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家怎麼史

打個不妥當的比方，我們中國歷史的胖臉上有四顆痣，很顯眼，就在臉的表面。

第一顆，中國歷史四千年，華夏文明五千年，這兩種說法都是講我們歷史悠遠厚實的。但我們的歷史是斷代史，二十五史，是二十五個大階段。為什麼這麼說呢？因為朝代與朝代的延續不是自然順延，而是革命，是一個推翻另一個，是流血犧牲，基本上都是槍杆子裡面出政權，習慣說法叫改朝換代。段落與段落之間，是高級焊工焊在一起的。我們的歷史更像一條一環套一環的粗鏈條。我們有中國通史，但沒有中國史通，有秦漢專家，魏晉專家，唐專家，宋專家，等等，整個粗鏈條太龐大了，打通並理順其中一個環節就是大學問家了。

歷史的這種演進方式給我們帶來了什麼呢？

我們的歷史那麼悠久，但留下來的大建築很少，尤其是皇宮，都讓後來者放火燒了。清朝之後是中華民國，是掀開了嶄新的一頁，開啟了新文明時代。如果再是一個帝制，北京故宮恐怕也是保不全的。

我們有二十多個朝代，每個朝代又有那麼多王侯將相，如果他們的住處及辦公室都保留下來，今天的景象該是何等壯觀。但事實是一朝天子一朝臣，不僅朝代與朝代之間是打碎之後重建的。即使在一個朝代里，新皇帝即位，從老子手裡接過玉璽，也要推行新主張。不僅僅皇帝，我們可以比照著想一個現實問題，今天的一個科長處長，履任后對前任科長處長的作為，抱著什麼樣的心態？很少有在原基礎上繼續踏步前進的，他要實行「新政」。他沒有「新政」，下屬和同事會認為他沒有水平，沒有「新東西」。什麼叫文化的劣根？什麼叫文化的陰影？這些東西都是大問題呢。

第二顆，我們歷史的順序是這麼排列的，從三皇五帝一路下來，一直到唐宋元明清，這是用的歸納法。在實際上，我們中國人打量歷史，不走這個規律，而是使用演繹法。老百姓有兩句話，一句是「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另一句是「五百年出一個真龍天子」。

這兩句話很重要，是中國人的大智慧。比如第一句，我們具體算一下，1919年到1949年是三十年，1949年到1979年是三十年，1979年到2009年是三十年，其中的變化都是巨變，是本質在變。第二句話我就不說了，犯忌諱。

第三顆，唐之前由史官著史，唐之後由史館修史。史官時代因史官個人才學修養，乃至視角視野的不同，史有高低起伏之憾。史館時代因為「書成進御」，史又存在著真偽虛實之患。歷史是人的歷史，人的覺悟和政治覺悟是兩回事，但皇帝是要求政治覺悟的，把歷史政治化是不完整也不完備的。

第四顆，著書的人多為儒士。漢以降，儒學是國學，是大學。對佛和道兩門普遍存在著表述不充分的缺憾。像對待另一個單位的領導，敬而不親，甚至根本不放在眼裡。佛和道，與儒學一樣，都是融入了中國老百姓血液里的東西，這三種，是中國老百姓過日子最大的三元素。一個人以偏見做事情，危害不至於太大，但以偏見修史，問題就大了。

這四顆痣是我們獨有的，是典型的中國特色。

在這樣的背景下，產生了不同視角的「史觀」。文天祥是古人，「在齊太史簡，在晉董狐筆」是一種。今人有「歷史是一個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一種。海外的學人也是一種，如夏志清說的：「過分的愛國熱忱可以令一個文學史家把自己蒙蔽起來」。讀著這些「史觀」的時候，就覺著治史的方法和態度是一件非常大的事情。

《唐代三大地域文學士族研究》是一部文學史專著，治史方法是新的，是切合中國文化特性和中國文學傳統特徵的。治史態度是寬容開放的，釐清了一些舊問題，但又可以由此引出許多新的話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