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識分子的正氣和第二次創業(2)

我是一個球迷，精彩的球賽我都喜歡看，除了球員們精湛的球藝和那股拼搏的勁頭令人振奮外，這些場面還常常讓我聯想到社會學、人類學的工作。大到前面我講到的不同文化的人能不能有共同理解的問題。我在電視里看巴黎「世界盃」的足球賽，這說明不同國家的球員可以在同一球場里踢球，而且大家知道誰輸誰贏。這個東西不容易啊。對壘的雙方之間共同性的存在是可以發生的。而且最有意思的是，裁判看錯了，大家還是服從，這已經超過了一般的理性和感情。我是希望將來的世界能變成一個國際的賽球場，很多基本的人與人的關係、合作關係，在球場裏邊發生出來。我認為這是一個很好的社會學的課程。我們現在還沒有人認真地說明它為什麼成為可能，為什麼不同的球隊能在一個場合之下找出一個Ｃｈａｍｐｉ-ｏｎｓｈｉｐ。如果將來這個世界可以這樣子，那我們這個世界就很和平了。

小到一個學術帶頭人和他的研究隊伍。我曾在《清華人的一代風騷》中以湯佩松教授為例，說他的一生確是有點像一場精彩的球賽。他一絲不苟地嚴守着科學家的競賽道德，又毫不厭煩地組成一個抱成一團的科學隊伍，在困難重重中，不顧一切私人犧牲，沖在別人的前面。超前或敏捷過人是他突出的個性，他老是跑在他這門學科的前面，使他的老師輩或當時的權威瞠目結舌。他一生奮鬥的目標是清楚自覺的。他在科學領域裏衝鋒陷陣、義無反顧、不達目的不止的勁頭，完全像他在球場上踢球一般。引起我興趣的還是他哪來的這股勁頭和精神。

湯先生在他的回憶錄中說：「我……在學習和工作中能克服許多困難和挫折以及在生活和工作中的優良運動競賽作風，態度及精神，是和清華８年間的強迫性體育制度分不開的。」他這裏所說競賽作風、態度及精神指的就是英文中的Ｓｐｏｒｔｓｍａｎｓｈｉｐ和Ｔｅａｍ-ｗｏｒｋ。以足球來說，Ｓｐｒｏｔｓｍａｎｓｈｉｐ是競賽道德，是從球員怎樣對待競賽對手來說的，要能主動的嚴守球規，己所不欲勿施於對方，不搞小動作，尊重裁決，不計較勝負，始終全力以赴。在這種競賽精神下才能顯得出球藝。球藝是以此精神為前提的，兩者也是分不開的。Ｔｅａｍｗｏｒｋ則是從球隊內部隊員之間的關係來說的。各個隊員要能各守崗位，各盡全力，密切配合，不存個人突出之心，步步從全隊整體出發，顧全大局。這兩條其實是人類社會賴以健全和發展的基本精神。

正是體育鍛煉或球賽使湯先生不僅明白競賽道德是對人處世的基本守則，而且深信隊伍組織是成事創業的不二法門。足球要個球隊，科學研究要個實驗機構。湯先生在抗戰時期在昆明「大普集」建成了一個有名的科學中心。他在回憶錄中寫道：「就我個人及我的研究室的許多同事來說，這一段的生活佔了抗戰八年中的最長時間，是工作和收集青年工作人員最活躍、最旺盛的時期。這段時間內在生活上愈來愈艱苦，工作上由於物資的來源愈來愈困難也更加艱苦。而正由於此，我們之間也愈來愈團結，意志愈堅強。無論是在工作中、在生活上，總是協同一致，互相幫助……這６年在為國效忠和為國儲材上也是一個最集中和**的時期。」——他說的正是上面所說「正氣」的註解。

我不由自主地想到同一個時期在昆明「魁閣」社會學研究站工作的情景。我也記錄過同樣的感受。「這一段時間的生活，在我的一生里是值得留戀的。時隔愈久，愈覺得可貴的是當時和幾位年輕朋友一起工作時不計困苦，追求理想的那一片真情。戰時內地知識分子的生活條件是夠嚴酷的了，但是誰也沒有叫過苦，叫過窮，總覺得自己在做着有意義的事。我們對自己的國家有信心，對自己的事業有抱負。那種一往深情，何等可愛。這段生活在我心中一直是鮮紅的，是永遠不會忘記的。」這就是大家常常懷念的西南聯大精神，體現了知識分子的一片真情，一股勁頭，一種「正氣」。

在此世紀交替，代際交替，國家大搞科教興國戰略之際，知識分子的第二次創業就需要重振這種精神，這股正氣，努力提高道德素養和境界。在改革不斷深化，社會發展迅速，知識競賽更加激烈的今天，提倡重建競賽道德和隊伍建設以適應新時代的要求，有着更加深遠的意義。我們期待年輕一代的社會學人類學者為此開拓出一個新局面，做出新貢獻。

１９９９年９月３０日定稿([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