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裸體

四、裸體

我們到農場那天，正下大雪。我小時候在農村都沒有碰到過這麼大的雪，看不見房，看不見樹，看不見路，只是一天一地的白色旋渦。原以為看不見的東西是被大雪蓋住了，等到在旋渦里掙扎了很久才發現，其實地上真的沒有房，沒有樹，也沒有路。

終於走到了大地的盡頭，前面是一個冰封的湖。湖邊有一些蘆葦，我們要在蘆葦盪邊搭建自己的宿舍。沒有磚瓦，只用泥土一方方夯緊，壘牆，蓋上稻草，算是房了。然後每人分四根竹子往泥地上扎，到扎不下去的時候就在上面擱一塊木板，這便是床。

兩個軍人指揮著這一切，這裡是軍墾農場。

搭建了宿舍，軍人宣布，我們的任務是砸冰跳到水裡去，挖起湖底的泥，一點點壘堰，日積月累，在湖中開出一個新的農場來。而且，說干就干，立即跳下去。凍僵的腳在水底被蘆葦根割得鮮血直冒，還沒有感覺。

從水裡上岸，還是一片滑溜溜的污泥塘。大家不斷摔跤，爬起來又摔。就在這時，我腳下的奇迹出現了：只有我，穩穩地走著，不摔跤，還可以去攙扶這個，拉拽那個。一開始連我自己也有點吃驚，但立即就明白了，這是童年的歷練，幼功未廢。

我正是在這樣的泥路上赤腳長大的。不是家裡沒有鞋，只是太享受赤腳在泥塘里滑溜的痛快。沒想到那麼多年過去，家鄉和童年，還被我帶在腳下。我由於這點本事，立即在「難友」間建立了威信。

農場給我們每個人發了一點錢，可以購買一些日用品。我一拿到，就立即全數寄回上海，祖母應該已經買了火車票回到家鄉。

我猜得出她要做的第一件事，那就是拉一個鄰居小孩陪著，到吳石嶺去上墳。那兒，有她的老伴，我的祖父，還有她的一堆孩子，包括不久前去世的叔叔。

「集合，集合！」這是管我們的排長在喊。他姓陳，一個樸實的軍人，與我們已經很熟。他說，來了一個副營級的年輕軍官，要對我們這些大學生訓話。

我們在坑坑窪窪的泥地上排好隊，那個瘦精精的年輕軍官踱著步子站到一個泥堆上。他板著臉，壓低了嗓門說：「大學生，沒什麼了不起。請誠實回答，你們蠢不蠢？」

一片沉默。

「我再問一遍：你們蠢不蠢？」

「蠢——」大家懶洋洋地拖著音，不知道他在玩什麼幽默花招。

他來勁了，再問一句：「你們傻不傻？」

「傻！」大家突然明白該怎麼回答了，喊得迴腸盪氣，像是在高聲歡呼。

「那好，」他得意地宣布結論了：「你們現在要全體脫褲子——」他故意在這兒停頓，雙目炯炯地掃視了大家一遍，男女同學面面相覷。幸好他終於說完了全句：「割尾巴！割小資產階級的尾巴！正是這條尾巴，讓你們又蠢又傻！」

他說完就轉身走了，步態矜持而快速。大家立即笑成一團，包括陳排長。

大家打聽，這個軍官姓什麼。陳排長說，好像姓齊，因為是副營級，大家都叫他「齊營副」，名字搞不清。

這事當天就被羅股長知道了。羅股長是正營級，即刻勃然大怒，當著我們的面說：「什麼東西，敢到我這裡來敲鑼賣糖！成天騙人家說自己是大學生，現在一見到真的大學生，就來訓話過過癮。還當著女學生的面說什麼脫褲子，我哪天非派幾個戰士真把他的褲子脫掉不可，拖到這裡叫他示範！」

