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永福，一個被誇大的英雄

劉永福，黑旗軍，被流行的中國近代史教科書宣傳為愛國主義的抗法英雄。在本質屬性上確乎如此，但他們的戰績，他們對歷史進程的影響，又確乎是誇大了的。

離鄉背井，流竄境外，劉永福和他的戰士，原本都是具有叛逆色彩的造反者。與現行政權對立著，遊離著，即使逃到一個天高皇帝遠的地方，他們與帝王、與國家的敵意或疏離感，仍然是無法排遣的。

劉永福（1837—1917），祖籍廣西博白，生於廣東欽州，史書亦稱其欽州人。因自幼隨父遷居廣西上思，故又有上思人之說。本名劉建業，又名劉義，字淵亭。自幼隨叔父習武，武藝高強。父母亡故后，於二十歲參加天地會起義，率眾隸吳亞忠部，任旗頭。因以七星黑旗為大纛，且與「太平軍」有聯絡，故其部被人稱為「黑旗軍」，或「黑旗長毛」。駐軍歸順州（今廣西靖西），抗擊清政府軍。后戰況不利，率三百人跨界退入越南境內。其時，粵人何均昌佔據越南保勝。劉永福黑吃黑，取而代之。在勝保，劉氏黑旗設卡厘稅，儼然地方長官。但他的身份又是十分明確的，在境內，他是「造反者」；在境外，他是「流亡者」，如此而已。

歷史將劉永福推向前台，並成就了他「愛國者」的業績，是在同治十二年（1873）。此前，法國人開市越南西貢，並垂涎全越。為達目的，法人與越南賊首黃崇英勾結，欲以黃氏數萬「黃旗軍」為前驅，地毯式推進。到了同治十二年，法將安鄴率兵攻破越南河內。越南國王遣使詔諭劉永福歸誠，許以功成封爵。劉永福聞命，率黑旗軍自保勝南下，越宣黃光大嶺，繞馳河內，設伏突襲法軍，一戰而斬安鄴。在戰勝的形勢下，法越和談。議和成，越王封劉永福為三宣副提督，轄越境北部的宣光、興化、山西三省。但劉永福的根據地，仍然選在保勝。

中國的流亡者做了越南的官，矛盾隨之產生。劉永福的對立面是越南駙馬黃佐炎，他以大學士的身份，督師內外。對於劉永福剿滅土匪、安定一方的功勞，多匿而不報。有鑒於此，劉永福出師抗法時，亦負固自雄，六調不至，完全是一付獨立王國、佔山為寇的老脾氣。

到了光緒八年（1882）春天，法**隊由西貢沿海北上，並於三月攻克越南東京、南定。佔領東京后，法人日日增兵，懸萬金購劉永福，懸十萬金取保勝州。在這種壓力下，劉永福坐不穩山大王了，於是向越王請戰。光緒九年（1883），吏部主事唐景崧毛遂自薦，間道赴越，招撫劉永福。唐氏在越南保勝州見劉永福，自陳三策，讓劉永福選擇。

三策分別為：越南為法國逼迫，危在旦夕，誠能據保勝而傳檄諸省，請命中國，假以名號，事成則王，此上策也。次則提全師擊河內，驅法人，中國必能助餉，此中策也。如坐守保勝，事敗而投中國，恐不受，此下策也。

劉永福還算清醒，他說：「微力不足當上策，中策勉為之。」事聞，清朝廷以十萬兩白銀犒其軍，劉永福則入貲清政府，捐了個「游擊」（從三品）軍職，成為名副其實的跨國將軍。

在中**隊越界屯紮（雲南布政使唐炯率部駐保勝，廣西提督黃桂蘭屯諒山）的後援背景下，劉永福率部自保勝赴越南山西，與黃桂蘭籌劃禦敵。他用的仍是老戰術，奇襲河內紙橋，法軍大敗，法將李威利被斬。越王大喜，加封劉永福為一等男。黑旗軍又追擊法軍於河內城下。法軍決堤放水，越人具舟船，幫黑旗軍轉移陣地。

十年間，劉永福兩次馳援河內，迎擊法軍，斬將搴旗，成就了一生功名。究其實，這兩次勝利規模皆不大，攻其不備，突襲而勝，似有運氣的成分。而小戰鬥不能影響戰爭全局，故紙橋戰鬥后，法軍反撲，先後攻佔越南之富春、順化、海口，併入據越都河內。法軍約一萬多人，水陸兼程，氣勢洶洶，兵鋒所向，正是越南山西、興安各省。大敵當前，劉永福有些怯陣了。借了越王的退兵令，他也想退守保勝。倒是他的部將扼腕憤痛，這才打消了劉永福的退兵之意。其副將黃守忠的表態，最為堅決：「公毋退保勝，請以全軍付末將守山西，有功公居之，罪歸末將。」

當年十一月，法軍攻破興安省，又攻破山西省。劉永福黑旗軍大潰，退保興化。從這時起，黑旗軍的神話終結了。光緒十年（1884）二月，法軍陷扶良，進攻清軍重要防地北寧。雲貴總督、清軍督師岑毓英遣唐景崧率劉永福全軍赴援。劉永福竟以山西之圍時廣西提督防軍統領黃桂持坐視不救為由，拒不受命。唐景崧力勸，劉永福才勉強出兵。兵至北寧，清防軍已潰。北寧失守，劉永福率部重回興化。后不久，即因軍糧不繼而退屯文盤洲大灘。岑毓英比較賞識劉永福，北寧失守前，曾允黑旗軍擴編至十二營；北寧戰後，即光緒十年八月，岑氏又奏言劉永福可供驅策，於是清廷擢劉永福為「提督」（從一品），賞花翎。

