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二：相濡以沫五十年(1)

回憶和金易在一起的日子

沈義羚

一、在北京大學

1939年，我從女一中畢業，考進北京大學文學院中文系，我認識了金易。他學名王錫，河北玉田人。當時班裡有不少是冀東一帶的人：劉曜昕是豐潤縣人，徐守忠、苗貞華是武清縣人，仇煥香是順義縣人……聽說他們曾結拜為義兄弟，人稱「北大七子」。後來他們還組織了「詩詞研究會」，會員擴大到半個班的同學，也有女生參加。

我記得當時搞過一些活動，如參觀故宮博物院，到儲秀宮看為西太后六十壽辰寫的《萬壽無疆賦》，有陸潤庠寫的，還有……據說慈禧並不滿意。還訪問過研究《紅樓夢》的專家學者俞平伯。那天不巧俞先生因事外出，我們卻有幸見到了俞平伯的父親——翰林俞陛雲老先生。俞老身材不高，微胖，頭大，說話十分客氣有禮貌，一句一個「小兒平伯」，令我們這幫大孩子忍俊不禁，竟大笑了起來。

我們還走訪了淪落在民間的一位老宮女。她住在景山東街里的中老衚衕，離北大宿舍很近，是工友老李給介紹的。他和老宮女住一個院，是街坊。我清楚地記得訪問時間是霜降前後，地上已見冰碴，她屋子裡生了爐子。屋子不大也就10來米，是間西房，有些老式舊傢具：南牆是個黑漆大躺箱，想必是當年為西太后贈她嫁妝而置買的；北牆是一對雙層壁櫃，什件(銅活)擦得鋥亮；一張榆木擦漆的八仙桌，兩把靠背椅；條案上是座鐘撣瓶、帽鏡、帽筒……一個典型的老北京人之家。她給我們沏了一壺茶，是我們帶去的高碎(茶葉末兒)。老宮女有50來歲，面孔似黃白鏡子，頭髮開始花白，穿青布褲子、藍布褂子，腳上已穿上青絨毛窩(駱駝鞍棉鞋)，給人一種很乾凈利落的感覺。她說話慢條斯理，不高聲，不搶話，耷拉著眼皮，不直視人，帶著青年時在皇宮裡訓練出來的習慣。她簡單地告訴我們，她能看見的，如早起上朝前她伺候一袋煙，她怎麼點煙，還比劃了姿勢；一日三餐的排場，她只是遠遠地看見，因為由太監伺候；夜晚睡覺如何設防，輪到她值勤時就躺在西太后的腳底下的地上；宮裡沒廁所，太后怎樣接溲(大小便)。「傳官房」就是拿便盆，便盆什麼樣，裡面放檀香木的末以防臭味，便盆由小太監頂來頂去……

很快一個多時辰過去了，工友老李向我們使眼色，意思是該散了。我們很滿意，因為我們知道了一些書本上沒有的、官方文獻所沒有記錄的東西。她是她所經歷的那個年代、那段歷史難得的見證人。這就是我們初識老宮女的也是北大生活印象之一。

二、畢業即失業

在北京大學四年的求學時間裡，我和錫常常在北大圖書館(北大紅樓北側)里看書、翻閱資料、擇錄要點，為撰寫論文作準備。這個圖書館漸漸成了我們倆感情接近的地方，直到大學畢業前夕我們結婚。我們有共同的愛好，共同的語言，我們是幸福的。

但是在解放前，兩個大學畢業生都很難找到工作，畢業即失業。我們到處奔走，托遍親朋，然而談何容易。教書的脫掉長衫去拉洋車(人力車)、賣煙捲；行人手提什物被叫花子搶走，根本不是什麼新鮮事。

我們怎麼辦?讀書人愛書如命。我們只有一些書，忍痛割愛，賣書!先賣夫妻倆各有一部的史記、說文、魯訊全集(單行本)，賣一套，留一套。當賣鄭振鐸的插圖本文學史時，何等令人心酸!書賣了不少，不能再賣了。又賣結婚戒指，怕母親傷心，就偷偷換個包金的戴上。還賣什麼?賣結婚時親朋所贈的禮品，藝術檯燈、玻璃磚大花瓶，再往後真沒什麼可賣的了，竟把能裝4斤日本清酒的大洋瓶子賣了，一個4毛錢，換點切面以糊口。這是我們結婚後遭遇的第一個貧困苦難高峰。

三、日本廣島之行

就在這最困難的時刻，北京大學當時的校長錢稻蓀先生舉薦王錫，以北大高材生的名義赴日本廣島文理科大學任教。當時我們想，東渡扶桑也許是條求生之路呢!然而我們錯了。廣島之行給我們後半生播下了萬顆不幸的種子!那時日本軍國主義對外侵略，男人出征，遍地寡婦，人們的生活是百分之百的「配給」。我們在廣島的日子裡，沒看見過什麼食品、日用品，商店都上著板，不營業，沒東西可賣，市面蕭條極了。我們的長子因嚴重缺乏營養而致殘，造成我們終生的遺憾。當時我們心中默默地想：回國吧!離開這「荒涼」與「貧瘠」的土地!離開這個「女人國」，離開這個後來遭受滅頂之災的不祥之地——廣島。

母親的一紙加急電報「母病速歸」，救了我們一家三口。當美帝國主義向日本廣島、長崎投擲原子彈的消息震驚世界時，我們已平安地回到祖國，回到了家鄉北京。我們幸免於難，母親旋也病癒。

40年後的1984年，就在中日邦交正常化12周年到來之際，受當時我們黨的總書記胡耀邦同志的邀請，有3000名日本青年朋友來中國訪問，到北京歡聚。其中日本廣島文理科大學的數名學生還被請到我家做客。當時歡聲笑語的情形，至今記憶猶新。在紀念世界反法西斯勝利40年之際，錫寫了《憶廣島》一文，登在報刊上，作為對這一段歷史的回顧和見證。

四、困居濟南

正當我們從海外回到北京，錫賦閑在家時，不久，接到一紙新聘書，赴濟南銀行調查室工作。喜的是生活有了著落，悲的是火車於路上被炸，在驚嚇與飢餓中，好不容易才輾轉到濟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