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蛙》的教訓

今天站在書架前面想找一本書看，因為近來沒有什麼新書寄來，只好再找舊的來炒冷飯。眼睛偶然落在森鷗外的一本翻譯集《蛙》的上面，我說偶然卻也可以說不偶然，從前有友人來寄住過幾天，他總要了《蛙》去讀了消遣，這樣使我對於那蛙特別有點記憶。那友人本來是醫生，卻很弄過一時文學，現在又回到醫與自然科學里去了。我拿出《蛙》來翻看，第一就是鷗外的自序，其文云：

「機緣使我公此書於世。書中所收，皆譯文也。吾老矣，提了翻譯文藝與世人相見，恐亦以此書為終了罷。

書名何故題作蛙呢？只為布洛凡斯的詩人密斯忒拉耳（Mistral）的那耳旁之蛙偶然蹲在卷頭而已。

但是偶然未必一定是偶然。文壇假如是忒羅亞之陣，那麼我也不知什麼時候已被推進於納斯妥耳（Nester）的地位了。這地位並非久戀之地。我繼續著這蛙的兩棲生活今已太久矣。歸歟，歸歟，在性急的青年的鐵椎沒有落到頭上的時節。己未二月。」

所云機緣是指大正八年（1919年）春間《三田文選》即三田文學彙編的刊行，《蛙》作為文選的別冊，次年六月再印成單行本，我所有的就只是這一種。據鷗外的兄弟潤三郎著《森林太郎傳》上說，在《蛙》以後刊行的書有《山房札記》，《天保物語》等二三種，都是傳記文學，只有一冊斯忒林堡的《卑立干》是戲劇譯本，到了大正十一年隨即去世，年六十一。

我讀這篇短序，覺得很好玩的是著者所表示的對於文壇的憤慨。明治四十年代自然主義的文學風靡一時，凡非自然主義的幾乎全被排斥，鷗外挨罵最甚，雖然夏目漱石也同樣是非自然派，不知怎地我卻只記得他在罵人而少被人罵。

那時我們愛談莫泊桑、左拉，所以對於日本的自然主義自然也很贊成的，但是議論如「露骨的描寫」等雖說得好，創作多而不精，這大約是模仿之弊病也未可知，除《棉被》外我也不曾多讀，平常讀的書卻很矛盾地多是鷗外漱石之流。祖師田山花袋後來也轉變了。寫實的《田舍教師》我讀了還喜歡，以後似乎又歸了佛教什麼派，我就簡直不瞭然了。

文壇上風氣雖已變換，可是罵鷗外似乎已成了習慣，直到他死時還有新潮社的中村武羅夫謾罵一陣，正如坪內逍遙死後有文藝春秋社的菊池寬的謾罵一樣。為什麼呢？大約總是為了他們不能跟了青年跑的緣故吧。其實叫老年跟了青年跑這是一件很不聰明的事。

野蠻民族裏老人的處分方法有二，一是殺了煮來吃，一是幫同婦稚留守山寨，在壯士出去戰征的時候。叫他們去同青年一起跑，結果是氣喘吁吁地兩條老腿不聽命，反遲誤青年的路程，抬了走做傀儡呢，也只好嚇唬鄉下小孩，總之都非所以「敬老」之道。老年人自有他的時光與地位，讓他去坐在門口太陽下，搓繩打草鞋，看管小雞鴨小兒，風雅的還可以看板畫寫魏碑，不要硬叫子媳孝敬以妨礙他們的工作，那就好了。

有些本來能夠寫寫小說戲曲的，當初不要名利所以可以自由說話，後來把握住了一種主義，文藝的理論與政策弄得頭頭是道了，創作便永遠再也寫不出來，這是常見的事實，也是一個很可怕的教訓。日本的自然主義信徒也可算是前車之鑒，雖然比中國成績總要好點。把靈魂賣給魔鬼的，據說成了沒有影子的人，把靈魂獻給上帝的，反正也相差無幾。不相信靈魂的人庶幾站得住了，因為沒有可賣的，可以站在外邊，雖然罵終是難免。

鷗外是業醫的，又喜歡弄文學，所以自稱兩棲生活，不過這也正是他的強處，假如他專靠文學為生，那便非跟了人家跑不可，如不投靠新潮社也須得去鑽博文館矣。章太炎先生曾經勸人不要即以學問為其職業，真真是懂得東方情事者也。

二十四年四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