,為了感激義氣,特地到東廠衚衕,與「舉主」來共患難。

再兩個是由於黎元洪辦中美實業公司結識的美國朋友,一個叫福開森,一個叫辛博森,都被黎元洪聘請為顧問。那時軍政要人請洋人做顧問、做教習或者其他宜於客卿擔任的職務,在賓主雙方都有一個默契,即是負有「保護」的任務。此刻黎元洪近乎蒙難狀態,福開森與辛博森,無論於公於私,都有趕到東廠衚衕,來跟他做伴的義務。

及至請王懷慶不來,打電報給曹錕、吳佩孚,又置之不理。到這時候才知道,非出奇計,不能脫困保位。

當然,最要緊的是自己站穩腳步。李根源想出來一句口號:「元洪依法而來,依法而去。」這就是表示,對任何非法逼迫的情勢,決不屈服。饒漢祥最喜歡學時髦,講國際公法,以前為黎元洪所擬的通電,有「元洪法人也」的妙語,對這「依法而來,依法而去」八字,自然大為欣賞。

在曹錕這方面,自然也要為他開一條路,間接向黎表示,不妨提名顏惠慶組閣,並將政權交給新內閣暫攝。黎元洪根據李根源的意見,提出答覆:「提名顏惠慶組閣,可以考慮;政權問題,應由國會解決。」

保派一想,這也不過是個形式問題,於是邀請參議院正副議長王家襄、王正廷,商量由國會解決政權的辦法。其實這個問題,在國會已討論過好幾次,由於解釋不一,聚訟紛紜,而又有一派主張先修憲、后討論總統選舉,無形中延擱現任大總統的任期,為黎元洪所歡迎,以致所謂任期問題,始終未能解決。如今舊事重提,必得先費手腳,在召開院會的法定手續上,一步一步做到,保派認為緩不濟急,要求儘可能以最快的辦法解決。

最快的辦法是由黎元洪自己發動,議長便可根據咨文,發布召集緊急會議的通知。保派認為只要做到這一點,如何成立能讓黎元洪即日退位的議案,由他們自己來想辦法。

兩王得到這個保證,便聯袂去訪饒漢祥,要他擬一個咨催國會解釋任期的稿子,拿給黎元洪去看看,不料饒漢祥拒絕了。

他說:「關於這個問題,大總統給國會的咨文,已非一通,或則沒有答覆,或則退回。如今為了要逼大總統下台,打算草率成議,這種暴力脅迫是非法的,我不能起這個稿。哪怕大總統交代下來,我寧可辭職不幹,也要堅持不屈服在非法行動下的原則。」

這一來,黎元洪的態度也強硬了,表示完全支持饒漢祥的看法,因而激怒了保派,認為黎元洪跟饒漢祥是在唱雙簧,玩弄權術。保派中對於「最高問題」的第一部分「驅黎」,本有和平解決、武力行動兩種不同的主張,此刻,當然是后一派的主張抬頭了。

東廠衚衕卻還在做以「依法而來,依法而去」為由,達成不交政權的最後努力。六月十一日那天,黎元洪邀請在京名流會議,被邀的很多,肯來的只有七個:顏惠慶、孫寶琦、顧維鈞、王家襄、王正廷、吳景濂、湯漪。前兩名做過或代理過內閣總理,具有日本的所謂「重臣」的資格。顧維鈞負國際聲望,雖以其發言聲調不高,被稱為「小貓」,但與法國總理克列孟梭的「老虎」這個外號並舉。兩王一吳是參眾兩院的首腦,只有湯漪資格較差,但學歷不壞,他是江西泰和人,前清舉人出身,為出洋到日本、美國的雙料留學生,現為公府的咨議。

開會之前,先請吃西餐。黎元洪拿出他最珍視的純金餐具款客。時值盛夏,魚肉都用清淡的做法,如上海人所說的「色白大菜」;酒當然只用白葡萄酒,不過另外冰凍著兩瓶香檳,預備等問題解決以後,再開瓶慶祝。

