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學志:那時我們畢竟還很幼稚(1)

王學志:那時我們畢竟還很幼稚(1)

王學志,1950年9月26日生於北京,北京92中六八屆初中畢業生。他父親是一名參加過淮海戰役的殘廢軍人,插隊開始后,他非常希望自己的兒子能夠到大風大浪里鍛煉成長。於是,思想激進的王學志身穿一件當時流行的棉猴,腳穿一雙父親穿過的皮鞋,背着行李,帶着一隻寫着「大海航行靠舵手,幹革命靠的是**思想」的大木箱子,和同學們一起來到了新窯子。

在王學志離開北京之前,92中的高音喇叭和其他學校一樣,也在不停地喊著「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廣闊天地,大有作為;讓我們到祖國的四面八方去」等等富有激情的口號,動員他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

其實,**的目的是什麼,讓他們去幹什麼,恐怕王學志們並不清楚。雖然當時不少同學有着一種好男兒志在四方的豪邁精神,但那時他們的思想和行動恐怕都是朦朧和盲目的,要不然知青們怎麼會喊出個「紮根農村一輩子」的說法。

王學志說:「我們走的時候,大多數同學都在16至19歲之間,那時我們畢竟還很幼稚,包括人生觀、世界觀、價值觀是個什麼東西,可能還沒有搞清楚,大家卻滿腔熱情地帶着**他老人家的最高指示離開了父母。去的時候,說是讓我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其實我們那代人當中的不少人卻是帶着一顆紅心,想去陝北改天換地,去除那裏的窮面貌。記得當時還有個口號是『把貧窮的帽子扔到大西洋去』。

「到新窯子后,我們感覺到和宣傳的以及想像的完全不同,所有的同學都認為上當了,當我們把東西搬進土窯洞時,所有的女同學都趴在箱子上哭了。好幾天之內,誰也不願意解開自己箱子上的草繩和保護箱子的其他物品,每個人都想着如何返回北京。很長一段時間,女生們在不停地哭,男生們卻是罵罵咧咧,儘管如此,但誰也不可能改變現實。

「在村裏待了一個月之後,大家都陸續逃跑回了北京,我也跑了。幾個月後,我才被街道按黑人黑戶督促回了新窯子。從此,我在那裏放牛、放羊、犁地、割麥子、打枷、背石頭、打壩,干著和村裏人同樣的農活兒。

「1970年秋,我被生產隊派往延安的七里鋪出民工打壩,在工地上,我認識了一起背石頭的當地青年葉德武,我們性格相投,無話不說。有一天,工地上的高音喇叭突然通知讓我趕緊回新窯子去,有要緊事。我當時也不知什麼事,回去后才知道我被招工了。拿着通知去公社報到時,我見到了葉德武,我這才知道他是我們萬花公社書記的兒子,是他幫了我的忙。幾天後,我倆被招工的幹部帶到了銅川運輸公司。

「到運輸公司后,我被安排進了廚房工作,剛開始我的內心很激動,心想再也不用挨餓了。結果的確如此,別人要憑飯票吃,我們大師傅卻交六塊錢隨便吃,包括豬肉在內也沒有人給我們限量。做了三年飯之後,我要求去修理車間當了學徒,修理了整整五年汽車。

「1978年秋,我也隨着大返城的知青開始聯繫調動工作。當時我家北京沒有門道,我只好投奔在《張家口日報》當總編輯的叔叔幫忙,通過他的關係,我調入了距離張家口市20公里的崇禮縣農機修造廠,我們廠主要負責修理全縣的鐵牛55和東方紅28馬力大型拖拉機。第二年,我又調入了縣交通檢查大隊。在此,我認識了從東北轉插到崇禮縣寧遠堡村蔬菜組的北京知青趙娟華,她是北京122中六九屆初中畢業生,當時她也有着八年的知青經歷,於是,相似的經歷使我們走到了一起。」

趙娟華說:「我們這一代人簡直是太難了,那麼小就被送到農村,大學也沒有讀過,幾乎所有的不順都讓我們趕上了。我們結婚後,很長時間沒有房子住,只好自己住自己的單身宿舍。回想起住房,可以說是我一生中最為艱難的事情,我們租過農舍,住過大隊部,睡過小賣店,也睡過庫房,佔過辦公室,佔過周轉房。這些年總共搬過18次家,直到2000年,我們才有了屬於自己的80平米福利住房。」

離開北京20年後的1988年,他們調回了北京。王學志在北京市農副產品批發市場工作,趙娟華在北京塑料一廠招待所上班。1997年,45歲的趙娟華退休,月收入為730元。1998年王學志的單位轉產,他也被劃到了內退的範疇,於是,他的收入也降為597元。

為了貼補生活,供兒子讀書,趙娟華去億客隆當起了促銷員,王學志蹬著一輛自行車在六里橋附近賣起了報紙。

幾年過去了,趙娟華認為自己已經成了一位大媽,不適合做促銷工作。王學志卻在街頭繼續叫賣著每天早晨5點鐘領來的幾種報紙。就連最近的**死人期間,他依然沒有休息一天。

王學志說:「賣報紙實為逼上梁山,剛開始賣報紙的時侯,的確磨不開臉面,一旦放開了,其實也就那麼回事。我自從2000年6月13日開始賣報紙以來,從沒有一個人小看過我,而且不少人成了我的老客戶,天天買我的報紙。為了自己的信譽,幾年來我沒有一天不去,每天早晨五點半到九點半之間,都在六里橋北里的1路汽車站牌下賣報紙,可以說是風雨無阻。」

王學志賣的報紙主要有《晨報》《信報》《京華時報》和《參考消息》,如果他每天早晨賣掉200份,利潤可達50元左右。現在,他賣報紙的主要目的是供正在北京農業大學讀書的兒子王超完成學業。王超今年上大一,每個學期的學雜費最少也要8000元。其實王超非常理解父母的難處,因此,他每月的生活費從不超過3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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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年的新窯子:一個人開始的村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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