算緡和告緡

緡，是舊時串銅錢的繩子，由此成了量詞，一緡，為一千文。算緡是漢武帝頒行的營業稅種，課徵對象是工商業者及手工行當，舊稱「賈人末作」。末作即末業，農為本，商賈為末。

算緡的徵收方式是經營者自行申報財產，「各以其物自占」，依財產納稅。「率緡錢二千而算一」，一算是120文，2000文繳120文，稅率為6%，小業主減半，「率緡錢四千算一」。算緡里還有車船稅，「軺車」繳納一算，軺車是以前的豪華私家車，是奢侈品。軺即遙，「四向遠望之車也」。「吏比者、三老、北邊騎士」的軺車是公務車，不在徵收之列。「商賈人軺車二算，船五丈以上一算。」如果隱匿不報，或不據實申報，懲罰是嚴厲的，「匿不自占，占不悉，戍邊一歲，沒入緡錢」。「算緡令」是公元前119年頒行的，為確保政令暢通，作為配套措施，公元前118年和公元前114年，兩度發布「告緡令」，鼓勵百姓檢舉揭發，「有能告者，以其半畀之」，檢舉人可獲得罰沒金一半的獎勵。

算緡是中國歷史上農業稅之外的首項財產稅，為開拓之屬。功益處在於不加重農民負擔，「富國非一道」「富國何必用本農」「無末業則本業何出」。西漢初年的農業稅是1/10，比較高，文帝免了十二年稅，后降為1/15，景帝再大幅降為1/30。漢武帝是有作為的皇帝，有作為，就是多做大事情。漢武帝北征匈奴，南威夷越，又好大喜功，在賞賜上也是大手筆，「北至朔方，東封泰山，巡海上，旁北邊以歸。所過賞賜，用帛百餘萬匹，錢、金以巨萬計」。舉一個漢武帝的實例，漢使赴身毒國（即印度）出訪，中途在昆明國受阻，未遂而返。漢武帝「乃大修昆明池」，在西安西南郊鑿湖四十里，「作昆明池象之，以習水戰」。造大小戰船幾百艘，「治樓船，高十餘丈，旗幟加其上，甚壯」。漢武帝有點像今天的美國總統，外交上稍受挫折，即展現武力雄風。大作為是以國庫堅實為前提的，漢武帝沒有增加農業稅，而是把手伸進了商人的口袋。

漢代的商人有「市籍」，即城市戶口。「賈人有市籍及家屬，皆無得名田以便農。敢犯令，沒入田貨。」國家明文規定，賈人名下不能有土地。早先的城市戶口和今天的農村戶口差不多，不太受人愛戴。

告緡這道法令值得反思。告緡的收效是巨大的，「得民財物以億計，奴碑以千萬數，田，大縣數百頃，小縣百餘頃，宅亦如之」。但是，「商賈中家以上大氐破」，中國的商貿業在漢武帝一朝陷入了毀滅性的泥沼。比這更可怕的是，告緡使民風敗惡，倡導誠信反而使誠信淪喪，百姓風行給**打小報告，做**的密探，「民偷甘食好衣，不事畜藏之業」。

漢武帝時期有一位納稅楷模叫卜式，洛陽人，以養羊為業，後來發展成規模化養殖，有幾千頭吧。他在兩次戰爭中受到漢武帝重獎，並且被破格提拔為官。一次是北戰匈奴，卜式上書，願捐出一半家產。「召拜式為中郎，賜爵左庶長，田十頃，布告天下。」另一次是南征，卜式又上書，願「父子……死南越」。天子下詔褒揚，「賜爵關內侯，金六十斤，田十項，布告天下」。后又拜御史大夫，由地方官晉為京官，但不久卜式就失寵了，因為對車船稅提了反對意見：「船有算，商者少，物貴。」「上不說（悅）……貶為太子太傅」，名噪一時的擁軍愛國明星去履任閑職了。

經濟政策是用來富國的，如果淪落為**斂錢的手段，就是誤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