復見天地心

穆濤先生的文章，有大境界、大情懷、大堅持，卻好從小處命筆。若是一不留神，從小處看了，容易走眼，也容易不得要領。

他講信變、史官、樹和碑、道與德、敬與恥、代價與成本，以史實作參照，說「春秋」的含義，卻下潛著深度，有現實的關懷。故能「意翻空而出奇」，引經據典，卻不死於言下，全因「讀史講致用，溫故為知新」。「歷史原本已經死去了，只有讀活了才可能出新價值。」克羅齊說「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其意大略如是。但能否讀活歷史，除學養外，還考校著讀者的識力。穆濤欣賞班固的「春秋」筆法，贊他寫劉邦出生的文字「真是從心所欲又不逾矩」，足為後世史家楷模，看重的，便是「孔子作春秋，亂臣賊子懼」的著史傳統。他強調歷史的醒世意義，不大讚同對待歷史的實用態度，把目光越過建立史館制度的有唐一代，借先秦兩漢的史籍說「常道」，找「天地人的大道理」。若無兼容並蓄的氣度，取精用宏的識力，還存著一份「經世致用」的心思，大約是不會如此著眼和落筆的。

稍和文學沾邊的學人讀《漢書》，用心多在《藝文志》。穆濤談《漢書》的告誡，卻從《食貨志》說起，他談漢文帝減免農業稅，說賈誼的《論積貯疏》和《諫鑄錢疏》，背後均有我們時代的諸般事項作參照。褒貶之意與良苦用心，讀者不難辨明。不說藝文而談食貨，見出的，是作者的天下胸襟與濟世情懷。歐陽修說「大抵文學止於潤身，而政事可以及物」，用意亦在此處。穆濤盛讚董仲舒，說他「奠基了儒學在中國文化里的核心位置，由禮而理，以禮入教」，是由對缺乏主體宗教的中國文化的內在問題的切己體察而生的「憂心」的自證和自我突破。蔡元培多年前努力「以美育代替宗教」，今人劉小楓曾不遺餘力為國人「輸入」基督教的根本用意，與穆濤的心思並無不同。但穆濤的「高明」之處在於，他有「由『陳』而生的機心」，他的「新思」不是引進的，如他強調賈平凹的小說筆法，需「用看『國畫』的眼光去打量」，「他（賈平凹）擅用『破筆散鋒』，大面積的團塊渲染，看似塞滿，其實有層次脈絡的聯繫，且其中真氣淋漓而溫暖，又蒼茫沉厚。渲染中有西方的色彩，但隱著的是中國的線條。他發展著傳統的『大寫意』，看似一片亂攤派，去工整，細節也是含糊不可名狀的，整體上卻清晰峻拔」。熟悉賈平凹的讀者不難體味出，這是在說《秦腔》和《古爐》這樣的作品。但也不妨解讀為穆濤的夫子自道。中國文化的問題，是可以靠中國文化自身來解決的。但「反求諸身」的功夫，卻不易得。若非有深厚的舊書底子，且浸淫古書沉潛往複從容含玩得其性靈，大約難有這等識見。否則的話，《秦腔》和《古爐》的寫法，也就不會遭遇不解和批評了。

正因為看透了缺乏主體宗教的中國文化的內在問題和局限，也深知20世紀初放棄文言文、使用白話文的文化革命的不足「是傳統的文化鏈條斷裂了」，我們「一提中國傳統，就是落後和守舊，一提西方，就是進步和先進」。對這種二元對立的思維的簡陋和粗暴，穆濤有極為深刻的反思和批評。那種在特殊社會文化語境下的非常之時的非常之事一侯成為「常態」，且「馴順」數代知識人沉浸其中而不自知，無心也無力反省「文化的這顆樹上結出的這種惡果」，更遑論努力「重建中國文化，重建中國人的文化自信」。穆濤反覆講老規矩、講禮、講秩序、講文風的樸素、強調守文心之正與書寫清正之氣，便是要重建中國人的文化自信，恢復中國傳統文化對當下社會問題發言的能力。這是「返本」，但「返本」是為了「開新」。若將此說視為「守舊」或「文化守成」，便是低看了他。學界以「文化激進主義」的態度，將當年的「學衡派」諸公「論究學術，闡求真理，昌明國粹，融化新知。以中正之眼光，行批評之職事，無偏無黨，不激不隨」的文化努力判定為「文化守成主義」，已足以說明此種思維的鄙陋。明眼人不可不察。

