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自白

我的自白

我開始用宿命的眼光來看世界。

這種感覺一般都是從機場開始的。在那裏我第一次感到不祥之兆。在想像的畫面里,爆炸四起,警報長鳴,牆倒屋塌,屍橫遍野。

可是,當我到達目的地,從計程車里向外張望時,看到的卻是人們在每天必經的路上熙來攘往,數不清的高樓大廈里一派繁忙景象,成千上萬輛汽車要務在身、疾馳而過。這一切的秩序看起來彷彿牢不可破,這樣的情景似乎會永無止境,一成不變,而又理所應當。

然而僅僅一場戰爭、一次動亂、一枚臟彈、一起天災、一支叛軍、一輪經濟危機或者一瓶病毒,這一切便會喪失殆盡。這樣的場面我們都曾親眼目睹,在廣島,在德累斯頓,在波斯尼亞,在盧旺達,在巴格達,在哈拉布甲,在新奧爾良。

美國社會,看似牢牢構築於水泥與傳統之上,其實只不過是文明的一處臨時棲息地。200多年前我們入住,說不定哪一天我們就要離開。無論是瑪雅廢墟、古埃及遺址,還是羅馬的古迹,無一不使遊人感慨命運之無常。不知道距離遊客憑弔美國廢墟的日子還有多久?

用宿命的眼光來看,這就是世界的原貌。於是你開始思索從花花世界到荒無人煙之間的空白地帶。你開始設想末日何以降臨,如何發生,你和你所愛的人們是否能逃過劫數。

當然,我並不希望有世界末日。也許它永遠不會來臨。但這是我有生之年第一次感到災難近在眼前。這一理由足以讓我有所行動。趁為時未晚我必須行動起來,拯救自己,拯救親人。

我不想躲在地下室與年邁的老婦爭搶麵包,也不想在槍林彈雨下被迫行軍,更不想在難民營死於霍亂,或者遭遇歷史課本上說的那些其他可怕的事情。我只是希望能夠安然躺於海濱沙灘編寫美國史書,遠離那個由自私自利的政客、姦邪刁滑的CEO和惡毒愚忠的狂徒充斥的西方世界。

我要成為那個劫後餘生、大難不死的生存賭注大贏家。

我並不總像這樣思考。不過話說回來,我的確有些天真,因為我們這一代美國人總是相信自己可以超越歷史。20世紀的頭20年世界經歷了第一次世界大戰。下一個20年的大蕭條讓人刻骨銘心。接下來的20年始於第二次世界大戰。而隨後的一代則遭遇了越戰。至少在千禧年前,以往歷代的深重災難沒有在我們身上重演。

此後,從1980年到20世紀末——一切都安然無恙。至少沒有戰爭、國難或什麼生死攸關的事情,大到足以將我們從這個唯我獨尊的世界拽出,把我們從這個人民飽暖安逸、金融經濟繁榮的一己之見中喚醒。

誠然,美國社會並非十全十美。但是對於許多國人來說,好像除了還沒有找到能夠治癒愛滋病的良方、解決毒品問題的方案和打擊城市黑幫暴力的辦法以外,美國幾乎可以說已經完美無缺了。

然而接下來的一切,突如其來,毫無徵兆。

歷史就這樣發生。恐怖襲擊,全國嚴打,洪災肆虐,銀行破產,經濟崩潰。

我說不清楚我對現行制度失去信心的確切日期,因為以上五件事在某一個時期內接踵而至。然而就是在這一時期——大致與布希政府的任期相當,也許是巧合,也許不是——我漸漸醒悟。因此我決意無論將來政治歷史如何風雲變幻,我都將自力求得生存。

儘管奧巴馬政府的登場帶來了一線革故鼎新的希望,但是我的心結已經解不開了。因為現在我已經明白,即使是在美國,任何事情都有可能發生。

備戰備荒的任務的確艱巨非凡。儘管有人生而強悍,但我不然。我的父母住在芝加哥一棟72層樓的第42層。他們既不會野外生存、捕獵耕種,也不會自己烹制食物,甚至沒有自己動手修理過東西。

至於自立以後學過的本領,我成年後的大多時間只是在為《紐約時報》做音樂撰稿人。因此,說起搖滾和嘻哈我可能無所不知,但若論及刀耕火種和自衛搏擊,我實在一無所知。實際上,我這輩子還從沒跟誰打過架,倒是被搶劫過兩次。

總之,一旦社會崩潰,除了寫作我什麼求生的技能都不具備。充其量我或許可以說服某個具備生存本領的傢伙,不過或許他們能救我於水火,或者會再搶我一次。

但是往事不再。今天的我可以在秒內拔槍,瞄準7碼以外的目標,並連續擊中目標的心臟兩次;我可以用兩根木棒鑽木取火;我可以在追蹤獵物或同類時分辨700種不同的足跡;我可以在荒野中僅憑一把刀和身上的衣服生存下來;我可以在沙漠中取水,把海水提純,可以接生嬰兒、駕駛飛機、撬鎖盜車、搭屋設陷、躲避殺手、縫合槍傷、徒手殺人,甚至帶上來自某偏僻島國的偽造公民文件然後越境潛逃。

當你一不留神遇上麻煩,你一定會需要我。那時你會想做我現在所做的一切。因為我曾師從高手。

你可以說我是個瘋子。

或者你也可以聽聽我這8年來的故事,聽聽我是如何意識到,祖國其實並不能真正保護你的身家性命,而你必須自己採取行動。

這可能真的會救你一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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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下危機世界的「逃亡計劃」:逃吧,地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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