我們想象著那個瘦精精的「齊營副」一絲不掛地站在土堆上的樣子，很痛快。

大家笑眯眯地看著羅股長，覺得他真做得出來。羅股長扭頭對陳排長說：「別受他干擾。今天倒有正事，上級來通知，收繳大學生行李中一切不符合毛澤東思想的書。明天就辦。」

這是一個晴天霹靂。我們下鄉，知道是一輩子的事，都帶了一些書，防止自己真的成了農民。這些書，有哪一本符合當時的政治標準呢？第二天，兩隻裝滿書的水泥船離開農場要到縣城去焚毀的時候，大家都在水邊默站著，就像送別自己的靈柩。

後來知道，每個人都想方設法為自己留下了一兩本。我看到陳排長嗜煙如命，就向一位抽煙的同學借了一包煙，塞給他，順便也就留下了一部丁福保編的《全漢三國晉南北朝詩》和一部黑格爾的《歷史哲學》。這兩本書，正是那天我到廢品回收站去賣書前，按照祖母的指令留下來的。

陳排長把那包香煙塞進口袋，緊張地拿起這兩部書胡亂地翻看了一會兒，便問：「裡邊有沒有反對毛主席的話？」

我說，沒有。

「有沒有反對林彪副主席的？」

我說，沒有。

「有沒有反對解放軍的？」

我說，沒有。

「你保證？」

我說，我保證。

農活，沒有一個季節有空閑。我的肩，一直血肉模糊，因為天天有重擔在磨，癒合不了。

但是農活也有一個好處，那就是一旦下手就牽腸掛肚。天天去看秧芽活了沒有，禾苗站住沒有，水溝滲漏沒有。過一陣，又去看稻子抽穗沒有，穗子飽了沒有……為了這個，還要朝朝觀雲，夜夜聽風，像是著了魔，差一點把外面的政治運動忘了。有時，把家裡的傷心事也忘了。

終於到了潮汛季節，農場的堤壩受到了嚴重威脅。那天傍晚傳來警報，東北段的堤壩已經出現險情。我一聽大事不好，立即招呼二十幾個夥伴飛速跑去，到了那兒正遇到決口。這一決口，整個農場都會淹水，我們所有的勞動全泡了湯。

我二話不說就縱身跳進水裡，二十幾個夥伴一起跟著跳了下來，我們緊緊地挽著肩膀，用身體堵壩，不讓決口擴大，一直等到部隊和農民趕來。我們被拉上岸來的時候已經凍僵，被送到宿舍后，一個叫沈立民的盲人夥伴，用雙手把我們的身子一一按摩回暖。

我在身子暖過來之後躺在床上，突然對於自己縱身堵壩的行為產生了后怕。倒不是怕死，災難年月大家對生命看得不重。我怕的是，一旦自己出事，爸爸、媽媽、祖母和弟弟怎麼辦？

由於這件事，農場認為我們是「英雄」，正逐級上報，準備頒獎。與報紙上經常宣傳的英雄相比，我們的動機、動作和效果都與他們差不多。唯一的區別是我們還活著。

就在這個時候，從剛剛修復的堤壩上開來了一輛吉普車。我以為是報社記者來採訪「英雄事迹」了，但很快發現不太像。

還沒有來得及打聽，它又開走了，卻抓走了一個學生。兩天後，又來了一輛吉普車，又抓走一個學生。

兩個被抓走的學生，原來都是學生造反派的首領。這些天，還有不少上海工人乘長途汽車到縣城，然後一批批朝農場趕來，他們也是來審查學生造反派的。

學生造反派，本來在學校里是我們的對頭，但到農場後天天一起勞動，早已沒有對立，成了朋友。想想也是，他們當時「造反」，只是響應上級號召罷了。我們不接受他們，也只是不理解上級號召罷了。現在上海的工人掌權者要大規模地整治他們，我們的立場立即站到了他們一邊。更何況，與我一起跳到洪水裡去以身堵壩的二十幾名夥伴中，有十個是原來的造反派。我們早已「生死與共」。

突然傳來消息，三連正在審查著的一個學生造反派首領，跳水自殺了。

死者是女生，審查她的是上海財經學院的一個工宣隊員，農場方面就讓那個「齊營副」配合。他們兩人一星期來天天輪流找她談話，結果給談死了。各連學生一聽說，義憤填膺又同病相憐，立即就趕到了三連。

