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氓涉政(2)

如上文說，監生是王朝的「後備幹部」，而生員乃貢生、監生的本源。監生到一定時限，即可被選任為官，部分監生又可通過科舉入仕之途。縉士鄉紳是監生髮展的未來。可是在此前如果是造謠生事，縱情淫蕩無賴之人，一旦為官，又不過是流氓入仕而己。晚明仕道黑暗，貪官驟增，雖有朱元璋所定嚴刑峻法亦不能制止這種情況，看來又與社會生活之中無賴流氓的大量存在，進而又影響到監生、生員有直接關聯。

明代的流氓也滲透到最基層的鄉村政治之中。明代中期后，保甲制代替里甲制，無賴流氓替代了鄉間耆老成為保長、保正。原來的鄉間大老憑藉自身的威望進行了鄉間治理。而後來鄉民困頓，只好雇傭市井無賴充之。另有無賴充任收糧之官，他們專門剋扣小民百姓，以肥私己。

明代流氓涉政之另一表現為流氓與太監合一，而明代太監專權成了家常便飯，更使大批流氓躋身政治舞台。

最明顯的例子莫過於臭名昭著的魏忠賢，年輕時本來就是吃喝嫖賭樣樣來，成天與一幫無賴鬼混的流氓，後來賭輸了大錢，還不起，走投無路，才自行閹割，進宮當了太監，正是這樣的流氓無賴，卻在天啟年間掌握了國家大權，專權亂政，稱九千九百歲。

明代太監不僅從流氓起家，而且一旦得勢掌權以後，招納亡命之徒，成為其頭領，對他們頤指氣使。這些無賴，對太監的權勢甚是羨慕，力圖藉助太監的權勢，為自己找到一棵庇護的大樹。東廠西廠的設立，是太監參與政治最顯著表現，他們雖沒有官職，卻通過這兩個特務機構進行直接或間接遙控指揮。

東廠自設立，即成流氓無賴的淵藪。「凶人投為廝役，赤手巨萬，飛誣及於善良，招承出於私拷。欲清奸尻，而奸尻益多。」東廠與流氓及其活動此不多述，此需說明的是太監所掌的西廠。西廠亦由太監任提督，其人員權力超過東廠，活動遍及各地。成化年間。憲宗將一切大權委給太監汪直一人，當時汪直尚年幼，未諳世事，只好轉權於群小，群小即大部分是流氓。西廠主管緝訪謀反、妖言、強盜、人命及盜倉庫、錢糧等，后又擴至專門搜尋細故，從街市鬥毆，爭雞斗狗，到一時躲避不及之人，皆拿獲拷打。東西廠不僅僅是朝廷的特務機構，而且也使流氓參與政治合法化，使他們不必再暗地裡敲詐，而是堂而皇之地公開勒索，甚至掠奪。

太監專權無異於流氓涉政，其中原委還可從太監自身的心理尋找原因。入宮前，太監多是一些清苦之人，而且其中一部分是為尋找榮華富貴引刀自宮者。撇開入宮前的流氓習性不說，太監在生理上的不自足逐漸轉變為心理上的變態，使他們在生理、心理上尋找人生的支撐點。用弗洛伊德的理論來解釋，他們從精神到現實都具有十足的閹割情結。試想，生活在男女二分，以家庭為單位的社會裡，非男非女、無家無業是一種什麼心理狀態。倘若說成為被閹割的太監是社會對他們的不公和報復，那麼他們對外在世界的回應性報復是在情理之中。其因勢趁利，利用身邊接近皇權中心的優勢，弄權玩勢，專政於朝廷，在這過程之中的手法與社會變異分子流氓並無二致。

清代流氓在政治領域活動範圍雖不及明代，但也非常活躍。首先，他們干預朝政，變化法治，康熙間北京曾有一批「奸棍」，散布揭帖。另有不肖官吏，也唆使「劣棍」散貼布告，這些奸棍、劣棍無非造些無中生有之事，造謠中傷，以達到某種不可告人的目的。

其次，干預官員之升遷。流氓為官員所雇傭，聲稱民意，在遇不測時為己請願，是以每遇有官員遭罷黜，必有棍徒聚眾保留，或罷市，或公舉，或分投各衙門投遞呈狀。這種情況，各省均有。然而，一旦官員得獲美缺，卻少見上述情況。這種擁保行動的結果，是流氓更緊密地與官員勾結起來，從而把持衙門，魚肉鄉里。

第三，打官家旗號是流氓常用手段。此舉一例。乾隆的私生子福康安每每外出，手下家奴不斷騷擾驛站，無所不為，官府也不敢幹涉。當時有一無賴，名叫天保的正好利用了這一情勢。他少時與福康安的家奴有關係，知道他的喜好，於是他和同黨打著福康安的旗號，一路敲詐，騙取了不少錢財。一日，到了湖南辰州，正好知府清安泰乃福安康的門生，覺得有必要前去拜訪，便手持厚禮去拜訪，卻被侍從拒在門外。清安泰心中懷疑，覺得自己不至於被拒，便突然沖入房內。當時天保正在戀床，清安泰上前揭開被子，於是真相大白，立即召集隨從衙役，將此班流氓等一網打盡。清時流氓私造印信一事，史籍多有記載，光緒間，曾拿獲土棍刁大等人，他們「私造印信，捏作公文」，並詐稱奏案字樣到處行騙，的確是流氓手腕。

民國時流氓涉政主要表現在流氓化的幫會與官場相勾結。幫會與官場相勾結，這在某些幫會中是有歷史傳統的。如青幫創始之時，本來就是為清廷漕運服務的，幫首及各級頭目，均有職有餉，這使他們有條件與各類官場人物由相接近進而相勾結。青幫所立十大幫規，也明明有不許盜邪淫蕩之條，恪守仁義忠信之語，這使得一些政府官員以為該幫宗旨與他們信奉的「仁義道德」那一條並不違背。因而官員入幫並不罕見。

後來漕運既廢，青幫生計斷絕，無所事事，種種橫行不法行為於是滋生起來。而此時官員入幫人數己日漸眾多。流氓涉政在青幫發展的初期表現為官員入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