席間氣氛極其沉悶,偶有所言,亦只是輕聲細語的三兩句話。及至吃過主菜白汁鱒魚,黎元洪開口了。「當前最大的問題是內閣虛懸,」他看著右首的顏惠慶說,「曹仲珊那面希望顏駿人兄出來,我非常歡迎;關於副署的問題——」

「副署不成問題。」顏惠慶搶著說道,「不過,我實在無法擔任,原因不必細說,大總統一定能諒解的。」

保派提名顏惠慶,是打算著讓他來攝行大總統職權。黎元洪既不肯交權,顏惠慶便不肯貿然「承乏」。這個難言之隱,彼此心照不宣,黎元洪就只好轉移目標了。

「少川兄,」黎元洪說,「英年俊發,一定肯來擔當的!」

「不敢,不敢!」顧維鈞指著孫寶琦說,「孫慕老德高望重,今天的局面,只有孫慕老才彈壓得住。」

「慕老,」黎元洪轉臉問說,「如何?」

孫寶琦搖一搖手,打著杭州鄉話說:「沒弄頭、沒弄頭!」

「沒弄頭」就是不能幹。看他意志堅決,黎元洪沒有勇氣勸駕了。

「各位看,今天的僵局如何解決?」黎元洪說,「我不能再蹈民國六年的覆轍,自己一走了之。我下台沒有問題,可是不願做徐東海第二,讓人糊裡糊塗攆走。我是依法而來,還得依法而去。」

對於黎元洪的牢騷,所得的反應,仍是近乎漠然的冷淡。湯漪看不過去,起而發言,認為國會應對大總統的任期做出明確的解決。目前「公民團」及軍警索薪團的行動,國會應該出面干預。他說完了,王家襄想做解釋,誰知站不起來,低頭一看,才發覺紡綢大褂的下擺,為鄰座的吳景濂壓在雙股之下,顯然,是有意勸阻他說話的表示。

一場盛宴,在蕭索的氣氛中結束,兩瓶香檳,原封不動。等客人告辭,黎元洪又召集智囊會議,決定了一個大原則,人可以走,權不能變。李根源的態度更為激昂,主張展開反擊,方法是「開攪」。但以主張觀望的人占多數,便決定再看一看,局勢可有好轉的跡象。

而跡象是反面的,包圍的「公民」更多、更囂張。馮玉祥、王懷慶提出辭呈。黎元洪請與直系一向接近、閑居在京的張懷芝將辭呈退回,馮、王拒而不受,並且出現了一件古今中外所無的怪事:陸軍第十一師——由十六混成旅擴編的、馮玉祥的嫡系部隊,中下級軍官全體宣布辭職。

見此光景,黎元洪也覺得非走不可了。但走也得有所部署,首先是再打一個電報給直魯豫巡閱使曹錕、副使吳佩孚,除了說明情勢愈益惡化以外,表示「元洪何難一去以謝國人,第念職權為法律所定,不容輕棄。兩公畿輔長官,保定尤近在咫尺,坐視不語,恐無以自解。應如何處置,仍盼示」。

接著是召集一次「作戰」會議,決定在出走以後,宣布改組內閣,准張紹曾辭職,內閣總辭,除李根源以外,其餘亦都准辭。派留任的農商總長李根源兼任國務總理,並任命黎元洪的第一號心腹金永炎為陸軍總長,大有不惜與直系干戈相見之勢。不過,兵在哪裡還不知道。

除改組內閣的四道命令以外,另外還有三道戰鬥意味很濃的命令,一道是裁撤全國巡閱使、副使、督軍、督理,全國軍部均交陸軍部直接管轄;一道是聲討製造政變者;再有一道是既以爭取民心,亦以「開攪」的命令:「自民國十四年元旦起,裁撤全國厘金。」

