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流氓化(1)
所謂政治流氓化是指政治系統在較重要的局部或較大範圍內按照流氓的行為邏輯來運行，因而我們可以預見，在有限的權力範圍內，政治流氓與政治流氓化是可以分離的，兩者沒有必然的聯繫。當然，大的政治流氓在實際政治生活中多存在於流氓化的政治系統之中。
政治流氓化存在的條件可能有：首先，權勢人物及其擁立者多來自下層社會，這些人不僅文化教育不足，而且由於其特殊經歷，在早年生活中遊手好閒，與市井鄉里流氓混在一處，不能不受其意識行為的影響；其二，中國歷史中政治上下變動頻繁，原先的貴族經常被打倒至社會最底層，其擁有良好教育、受儒家文化傳統影響較深、遵守遊戲規則的一面在政治生活中不再有持久影響力，其他的條件與各個具體政治體制(朝代)相關，變數頗多，本文將在具體論述中予以說明。
漢代的政治流氓化。漢代的開國將領多為「豎子成名」，除劉邦這個無賴出身外，整個統治集團之中具有流氓身份的人實為不少，形成漢代統治中心的流氓政治。
劉邦手下的將帥，曹參、蕭何曾為府吏，除此外多有偷雞摸鴨、雞鳴狗盜之徒。參謀人員張良也與「俠客」和市井少年多有聯繫；韓信「家貧無形」，在與江淮之地的少年衝突時不得不忍受胯下之辱，而後人將之理解為大丈夫能辱能伸之範例，只不過因為後來他成了事而已；樊噲為劉邦連襟，「以屠狗為事」，然其極為粗魯蠻橫，這在劉邦涉「鴻門宴」時表現得暴露無遺，其他的官員當中也多有些無賴，沒有接受儒家的詩書教育，甚至基本的道德修養也很差。
劉邦手下權臣孫通不斷向劉邦推薦「大猾」，包括韓信、英布、彭越這些無行無信然而卻勇猛善戰之流，而這些人後為劉邦重用。他們對兵法雖然不甚精通，採用痞子戰術卻足以對付項羽之類莽夫。至此，我們可以理解，洛陽舊宮內「群臣飲酒爭功、醉者妄呼，拔劍擊柱」，簡直是流氓大聚會，是被勝利熏昏頭后的衝動，這是下層社會來的「功臣」本性的必然表現。漢代的一些皇親國戚與一般大臣，帶有流氓習氣者也不乏其人。像劉彭離身為封王，即糾合「亡命少年」，「專干一些行剽殺人」的壞事；廣川王劉去疾，也網羅無賴少年，專干遊獵，併發掘他人墓葬。
五代十國的流氓政治。五代十國時期是流氓史上的「黃金時代」，流氓活動不再局限於社會生活的下層，而且還是上層政治生活中最惹眼最活躍的成分，政治的流氓化已經達到登峰造極的地步。
這個時期不斷變換的各個政權，多由來自社會底層的流氓團伙首領或骨幹所建。這些「皇帝」有自己的綽號，後梁太祖初是連莠黨都厭惡的「朱阿三」。他在「開國元年」在開封舉辦國宴。只見酒過三巡之後，文臣武將，皇族新貴，各個挽袖出臂，猜拳行令，大殿之上亂得成了賭場。剛才還是九五之尊的「陛下」，現在卻和幾個酒肉朋友賭錢，在爭賭之際，滿口村言醉罵。
突然之間，有人破口大罵，對著當今皇上吼道：「朱阿三！你不過是一個小百姓，適逢運氣，皇上提拔你當了四鎮節度使，有什麼地方對不起你的？你卻忘恩負義，滅了唐朝三百年社稷！」說罷，劈手奪過皇帝面前的骰盆，嘩嘩啦啦全部摔到地上。這個敢犯「龍顏」的人，正是朱溫「皇兄」朱金昱，只見他摔過骰盆后，也不顧皇帝在身後罵罵咧咧，恨恨不已，竟自出宮向老家去了。
其他政權的頭腦，還有「獨眼龍」、「鬥雞」、「郭雀兒」、「賊王八」、「白馬三郎」、「無賴子」等等，值得我們仔細琢磨。如後漢高祖劉知遠、吳王梅行密，南唐國主李煜等亦都有兵痴、無賴、賭棍、打手、走私犯等底牌可查。
流氓頭子稱帝稱王，團伙骨幹自然就出將入相。信手拈兩套五代十國的「政府班底」來看看。後周郭威的部下，從老七兄弟馮暉排起，向上一直從偷雞摸狗玩到殺人放火的亡命之徒。再聽聽擁有的「鮑不鬧」、「柴黑子」、「顧和尚」、「李貓」、「王劍兒」等諢名的一班節度使、兵馬使們的「雅號」，可以想見當時的一般狀況。前蜀光天四年，布衣蒲禹卿上一道策論說，現在是「衣朱紫者皆盜跖之輩，在郡縣者皆虎狼之人」。編修《宋史》的史官們講的更乾脆：「宋初諸將，率奮自草野，出身戎行，雖盜賊無賴，亦廁其間，與屠狗者何以異哉？」須知，宋初諸將幾乎全是五代時期的權勢人物。
這些由市井之徒組成的各個短命王朝，滿地皆可笑之事，與賭場聚所、娼間小處、無賴所居簡直無甚差異。
獨攬吳國大權的徐溫，販賣私鹽很在行，可是個文盲，看不懂奏章；後唐主李勖最迷唱戲，將朝中所有事務托給宰相盧程，誰知盧程又是塊「福淡無他才」的料，讓起草個奏章，竟然說「叨忝成名，不閑筆硯」。後漢的掌權者，自身鄙陋，可是又瞧不起儒生。太師兼侍中史弦肇自幼「遊俠無行」，發跡后老掛在嘴邊的是「文人難耐……可恨、可恨！」以檢校大尉名義同平章事的伍章更有一套蔑視文人的依據:「這般人，哼，你若給他一把算盤，連怎麼用都不知道，能幹什麼事?」如此水準者，還指望他有什麼安邦治國的良策呢?
五代時期，除了後周特別是在郭威的養子柴榮做皇帝后，有過一番銳意更化的氣象外，其他的則根本不管亦不知生產之事，他們所擅長並且很樂意去乾的，就是對社會政治經濟的大破壞。朱溫決黃河之堤以保溫州，燒盡堆積如山綿延500里的糧草儲備以「清野」，都說明什麼叫流氓意識在「政策策略」中的體現，或乾脆叫「流氓政策」。還有那位「鬥雞兒」李存勛，堅信自己是「於十指上得天下」，非但壓根沒想過恢復生產的問題，還每天帶著大批人馬外出打獵，肆意踐踏老百姓辛辛苦苦在滿目瘡痍的土地上生產開墾出的農田。他甚至連金鑾殿上的秩序也無意建立，倒是覺得這個地方很寬敞，於是放養了一群惡狗，坐朝時群狗或卧或跑，或蹲或竄，「大臣」們就在這樣吠狺相伴的環境中與「皇上」商量大事。荊南高季興父子的「基本國策」更是為「妙」，由「政府」組織攔路搶劫，凡各國外交使團或客商行旅打荊南路過，無不被搶。他們不想關心生產，黑道白道上來的財利就是「國庫」收入。(參見完顏紹元《流氓的變遷·無賴國古代流氓史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