出了人命，羅股長顯然急了。他用手指著「齊營副」和那個上海來的工人，厲聲問：「你們說，到底查出了她什麼問題？」

那個工人支支吾吾地說：「只說她在造反派中被人家叫外交部長，有向政府奪權的嫌疑……」

邊上的學生立即大喊：「這是同學間開玩笑，他們上綱上線！」

羅股長立即明白是怎麼回事了，鐵青著臉上前一步，說：「我還被老戰友叫過總統呢，你來抓吧！」

正在這時，一個胖軍醫從掛在一角的草帘子里出來，說：「所有的男性都走開十米，轉過身去，留下四個女同學幫她換衣服！」

我們立即轉過身去，走開幾步，站住。女生不是留下四個，而是擁擠著一個也沒有走。

她們很快自動地圍成了一個圈，組成了一堵人牆。這人牆很厚，有好幾層，密密層層地護衛著自己的夥伴，最後一次更衣。

更衣的過程很長，大家屏息靜候。

終於，胖軍醫的聲音從腦後傳來：「大家可以轉過身來了。現在要有四名男生與我一起，搖船把她送到縣城。」

那位已經停止呼吸的女同學躺在擔架上，頭面乾淨，衣著體面。她非常漂亮，直到此刻，表情也沒有任何異樣。但我覺得她的臉在哪兒見過。對，一定見過，讓我想一想……她，她不就是在上海師範學院那個大會上的女主持人嗎？

什麼都想起來了，女中音，用大動作撩頭髮，還朝我點了點頭。正是她，宣布工人造反派即將進駐大學，而置她於死地的，正是這些進駐者。

此刻，她比那天還顯得漂亮，我知道原因。那天她穿的是沒有腰身的軍裝，而今天換上的，是一身最合身、也最普通的上海女裝。她這一身，把周圍所有女生寬大而破舊的勞動服全都比下去了。女生們早已忘記了自己也有這樣的服裝，今天由她一穿，全都驚醒了。她成了大家的鏡子，照出了一個個漸漸陌生的自我。

當然，我想，剛才女生圍著她更衣的時候，還曾被她的膚體驚醒。突然全裸在姐妹們面前的銀白色，更是一面鏡子，映出了生命的真相。

在這面鏡子前，哪有什麼派別，哪有什麼「文革」？

擔架上了船，很快解纜啟櫓。岸上的男女同學都在岸邊跟著船跑，卻沒有任何雜音。

從第二天開始，羅股長派人調查女學生自殺的具體原因，上海財經學院的那個工人和農場里的「齊營副」，老老實實地接受一遍遍詢問。

據他們兩人說，這個女學生，由於經常主持大會，出頭露面，擁有大量追求者，在上海高校造反派首領中就有五人。這次，他們每個人都「揭發」了她。

對於她的死因，那個工人和「齊營副」都說不明白。三連的同學們說，他們兩人也有疑點。那個工人到農場后一見她那麼漂亮，眼睛都直了，談話時只問她與那幾個追求者的關係，問得越來越細緻，越來越下流，有兩個同學偷聽到了。至於那個「齊營副」，白天輪不到他，只能在晚上把她帶到大堤邊，迎著月光坐在土堆上，不知談了些什麼。

這情景我一想便知。很多劇團動手打那些女演員的，主要是暗戀她們的人。批判某位作家的，多數是這位作家的崇拜者。半是追慕半是破壞，通過損害來親近心中的偶像。

人間的多數災難，表面出自惡，實際出自愛。

這個女同學一死，整個農場很久沒有回過神來。

「那裸體……」女生們一遍遍回憶著。

「那裸體……」男生們一遍遍幻想著。

男生宿舍里，開始講一些奇怪的故事，聽下來，都與裸體有點關係。

我講的故事是真實的。後來看到有人寫過類似的小說，不知是巧合，還是傳出去了。

一個極其炎熱的夏天，一個離我們農場不遠的小鎮。一位剛過門不久的少婦在屋子裡洗澡，很多窗戶里的眼睛在偷看。這在居住擁擠的小鎮夏日，是天天發生的事。那年月家家都沒有浴室，也不習慣裝窗帘，不看人家洗澡還能看什麼？但這位少婦實在是過於妖嬈了一點，她丈夫才特地裝了個窗帘。