所謂「厘金」,是一種貨物通過稅。在明朝,國家稅收以田賦為主。萬曆末年,外有清兵,內有流寇,軍費支出浩繁,都在田賦上動腦筋「加派」。到了崇禎年間,「加派」比正稅超過幾倍,誰有田誰倒霉,因此用拆字格詠「田」字的打油詩,道是「昔為富之基,今為累字頭」。地方情願將受累的田送給公家,但公家只要錢,不要田,逼得地主、佃戶相率逃亡,田地荒廢,而流寇大增。明朝之亡,一半亡在這「加派」上頭。

因此,清朝對苛擾農民,足以亡國,引以為戒。康熙三十八年,特頒一道上諭:永不加賦。清朝最重家法,雍正以後各朝,都能恪守祖訓。乾隆好大喜功,六十年間有十次大征伐,軍費都出自國庫,不曾在田賦上加派分文。

道光末年,內憂外患交迫。咸豐即位之初,洪楊造反,席捲東南半壁,國庫空虛,都靠各省統兵大員自己設法,但既不準加賦,這個法子從何處去想?於是有個叫錢江的幕友,主意打到商人頭上,想出一個「厘金」的辦法,貨物行銷,逢關過卡,抽取極低的通過稅。積少成多,得以支應浩繁的軍費,成就戡亂的大業。但洪楊雖平,厘金並未取消;到了民國,仍然如此。加派病農,厘金病商,久成苛政。因此,黎元洪下這道命令,便成了德政。如能實現,當然可以爭取民心。不過定在民國十四年起實施,等於提出了一個交換條件,起碼要讓他這個大總統當過年,才能實踐他的諾言。否則不在其位,不謀其政,諾言就成了空頭支票。

話雖如此,繼任的人因為有了他這句話,在厘金存廢這個問題上,會出現困難。所以說,這道命令其實是「開攪」。

六月十三日上午,馮玉祥提出了「最後通牒」:在十二小時以內,發給欠餉三百萬元,否則第十一軍自由行動,恕不負責。黎元洪眼看有被劫持之危,決定出走。除了簽發由李根源副署的七道命令以外,同時給了國會一個咨文,聲明撤銷辭職,為易地行使大總統職權作張本。

「軍警監視很嚴,如果不能順利出京,遭遇劫持,這個問題就要鬧得不堪收拾了。」李根源提出警告,「出走一事,必須計出萬全。」

「此刻恐怕無法籌劃萬全之計,只能瞞一瞞人的耳目,再仰仗兩位洋顧問的保護。」金永炎說,「我可以做到上車之前,不讓人知道大總統的行蹤,以後就難說了。」

「只要能上了火車,就不會有問題。可是火車呢?路局會不知道嗎?」

「至少可以瞞一時。」金永炎說,「我有辦法。」

他的辦法是直接找鐵路局,說奉大總統之命,到天津迎接國務總理張紹曾回京復職,要一列專車。

這個大帽子很管用。路局立刻調派了一列頭等車,並且告訴金永炎,隨時可以出發。

於是黎元洪決定了同行的人,包括新任陸軍總長金永炎、侍從武官、秘書、衛士及兩名洋顧問,共計四十餘人,但卻沒有他的「二太太」黎本危。

一直是「掌印夫人」的黎本危,派充了臨時的「典璽官」。這也是黎元洪左右智囊的主意,萬一大總統遭劫持,還有象徵大總統權威的印璽在,依舊可以發號施令。所以決定將大小印信十五顆,由黎本危隨身攜帶,住入法國醫院。

及至黎元洪一行上車,路局才知道專車是如此用途,立刻通知交通部路政司,輾轉報告國務院,秘書長張廷鍔隨即查問:「大總統是不是將印信也帶走了?」答覆是:「不知道,但印信已經不在了。」