因此，要讀通穆濤的文字，頭腦便不能在近百年的知識氛圍中打轉，得做些現象學所謂的「懸置」的功夫，暫且懸置西學的傳統，還有「五四」一代知識人所開創的文化的現代性傳統。不是說這兩個傳統不好，只是說，文化的境界，其實還有另外的可能。還有從「中國之心」延伸出來的可能。這種可能根植於古典傳統的精魂和性靈。須得「沉潛往複，從容含玩」，還要有悟性，有器識，這是穆濤文章的絕妙處和顯眼處，我以為，也是他的得意處。

古之君子，明於禮儀而陋於知人心。這恐怕是對傳統文人最大的責難，也是今人讀書為文需倍加小心的重要問題。穆濤寫世態，寫人情，指陳弊病，縱論古今，不乏誅心之論，便是有世事洞明人情練達做底子。他強調「文章當合時宜而著」，並進一步指出「合時宜，是切合社會進程的大節奏，而不是一時的節拍或鼓點。寫文章的人，宜心明眼亮心沉著，看出事態的焦點所在，看出社會的趨勢之變。文章一旦失去時代與社會的實感，失去真知和真情，就衰落了。」有這般識見，文章自然不著一字空。他說「我們中國以前自詡為『禮儀之邦』，這話沒錯，因為規矩具體，禮數清晰。後來對禮失敬，諸多規矩被當成『四舊』砸個稀巴爛，大的規矩失於朝野，擺不上檯面的潛規則就冒出來了。」說的是舊人舊事，但出發點和落腳點，全在當下，借古喻今或以今說古，是讀史的緊要處。西人培根說「讀史使人明智」，明智的眼光，是能勘破世間幽微，洞悉世道人心眾生萬象，由此生出的境界與情懷，是有根基的。穆濤有極好的修辭功夫，他的筆法，深得歷代筆記野史叢談用思運筆之妙。前人筆記野史中，存著中國好文字的魅力，也容易培養出文人的「隱逸」情懷，但穆濤的文字，境界是「上出」的，字句卻落在實處，有煙火氣和人生的況味。「人情練達即文章，這是古訓。練是磨鍊，達是透徹。人世間的好文章，就是要寫透天是怎麼磨鍊人的。」

穆濤對自己的作品，好用「閑書」二字作評。這話不可直解。金聖嘆《讀第五才子書法》云：「大凡讀書，先要曉得作書人是何心胸。如《史記》須是太史公一肚皮宿怨發揮出來，所以他於「遊俠」「貨殖」傳，特地著精神；乃至其餘諸記、傳中，凡遇揮金殺人之事，他便嘖嘖賞嘆不置。一部《史記》，只是『緩急人所時有』六個字，是他一生著書旨意。《水滸傳》卻不然。施耐庵本無一肚皮宿怨要發揮出來，只是飽暖無事，又值心閑，不免伸紙弄筆，尋個題目，寫出自家許多錦心繡口，故是非皆不謬於聖人。」細讀穆濤的文字，便知這先生有一肚皮的不合時宜，文字的志趣，離施耐庵較遠，與太史公倒頗為相近。《周易》「地山謙」卦《繫辭》曰：「謙，君子以裒多益寡，稱物平施。」「謙謙君子」與「稱物平施」，是穆濤其人其文給人的基本印象，但他還有金聖嘆的「情」和「俠」的一面，有「棉針泥刺法」，「筆墨外，便有利刃直戳進來」。讀他的文章，若體味不出這一點，便是錯會了他。

還是在《周易》中，有「復」卦《彖》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返轉回復，是大自然的運行法則，也體現著天地孕育萬物的用心。穆濤看重古人的規矩，強調「我們已經到了思考正常國家狀態下文學創作標準的時候了」，要有「中國製造」，走出百年以來國人於西學的「學徒」心態，尋迴文化自信。大約要取「返轉回復」之意，做些「返本開新」的工作。雖說是「先前的風氣」，焉知不是向未來的可能性的敞開。

孫郁先生自謂，在70年代初，因偶然的機緣讀到《胡適文存》，始知「新文化運動的先驅，乃深味國學的一族。後來接觸魯迅、陳獨秀、周作人的著作」並為之吸引的，「不都是白話文的篇什，還有古詩文里的奇氣，及他們深染在周秦漢唐間的古風。足跡一半在過去，一半在現代，遂有了歷史的一道奇觀。」這一段話，恰好可以拿來說明我讀《先前的風氣》的感受。

說實在話，這個時代，有真見地、大識力的人，真不如我們想象的那樣多。曾於耶魯研習國史的鄭培凱先生說：「五四」那一代人，自己與傳統並未斷裂，但卻使我們這一代斷裂了。這話我十分贊同，但總還是想，如果鄭先生讀了穆濤的文章，除大讚「於我心有戚戚焉」外，對中國文化傳統的重啟和千年文脈的賡續，恐怕也不至於太過悲觀。

楊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