這天，少婦已經從木桶里站了起來，慢慢地擦乾了身子，一轉身發現沒拉窗帘便輕輕地驚叫了一聲。隔壁的丈夫聽到叫聲走進屋子，對窗的偷看者全都躲過了身子，只有一個小學教師，還在發傻。

本來這只是一個最小的笑話，但這時「文革」已經開始，正找不到鬥爭對象，剛剛也在偷看的幾個人就站出來，與那個丈夫一起，把小學教師當作了「壞分子」，拉到街邊示眾。這幾個人，也順便算成了小鎮的造反派。

小學教師不知所措地站在那裡，四周有很多人圍著，問長問短。

「不怪他，是我自己沒拉窗帘！」那個少婦突然出現了。她帶來了一大罐子水給小學老師喝，還拿起一把芭蕉扇，為他打扇。

這情景一時引起轟動，半個小鎮的人都擠過來看。少婦的丈夫十分生氣，要拉少婦回家，兩人當眾發生了激烈爭吵。

連續送了幾天水，打了幾天扇，吵了幾天架，結果是離婚。

幾乎全鎮的人都覺得，這位少婦應該與小學教師結婚。

少婦去找了那幾個與自己前夫一起造反的男人，說：「我與小學教師結婚後，總不該再叫他壞分子了吧？天下哪有偷看妻子洗澡而成為壞分子的？」

那幾個男子說：「還是壞分子。因為他偷看時，你們還沒有結婚。」

結婚之後，這位少婦成了「壞分子家屬」。她的這一身份的全稱是：一個偷看過老婆洗澡的壞分子的臭老婆。

但是，這對新婚夫婦過得很好，天天形影不離地從街上走過。妻子叫丈夫「壞分子」，丈夫叫妻子「臭老婆」。叫久了又嫌長，一個叫一聲「壞——」，一個叫一聲「臭——」，在大庭廣眾中互相招呼，格外親熱。

街上的老人看著他們說：「只要是漂亮人，什麼帽子戴在頭上都好看。」

「你這個裸體太保守了。」同宿舍的一個男同學聽完了我的講述，笑了一聲。「我的裸體事件壯觀極了，是我在雲南農村的同學寫信來說的。」

他說，上海的一批青年學生到了雲南山區后，一個個分散住在山民家裡，日子過得非常艱難，又非常寂寞。好像男生只能娶那家山民的女兒，女生只能嫁那家山民的兒子，至多在自己的小村莊里尋找，除此之外山高路遠。更麻煩的是，按照農村的習慣，他們都已到了婚嫁的年齡，不能再等了。就在這時，縣裡突然召開了一次「上海知識青年大會」，一切都改變了。

每個青年學生都是趕了很遠的山路才到達縣城的。縣裡的幹部在會上說什麼，他們一句也沒有聽進去，男同學都熱辣辣地看著女同學，女同學都熱辣辣地看著男同學。

開完會，誰也沒有回到山民家裡，整個兒集體失蹤。縣裡以為他們偷偷回了上海，派人到上海一家家找，也不見影子。周圍一切可疑的地方全都找遍了，去找的人一次次都搖頭而歸。

直到半年後，一個獵人說，在一座荒山的半山腰裡，飄出了炊煙。那座荒山過去安扎過土匪營寨，只有一條險道能上，現在已被巨石堵死。

縣裡派出民兵前去偵探，連續三次都沒有上去，直到第四次增加人手才把那方巨石移開。

民兵是輕手輕腳一步步摸上去的，到了上面只見一塊不小的平地，種了莊稼，養了雞鴨，卻不見人。悄悄地走近一所倉庫一樣的房子，從門縫裡一看，都呆住了：幾十個男女青年，全都徹底裸露，白生生的，在裡邊歡樂。