於是張廷鍔立即用電話通知在天津的直隸省長王承斌。等專車到達楊村,王承斌已經帶著警務處長楊以德,及一批武裝軍警在等著了。

「大總統怎麼出京了?」王承斌說,「事先該給我一個電話。」

「我想到了再通知你。」

「大總統為什麼出京?」

「在京不能行使職權。」黎元洪說,「我已經通知國會跟外交團了。」

「大總統既然出京,印信為什麼要帶到天津來?」

「沒有。印信仍舊在北京。」

「分明帶出來了。」王承斌言語不大客氣了,「為什麼不說老實話?」

「我為什麼要騙你?」

「那麼,印信在北京什麼地方呢?」

「你有什麼資格來問我?」

「大總統及印信的安全,我有保護的責任。」

「我很好,不需要你保護。」

「可是印信沒有下落。」王承斌說,「保護大總統的印信,也是我的責任,總要看到了,才能放心。」

「你看不到,在北京。」

「那麼,我得知道下落。印信到底在什麼地方?」

「我為什麼要告訴你。」

「哼!」王承斌冷笑,「印信沒有下落,只好請你回京。」說完,人就走了。

黎元洪氣得說不出話,隨行人員亦都保持戒備。車到天津新站停了下來,而黎公館在「老龍頭」附近,所以下令繼續開往老站。

「不行了!」列車長報告。

「為什麼?」

「車頭不見了。」列車長說,「站里已經卸下來了。」

一語未畢,王承斌卻又出現,「大總統,」他說,「請到曹家花園,或者省長公署去休息。」

黎元洪木然相向,不理不睬,只是端坐不動,這就是他那個外號「黎菩薩」的由來。

王承斌當然知道他這個老毛病,既已成了泥塑木雕的菩薩,祈求不靈,威嚇無用,唯一的辦法是「保護」!

轉念到此,轉身就走,下令帶來的一營人,「保護」大總統專車。車上的不能下來,想上專車的進不去,連黎元洪原配太太所生的兒子黎紹基都被隔絕了。

於是美國顧問辛博森自告奮勇,帶了金永炎所擬的一個電報稿,下車出站,到電報局拍發。櫃檯上的成員一看稿子,用英語說了一句:「請稍候。」

原來電報是發到上海申報館的,電文是:「申報館轉全國報館鑒:元洪今日乘車來津,車抵楊村,即遭直隸王省長上車監視;抵新站,王省長令摘去車頭,種種威嚇,已失自由。特此奉聞。」而電報局已接到通知,有關黎元洪的消息,一律扣發,所以對辛博森要發這個電報,便須展開國際交涉了。

「請問你的姓名、身份。」電報局的領班說。

「我是黎總統的顧問辛博森。」

「噢,辛博森先生,非常抱歉,我們奉命不能發這個電報。」

辛博森大為詫異,「為什麼?」他說,「請你詳細告訴我原因。」

「原因不明。我們只是奉命辦理。」

辛博森這時已想明白了,「下令的人,不了解國際公法上關於通信自由的保障。中國,我記得也是參加了這項條約的,如果違反規定,我想你應該知道後果的嚴重。」他略停一下又說,「事實上你無法封鎖這個消息,因為我可以透過美國領事館的電台,將這個電報發到上海。而你們,將毫無必要地擔負起違反國際公約的責任。這是一件很不聰明的事。」

那個領班很有魄力,一聽他的話不錯,隨即答說:「很好!我接受你的解釋,電報照發。」

接著辛博森分訪英美領事館,報告黎元洪被劫持的情形,兩國領事立即派遣副領事去探望。其時辛博森拍發電報的事,已報告到王承斌那裡,立即加強了隔離的措施,原來洋人可以自由出入的特權,亦被取消。因此兩國副領事,竟不得見黎元洪一面。

這一下引起了外交團的公憤,但卻無法採取有效的授權行動。黎元洪困在專車上,越想越窩囊,一個想不開,取出隨身攜帶的一管鍍金小手槍,對準自己太陽穴,要扣扳機。

福開森大吃一驚,幸虧他眼明手快,跳起來將黎元洪肘彎一抬,子彈直躥車頂,手槍也就被福開森奪下來了。

但這並不能使王承斌害怕,或者覺得黎元洪可憐而放鬆一步。相反地,他認為惡人的名聲,反正已經出去了,若無結果,太不上算,所以逼印的態度反更堅決了。

到了晚上十點鐘,他又上專車,開口第一句就是:「大總統既然覺得干不下去,又何必把持印信?」第二句話是對黎元洪的侍衛武官唐仲寅說的:「如果大總統不肯將印交出來,就只有委屈各位陪大總統一直住在專車上。」