繞一個人生的圓弧，劉永福從「造反者」、「流亡者」演變為頂戴花翎的「忠君者」、「愛國者」，可謂功德圓滿。

加官晉爵后的劉永福在當年九月的宣光爭奪戰中，奪法人兵船二十多艘，斬法兵數十級。法人退守宣光城，劉永福乘勢收復了宣光、興化、山西三省的一批州縣。這些州、縣，法人奪而復棄，故得來容易。到了光緒十一年（1885）春天的諒山大捷，戰爭主角已經換成了馮子材、揚玉科、蘇元春、王德榜諸人，劉永福只能退居偏師地位。

劉永福以一個「流亡者」的尷尬身份，統御烏合，迎戰法人，能夠取得連斬敵將的勝利，確屬不易。

但「勝利」與「勝利者」皆不宜誇大。誇大的歷史，就不再是原初的歷史。

考察國人誇大劉永福戰功的過程，由來也早。可以說，這是一種「同步誇大」。李鴻章比較清醒，他沒有美化劉永福，也沒有醜化劉永福，即便在劉永福部潰敗山西后，李氏都能公允地上奏：「劉永福以新集之軍隔河而守，山西本是危道，殺傷相當，棄城走險，疆場勝負，彼此何常？此亦未足介意。」

法國人雖連連敗於劉永福，卻沒有迷信劉永福的戰鬥力，更沒有畏懼他的存在。「懸萬金購劉永福」，那是法國人的戰場宣傳，意在離間越人與劉永福的關係。這種宣傳動作被清國朝野都誤讀了，他們一是認為法國人怕劉永福，故將劉永福當成一張抗法王牌去打；二是認為法國人恨劉永福，估計必在談判中索要劉永福，作「戰犯」處置。張佩綸在左副都御史任上尚未出京時，曾上奏朝廷，提醒在法人索要劉永福時，請飭李鴻章、岑毓英顧全大局，對其加意保護。接奏，朝廷諭李鴻章先事籌計。

其實，李鴻章居高望遠，倒是對劉永福與其黑旗軍有一個較為客觀的看法。光緒十年四月十七日，李鴻章在天津與法國水師總兵福祿諾談判后，擬訂中法間五款和約，並專折上奏。就在這道專折中，他談到對劉永福一軍的評價曰：

至劉永福一軍，從前乘法兵單寡之時，屢殪法將，法人恨之切齒，必欲報復。上年曾紀澤迭與該外部商論，由中國設法解散約束，而法廷添兵攻取，意不稍回。去冬克山西，黑旗精銳傷亡甚多，已受大創，今春劉永福募四千人援北寧，亦不戰而潰。其御大敵，何怯也？華人專采虛聲，僉欲倚以製法，法人固深知其無能為役。此次福祿諾絕未提及，我自不便深論，將來該國另派使巨若議及此，當由岑毓英、潘鼎新酌定安置之法。

同折，又言及劉永福軍情道：

聞劉永福所部冗雜騷擾，與越民為仇，實為邊境後患。擬請旨密飭雲南、廣西督撫巨嚴明約束，酌加減汰，豫籌安置妥策，俾無生事滋擾，則保全者多矣。

光緒十年七月，清廷仍然對劉永福抗法懷抱幻想，故賞他為「記名提督」。此前此後，劉團在中越邊境線上基本無所建樹：退駐保勝，規復北圻，宣光兵潰，退駐思欽……銳氣蕩然，雄風不再。

考劉永福在中國近代史上被追美的緣由，蓋因積弱久敗，實在需要一個英雄人物來為老大帝國粉飾無奈、為子民萬姓點燃希望而已。有劉永福出，在邊境之外，面對列強入寇，居然也敢拼敢打，屢有斬獲。這真是不加培養而冒出的「典型」！於是將小勝宣播為大勝，將意外之勝鼓盪為必然之勝，劉永福便成為印證大清國民魂可聚、軍魂可恃的雄辯存在。

劉永福被利用，於他自己並無害處。加官晉爵，封妻蔭子，戎馬倥傯，終也能頤養天年（劉永福活到81歲）。這是他的福分。「宣傳」的效用，僅僅是精神安慰，劉永福除了初期的抗法戰績外，他真的無法挽救大清國的危亡。清醒的後人無意苛求劉永福，也並不貶低他個人的英雄主義。

在抗法前線的劉永福曾向脅從法人的越南人發一「告示」（即《解散脅從法人示》），勸其改過自新，反戈一擊。這「告示」對法國人的兵力做過如下表述：「法人數敗之餘，屢次調兵，號稱數千，其實不過數百。」這一估算，可能有意貶低對手之力，但相去不會太遠。

另據《梵天廬叢錄》分析：「考劉永福保勝之挫法將，實恃地險，又其時法將探路，隨兵無多，且不意有中路之劫，而劉永福功名以起，亦幸矣哉。」

「宣傳」無朝不有，無法杜絕。常規的思維是，既不能廢「宣傳」於必須，又不能崇「宣傳」而廢史；尤其在舊「宣傳」降溫后，我們要能恢復歷史的清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