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降(1)(圖)

有些流氓被豪強豢養，成為他們的爪牙，打手。打群架，橫行市井，以強暴之力詐取市井百姓的錢財，這也是流氓的又一手段。宋代流氓時常在城市裡欺行霸市，侵暴鄉村入城小農，動輒打人，而且打人的拳法還自成一派，號稱「社家拳」。南宋時期，還有一批不逞之徒，專門「以掀打衣食戶為事」。即使受害者告官治理，也毫無作用，以致其害益甚。這類流氓活動，在當時也有專門的稱呼，稱為「打聚」。大概也正是因為流氓善打，所以流氓當中的確有不少頗有點拳腳功夫者，即使這種功夫不過是花拳繡腿，在真正的武林高手面前，只好烏龜縮頭，連大氣都不敢喘，然對付「白痴」還是綽綽有餘的。《金瓶梅》小說中「破落戶」西門慶，其實就是這類流氓的代表。動不動就打人，在街上如山神惡煞一般，這大概就是人們對流氓的基本印象。明代成化年間，在長江沿岸，上自九江，下至蘇州一帶，就出了一批兇惡流氓，在大白天公然撒潑，「毆打平人，搶奪財物」，有時甚至將人打落水中，傷人性命，其凶頑放肆的程度，猶如強盜一般。（《皇明條法類纂》卷三四，《沿江等處毆打平人搶奪財物照在京事充軍為民》）當時，北京的流氓也極凶暴刁潑，專以打人為生。他們時常拿著流星袖棒，有時攜帶秤錘、尖刀，藏在身上，強霸他人妻女，「欺打平人」。有時碰到地方上的大戶解送各項錢糧到北京，這些流氓兇徒就乘機搶取財物，稍有不從，「輒便欺打」（《皇明條法事類纂》卷三四，《禁約喇唬光棍欺打平人把截買賣搶奪財物賭博詐騙害人等項又窩藏奸宿開張賭場》）。流氓這種「打」，通常情況下是對一般平民百姓的，然而有時流氓之間也發生衝突，出現互相仇殺的局面。如在江蘇太倉沿海一帶，就有一些流氓以販賣私鹽為業，繼之則結黨行劫，最後導致「互相仇殺」（周用：《浙直鹽法疏》，《皇明疏鈔》巷四二）。天津的混混兒經常打群架，以顯示自己的實力，也算是耀武揚威；上海的白相人也常在茶館中「吃講茶」，如果言語不和，最後也訴諸武力，靠鬥毆解決問題。而流氓與流氓之間的尋仇打毆，比起流氓毆打平民來就更為凶慘了。清代，松**浦縣周浦西六里，名蘇家橋，此地就有一些流氓，時常擾亂社會治安，還動不動就鬥毆打降，有時他們內部也發生一些流氓群體之間的群毆。據載，蘇家橋一帶，比較有名的流氓有陸寅、王六等人。有一次，他們攔路搶劫了一客商之米，被周浦鎮鄉兵擒獲，就地斬首。周浦鎮地方雖小，但流氓的「打降」活動卻極多。鎮上大富之家不多，而小康之家確也不少。鎮上的人獲知此事以後，知道蘇家橋的流氓會前來尋釁報復，於是一些「強梁者立起議論，倡為先鋒之說。分一鎮為四境，每鋪之富商店鋪，或兩數，或錢數，各就其地，每日送與強梁者為防護焉。整備刀槍器械，置造旗幟衣甲，編十家為甲，練集鄉勇，鑄成大炮，以御搶掠」。應該指出的是，這其中的所謂「強梁者」，也無非是一些流氓打手，只是由於他們才敢出頭露面，充當鬥毆中的「先鋒」，所以當地百姓才將安危寄托在他們身上。在當時看來，作這種抵禦流氓的準備是完全必要的，不久，蘇家橋的流氓卻真的糾合梁家角並塘口等地的流氓，前來周浦鎮報仇，「三更時分，東西發號炮，各家驚愕」，「人人結束執械，思圖混戰」。（姚廷遴：《歷年記》上）這場混戰，實際上是一次鄉鎮流氓之間的大鬥毆，其結果是可想而知的。「打行」原是明代存在於三吳一帶的流氓組織，其間的參加者都是一些職業打手。這種組織至清代仍存在。在清代流氓中，也有專事打架的「打手」。那麼，清代的「打手」究竟是些什麼人呢？對此，清人魏禧作如下記載：「四方行教者，技藝悉精，並諸殺法，名曰打手。」（魏禧：《兵跡》七，《華人編打手》）如康熙年間，「男子聯姻，如貧不能娶者，邀同原媒，糾集打降，徑入女家搶親。其女必婿親扶上轎，仍以鼓樂迎歸成親，次日杯酒釋歡」。民間發生訴訟，一般雙方「各有生員具呈」，到了聽審那天，雙方「又各有打降保護」。所以，「打降」又稱「打行」。打行的頭兒一般善於拳勇，他的部下都是一些少年無賴，「聞呼即至，如開行一般，謂之打行」（顧公燮：《丹午筆記·打降》）。這些打手，有些被豪強豢養，成為他們的爪牙；有些本身就是遊手好閒之徒，平常日子輪叉舞棍，演拳弄棍，「遍遊街市，射利惑民，打降賭博，無所不至」（《大清律例大通新纂》卷二六，《刑律鬥毆》上，《鬥毆》)；有些就自稱「槍手」，參與地方械鬥，受雇在場幫毆。在杭州，由打行中的打手所參與的打降活動非常猖獗。如雍正三年(1725），杭州的土棍董御天在倉橋面鋪因賒欠面帳而與鋪主發生爭吵，就糾集一大批流氓，連續打砸倪四、許雲先、王長善、徐雲鄉四家面鋪。（甘國奎：《奏明整飭地方戢暴安良折》，《宮中檔雍正朝奏摺》，第四輯）另據時人記載：「邇來杭城有等不營生業、游食趁閑之輩，專逞耍拳使棒，名為打手。教師引誘自家子弟，轉相學習，結黨成群，見事鴟張，沿街虎踞，到受他人之雇，代為泄忿報仇。抑且入豪右之牢籠，甘作『飛鷹走狗』」(趙士麟：《武林草附刻·禁打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