於是黎元洪左右的親信,密密商議,決定屈服,明告王承斌:「印信在北京,法國醫院。」

「請大總統打電話回去,一交印信,我馬上護送大總統回公館。」

電話由唐仲寅打給伴護黎本危的機要秘書瞿瀛,答覆是:「沒有大總統的口諭,無法照辦。」

迫不得已只好由黎元洪下車,在站長室要長途電話找黎本危,用湖北鄉話講了好久沒有結果。因為黎本危不能想象有地方長官劫持元首這種危險的情況,猶自極力勸黎元洪堅持到底。

這時金永炎已用另一具電話接通了瞿瀛,他說:「大總統的處境,極其難堪,也極其危險。大總統已經自殺過一次了,二太太再不放手,只怕遲早會出事。」

瞿瀛聽得這話,轉告了黎本危,終於同意交印。但黎元洪卻還不能恢復自由。原來交通總長吳毓麟等在直隸省長公署,預備收印復命,此時專車趕回北京,要從黎本危手裡收到了東西,才能放人。

結果是站長室做了大總統的行館,左右親信,相對黯然。黎元洪卻還不大服氣,請辛博森到電報局補發了一個給「全國報館」的通電:「前電到達。王省長率兵千餘人,包圍火車,勒迫交印;查明印在北京法國醫院,逼交以後,尚不放行。黎元洪自准張揆辭職,所有命令皆被印鑄局扣留未發,如有北京正式發布之命令,顯系偽造,元洪不負責任。」

這個聲明當然是必要的,但無補於已成的敗局。到了第二天一大清早,王承斌接到北京電話,知道已取得印信,可是黎元洪猶須辦一個手續,才能恢復自由的平民生活。

這道手續就是正式向國會、國務院、全國民眾表明:「本人因故離京,已向國會辭職,依法由國務院攝行總統職權。」表明的方式是發通電,發通電要他親筆簽名。

事已如此,黎元洪懶得再爭,很痛快簽了名,可是一回到家,當然會有所表示。

黎元洪的修養到底不如徐世昌,提得起,放不下,不能視非分的尊榮如浮雲過眼,加以左右親信的慫恿,決定把握一個「纏」字訣,跟直系周旋到底。

這就少不得又要發通電了,說交印以後,復要求「發電辭職,交院執行」,照通行法例,「被強迫之意思表示,應為無效」。

當然,直系在高凌霨一手導演之下,亦有一番精彩表演,除了由王承斌通電說明,大總統離京,不交印璽,「陷全國於無政府地位」,而「節關在邇,軍警索餉甚亟,前途異常危險」,作為迫不得已索印的理由。最出人意表的是,高凌蔚與直系三總長,海軍李鼎新、交通吳毓麟、財政張英華,聯名給了黎元洪一個電報,說「事前未蒙通諭,攀轅無及」,北京為政府所在地,「國不可一日無元首」,懇請「即夕旋都」。這個假惺惺的做作,大有指黎元洪「棄職潛逃」之意,惹得「泥菩薩動了土性」,複電表示,高凌蔚等人,辭職已經照準,並派李根源代理閣揆,所以「請稍息賢勞」,目的是否定此四人的閣員地位。

但是,直系手中握著同為黎元洪具名的兩套文件,運用自如。最有利的,當然是六月十四日凌晨兩三點鐘,在天津新站簽署的「本人因故離京,已向國會辭職,依法由國務院攝行總統職權」的那個電報。高凌霨經此「授權」,在國務院召集會議,除了澄清總統辭職問題以外,最重要的當然是端午節以前,如何發放軍警欠餉。

