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1934年 影評大戰(圖)

1933—1934年影評大戰

舞文弄影筆生硝煙

上世紀30年代，隨著主流文藝界人士大量進入影界，以及專業電影類媒體的繁榮，中國影壇興起了第一次電影評論與理論的熱潮。其中最激烈的一章，莫過於1933年前後，左翼影評人與以《現代電影》為陣地的「軟性電影論者」的論戰。

電影大歷史：「軟」與「硬」的鬥爭

據說世界上第一篇長得像影評的文字出現在1896年的美國報紙上，一共四段的文章里有三段是在描述愛迪生這個「天才發明家」的「最新的玩具」，只在文末發表了作者的意見：「這是一次特別的展示。」中國最早的一篇所謂的「影評」也有異曲同工之妙，只是最後的一句評論換成了中國士大夫式的詠嘆：「人生真夢幻泡影耳！」簡單地說，誕生之初的影評就像現在很多晚報的專欄一樣，一個字———水。

當然，風水輪流轉，當年的這種很水的文體現在已是黃袍加身，成了各大網站招攬點擊率的必殺技，更是青年才俊快速出名的捷徑。不過要論到影評對電影創作真正的影響，現在可還及不上上世紀30年代的百分之一。

當年那一波影評的繁榮離不開左翼文人向著影壇的進軍。為了「展開輿論上的宣傳」，左翼文人成立了一個專門的「影評人」小組（或許是中國最早的影評社團），在1932年間佔領了上海各主要報紙的電影副刊。從現在的資料看，這批影評人對電影有著瘋狂的熱情，凡是在上海放映的中外影片，他們每片必評，為了讓自己的聲音更整齊響亮，對重要影片的評論還會專門開會統一口徑。對於他們認為具有進步意義或反動色彩的影片，更會約定日期於各媒體同時刊發影評加以推薦或實施無情的圍攻。

當年名噪一時的「圍攻」事件是《人道》和《粉紅色的夢》的挨批，這兩部影片被認為是在宣揚封建道德，掩飾社會矛盾。批評的結果是，兩位導演卜萬蒼和蔡楚生立刻轉變了自己的創作道路，很快就分別拍攝了《三個摩登女性》和《漁光曲》等左翼電影，可見當時「放大鏡」型影評的力量。當時有些電影因為害怕受到評論的鄙視，甚至沒來由地在片中加入幾句口號，或者在片尾硬補上一段「進步」的尾巴。

「左翼影評」開始遇到對手是在1933年3月，劉吶鷗、黃嘉謨等人創辦了一家《現代電影》月刊。這批影評人多是現代派作家出身，其中像劉吶鷗、穆時英更是一時才俊，可惜後來兩人入了汪偽政府，又撞上了鋤奸隊，年紀不大就橫屍街頭，兼之沒能娶上像張愛玲這樣的老婆，現在已經不為文學青年所知，不提也罷。黃嘉謨當年卻給電影下了一個有趣的定義：「電影是給眼睛吃的冰激凌，是給心靈坐的沙發椅。」他們覺得左翼影評「奢談意識」，太「硬」，電影「應該是軟的」，藝術至上的。

這場電影的「軟硬之爭」持續經年，雙方論戰的中心今天看來大概就是「內容」與「形式」之爭，或者用更時髦的學術話語說，就是「所指」和「能指」之爭。不過，兩邊唇槍舌劍並未停留在理論上，讀過魯迅雜文的人都不難想象當年論戰的煙火氣，在損人之道上雙方都是妙語連珠。

「文變染於世情，興廢系乎時序。」雙方理論路線的背後，當然少不了社會背景和各自的政治傾向的影響。也許正是這個方面的原因，兩家的命運才會截然不同。翻開今天的影史，劉、黃等人的理論只是作為「左翼」的對立面出現而露一小臉。如果沒有邊陲的炮聲，這些柔軟的電影評論是否就不會被寫入歷史的頁冊呢？

「電影雜誌年」

現代新聞傳播史上，有一個很通俗很流行的叫法，稱呼1933-1935年為「雜誌年」，因為在這幾年中有著比之尋常年頭更多的新雜誌問世，從而形成一個雜誌出版**期。同樣，在那三年裡有大批電影雜誌出世，亦可稱之為「電影雜誌年」。

自中國電影史上第一本《影戲雜誌》（1920年1月）誕生以來的第一個十年（1920年—1930年），僅僅大約出現過二十餘家電影刊物，而第二個十年（1931年—1940年）就有九十幾家電影刊物問世（以上所指不含戲劇電影混編的綜合雜誌），在這近百種電影刊物中，出版於這三年的即佔了半數以上（絕大部分產生於上海一地），這其中包含著許多著名影刊：《明星月報》、《文藝電影》、《時代電影》、《現代電影》、《明星半月刊》、《電聲》、《電通》、《聯華畫報》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