「確實壯觀！」男生們聽了一致叫好。

就在這時，一個剛剛出去上廁所的同學回來了。他一進門就把食指擱在自己的嘴唇前，要大家不要再高聲。接著，他指了指門口，又用手掌輕輕地貼了貼耳朵，表示外面有人在偷聽。

幾個男生說：「聽故事就進來吧，別鬼鬼祟祟！」

那個剛進來的男生告訴大家，在外面偷聽的，是「齊營副」。

聽說是他，兩個男生追出去。但是，只看到他快步離開的背影。

大家說，他一定去彙報了，明天我們會挨批評。

但是，第二天我們沒有挨批評。中國發生了一件大事，半夜緊急傳達文件，全體軍人都到師部開會去了。

這就是發生在一九七一年九月的林彪事件。

雖然聽起來疑竇重重，但連傻瓜也知道，這件事情是多麼重大。

我對政治素來毫無興趣，但這天晚上卻和同學們坐在農場田埂上談開了。中心話題是：出了這個事件，年邁的毛澤東一定氣壞了。現在的第二號人物已經變成周恩來，周恩來這人看起來比較溫和，他會贊成全國繼續廢學停課，讓我們一直待在農村嗎？而且，「文革」還搞得下去嗎？

最粗糙的判斷有時是最準確的。我們很快接到通知：全部回上海，一天也不能停留！

軍人們快速調集來一批船隻，排列在我們開挖出來的河道口。我們在一個場地集合，回頭看看農場。這裡的一切都是我們親手打造的，哪怕是一根木樁、一片竹林、一條小溝。這個農場會留給誰呢？不知道。

突然記起，這個集合的場地，正是那次「齊營副」問我們傻不傻、要我們脫褲子的地方。抬頭一看，今天「齊營副」恰好也在，像當年一樣，踱著步子。一個同學沖著他高聲喊：「齊營副，要不要和我們一起到上海去？」只見他像是完全沒聽見，依舊深沉地踱著步。

上船了。就在這裡，兩船要去焚燒的書籍，一位要去焚燒的女生，逶迤遠去。今天，我們所有的人都走了。

船到一處，再步行很久，去趕火車。快如行軍般地回到上海，卻沒有任何機會通知家裡。

家，很久沒見的家，怎麼樣了？

家裡只剩下了媽媽一人，但我不知道她在不在。傍晚時分進的門，我小心翼翼地踩踏著一級級樓梯，不知道該響一點，還是該輕一點。響了會嚇著她，輕了也會嚇著她。

我以前走這個樓梯，從來不用去抓兩邊的扶手，「噔、噔、噔」，就上下了。但今天為了放輕腳步，背上又有行李，就伸手去抓扶手。剛一摸上去，就覺得上面有一層灰塵。

媽媽是一個勤快的人，以前經常會擦拭樓梯扶手，現在肯定很久沒擦了。我立即就猜出了原因：一擦就有等待，她已經關閉等待。

我抓著扶手走了幾級，一抬頭，看到一個不可思議的景象：家裡那張八仙桌，四周無人，卻在自己移動！

我停住腳步，定睛再看，桌子還在移動。

連忙跨上兩步，終於看清，卻又驚訝得說不出話來。原來媽媽鑽在桌子底下，用肩膀馱著桌子在挪步。

桌上擱了好幾碟蔬菜，還有小小的燭台和香爐。原來她是在獨個兒祭拜余家祖宗。她想把桌子移到陽台門前，沒有人幫她，只能採取這個辦法。

媽媽算得上一個現代知識婦女，過去對祭拜的事並不熱心，只是跟著祖母在做。但現在余家只剩下了她一個人在守門，她扛起了修補余家香火的祈願。

我怕嚇著媽媽，沒有立即上前幫忙。媽媽把桌子放穩了，正要低頭鑽出來，卻看到了我泥漬斑斑的腳。

她驚叫一聲，抬起頭來。

我伸出雙手彎下腰去，卻不知怎麼跪了下來。

媽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