這除了舉債以外,別無籌款之道。貸借的對象自然是外國銀行,但能跟外國銀行借得動錢的交通系正當失勢,且與直系敵對,就算交通系有人自告奮勇,直系亦不願請教。曹汝霖、李思浩的情況,亦復如此。除此以外,就只剩下一個與直系向有淵源,且與曹錕舊識而頗蒙欣賞的王克敏了。

「這件事找王叔魯。」曹錕說道,「叔魯有一樣好,公私分明。」

曹錕的所謂「公私分明」之「公」,是指他自己。意思是王克敏的操守雖然不佳,但絕不會將他曹家的錢,裝入姓王的荷包。換句話說,該當是他曹錕應得的好處,王克敏絕不會吃掉。

果然,王克敏神通廣大,很快地借到了一百萬元,在端午節前兩天,及時發放了一批欠餉。

與此同時,黎元洪在天津亦借到了一筆錢,用他自己的不動產,押借了十二萬元,設立一所「國會議員招待所」,預備拆曹錕的台。

因為這時直系逼宮,已演變為直系與反直系的政爭,目標已非目前由誰執政,而是未來的「最高問題」。爭鬥的焦點,集中在曹錕身上。直系擁曹,而非直系反曹,原因不一,或由於私怨,或由於本身的利害,或由於看不起曹錕,或由於直系準備以鈔票砌成曹錕踏上「最高位置」的墊腳石而大起反感,或由於政治主張的不同,堅持先修憲后選舉。

反曹——阻止曹錕當大總統最有效的辦法,便是採取消極態度,離開北京,使國會無法獲得選舉所必須的出席人數,這就是所謂「拆台」。黎元洪對拆曹錕的台,當然最熱心不過,所以願意花錢設立「國會議員招待所」,由政學系的要角,廣東籍的參議員楊永泰主持。

不過,這個招待所只是過境的接待機構,出京到津的國會議員,每人發給大洋五百元,作為「移滬制憲」的旅費。統計在天津領了旅費的有五百零三人,但只有三百八十五人到上海報到。其餘的一百多人,少數回鄉探親,大部分仍舊回到北京觀望風色。

可是,就只三百八十五人的缺席,對擁曹派已構成極大的威脅,因為兩院議員總計八百七十人,舉成數而言,號稱「八百羅漢」。選舉大總統,依法必須有三分之二到會,去了三百八十五人,就湊不成三分之二的五百八十人了。

這一來,最著急的還不是直系要角,而是眾議院議長吳景濂。原來直系津保派的核心分子,包括內務總長高凌霨、交通總長吳毓麟、司法總長程克、山東省省長熊炳琦、直隸省省長王承斌、議長邊守靖、京兆尹劉夢寅及曹錕的秘書長王毓芝,曾集會做成一個決議,參議院議長王家襄已提出辭職的聲明,態度消極,所以對眾議院議長吳景濂該全力爭取,不容生變。這個爭取的任務,交由王承斌。

原來王承斌不但與吳景濂同為遼寧興城人,而且有師徒之誼。吳景濂號蓮伯,王承斌號孝伯,兩人合稱為「興城二伯」。師徒二人向來無話不談的,王承斌便老老實實向吳景濂開了條件。

「老師,」王承斌說,「如果你老想法子拿曹三爺捧上台,閣揆一席,自然非老師莫屬。此外,另外送五十萬,那是大家的意思。」

吳景濂一聽這話,心跳不已,定定神問道:「何謂大家的意思?」

王承斌解釋「大家」就是高凌霨那班人,五十萬是活動費。曹錕兄弟對錢看得重,這話不必跟他說,反正由買票賄選的經費中勻出來就是了。

「組閣的話呢?」

「那是曹三爺同意的。」王承斌加了個伏筆,「將來吳子玉亦絕不會反對。」

「這是真話?」

「我怎麼敢騙老師?」

「好!」吳景濂重重地說,「我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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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色曇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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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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